序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读者们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巧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十几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从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写毛泽东，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便面临着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的问题。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

领袖的选择，对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领袖的错误，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既着重写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椭圆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 第八章《党的领袖》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

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41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1990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乘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

1991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前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时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纪念馆工作人员出于“职业习惯”，对我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时！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我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棻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

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后来成为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

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公室马骏给我很多指点。接着，我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采访中，我发觉，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微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的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至于出现了《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

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共福建省委前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

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

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86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

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86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60年前的重要往事，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

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

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不在北京，未能采访，后来才得以采访。与“刘伯承传记组”联系，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

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完成了这部同名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也就是要符合真实、事实、史实。

本书完成后，我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了“红色三部曲”：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作家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改名《毛泽东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

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英文版HISTORY CHOSE MAO ZEDONG。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法文版L'HISTOIRE CHOISIT MAO ZEDONG。

叶永烈
1991年12月26日初稿
1998年6月19日修改
2014年6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