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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才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那是因为他们得知，李立三分别在8月1日、3日，说了一些对共产国际甚为不逊的话：“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共产国际的忠实不等于对中国革命的忠实”“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那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岂容李立三如此“目无领导”，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话说成是那些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一下子升高了对李立三批判的调门。
至于此事一下子涉及瞿秋白，也“事出有因”：那是因为瞿秋白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与米夫产生矛盾，在1930年春被撤掉团长之职，并被派回国。不料，瞿秋白回国之后，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反而使他成为中共领袖，这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本来的意愿。用当时共产国际领导库西宁的话来说，瞿秋白在中国反而得到了“奖赏”！
米夫绝对不允许瞿秋白成为中共负责人，他指责瞿秋白“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看来，瞿秋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谁将取而代之？
26岁的王明，显得异常忙碌。他几度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坚决为他平反——须知，他如今已成了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以未来的中共领袖自命，正在忙着起草他上台后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就个人私事而言，王明也忙得够呛。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苦苦追求的女同学孟庆树总算回国，总算也被分配在上海工作。不料，她在1930年7月30日突然被捕，关押在龙华。王明以惆怅之情，写下一首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
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
有限长空无限思。
好不容易，孟庆树在11月22日出狱。“刚出班房进洞房”，翌日，她便与王明结婚了。
当然，最使王明兴奋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后台老板”米夫即将动身来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共的领导班子进行大调整。
王明“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赶写的那本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名《两条路线》），其中以近3万字的篇幅批判“维它”，亦即瞿秋白。王明说，是到了“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的时候了，并明确地要瞿秋白下台：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日日盼，夜夜盼，王明盼望着主子米夫早日来到上海。米夫却姗姗来迟，原来他“公私兼顾”，顺道到欧洲整容，使他那鹰钩鼻得以美化，不那么讨人嫌了。
12月10日，米夫容光焕发，出现在上海。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如今，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虽然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曾决定，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只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可是米夫却不然，他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俨然以上级自居，他要对中共指挥一切！
米夫一到上海，便采取了一系列更新的措施：
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根据他的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为王明平反。
12月26日，又根据他的指令，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这是王明头一回在中共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江南省委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设立的，管辖浙江、安徽、江苏三省，是中共地方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王明的前任是李维汉——中共六大之后，李维汉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来，中共江南省委成立，李维汉被撤职。
就在任命王明新职的同时，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米夫简直成了中共的“太上皇”，他的包办代替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会议还没有召开，他越俎代庖，已事先起草好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拟好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会议的出席者37人中，有14人不是中央委员（包括王明），所以会议改称“扩大的四中全会”
。
1931年1月7日上午8时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深知有许多人反对王明，为了使反对者措手不及，没有准备，他来了个突然袭击。罗章龙说：“我和一些中委是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的。”
有的人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
这次会议的基调，是否定三个多月前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中共中央全会，只开了一天──准确地讲，是15小时，即从上午8时半至晚上11时半。
因为“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地举行。因此今晚10时半钟必须结束”
。但是，由于发言的人很多，会议不得不比预计的结束时间延迟了一小时。
会议依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也是此人作的，就连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也是此人主持的。反正支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他，支持瞿秋白是他，此刻倒瞿也是他，半年之中变了三次！凭借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他仿佛成了不倒翁。
向忠发特别强调必须尊重共产国际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是不容许的。”
30多人在会上发言，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代表发言限制在15分钟之内──但是许多人的发言超过了限定的时间。
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候作了结论式的长篇发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会议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共产国际代表的发言记录也完整地保存着。但是，记录上只写着《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并未写明共产国际代表是谁。
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最大的可能性是米夫。
据会议的出席者罗章龙回忆，米夫出席了四中全会，并作了长篇结论。罗章龙还记得，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袁乃祥在会上拍桌子与米夫发生非常激烈的当面争论。
另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一书中也写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
。”
还有，《王明评传》一书也详细记述了米夫出席并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
但是，也有人查证，米夫没有出席六届四中全会，而是居于幕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德国人艾伯特，艾伯特忠实地执行了米夫的意见。
不论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谁，都是体现了米夫的意见，这是无疑的。
据记录，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作结论时，这么谈及向忠发和周恩来：
忠发、锡根、向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这样，向忠发因是“工人同志”，仍保持了总书记的职务；周恩来在“打他的屁股”之后，也算是留了下来。至于李立三和瞿秋白，那当然毫无疑问要“滚蛋”。
中共的新领袖应该是谁？会议的幕后操纵者米夫早已圈定——王明！
米夫的“改造”方案，终于在大会上亮相：
立三、秋白、罗迈3同志退出政治局。
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5同志加入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9同志，其中5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16人中10人是工人出身。
也就是说，原先中共的主要领导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了政治局，李维汉连中央委员都没保住。
米夫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
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名单刚一宣布，全场哗然。
此时忽地杀出一彪人马，坚决反对米夫所拟的名单。反对者不是瞿秋白，却是罗章龙！罗章龙所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居然当众念了另一份也是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针锋相对，分庭抗礼！这样的对抗局面，使会场变得一片混乱。
为首者罗章龙，颇有资历：当年，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征友启事》的就是他。那时他是长沙长群中学的学生。后来，他参加了新民学会。中学毕业后，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0年，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不久，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在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罗章龙也激烈地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他曾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是立三主义的变本加厉”，坚决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及因此而产生的补选”。
罗章龙
罗章龙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却想不到米夫并未看中他们，而是选中了王明！这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与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
罗章龙一派的史文彬站起来，宣读了一张补充中央委员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祥、孟宪章。”
显然，罗章龙要与王明争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尽管他们反对李立三、反对瞿秋白是一致的。
两派的斗争白热化。罗章龙扬言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米夫操纵会议。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高叫：“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只有投票表决。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人有表决权？”
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然而，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并非中央委员，却强烈要求拥有表决权。如果不同意这些非中央委员拥有表决权，会议会吵得更厉害。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决定：“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这么一来，那14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
表决的结果，当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
罗章龙一派失败了！
王明，在12天前跃为中共江南省委代理书记，此时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一天，在吵闹声中结束。
罗章龙并不就此罢休，他联合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锦、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
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
据罗章龙回忆，以他为首成立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如下：
罗章龙（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
史文彬（中共六大监委主席，“铁总”主席兼总党团书记）
林育南（上海总工会常委，“苏准会”秘书长）
何孟雄（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
李求实（曾任中共中央书记，上海反帝同盟书记）
唐鸿景（宏锦，东北区党委书记）
李震瀛（上海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
王仲一（北方局书记，“铁总”组织部部长）
张金保（“全总”女工部主任）
袁乃强（乃祥，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后任唐山市委书记）
沈先定（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徐渭珊（上海“纱总”主任）
张昆弟（北方局特派员，“铁总”北方办事处主任）
王凤飞（凡乙，凡一，原九江市委书记，后任上海闸北区书记）
谭寿林（“全总”秘书长）
陈郁（“海总”党团书记）
吴汝铭（雨铭，“铁总”秘书长兼中共顺直省委书记）
刘峻山（江西省委书记）
孙秀峰（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
童昌荣（湖北省工委书记）
霍锟镛（湖北省委工委书记）
韩麟符（北方局农民部部长）
萧道德（“苏准会”主席，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罗章凤（“苏准会”副主任兼保卫科科长）
陶兰（女，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徐朋云（豫鄂皖苏区代表）
郑芹瑞（豫鄂皖苏区代表）
陈之昆（洪湖苏区代表）
王士青（青岛市委书记）
卢福坦（胶济铁路工会主席）
马人骥（天津海员工会主席）
姜英（东北军委书记）
还有：李进、刘鄢（刘炎，女）、李梅羹（李墨耕）、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后来，罗章龙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无效。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此后，罗章龙在湖北、湖南等地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生活在北京。笔者曾两度访问过他，当时他虽年已九旬，但记忆力仍然很好。
罗章龙曾风趣地对笔者说：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瞿秋白，第三个是李立三，第四个是我……其实，说来也有“缘分”，陈独秀有个“独”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个“三”；我呢，那罗字头上顶着个“四”！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曾以沉重的笔触，写下这样一段悲怆无比的话：
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50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
论资历，作为中共一大主持人的张国焘，本来就不把王明放在眼里。在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曾跟王明闹过矛盾。而此时，张国焘见王明踌躇满志，便在党内刊物《实话》第13期上发表文章，吹嘘起王明来：“陈绍禹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所谓的陈绍禹派，这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陈绍禹派”亦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