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颇具神秘色彩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但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里，果真开办俄语班，只是教俄语是为了使学生听懂俄国教师讲课而已。

这所学校的全称，叫作“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1925年9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上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11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

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刚建立时，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

副校长非常年轻，才24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板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1917年，他16岁时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个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并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1927年5月13日到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

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1928年3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1927年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当时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8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1927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其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其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原是带有“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 ”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又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1931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1931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1904年，比米夫小3岁。1925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

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中山大学的八个来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

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中山大学大权，王明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

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28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对中国革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他们通常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萧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杨尚昆等。据说，还有一个小同学徐以新，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也支持王明，可是观点常动摇，算是“半个”，故又被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米夫参与了扶植向忠发的行动，让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不过，当米夫提议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受到了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连代表都不是，况且又未曾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怎么可以选他作为中央委员呢？

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1929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了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

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1930年1月12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

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2月28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

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1930年6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

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质疑他“懂多少马克思主义”，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王明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在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6月11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6月20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但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合，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认为李立三“左”，却认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右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责罗伯特“右倾”，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

几天之后（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是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博古，最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李立三，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茨基主义的混合错误”。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谈话，宣布他们四人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因而是违反党纪的。向忠发还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以纪律处分：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王明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调往工会组织，何子述调往天津，王稼祥调往香港当党报记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离开上海。王明仗着有米夫做后台，不服气……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10月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沈泽民、凯丰、陈昌浩、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向王明透露了来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产国际要对李立三升级为“路线斗争”，同时要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

王明顿时活跃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正是他夺取中共领导权的大好时机！这时，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还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将袭来…… q0s9DVXfB12dIQP7TKPTU9iOiMn8Tt51BBwtblUWjcebvG9WdQMoTuVtdpSYOU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