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上海，忽地来了个三十来岁、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脚做生意。

他自称名唤“萧柏山”。不过，这位古董商仿佛是个戏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里，这位“古董商”变得非常忙碌，不断地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总书记的派头。

“萧柏山”，便是李立三。

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可是，中共的实权却操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立三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其实就跟向忠发忽然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样。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

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而且一开就开了两个月。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

于是，在1928年9月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发其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

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32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本来，他跟罗亦农一样，很有希望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1918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马克思著作，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真髓。1920年9月16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我认为首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

蔡和森于1921年年底加入中共，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进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去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销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29年1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其中苏兆征于1929年2月才从苏联回国，并且回来的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汉字笔画正好28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璈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

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16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7年，18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到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来，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珪（字镜蓉）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

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1919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1921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立三加入中共之后，从事工运。1922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1925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李隆郅三字笔画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竟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7年，李立三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部长，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1929年8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二人被捕牺牲。

1930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

“冠”何人？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休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被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 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

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急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

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

斯大林在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凹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

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1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

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时，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KRcQF/cNLCIt9PThUb00ehEbcc/DeLFERqY4tazeFUwzyTmh44MHxC7vq8XHVw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