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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由右朝“左”偏航。
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28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9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着上海，处处谈“共”色变，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扫描”，巴不得盯住每一个“赤色人物”。
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近6万人，直线下降到1万多人。
心急似火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自己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样，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了。
当然，最激烈地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难怪他来华时，带来了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和周恩来，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这样，周恩来又重新进入了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武汉暴动——原定11月13日上午8时武汉三镇工人总罢工，举行暴动，进攻友益街，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
长沙暴动——12月10日晚7时，湖南省委组织200人敢死队举行暴动，企图占领长沙。敌人连夜调来一个师，一下子就把暴动压下去了。
在“广州暴动”中牺牲的张太雷
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领导下，举行广州暴动。暴动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当场牺牲，暴动也迅即失败。
此外，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也都惨遭败北。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新上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威信扫地，陷入了困境。看来，他在领袖的座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谁将替换瞿秋白呢？
一个出乎意料的机遇，使一个并不具备领袖才华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儿八经的总书记！
那是八七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忽地发来通知：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将到来。1927年的十月革命节非同往常，乃是10年大庆，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这样，中国共产党也要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庆贺。为了表示对工农干部的重视，此次所派的是“中国工农代表团”。由谁率领呢？自然应当派工农出身的干部。
最合适的人选，应是苏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不巧，他正生病，不能远行。
于是，选中了向忠发。在八七会议上，他跟苏兆征一样，都得了全票。
另外，还指派了李震瀛作为向忠发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宝森，天津人，1921年加入中共，一直从事工人运动。他在1922年领导了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出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
1925年，李震瀛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后来，又成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李震瀛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时，他是与会者之一。后来李震瀛参加罗章龙派，于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在上海被捕，发表声明不再参加革命活动，获释后在天津敦庆隆绸缎庄当店员，后来下落不明。
历史把机遇给了向忠发。他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这时，共产国际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此时出现的向忠发——这位47岁的老工人——正适合共产国际的需要！
这样，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在参加了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共产国际为了加以培养，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并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着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那里举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
那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瞿秋白的“后台”罗明纳兹，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正因为这样，他主张不断地在中国组织暴动。瞿秋白忠实地执行了这位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则以米夫为首，他激烈地批评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米夫在《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一文中批评罗明纳兹：“中国资产阶级不算做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他就犯了一个错误，轻视中国目前革命斗争的一切困难。”
罗明纳兹反唇相讥，嘲笑米夫“右倾”。
瞿秋白组织的一系列暴动的失败，特别是广州暴动的失败，使罗明纳兹面临被“查办”的危险。虽然他在1927年年底回到莫斯科，但还一再鼓吹他的主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否定了罗明纳兹，批评了他的极“左”主张。
斯大林、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发的声望。因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明纳兹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1934年年底，36岁的他自杀身亡。他自杀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