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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已成事实。泥陷“冰火两重天”的复杂经济让人如坠云雾。一边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滑坡刹不住，工业和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另一边则是娱乐、旅游等消费红红火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3.4%，两极分化，令人费解。除此之外，社会的复杂更是扑朔迷离：有的贫穷如非洲，有的富饶如欧美；有冷漠的“路人甲”，也有热情的“西城大妈”……不仅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直呼中国真复杂，不敢自认‘中国通’”，就连自上而下的国人都坦言“中国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为此，父母打小就谆谆告诫“社会很复杂，做人要懂得八面玲珑，多一个心眼多十倍机会”。可见，中国经济超复杂早已成为社会共识。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超复杂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包抄合围”的综合结果，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它又呈现以下特征：1. 中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并且拥有世界上没有而中国独有的矛盾。“后发赶超”的雄心壮志，借势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让中国在兼容并蓄和超速行进中不仅收获了各种盛赞，也将世界所有的矛盾“一股脑儿”压缩进自己的“集装箱”内。美国的民族矛盾、英国的阶层矛盾也都能在中国觅得身影。而在“先富论”“猫论”“发展是硬道理”等顶层设计的造势下，又孵化出中国独有的矛盾，如土地拆迁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仇富仇官矛盾等等，中国在矛盾的旋涡中乏于脱身。2. 纵跨几代人的复杂性依然未解。既有计划经济时期效率低下的矛盾，又有非均衡国策背景下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矛盾，还有20余年城镇化累积的人地矛盾，纵然“强人政治”也解不开这迷局。更何况，恰如在资本时代，投机意识、利益观念加重了“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失衡，时代的重叠也让中国“积病”未除又添新病，根治愈发艰难。3. 中国是囊括方方面面复杂的矛盾综合体。时代与社会的急转型，让众多矛盾的两极性交杂在一起，熔铸出超复杂的中国矛盾体：一面是反腐、打黑重拳出击，一面又是暴力执法怨声载道；一面是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走，一面又是社会发展貌似回潮；一面是舆论自由愈加开放，一面又是左右意识纷争愈发激烈。喜与忧交织，危与机同在，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滚出了中国这个什么都有的复杂综合体。
而当中国经济超复杂的社会现实撞上了学派争鸣，一场激烈的舆论攻防战又硝烟四起，各有阵地，你来我往，大有三观不合、鸡同鸭讲的架势。一边是鹰派讥讽复杂中国是机制揠苗助长捏造的“怪胎”。为了超英赶美突破“包围定律”，政府“举国体制”大摆“王炸”棋局，抬高城市压低农村、拉扯工业轻视农业、重金融轻实业，将天平无限倾斜于经济，以致矛盾累加，内部骚乱一片。而另一边则是鸽派怒斥复杂中国是阴谋论者的夸大其词。“阴谋论者不为解释别人，只为抬高自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舆论场的多元化本就注定了中国的复杂本性，阴谋论者无非是借复杂来妖魔化中国。“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一点风吹草动，便被阴谋论者捕风捉影，无限放大，唯恐天下不乱。很显然，二者都以自己的是非判断为前提：揠苗助长是错的，所以制造了复杂；阴谋论是错的，所以捏造了复杂。但主观上的是非标准说明不了复杂的由来，反而将简单的问题越描越复杂。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并不复杂，回归客观时势，将找到清晰的逻辑：首先，中国是超级大国，超级大的历史惯性是“复杂中国”的扰动因子。无论是总面积、总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中国都堪称综合大国。但社会的各种构成要素愈多、变量愈多，不确定因素也愈多。加之利益结构的变革、区域的巨大差异性，又增添了社会整合的“阻滞因子”，编织出一个硕大的复杂中国。中国超级大的经济版图，既锻造出城乡不平衡的“二元社会”，也切割出东中西部“三个世界”。中国拥有超级大的人口规模：欧盟26国共4亿多人口（英国除外），但中国是它的3倍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国家共12亿人，仍比中国小。超级大的人口规模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复杂化、政治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价值观的碎片化，再受官媒、网媒等多条发声路径的舆论干扰，社会的复杂态势瞬间聚拢、传播，无限放大了中国复杂的事实。此外，超速发展的成就也素描出了一个混合的“大”字：企业大、规模大、产量大、城市大，但“家大业大，百业难调”，也深深刻上了时代的“问题”烙印，低端过剩与高端稀缺间的矛盾、民企与国企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等大爆发，又迫使中国的复杂进一步“版本升级”，欲破还难。
再者，从纵向逻辑来看，中国两类历史的重叠，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超复杂现实。中国历史被时代划割成两段，一段是改革前5000多年的文明史、建国史，一段是30多年的改革史。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互相杂交，从“社会人”到“经济人”，中国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资社之争、派系之争、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矛盾，都侧面印证了中国复杂的必然性。1. 前段超长的历史。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不要说5000年的文明进化史很复杂，就是60多年的建国史也很复杂；不要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很复杂，就是一部抗战史同样复杂”。正因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国外避免了而国内避不了，民族问题、边界问题、地区问题等国外都比中国简单得多，正是因为其历史短暂，没有遭受遗留问题的荼毒。2. 后段超短的历史。30年的超常和超速发展，在证伪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将西方300年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和阵痛全盘吸收，“行动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催生出的是经济腾飞与各类复杂的矛盾“等量齐飞”。
其三，横向比较，枯木逢春后，各种改革变量齐上阵，成为中国无法承受之重。国内的改革开放遇上了国外“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大势，又托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洪福，巨大的社会能量瞬间被激活，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各种“舶来式”改革风起云涌，到了中国却走了样。如欧美渐进式的城市化“生态与发展并行不悖”，而“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的中国城市化不仅打造出了“千城一面”，更引发了资源、环境、拆迁等一系列连锁矛盾。伴随GDP的颓势、红利的消失，各类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张口根据××理论，闭口××指标参数严重过高，复杂中国即将“爆缸”的论调此起彼伏。但好在中国自有其非典型性：“打左灯往右拐”、以“政府+市场”的“二人转”左平右衡，反而将各种经典元素在中国的集中爆发化繁就简，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以此观之，中国的超复杂又真的不复杂。当年国内弥漫中国崩溃论，笔者就提出中国进入起飞期，就是因为在超复杂的表象中看到中国崛起的“5+1”（即工业经济、城市化、市场规模、国民禀赋、战略纵深+改革空间）。因此，相较于混乱且以主观臆断为前提的经典理论，中国更需要理论创新。更何况，“钥匙挂在问题上”，原因就隐藏着破题的密码。既然中国的超复杂是历史“积病”的积劳成疾，是改革操之过急后的乱象叠加，也是超大国体背后的“众口难调”，鉴此，破解中国经济超复杂的局势不仅将在于正视历史、扬长避短，还将在于用公平的改革收敛人心。一旦人心归一、改革落地，再借势中国超级大的体量优势，“众力合围”复杂难题也将迎刃而解。届时，中国各个群体、各个阶层乃至各个区块，在历经勾兑、调整归位后，中国社会也将实现良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