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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西兰（以下简称澳、新）两国正日益成为中国海外购地置业的主战场。2010—2014年，新西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土地64.62万公顷，其中中国购买了3.49万公顷，虽排名第5，但涨幅惊人，从2010年的53公顷跃升至2014年的1.1万公顷。而借着新西兰总理访华的热度，《福布斯》中国前十富豪更是组团来“买买买”，大有占领新西兰之势。“吸金”中国，澳大利亚毫不示弱，2009—2010财年，中国对澳投资总额为162.82亿澳元，排名第三，而2014—2015财年，投资总额为465.63亿澳元，暴增186%，排名第一。过去5年，中国人在澳共买入价值509亿澳元（约合人民币2521亿元）的房产，而最近两年（2013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买入额就贡献了其中的72%，即1818亿元人民币。
随着对澳、新投资暴涨，中国人正在发现并开辟出自己的新大陆。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将欧洲过剩人口与资本引入新大陆，为无法在欧洲古老国土上尽情展开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找到大显身手的空间，缔造出前所未有强盛的伟大帝国——美国，而今中国人亦开启“新大陆”之旅，两者在逻辑上具有延续性，但时空背景却截然不同。澳、新基本没有完整发达的工业经济，国土大、人口少，现代农业足以支撑其成为发达国家。就地缘而言，澳、新远离欧洲，小小大洋洲的岛国，很少遭遇地缘政治冲击，属于偏安一隅。此外，地质年代年青，尚未全面遭受市场经济登峰造极后异化的荼毒。因此，中国人所面对的新大陆，与美洲新大陆相比，既有优势，形势也更复杂。
首先表现为空间上的新大陆。一是澳、新地广人稀，具有吸纳人口与资本的巨大空间。澳大利亚国土面积世界第六，约769.2万平方公里，人口2350多万，人均耕地面积约2.68公顷，中国人均可耕种面积则不到0.5公顷，差距4倍以上；新西兰国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4万，绝对值难以望澳大利亚项背，但胜在可利用国土面积极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地广人稀，不仅巨量土地有待开发利用，吸纳人口的内在需求也颇为强烈。中国人口众多，生存空间相对逼仄，近年来环境日趋显著恶化，同时愈演愈烈的国内去产能将大量资本挤出，无处可去的过剩资本亟需泄洪，出海寻找投资洼地，自然与澳、新一拍即合。
二是两国的产业偏态与经济危机。澳、新均为典型的产业偏态型国家，以矿业、农业、畜牧业、林业等高度依赖资源的产业为主，资源型国家在经济上行期，往往赚得盆满钵满，一旦危机了，摔得也最惨。如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时，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也跟着卖了好价钱，而今铁、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矿业繁荣的终结令澳经济陷入困境。2016年5月，执掌能源30年的沙特石油部长黯然下台，沙特实行新政，动手破解石油依赖症，标志着资源国觉醒的开始。澳、新也不例外，通过引进类似中国这样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利于产业“纠偏”。
三是前所未有的招商力度。某种程度上，中国已成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与资本来源国，世界各国要么拼命想把东西卖给中国，要么玩命想把中国的钱吸引过去。实际上，澳、新总理争先恐后往中国跑，也离不开这两点，手段即是规模庞大、规格超高的招商会。特恩布尔访华期间不惜花费30万澳元（约140万元人民币）在上海举办午宴，出席者包括1000名澳商界代表与约800名中国企业家与政府人士，重点展示澳洲特色，甚至他的“中国”儿媳都成了“卖点”。约翰·基访华午餐会直接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手，70位中国顶级企业家如柳传志、马云等悉数到场，可谓大佬云集，盛况空前。两国为示好中国不遗余力，效果自然显著。
四是自贸协定升级空间很大。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边贸易关系。2015年6月中澳签署自贸协定，12月20日生效后双方大幅削减了关税，有力推进了中澳贸易往来。而约翰·基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则是推进中新自贸协定升级，他抱怨说新西兰从2016年起对中国产品全免税，而中国进口新西兰产品却仅有55%免税。出于公平，未来中澳、中新间贸易空间尚有很大挖掘潜力，双方企业都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
新大陆也将带来新优势。一是改革与制度优势的优化结合。澳、新作为“农业型”国家，崇尚慢生活，安于现状，但强调法治、规则，而中国36年改革积累了大量经验，加上中国人历来善巧方便，长于变通，进入新大陆后，改革的思路、劲头与规则格式化相叠加，实现强强联合，很可能长短互补。二是创新与自然结合。澳、新自然资源相当优越，陆地、海洋资源开发远远不足。澳大利亚坐拥长达36735公里的世界最长海岸线，新西兰则有6900公里，动辄绵延百公里长的优质海滩闲置在那里静听潮起潮落。而这些资源一旦与环境友好型的新经济嫁接融合，立马可变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三是贤人与闲人并举。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被认为缺乏文化底蕴的澳大利亚，区区两千多万人口便有多达12位诺奖得主。实际上，科学、创新、突破主要源自两大路径，要么是倒逼型，即外部压力“压榨”出来的“急中生智”，人类历史上诸多发明创造皆是如此，主要依靠的是贤人辈出；要么是主动型，即闲来无事“脑洞大开”，充分发挥想象力想出来的，主要依靠的是闲人辈出。澳、新稳定的社会制度、优质的生活品质、高端教育资源，为闲人专心搞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催生出大量顶尖科学家与创新者，如世界顶级心脑血管疾病研究机构、比特币之父“中本聪”等。
正是由于新大陆难以抗拒的投资魅力，中国企业蜂拥而至，也触发了当地的恐慌与担忧，有关政治、安全等非议此起彼伏，近期上海鹏欣集团对澳洲7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收购案遭澳政府否决即为明证，折射出开发新大陆的艰辛与不易。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屡败屡战，不断探索新模式，主要包括：先易后难模式，即先收购再扩张。如中房置业先后在澳、新投资小型牧场、土地，并通过赞助足球俱乐部等公益事业与当地建立良好关系后，再择机进行大笔收购案。先难后易模式，如海尔。海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办厂时，坚持打海尔的牌子，中方投资方是海尔，企业的名字是海尔，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海尔牌的，初期投入大、见效慢，但经历较长困难期后，品牌被当地消费者认可，就可享受产业链高端的超额回报。先股权后品牌模式，如光明集团。光明集团海外并购走的是股权收购的路子，然后将所购公司的产品以光明品牌向国内销售。海外研发模式，如华为。华为在全球建立了8个地区部和32个分支机构，建有多家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居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提供服务结合起来。借船出海模式，吉利即凭借此模式“老鼠吞大象”吃下了沃尔沃（吉利估值不到5亿美元、沃尔沃估值40亿美元）。当时吉利聘请洛希尔集团（即国内熟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充分利用其在跨国并购领域的长期优势，用最有效的投入获得了可观的战略价值。
未来，中企海外投资，将更多体现为内外复利、市场回路，一方面把国内通过制度红利积累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大陆、新机遇，赚取全球化投资红利，另一方面，用投资海外的成果——更优质产品与服务、先进技术、管理理念来回哺国内市场，最终打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