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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越来越纠结之时，“权威人士”把中国经济走势定调为L型，重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呼吁大家“增强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虽然从面上看，201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仍运行在合理区间，好于市场预期”，但从结构上看却经不起深究。具体而言，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唯独进出口总值同比负增长5.9%，如按美元计算，则同比负增长11.3%。如果说在过去中国经济出现“万马狂奔”景象，主要是“三马当先”——固投、消费、外贸在入世10年间年均增长分别为22.8%、15%、21.7%。如今，固投、消费这两匹马的速度慢下来，外贸这匹快马直接瘸掉，这对于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0%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创。尤其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复苏乏力，外部需求低迷，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世界贸易量增速将连续第5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无论中国国内在对外贸易上怎么调，国际环境不支撑，也是白忙活。由此可见，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内部，还在外部，但如果只归咎于外部因素却是手电筒做派——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显然不是真的勇士，不敢直面惨淡的现实。
解铃还须系铃人。迫切的现实是，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强大的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首先，在去产能大背景下，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必须寻找新出路，而不是在国内“坐以待毙”。如中国高铁，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建设运营了1.9万公里高速铁路，如此速度与规模仅囿于国内发展显然空间有限，而放置四海则大有作为。尽管中车2015年2419亿元的主营收入当中，89%还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增幅仅有4.51%；海外营收占整体的1/10，却同比增长了66.91%。目前中车已经进入世界上101个国家，其中美国是其最主要市场之一，2016年3月中车拿下芝加哥800多辆地铁车辆采购项目，标的金额13.09亿美元，创下中车出口发达国家地铁项目的最高纪录。再如政府融资职能被剥离，转型迫在眉睫的城投公司，以及在国内宏观调控左右调摆下求生、几乎“人人喊打”的房地产企业，其出路也在海外。2013年时中国房企海外投资总额为113亿美元，2014年达到165亿美元，而2015年这一金额已达到213.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其次，为平缓本轮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用心良苦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货币超发背景下，中国将引爆第四次金融大爆炸，并将炸向全球，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也将主导这一趋势。金融的本质是钱生钱，不管是土地和资源，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收入，都能变现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政府印出来的钞票（“前货币”）进入市场，变成不受控制的脱缰野马，即“后货币”，也就是说货币会自我扩张，把钱变成更多的钱。当面对缺失的信用、不确定的未来、不靠谱的科创，这些钱一边泛滥成灾，另一边又要积极地寻找安全港，比如涌进调控放松下的一线城市楼市，又如流向大宗商品期货，再如掀起海外投资浪潮。可以说，海外投资既是消化过剩产能的无奈之举，又是金融资本的必然之势，也是到外部寻求破解国内困局之路，同时暗含了中国的未来在世界之意。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超万亿美元大关。中国海外投资倍增，除货币寻找安全港的原因，还有诸多考量：一是商贸因素。在各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之时，企业“走出去”，把工厂建在海外，更容易突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国家战略需要。在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上，通过巨额投资直接控股或收购国际领先的公司，不论是粮油谷物肉类的生产、物流，还是晶圆芯片的设计、制造，抑或转基因产品和种子开发，无一不在产业链的高端，是关乎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如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的创纪录金额收购瑞士农业企业先正达。三是企业开疆拓土诉求。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如投资俄罗斯、阿拉伯半岛、巴西），掌握技术和管理方法，包括资产优势，如品牌，进而实现国际化战略，如海尔以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旗下的家电业务。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达401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四是居民寻找宜居之地。相比国内可怕的雾霾，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欧洲、澳洲等国家更适合生活居住，不仅有宜人的自然环境，还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优质的教育资源、免费的医疗制度、良好的创业环境，像纽约、悉尼、墨尔本、温哥华、伦敦都成为中国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地。
海外投资也需要“两厢情愿”，但问题是，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始终面临去WTO与再WTO两股潮流的纠缠，使得“走出去”愈发复杂。在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是当下各国的自然之举，但对尽享全球化红利的中国而言，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推动再WTO化——“一带一路”却是有着更强大的动力。用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共享经济发展，既把一些小兄弟拉入麾下，又能展开“新圈地运动”，还能利用危机兼并重组，更能让中国与世界相连，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容易地把中国西部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潮流的逆向而动，再加上中国企业与居民投资的“大手笔”和“爆买”行为，引发一些国家的恐惧与不安，甚至出现排华、反华事件。
一个表现是，各国对于中国购买港口特别恐惧，往往被视为中国打造全球殖民通道，或者具有更多的军事战略意图。比如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于2014年9月正式动工建设，却被新上台的斯里兰卡政府叫停一年之久，即便科伦坡港口城如今全面复工，但合同被修改为，中国企业在该项目中不再拥有永久业权，只享有99年的租赁权。
另一表现是对中国大量买地极其担忧，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购买力推高当地房价，导致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购买大片耕地导致“资源掠夺论”，因此对中国买家格外敏感、警惕。在加拿大，2015年温哥华约1/3的房子被中国买家买走，温哥华地区独栋住宅平均价格上涨30%，每套均价达140万美元。据统计，温哥华市区家庭年均收入约7万多美元，按照目前的独栋住宅均价，一个当地家庭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一套房。在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0万平方公里牧场的家族企业基德曼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有中国企业参与竞标，却因“国家安全问题”，竞标和审核过程被搁置。2015年7月，澳大利亚将私人收购农业用地必须经过审批的门槛从2.52亿澳元下调至1500万澳元。
正因为此，中国海外投资遇阻和受挫是常态，而不是个案。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中企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不超过50%，海外矿业收购的失败率更是超过80%，可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在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而且各种投资陷阱比比皆是，尤其在利比亚、叙利亚、津巴布韦、朝鲜、墨西哥、西班牙这些小语种的小国和穷国，其经济下滑，法治欠缺，往往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中国投资或被“充公”，或被“扫地出门”。
除此之外，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教训也不得不汲取以避免。一是中国企业资产和交易等信息不透明，如安邦收购喜达屋时被质疑这家创立于2004年、迄今没有上市的省级汽车保险公司是否真能获得其宣称的融资，甚至安邦董事长的社会关系也遭到华尔街怀疑其动机不纯，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提高在所有权架构、融资来源和企业治理方面的透明度。二是政商关系的不确定，国外政府换届也将影响海外投资进展。如澳大利亚政府5年换了5任，还有政党之间的斗争，抛出“让最大牧场留在澳大利亚人手中”的决定不能说没有收买选票的考虑。三是中国企业向来善巧方便，仅仅“开最大数额的支票”对海外收购不再管用，因为交易后更需要可持续性经营，而不是把国内粗放式发展移植过去，不管不顾地涸泽而渔。鉴于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时，还需要融入世界，重构中国商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