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对自身的影响

保罗·瓦莱里是二十世纪法国主要的诗人批评家，一直奉马拉美为大师。瓦莱里对自己和马拉美之间个人和文学关系上的思考激发了他关于影响问题的想法，这些想法的深度也许仅次于博尔赫斯在《卡夫卡和他的前辈们》中的思想。可惜的是，博尔赫斯对文学影响的描述过于理想化了，把任何与前辈对立或竞争的念头排斥在外。雪莱曾豪迈地说过所有的想象文学可以构成一首涵盖一切的循环长诗，博尔赫斯更进一步，把所有作家都融合起来，借用乔伊斯的表述，将他们变成“此地一个莎士比亚—荷马普通人” ，据为己有。

不同的是，瓦莱里扎根于笛卡尔思想的传统，因而能够更现实地承认自己对马拉美长期的爱慕和崇拜中复杂矛盾的成分：

瓦莱里接下去又说了另外一些想法：

这里的关键是头脑的防御体系，一个诗人如何抵御另一个诗人的影响也正是审美智商的同义词。与马拉美的较量成为了一场与死亡天使的较量，目的就是为了赢得一个新的名字：瓦莱里。马拉美和达·芬奇一样，成为了头脑力量的代名词。但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在英美文学传统中，弥尔顿和华兹华斯这一路的诗人认为意识有压倒死亡之域的力量。瓦莱里同在法语语境中的爱伦·坡和马拉美一样，想要拥有的只是意识对自身的力量，这是一场笛卡尔式的追求，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法语文学的中心人物不是拉伯雷、蒙田、莫里哀，也不是拉辛、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或普鲁斯特。而是笛卡尔，他在法国的地位相当于其他国家为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歌德、托尔斯泰或爱默生保留的位置。就称之为奠基人的位置吧。文学影响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俄国和美国的表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法国就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奠基人是一个哲学家，所以情况也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瓦莱里认为崇高是“纯粹因演绎而生的美，也就是说笛卡尔式的美”。奇怪的是，他此处描绘的是爱伦·坡的《阿恩海姆乐园》（ The Domain of Arnheim ），这是一部（和爱伦·坡的所有东西一样）因为被翻译成法语而变好了的作品。

瓦莱里有一度想离开诗歌，而他的诗是自雨果以来的法语诗中最为精致的。热爱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的读者可能会有异议，但瓦莱里本人是同意的，他非常准确地评价说雨果在“他显赫的晚年达到了自己诗歌才华的最高峰”。瓦莱里的诗作不多，很挑剔，但他最好的诗可与雨果的媲美。然而，在马拉美成为他的导师之前，瓦莱里在一段时间里放弃了写诗，转而“纯粹地探寻自我意识”。瓦莱里承认意识起源于文学，但为了厘清这种意识，这位诗人—批评家必须让自己与诗歌疏离。

如果你是哈姆莱特或瓦莱里的话，那为了自我意识而探寻自我意识也可以是非常重要的通向内心之旅，但对大多数来说，这样的探索可能会彻底陷入唯我主义。那些聒噪着要把文学从生活中分离出去或者要把两者拧合起来的人都成为了精神上的官僚，仇恨学派和厌世学派的教授。瓦莱里则聪明至极，他在那首关于海边墓地的伟大的诗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声疾呼：风正起，我要活下去！

“头脑对自身的影响和作品对作家的影响”是瓦莱里关于文学的冥想中的关键环节。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莎士比亚的头脑对其自身的影响，又如何研究哈姆莱特对创造了他的戏剧家的影响呢？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来思考惠特曼在《乘坐布鲁克林渡轮》和三首绝妙的哀歌（《来自不断摆动的摇篮》《当我随着生命之海退潮》和《当紫丁香上次在庭院中绽放》）中表现出来的与自己的关系呢？至少，我们可以马上说我们只关心自我影响在最优秀的作家身上的体现。《尤利西斯》对于《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作用无比重要，但厄普代克前期的作品对他后期作品的影响，只有推崇他的人才有兴趣了解。

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创作大师，亨利·詹姆斯完全可以成为瓦莱里冥想的对象，还有莱奥帕尔蒂、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克兰和史蒂文斯，这些作家都是在他们早年想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德这位自我意识上的怪物曾有一次著名的转变，从自我否定的诗歌转向自我弃绝的诗歌，当然我始终有些怀疑他到底舍弃了什么。 这位弗洛伊德的先驱到达自己成熟期的时候，也是他回到早先自我的时候。

自我影响的鼻祖只能是莎士比亚，这位 W.H. 奥登曾开玩笑唤作“第一诗人”（ top bard ）的作家。写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以后，莎士比亚开始展现一种美妙的倦怠。《科利奥兰纳斯》和《雅典的泰门》是逃离正统悲剧之作，而所谓的莎士比亚后期浪漫剧（实际上是悲喜剧）谕示着神魔的撤离。《辛白林》是一部自我戏仿的集大成之作，即使是《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也削弱了以前作品的强度。福斯塔夫和哈姆莱特的创造者是如何变成同样创造了伊阿古和克莉奥佩特拉的艺术家的？这些人物共享有一个奇怪的品质，过去这是常识，如今却已被莎士比亚批评所抛弃。我不能想象把李尔王、麦克白和包含他们的剧作分开，但福斯塔夫、哈姆莱特、伊阿古和克莉奥佩特拉在我们的意识中享有独立的存在。莎士比亚塑造角色的艺术是非常高明的，以至于我们都很喜欢把他笔下的男人女人置换到其他情境中，幻想着他们如果在其他的剧作中在其他人物身旁会如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四个角色中的每一个都是由词语构成的，也处于一个固定的空间。但他们给人很强烈的富有生命的错觉，当然用 错觉 这个词有悖于我最深的信念。如果福斯塔夫和哈姆莱特只是错觉，那你我又算什么呢？

几年以前我受过一次重伤，后来虽然身体恢复了，头脑却没有。晚上醒着的时候我想要说服自己，我还是躺在自己的卧室中，知道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对自己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需要努力重塑这个信念。但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文学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代代的历史主义者和社会学家努力要将两者融合，但实际上它们什么时候分开过呢？我们无法知道莎士比亚本人是否居住在自己的剧作和诗歌中，但我们可以通过深度重读和长时间的思考教会自己发现他早期作品对后期作品的影响。

一个诗人—剧作家在写了《李尔王》之后还能做些什么呢？让人困惑的是，莎士比亚在这之后又加写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等等作品。就像他自己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也偷听到了自己的话，和他们一样，他听到的是“莎士比亚”，和他们一样，他也因此而改变。在《秋日的极光》一诗中，史蒂文斯在海滩散步，发现北极光的变化不断加剧。而从哈姆莱特到奥瑟罗到李尔王及之后的变化之巨，在西方想象文学中是前无古人的。

就我所知，瓦莱里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讨论一个头脑对自身的影响以及一部作品对其作者的影响”。这本书是我可以完成这个工程的地方。自我影响是瓦莱里首创的概念，而《影响的剖析》又有一部分是瓦莱里式的研究，探究某些强大的作家，尤其是莎士比亚和惠特曼，是如何归属前人，又是如何反过来让前人归属于他们的。莎士比亚和惠特曼都吸收了大量的强烈影响，才得以成为对后世影响 最为 深远的作家。莎士比亚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很容易忽视他旷世的艺术。惠特曼是对他之后的美国诗人影响最持久的一人。他不仅是诗人中最有美国特色的一位，而且代表了美国诗歌本身，是我们与欧洲文化抗衡的驱魔大师，这一点将来也不会变。但莎士比亚和惠特曼的能量不只在于他们一长串的文学传人，也在于他们对自己的归属：两人把前人淘尽了，然后通过与自己之前作品的关系而继续发展。

不是只有莎士比亚和惠特曼才配得上瓦莱里式研究。我已经提名过不少其他当之无愧的作家：詹姆斯、莱奥帕尔蒂、蒙塔莱、克兰、史蒂文斯。但我选择聚焦于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作为瓦莱里所指出的现象的两个代表。在我的使用中，自我影响不同于自我反省和自我指涉，也不意味着自恋或唯我主义。这是一种崇高的自我归属。这两位作家最终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立足，他们显示的并不是虚弱，而是力量。他们创造的世界也创造了我们。

这本书中瓦莱里式的探讨来自我对文学影响一辈子的兴趣。要理解诗歌为何成其为诗歌，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找到一首诗和它前辈的关联。这个关系才是真正的诗歌赖以生存的元素。极少数情况下，这些关系可以把我们带回到诗人自己的作品中来。我的朋友兼导师肯尼思·伯克有一次对我说，批评家必须追问，作者创造一件具体作品是想为自己做些什么。但是我必须补充一下伯克的定律：批评家不仅必须问一位作家作为一个人想干什么，也必须问他 / 她作为一名 作家 想成就些什么。

《影响的剖析》也难免勾画出我自己丰富深厚的影响焦虑：约翰逊、佩特、犹太传统、弗洛伊德、格肖姆·肖勒姆、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尼采、爱默生、肯尼思·伯克、弗莱，更重要的当然是诗人。既然这本书是我对影响问题（这个萦绕了我五十年的问题）的终级思考，它的展开必然基于我以前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尤其是《影响的焦虑》中的论述，这本书至今还很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的剖析》也是一部瓦莱里风格的探究，描绘的是头脑对自身的影响和作品对作家的影响。

这本书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都更像是一幅批评者自画像，是对影响了我为人和批评生涯的作品和阅读体验的长篇思索。我已年过八十，但仍然被具体的问题所吸引。为什么我对影响问题如此痴迷地关注？我的阅读体验是如何塑造我的思想的？为什么有些诗让我有感，有些却不能？文学性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最近我妻子带回家一张电影《特务风云》的碟片，我支撑着看了一部分，心里很不痛快。这部电影复杂曲折，剧本和拍摄都有部分在耶鲁，要不是我自己在 1950 年代早中期就是耶鲁的一个被边缘的研究生和教员，我肯定不相信这是真实的耶鲁。我绝对不喜欢那所如此注重本科生“骨头和骷髅会”的所谓大学，内心痛恨它所代表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只能依靠压制自己温和的心性，粗暴地敌视我的野蛮学生来存活，这与我温驯羞涩的“意第绪性格”（ Yiddishkeit ，还有其他适合的词语吗？）完全相悖，连我自己现在也无法正视。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还会遇见一些我最早的耶鲁学生，有时会与他们谨慎地交换回忆。我对他们说他们冥顽不灵，其中的有些人肯定地说，假如我对他们展示了哪怕是一丁点的爱意，他们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模糊地记得我当时希望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被卖给巴巴利 的海盗，海盗也许更适合当他们教员。

我在二十四岁左右的时候，把这群学生视为敌人，他们自以为代表了美国和耶鲁，而我只是一名访客。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耶鲁的一个永久的访客，但与以前不同的是，我相信所有的人也都只是访客。

在教学中我努力借鉴犹太圣人的精神，包括阿基拔（ Akiba ）、以什马利（ Ishmael ）、塔风（ Tarphon ），不过我也意识到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半音符（ minim ）而已，就像我的英雄以利沙·本·阿布亚，被当成陌生人、眼中钉、他者和一个诺斯替异教徒而遭禁。不论如何，我们现在都只能算强弩之末了。美国、以色列、欧洲这几个地方加起来也只有不到一千两百万的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之所以想把任教作为自己的天职，也是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上了年纪后更是如此。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在西方世俗文学正典的四周筑一圈围栏，以此构造自己的律法（ Torah ），这部律法中包括塔纳赫（ Tanakh ），但最终还是奉莎士比亚为审美和认知上的圭臬。希伯来语中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智慧？”我的回答是有很多地方，但最适合一切人的智慧源泉是福斯塔夫、罗萨琳、哈姆莱特、克莉奥佩特拉和李尔王的教子埃德加。

有时候我也为将我的余生献给教莎士比亚和阅读诗歌的艺术感到一些不安，但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应该由我去传授呢？我没有教《先贤集》的资格，更没有能力教《犹太法典》中高深的论辩。犹太文化怎么可能通过深度阅读《威尼斯商人》和《自己的歌》来得到发扬呢？不可能，而我也必须承认弘扬犹太文化不是我的职责。

我目前的学生（都是本科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背景丰富，让人欣喜，对他们来说，耶鲁仍然是一所以文学研究闻名的国际性大学，仍然吸引着他们。这里许多亚洲来的学生和亚裔学生的身影让我知道我在八十岁的时候还能发挥真正的功用。不论我们个人来自什么传统，我们都是以审美与认知标准和价值的名义教学，这些标准和价值再也不单单是西方的了。

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批评家能声称掌握了所有东西方的传统。由于我在教学中聚焦莎士比亚，让我有机会窥见亚洲读者对他的反应。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普世作家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莎士比亚，他把全人类都收入了自己的异类世界里。他的作品能称得上是异类世界吗？也许但丁、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狄更斯，甚至惠特曼的文学可以这样来描绘，但莎士比亚似乎已经超越现实了。从纯粹的理论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也只有莎士比亚能够支撑我们认为他的男女人物行走在我们中间的错觉。

厌世情绪四处弥漫。现实变成虚拟，坏书驱逐好书，阅读的艺术眼看着就要枯涸。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继续做深度阅读的人（不论在哪里、在哪个时代都属于残存者）会把他们将要读到的内容铭记于心。我说这些想法并不是宣扬文学理想主义，只是提出经验性的观察。我是一个平民主义者（这不同于迎合大众），所以每天都收到成串的讯息，请求我继续维护我的信仰，让人们知道如果我们要继续学会看、听、感觉和思考的话，就必须借助经典文学。每当我看到记者对我们保证说——“尽管哈罗德·布鲁姆尽了全力”（引自其中一位）——经典之战已经结束，我就感到微微的快意。但这本不是众多发给我的讯息要我完成的任务。文学批评不能扭转高雅文化真实的衰落，但可以成为这种衰落的见证。我日益老迈，个人想从文本中撷取活力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所有的文学影响都犹如迷宫。迟到的作家在迷宫中徜徉，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但他们中间强悍的那群会意识到蜿蜒的迷宫通道其实就在他们的内心。不论一个批评家如何心地慷慨，都不可能帮读者脱离影响的迷宫。我已经明白自己的职责就是帮助你们迷路。 A5acQBTZKQekTDsy75l4WFi3aNXHqv03HsTMwpYzl2QxoA08y0pxHYgUTC8o8m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