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杂记

第一　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子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地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中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和《烧饼歌》，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的，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唯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或袁天罡，李淳风罢？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日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他妈的！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扑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破眼镜而瓜皮皮帽。他架起了腿，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地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崛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的，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原载1932年6月1日《现代》第1卷第2期）

第二　内河小火轮

从火车上就看见“欢迎国联调查团 ”的白布标语，横挂在月台的檐下。这是中英文合璧的标语，今天清晨离开上海时，曾见到处张贴着此类标语，不料行了四小时，而此类标语，早已先我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腕，有时原也很敏捷的。据各报消息，国联调查团将于明晨到达上海，而且将来经行沪杭路与否，尚不可知；然而这里车站上却已先期欢迎。于此又见中国统治阶级办事的手段有时异常精细而周到了。

车站大门上又有一条白纸黑字的招纸：“税警团后方伤兵医院招待处”。

于是我忽然由“税警团”联想到鼎鼎大名的王赓，又联想到了陆小曼女士和故诗人徐志摩。更想到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反复自悼的“诗情枯窘”了。记得前年秋天在上海遇见他时，他也有同样的悲感—虽然他说话的态度永远是兴高采烈而且诙谐。那时我曾经这么发问：“你推求过你这近年来诗思枯窘的原因么？”他耸耸肩膀微笑。过了一会儿，他吐露这样的意思：诗题尽有，但不知怎地，猛烈的诗情不能在他胸中燃烧。现在，经过了火与血的上海“一·二八”，假使徐志摩尚在，不知他还依旧感到诗情枯窘不？

这么胡乱想着，想着，我已经离开了车站，杂在一群各色人等皆有的杂牌旅客军中，冲开了人力车和脚夫的包围—还有连声唤问“南湖去喂？”的船娘，走到内河小火轮的埠头上了。这是个混杂的埠头。所有往来苏湖一带“内地”各市镇的轮船全都麇集在这里，卸下了旅客，又装上了旅客。我挤上了一条“无锡快”，问明白是经过我的故乡的，我就从叫卖着“花生酥”、“荸荠”等等小贩的圆阵内跑进船舱里去了。

已经是满舱的人，都是故乡的土白。这条船虽则要经过不少“码头”，但照例十之八九是我的故乡的旅客；十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就不知道再过十年将怎样。

船，已经不是十年前那条船，但船中的布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挤来挤去的小贩，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多了一两位剪发时装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记号。

船头上仍旧挂着一块“水板”，淡墨的字是沿途所到各市镇的名儿，并肩排作一列；另一行大书“准一点半开船”，却是照例不“准”，照例要延迟。

我看自己的表，还只有十二点钟；我只好耐心坐在那里等候了。

渐渐儿从嘈杂的人声中辨出两三个人的对话来。一望而知都是小商人，很热心地在谈论上海战事的将来。他们以为中日间的“不宣而战”，还要继续与扩大，而结果一定是日本军的败北。他们中间一位剃了和尚头的四十多岁的人，很肯定地说：

“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便，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要引他们进来。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

另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长子接着说，并且意外地对我看了一眼，似乎要我出来证实他的“军事发见”，我又微笑了。松江左近新筑飞机场，当车过松江时，已经听得人们在那里说。至于“一连四道的战壕”呢，我是目击的；但我就有点怀疑于那样短短而简陋的壕沟能有多大的防御能力。从前我看见军官学校学生打野操时掘的战壕，就还要长，还要复杂。可是我并没把这疑问提出来叫那两位“主战的”小商人扫兴，我只是微笑。

坐在我旁边的第三位“老乡”，五十多岁的小商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故乡某绸缎铺的经理），觉得我的微笑里有骨头，就很注意地望了我一眼，同时他摸着下巴很苦闷地自言自语着：

“定规是还要打。不过，一路来总不见兵，奇怪！—”

立刻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跳起来纠正了，险一些碰翻了站在旁边仰脸呆看的江北小孩子的荸荠篮。瘦长子虽然清瘦，声音却很大：

“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他的话在此一顿，伸手抓一下头皮，然后转身把嘴巴凑近了那位剃光和尚头的同伴的耳边，又用左手掌掩在嘴边，显然有几句更重要更“机密”的话将要说出来；却不料他身旁那位仰脸呆看的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猛然觉醒过来似的本能地喊卖起来：

“荸荠呀！拴白荸荠呀！”

这一声叫卖虽然是职业地响亮而且震耳，但在此嘈杂的“无锡快”中却也并不见得出众的讨厌；然而我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蓦地生气了。他不说话了，反手将卖荸荠的江北小孩子一推，就喊道：

“讨厌！卖荸荠的出去！江北人顶惹厌！上海要捉江北人，江北汉奸！”

同船的人都哄然大笑，也一叠声喊着：“江北人出去，出去！”那边房舱里的客人也被惊动了。有一位剪发的女郎探出头来看望。她穿一件灰色法兰绒的春大衣，毛葛长旗袍，旗袍的跨缝也开得很高，露出那长而且大的裤管，粗看就仿佛像一条裙子似的晃着晃着。小江北人提起荸荠篮怔了片刻，就慌慌张张跑到后艄去了。另一个卖花生酥的黄脸男子，门牙都落在嘴唇皮外，又怪样地留着一抹黄须的，就填补了那个小江北人遗下来的地盘。

不知道是何因缘，那卖花生酥的黄脸汉子认定了我是一个好主顾，用了苍蝇叮血那样的韧精神来向我兜售他的货品了。他翘起他那乌黑的长爪甲的手指，从他的托盘内取出一盒花生酥打开来，拈了一块直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夸奖他的货色：

“闻闻看，喷香，鲜甜，时新货！你先生是吃惯用惯！上一趟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称赞！今回还是十盒罢？另外买一盒，船里消消闲！”

我真有点窘了，碰见这样生意经烂熟的小贩，居然硬派我是他的老主顾，并且上一趟还交易过十盒。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过这条船！何来“上一趟”的交易呀！但是这位黄脸汉子，当真有些儿面熟。哦，想起来了，前年五月我送母亲回家，曾到这轮埠来过，许就是那时见过这卖花生酥的黄脸汉。至于时新货的花生酥，我在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时常碰到，我实在很不喜欢此类甜点。可是被他这一纠缠，我不能再静听老乡们议论军国大事了；我只好逃开，也是往船艄上一钻。

经过了那房舱时，我看见里面塞满了人，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另外一个将近三岁的小孩子。刚才探头出来张望的时装剪发女郎坐在那里吃甘蔗。另一位女郎（看后影也是很时髦的），则在船窗口买进了大批的水浸去皮的荸荠来。那浸荸荠的水就是从河里汲的，太阳照着微微闪着金绿色；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河滩洗衣，淘米，甚至于倾弃垃圾。

我们故乡一带的河道，负的任务可真不少呀！它是交通的脉络，它又是人民饮水之库，它又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

当下我爬上后艄，立刻又被另一批小贩所包围了。我应付不开，便取了不理的态度，一面在口袋里掏出卷烟来。哪知道当即有人划着火柴送到我眼前。我一怔，就站起来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人送火来，却已经听得那人带笑说：

“客人，请坐罢！—便的，便的！交易几包瓜子大王罢？船里消消闲！”

我这才明白又是一位小贩。我忍不住微笑了，但心里却是一阵酸。艰难的生活斗争把他们磨炼成这种习惯了！虽然我素来不喜欢咬瓜子“消闲”，此时却觉得不交易几包似乎太对不起人了。我便买了几包所谓“瓜子大王”，塞在衣袋里，转身去找船上的茶房攀谈：

“客人已经塞满了，还等什么呢？”

“等邮政包封呀！”

是异常不客气的回答。

我又微笑了。我以为船上茶房之类大概是不大会客气的。但是我这决定立即被推翻。又来了一个中年灰气色脸的男子，那位不客气的茶房立即就变成异常“君子之风”，—简直可以说是过分的巴结。他撩起身上的“作裙”，在一张凳上抹了又抹，陪笑地请那位灰气色脸的男子坐下，又赶快找出话来报告道：

“四先生，你看！前面两只装米的杭州船被兵营里扣住了，装了子弹！四先生，你看船脚多少重呀！”

灰气色脸的男子微微一颔首，从牙缝里哼出几个字来：

“还要打呢！造伊拉娘个东洋乌龟！”

我向河里望，果然有两条木船并肩泊着，船里有一些木箱子，有两三个丘八坐在箱子上吸烟。我想：沿铁路有些玩意儿的“战壕”，离铁路沿线乡下有兵，而这里又扣船运弹药，这一切，在嘉湖一带的小商人看来，当然是很浓厚的战时空气了。然而他们又有一个古怪的思想：一星期内尚不至于开火，因为国联调查团在上海。这一个不知何所见而云然的理解，立即又由那所谓四先生者表示出来：

“喂，阿虎，今天上来时看见斗门有兵么？造伊拉格娘，外国调查员一走开，就要开火呢！火车勿通，轮船行不得，造伊拉格娘，东洋乌龟勿入调！”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他们把“东洋人”和大中华民国看成两条咬打的狗似的，有棒子（国联调查团）隔在中间时，是不会打起来的，只要棒子一抽开，立刻就会再打。而国联调查团也就被他们这么封建式地理解作三家村的和事老阿爹。他们的见解是这样：和事老阿爹永远不能真正制止纷争，但永远要夹在两造中间作和事老，让打得疲倦了的两造都得机会透回一口气来。

小贩们的兜卖不绝地向我下总攻击。好像他们预先有过密约，专找我一人来“倾销”。并且他们又一致称我为“老主顾”。可是我实在并没“异相”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且自从上船以来除买了瓜子而外，也没撒手花过半个钱。而何以我成了他们“理想中”的买主呢？后来我想得了一个比较妥当的解释：因为其余的旅客大都常乘这班船，小贩们已经认得，已经稔知他们不肯买时就硬是不买；而我呢，则是生客，又且像是一个少爷，—所谓吃惯用惯，因而就认为是有缝可钻的蛋，拼命地来向我挜卖了。而也因为是生客，所以虽得小贩们的热烈包围，却不能得到船上茶房的较为客气的接待。

不用说，在等候船开的一个半钟头内，我这位生客很叫那些拥上前来又拥向后去的小贩们失望了；和不客气的船上茶房却成立了一笔生意，我泡了一壶茶。

一点半又过二十分，拖带我们这“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方才装足了燃料，发出了第一次的马达声，和第一声的汽笛。

我松了一口气。为的终于要开船，而且为的小贩们都纷纷上岸了。

拖了我们那“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气喘喘地发怒似的全身震动着，从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的乱阵中钻过，约莫有半小时之久，方始绕到北门。在这里，又有“片刻”的停泊，又涌来了最后一批的搭客。实在我们那“无锡快”早已“满座”，并且超过了船里所挂的煌煌“船照”上规定的乘客人数了；但最后下来的十多人也居然如数收纳，似乎人们所占的面积是弹性的，愈压紧就愈缩小。而“船照”上所规定的限制人数三十位却是弹性最大限度的标准罢了。我这理论，立刻又被证实。因为一注“意外的收入”又光降我们这条“无锡快”了。有一条“差船”和十来个武装同志要求拖在我们后面。他们要到陶家泾，正是我们那轮船所必经的“码头”。那“差船”是乡下人用的“赤膊船”，光景是征发来的；船里仿佛就只有十来个兵。

我不能不说这些武装同志委实是十二分客气。因为他们仅仅要求“附拖”，并没把施之于乡下赤膊船的手段加在我们那轮船上。虽然这一来附拖，轮船局里将多费了毫无代价的几加仑柴油，然而随轮的帐房先生也知道“爱国”，毫没难色地就允许了。实在也是不由他不答应，因为“差船”早已靠上来，十几个武装同志早已跳在柴油小轮和“无锡快”上，沿着船舷，像觅食的蚂蚁似的不断地来来往往。

“那边好！那边好！”

他们叫唤着，招呼着。立即有五六位跳到船头上，把身子一矬，就打算往舱里钻。舱里实在挤得太满了，探头在舱门口的两三位也显得踌躇了。于是他们将就在船头上蹲着。他们都是徒手，湖南口音。

这时候，另外有五六位实行了“包抄”的战略，从船艄侵入到舱里来了。他们在那狭得只容人侧身而过的孔道中（实在就是人缝中）拥来拥去，嘈嘈杂杂叫喊些不知什么。

忽然船窗外的舷板上有一个人气急地高声吆喝：

“出来！出来！里边不准去，不准去！”

一面这么说，一面这个就也跑到船头上了。这是一位挂武装带的官长（我猜他是一个排长），灰布的军衣和马裤，却没有绑腿，腰间是一支盒子炮，并没那木盒，很随便地倒插在武装带里，另用一根南货店里扎货包的细麻绳一端拴住了那盒子炮口的准头，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带近肩头的孔内。所以虽则是一支盒子炮，却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像长枪那样“背”起来了。这位官长到了船头上，就用手里的一根细竹梢敲着自己的皮鞋，带几分口吃的样子对他的弟兄们说：

“里边不准，不准去！这里，这里，也不能蹲！老百姓要做生意！”

他接连说了几遍，弟兄们方才懒洋洋地起来，分做两支，又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那方面跑，因为他们那“差船”就泊在“无锡快”的后面。那官长探头向舱里一望，刚好看见先已在舱中的五六位像痴人似的在那里乱钻乱拱，于是他也钻进舱来，在人堆里扬起他的细竹梢，满口嚷着湖南白，也要赶那五六位出去。好容易把这五六位赶到船头上，又也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跑，这位官长已经累得满脸汗珠了。他自己倒并不想坐这“无锡快”，他重复跑到船头上，也沿着船舷往后走，不料刚才被他从舱里赶出来的五六位又早盘踞在船艄上，而最初蹲在船头的几位则已经由船艄而中舱，又蹲在船头上了。

这一个新式的捉迷藏，引得满船的旅客都哄然笑起来了。站在后艄舷板上的那位官长却笑不出来，只是把脸涨红。大概他觉得在许多老百姓前暴露了自己的没有威严是太丢脸罢？他下了决心了。他发急地用细竹梢敲着船板，对后艄上的弟兄们说：

“对你们说，这里不得蹲，不得蹲！何该？—这里是老百姓要做生意的！到‘差船’上去！那边是一个空船，没得人，蹲在这里不—”

他的呼吸急促了，脸更涨得红，手里的细青竹梢不住地呼呼地挥着。

弟兄们垂着头装瞌睡，完全不理这位官长的命令。

而小轮上的老大恰又拉起回声来，是催促这些武装同志赶快安排好，船是不能再多延挨时光了。

后来幸而老百姓也来“说话”，这才总算把后艄的五六位弄到了那只“差船”上，那时蹲在船头上的几位却在那里吃花生，唱“打倒列强”的老调子。那位官长也就“善刀而藏”，他自己也挤到船头上蹲在那里。

陶家泾是沿途所过的第一个码头。这是极小的乡镇，总共不过十来家小铺子，但现在却连这十来家小铺子都关着门，只有兵在岸上彳亍。附拖的“差船”在这里放下，兵们都上了岸。此时方才看见“差船”里原来还有东西，是几把青菜和油豆腐，一个兵提了，笑盈盈地走到一座草房后去了。

此时已有三点钟，而横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却还有三分之二强。近来内河小轮常常遭匪劫掠，天黑后行船是非常冒险的；有几位旅客因此很表示了焦灼了。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此去别无延搁，可以开足了速率走。然而不幸，在陶家泾开船后走不到两三里路，船又忽然停了。看岸上时，是一座停业中的茧厂，现在却借作兵营，沿茧厂左近的矮小平房也都驻了兵，其中有一间平房的门口站着门岗，立一杆幡形的长旗，大书陆军第某师某团某营营本部。军用电话的铃声在那间平房里急令令地响。

同船的旅客都忙乱起来了，交头接耳地纷纷询问：

“船又停了，为什么呀？难道要扣去装兵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给确实的回答。但船是停住了，声音最大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此时默然不响，简直是不打算再赶路的模样。

“机器坏了！”

有一个茶房从船头上跑来说。原来不过是机器坏！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杂乱的议论跟着就起来了。在先那位喜欢谈谈军国大事的瘦长子老乡就很得意地在大腿上拍一下说：

“我说不是捉差，果然呀！他们白天里不调动兵队。—为啥？恐防东洋人在飞机里看见掷炸弹呀！”

于是他就屈着指头，历数某日某时东洋人的飞机曾经飞过洑院，飞过桐乡，飞过某某地方。他已经忘记只在两小时前他还同意过他那位光头同伴的“东洋人飞机不认识路”的论调。

光头的同伴努力附和着。他又称赞这兵调来得真快；前三天他“上去”时经过这里，还没看见有兵哪。但是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却在一旁摇头，—谁也不能猜透他这摇头是什么意思；他的脸色依旧是那样苦闷，他不说话，只把左手的四个爪甲很长的指头在桌子边轻轻地有节奏似的敲着。过一会儿，他转脸对那个瘦长子同伴说：

“吉兄，打到里边来，连里边的市面都要吵光罗。上海北头，横直是烧光末，要打就在北头打！伊的兵队调动得快，为啥勿早点调到上海，同十九路军一淘打？总归是勿齐心，自淘伙里七支八搭！”

叫做“吉兄”的瘦长子于是也皱一下眉头，觉得无话可答，就伸一个懒腰急急地咒骂那轮船了：

“触霉头格轮船！半路上插蜡烛！今朝到埠勿过七点钟，算我的东道！”

说着，他就挤到船头上看“野眼”去了。

这时船既停下来，就没有了风，塞满了四十多人的船舱就更加闷热，空气也很恶浊。小孩子们啼哭，老太婆谈家常，又谈到某处庙里的菩萨满身是血，两眼流泪，所以“世界不太平”了。

我爬在船窗口看岸上的兵。听口音都是两湖人。态度异常“写意”，毫没有磨拳擦掌准备厮杀的神气。有二十来个兵拿了铲子和土畚在那里填平他们的“营本部”门前的泥路。他们的工作就像唱昆曲的戏子似的一摇一摆，十分从容。离“营本部”右方一箭之远就是那停业中的茧厂，惟一的高楼房，也住着兵，可是既没有门岗，也没放步哨，兵们是三三两两地在茧厂前的空场上开玩笑。有几位脱下了衣服，蹲在地下捉虱子。他们不打绑腿，穿的是绿帆布的橡皮底“跑鞋”。他们都是徒手，空场上也不见他们搭的枪架。

只有四个兵全身武装，在相离“营本部”左右五六丈的泥路上来回彳亍，—大概他们就是步哨。

河滩上有许多兵在那里洗衣服。他们利用了老百姓家里的春凳，把水淋淋的衣服在春凳上拍拍地打。打过后就提着衣服跳上泥岸，抖开了铺在小桑树上晒。这一带的桑树全挂满了灰色军服。

忽然在灰色中显现出鲜明的一点来了！那是在作为“营本部”那间平房的东间壁。也是同样的平房，看样子本来是杂货铺子，但现在当然只有兵。我所说的“鲜明一点”就在这间平房里飞快地一晃。我看得很明白，是一位剪了头发的女子踅到门前对我们那轮船看了一眼。虽然不是都市女子的服装，但也不像乡村女子，只看她一头短发剪得何等“入时”呀！一路来，常见竹篱茅屋畔探露出剪了头发的女子的上半身，可是无论如一何我眼就能判定她们是真正的村姑，和眼前这一闪就不见了的一位有很大的不同。我很盼望她再出来一次，但是使我失望；那平房的没有门窗的外边半间里始终只有兵们走进走出，一张破桌子旁坐着几位像是什么“值日官”之类的斜皮带者，不住地在那里吸香烟。

随军一定有几位“女同志”，想来于今是惯例了罢？

离这平房再往东些，又有七八个“乡下人”围坐在一张板桌边，他们身上各有一条白布符号，可惜相隔远了，看不清楚白布上写的是什么字。在兵们中间，他们显得十分拘束，而且垂头丧气很苦恼。后来听船上人说，这七八位就是拉来的伕子。

有位挂斜皮带的官长从东边的小桥岔道处跑了来（那边不见有散散落落彳亍的兵），到得“营本部”的平房门外，就喊了一声：

“报告！”

门开了，当门站着一个卫兵，门边泥墙上挂着三四顶军帽和一套军衣。不多一会儿，就听见电话铃响，又有高朗的说话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先前进去的那位官长跑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封公文，仍旧向来路走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许，我们那条柴油小轮依旧没有活动的征兆；据说那损坏的一部分机件已经修好了装上去，但是不灵，现在又拆下来重新修理。旅客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有几位要在第二站的洑院下船的，就说早知如此，船停时就上岸走，现在早已到家了。那位最得茶房欢迎的灰气色脸四先生死洋洋地对茶房说：

“喂，阿虎，看来要在船里吃夜饭罗，米够么？”

茶房阿虎咧开嘴巴笑，停一会儿，方才回答道：

“快哩，快哩！修修机器，蛮便当的。”

当真岸上的兵们搬出夜饭来了。两个也穿灰布军衣的人先抬出一箩饭来放在路口，接着又抬出一只大铜锅，锅身上的黑煤厚簇簇地就和绒毛相似。锅里是青菜和豆腐混合烧成的羹。抬锅的人把这青菜豆腐羹分盛在许多小号脸盆似的洋铁圆盒里，都放在泥土上。于是五六个兵一组捧一盆青菜豆腐羹，团团围住了，就蹲在泥地上吃。饭是白米饭，但混杂的砂石一定不少，因为兵们一面大口地往嘴里送，一面时时向地上吐唾沫。

我们船上的人总有一半爬在窗口看兵们吃饭。忽然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钻进舱里来，看着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说：

“当兵真苦。你看他们吃点啥东西呀！东洋兵每顿是大鱼大肉，还有好酒，娇养惯哩，故所以勿会打仗！再打罗，东洋兵必败！”

绸缎店经理苦着脸，还没回答，突然从船头上送来了卜卜卜的一阵响，柴油小轮的机器终于修好，船又动了。

以后的水程算是没有意外的阻搁。柴油小轮以每小时十八华里的速率向前走着。谜一样的未来中日之战又成为旅客们谈论的题材。我不能不说他们那谈论还只是“消闲”的性质，正和他们咬瓜子“消闲”相仿佛；但是一种焦灼和愤慨，却也常在话意中透露出来。虽然同是小商人，然而他们的意识情感又和沪杭车中我所接触的小商人很有些不同了。封建的内地乡镇的小商人的他们似乎比大都市内的小商人更为“盲目”，更为“乐观”，同时亦更为容易受“欺骗”。因为是更“盲目”，他们不感知大地震似的剧变即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只认眼前的“不太平”是偶然；也是因为这“盲目”，他们比大都市里的小商人较少些颓废的气分，而成为“乐观”。

而这“乐观”又是迷信的，拜物教的。叫做“吉兄”的三十多岁的小商人就时常流露了这样的“乐观”。他安慰他的常常苦着脸的同伴说：

“陶家泾落来，扎了两万多兵呢！东洋兵路勿熟，包管冲勿过来。你看，到处装好军用电话，东洋兵有点动静，答答地方全晓得，东洋兵想偷营也勿会成功的。”

他很卖弄似的用手指着徐徐往后退的岸上的桑园。这里的矮桑树尚只有极小的嫩芽，矮而粗的树干上挂着深绿色的军用电话线。（后来我知道这里几条毫不打紧的军用电话线很使附近乡镇中的土财主慌张了，以为这就是划成军事区域，他们带着大箱小笼就逃难。）

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点头表示同意了。但他立即很不放心似的看着他们的同伴们提出一个问题来：

“外国调查员讲得拢喂？顶好是讲讲拢，勿要再打。”

没有回答。似乎西洋鬼子毕竟和东洋矮子有点不同，而自信是对于东洋矮子的“鬼心思”颇能灼见而大放议论的瘦长子老乡碰到关于西洋鬼子的事，也失了把握，不敢妄赞一辞了。他很无聊地举起茶来喝。

我忍不住加入了一句问话：

“再打下去怎样呢？”

大家都愕然转眼对我看，仿佛猛不防竟听得一个哑子忽然说起话来。并且他们的眼睛里又闪着怀疑的光采。我看出这些眼睛仿佛在那里互相询问：他不是什么党部里的人罢？但幸而我的口音里还带着多少成分的乡音，他们立即猜度我大概是故乡的一大批“在外头吃饭”的人们之一，所以随即放宽了心了。问过我的“贵姓”以后，他们又立即知道我是某家的人，“说起来都是相熟的”。

他们反倒先谈起我老家里的事，举出了许多我所不大记得的本家，亲戚，以及“世交”的人名来。这些，我也乐于倾听，但我到底觑机会又回到我原来的问话：

“照各位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绸缎店经理叹了一口气，惟恐被人听了去似的低声回答：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做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做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光头的老乡赶快接口说，鼻子里哼了一声。

三十多岁的瘦长条子却所见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我觉得这位“蒙在鼓里”的主战热者未免太可怜了。不问他们是信也罢，不信也罢，我不能不打开天窗说亮话：

“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那末，陶家泾扎下两万兵，拉伕，捉船，乡下人逃光，地方上当差使，小小一个镇，要分摊到千把只洋，真是活见鬼罗！”

瘦长子表示了稀有的兴奋，一口气说出来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岁的光头同乡又节外生枝地插进一句话：

“造伊拉格娘！嘉兴到苏州一路扎的兵越多，小火轮倒是三日两头抢！—新近出一桩三十万的大抢案，抢是抢了，失主还不敢报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长子做一个鬼脸，很轻声地接口说。我明白这是指的什么，记得俗语有所谓“虫吃虫”，正就是那件大抢案的注脚。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题上：

“要抽国难捐么？兵队调动就不过告诉老百姓有国难，要抽国难捐！”

“生意是越弄越难做了！”

三位老乡同声说，脸上都是异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来收茶壶了。他回答一个旅客的询问：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双林要在半夜里罗。”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望望外边，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几点灯光。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故乡到了。虽然相隔已有十年之久，但眼前的故乡还是和我记忆中十年前的故乡没有什么两样。

“大概能够分别出这确是一九三二年的家乡的特点，也只是多一些剪发旗袍的女郎罢？”

我望着渐近的房屋，心里这样想。但后来我知道我这论断有一半是对的，又一半却不尽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度崩溃，一定要在“剪发旗袍的女郎”之外使这市镇涂染了新的时代的记号。

而最最表面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当我们的“无锡快”终于靠了埠头，我跳上了那木“帮岸”，混入了一群看热闹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间的时候，我就直感到只从一般人的服装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样整洁了。记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见衣衫褴褛的市民，但现在却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几家大铺子都没有了，—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拟上海的“新装”，可是在她们身上，人造丝织品已经驱逐了苏缎杭纺。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

（原载1932年7月1日《现代》第1卷第3期）

第三　半个月的印象

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铺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铺；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铺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铺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铺，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铺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铺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地挤轧。当铺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挤上前。

挤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钱又挤出来的人们就坐在沿街的石阶上喘气，苦着脸。是“运气好”，当得了钱了；然而看着手里的钱，不知是去买什么好。米是顶要紧，然而油也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盐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黄沙一样的盐却得五百多钱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还要贵些。这是“官”盐；乡村里有时也会到贩私盐的小船，那就卖一块钱五斤，还是二十四两的大秤。可是缉私营利害，乡下人这种吃便宜盐的运气，一年内碰不到一两回的。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钱，于是都叹气了。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

“四丈布罢！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

“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

“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

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这一切，他们辛苦饲蚕，把蚕看作比儿子还宝贝的乡下人是不会知道的，他们只知道祖宗以来他们一年的生活费靠着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呀！

遍布于我的故乡四周围，仿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那些茧厂，此刻虽然是因为借驻了兵，没有准备开秤收茧的样子，可是将要永远这样冷关着，不问乡下人卖茧子的梦是做得多么好！

但是我看见这些苦着脸坐在沿街石阶上的乡下人还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个月后的“头蚕”。他们眼前是吃尽当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没有夜饭，—如果隔年还省下得二三个南瓜，也就算作一顿，是这样的挣扎，然而他们饿里梦里决不会忘记怎样转弯设法，求“中”求“保”，借这么一二十块钱来作为一个月后的“蚕本”的！他们看着那将近“收蚁”的黑霉霉的“蚕种”，看着桑园里那“桑拳”上一撮一丛绿油油的嫩叶，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大洋钱，小角子，铜板；他们会从心窝里漾上一丝笑意来。

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那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二十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帐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趁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期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否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的“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二十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二十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地“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地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地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

“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与脾气，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 第二！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

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 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铺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铺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作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耍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联带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说：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

（原载1932年8月1日《现代》第1卷第4期） nDI3GrZ4mQcorx86fphHbcI2Y+ePkMYpsVkfi24fjRKskynaN22sL3/WpRAvdZ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