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谈谈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因果。

启蒙运动，一般说来是将其看做近代文明的起源，其主要发源地是在法国，也有一部分启蒙运动发生在英国。如上章所说，有了宗教改革，才有对理性和自由的尊重。因此，启蒙运动是宗教革命的直接成果。不过，实际上的发展，我们还要考虑许多其他的因素。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世界和中东、近东的伊斯兰世界长期对峙，这种状况隔断了欧洲和远在东方的中国之间的接触。可自从大航海运动开始，欧洲的海权国家纷纷经由海路远航东方，不仅直接地接触到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也发现了新大陆。这两大事件，对启蒙运动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耶稣教士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们先说关于远东的部分。蒙古帝国西征一直打到欧洲边缘，其征服的疆域广大，横跨欧亚，在陆路上有万里的驿道，海上有绕航马来西亚半岛，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或是波斯湾，最终进入欧洲的长程航道。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可·波罗是向西方传达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实除马可·波罗外，还有好几位旅行家写下重要的著作描述东方的情形，这些人有的是欧洲人，更多的却是伊斯兰世界的人。这些著作经过十字军东征以后，也逐渐为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了解东方的窗户。天主教会一直以为在东方有一个失落的以色列部落，也以为东方有一个号称约翰长老 的神秘人物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度。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很复杂，此处不必细述。但至少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东方的草原上确实有一个信奉东方景教 的部落领袖王罕 。

这些依稀仿佛的印象，使天主教会中的革新力量耶稣会 和稍后兴起的道明会 等宗派都向东方派遣传教士。最长期的传教工作，是耶稣会延续数百年不断地派遣教士来到中国。最著名的教士当然就是利玛窦。数百年来，这些教士们传送回欧洲的信息，涉及众多，内容也很深入。例如，关于景德镇制作瓷器的技术，就有一位传教士居住在江西十九年，将制造瓷器的工序和工场组织方式全部记录下来，寄回欧洲。在他们的描述之下，中国的古老文明在许多方面比欧洲的文明要优越。从政治方面说，他们也极力推崇中国的考试制度，认为经过科举选拔的文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也有一定的道德修养，不是欧洲以贵族执政的政权可以比拟的。

17世纪以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又传述康熙皇帝的“圣王”特质。康熙确实很有学问，而且对于耶稣会士礼遇有加，跟从他们学习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和医学。康熙也借重耶稣会士了解西方，例如，清代派遣专人远访今日的俄国，这一使节团就是由一位耶稣会士陪同西行的。耶稣会士介绍的世界知识—包括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是康熙了解当时世界的重要依据。康熙时代的中国，虽然许多病根已经长期隐伏，呈现于世界的却是清代的盛世。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比起来，无论生活质量还是社会秩序，都高出一筹。耶稣会士因此表扬中国的制度，是符合柏拉图“理想国” 理念的圣王和理性的秩序。

启蒙运动开启了科学和自由

这些远方的理想国，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提示。他们认为：东方有这样的国度，为什么欧洲不能有同样以圣王领导的理性秩序？于是，在公教秩序不能面对挑战之后，他们也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对于东方文物的爱好，反映于艺术，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风景画和图案。在戏剧方面，中国《赵氏孤儿》的戏剧故事被翻译成法文，传诵一时。中国文化里的人文思想不同于欧洲的神权理念，中国人认为，人是一切的根本，社会的秩序是人际关系的合理格局。中国数学和自然科学表现出的相对性，以及天人之间的互依互伏，都和西方专断的一元性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爱好，维持了大概一百多年。在18世纪以后，当欧洲文明兴起时，“中国”两个字却完全改变了内涵，从理想国一下子跌落成贫穷和愚昧的代名词。这种改变是后来的事，在17世纪，“中国”却是被西方知识分子用来“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给欧洲知识分子带来改变自己民族文化的动机。

于是，以法国为基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发挥了欧洲史上史无前例的作用，他们引发新的思潮，开启新的学科，一方面发挥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容许不同的意见彼此辩论。一时之间，经过学术思辨获得的知识成为人类思维的基本依据，仰仗神学的权威或者政权的支撑不再成为主流。在法国之外，英国的启蒙运动除了理性的思辨以外，又加上实际经验作为验证的工具。因此，科学的实验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些基础上，启蒙运动开启了近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理性的科学，一个是思想的自由，后者又变成民主政治的基础。陈独秀引进西方文明时，特别强调了“赛先生” 和“德先生” ，也就是这两个特质的表现。

韦伯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提出加尔文学派的神学，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一些中国学人的解释，认为他指的是勤俭、朴实等德性。其实，韦伯指的是，加尔文神学的信徒可以自以为是上帝特别赋予他使命，这一个人在世间的作为正是上帝赋予他恩宠的象征。世俗的成功，例如在商业上获得利润，也不过是代表他可能已经是上帝选择的神意表现，其着重点是使命感。韦伯思想是不是能完全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有争论的余地。这一套想法—将个人的命运直接联系于神的恩宠和使命，确实和天主公教会以纪律约束教民的想法有很大的距离。以中国的思想而言，个人是有承受天命的机会和责任，这个天命不是统治国家的皇命，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我期许。韦伯解释加尔文思想，是否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启示，也许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法国大革命标榜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个条件：自由，是指从宗教革命以后，世人都拥有神创造人以后赋予的特权，除了向神屈服以外，人不必向其他任何人屈服。于是，自由不仅颠覆了教会对人的控制，也颠覆了封建领主对属下人民的专权。平等，是指在神的面前世人都亲如弟兄，没有高低贵贱的阶级之分，也必须彼此相爱。博爱，原意是指兄弟之爱。因此，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神人关系的直接延续，不容许有其他的干预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和权利义务的差别。

自由城市和自由市场的形成

前文说到，大洋航道开通以后，欧洲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存在，也还有许多资源可以开发、吸收和利用。这些经济条件，也是欧洲现代文明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发现新大陆以及开通新航道以后的经济初步全球化，我们会在另一章有所讨论。不过，此处我们还必须提一些欧洲内部的有关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欧洲城市的发展。自从“蛮族”入侵以后，各地纷纷出现封君，这些以战斗部落为基础的政权，善于掠夺而不善于经营，他们占有林地和农耕地区，直接剥削当地居民，确立了封建制度的政权。在农业之外，欧洲也已经有了许多大城市，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和陆路交通的汇集点。前者如威尼斯，后者如科隆 。这些大城市拥有长期做远途交易的客商和运输队伍。它们的力量跨越领主的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它们的经验也不是领主能够忽略的，而它们的财富更是许多领主必须利用和依靠的。这些城市星罗棋布，分散在欧洲各地，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大小城市。它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城市的居民掌握着工艺技术和经营的经验。它们彼此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来往，也有彼此依赖、长期合作的历史，构成在政权以外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这些城市甚至可以用金钱从领主那里换取自主性，如利伯维尔 。在这些地方，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有高等学府和知识分子社群作为他们发展的依凭。这些特殊化的城市和中国传统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除了宋朝以后有一些商业性特强的城市以外，大多数是地方行政的据点，也就是政权的延伸，并不具有上述欧洲城市的自由性和自主性。

总而言之，欧洲启蒙运动有它独特的来龙去脉，它经过宗教革命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真神信仰，“神”其实只是理性的代名词，而“人”，既是神的产物，也代表理性和神赋予的自由。东方的刺激，自由城市作为运动的基地，则是“因”外之“缘”。其他与这个运动有关的经济发展，则又是“缘”外之“别缘”，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 +TAoAQxQwa7JoosEeXl6hXNfP/1CbRoAlBATUBgUuYXJ16g6CAKFhCp7jbMfrJ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