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系列，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以下几章，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其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这就要看人类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个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唯一可知者，如果我们听其自然，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性大于变好的可能性。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近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代欧洲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 时期，和中国的秦汉王朝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 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 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 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 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北方和西方却是草原上各种“北族” 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也是一拨一拨地进入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散布在中原各处，也彼此争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宋代的皇室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汉化较晚的南方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 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还彼此仇视，斗争不断。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所形成的好战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之为日耳曼民族 ，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世纪至4世纪，欧亚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气候条件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冻死，草原萎缩，北方的人口不得不向温暖的地区移动。东方的中国，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欧洲也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的“蛮族”。西欧与中欧的原住居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地区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 ，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 ，大概是同一族类。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居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公教秩序给了他们一定的行为规范，却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明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除了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累次十字军东征达二百年之久（1096—1291）。这也使得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延续了希腊时代对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情怀。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达·芬奇，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有知识的人士，不再满足于公教秩序的教条和礼仪，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当他们怀疑到人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公教秩序所说的那样单纯时，公教秩序的基础也就松动了，公教秩序对各种世俗力量的约束力，也不得不面临挑战。

教权之外世俗政权的兴起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权的领主。他们本来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只是个别的臣服于罗马的教廷；他们的封号和政权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同时，他们对于罗马教廷也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奉养这么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变化终于发生了。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出现了三代能干的军事领袖。在732年，查理·马特 领导法兰克联军，击败了经过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兰军队。这次胜利以后，西欧、中欧不再有伊斯兰的威胁。巧合的是，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年的公元750年，中国远戍中亚的驻军将领高仙芝在怛罗斯 和伊斯兰军对抗，最终大败而归，中国从此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权，而伊斯兰教权从此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力量。

马特的孙子继承父祖的事业，建立了笼罩整个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00年，罗马教皇把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 。这是公教秩序以外，第一次有一个世俗政权可以与教权并存。今天的一些欧盟国家，还在发行以查理曼大帝头像为装饰的纪念币。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从此在欧洲历史上延续下去。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在公元962年转手到中欧的一些日耳曼王公手中，后来是以“选侯”制度，从若干比较有力的部族领主之中，选举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皇帝。这个帝号，我常常开玩笑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皇帝”—只是与神权彼此依附的霸权而已。然而，有这么一个帝号存在，也象征着公教秩序不得不承认世俗政权的存在。

这一个变化，最后引发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近代文明得以展开的一项重要因素。17世纪时，中欧的若干民族向教廷挑战，要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经过三十年（1618—1648）的斗争，拥护教廷和反对教廷的力量终于不得不在1648年于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一连串的和约 ，认可那些反对公教会教廷的地方政权建立自己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N9Gd2EKp09lzF/RzFIhne9ekAfkd3COB3antBVOn8atDdU7Rwa0ov53lnoBlDa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