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下是个饱含精神性的概念，其中有人与人的精神关系，有人道与天道的精神关系，天下的精神性几同于天，我难以描述天下的精神性，因此着墨不多。天下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政治理想，本书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叙述理想主义的天下，表达天下之道与天下之器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历史与未来的距离。天下也是一个方法论，我也试图说明天下概念如何用来理解历史、制度和政治空间，甚至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

天下概念所能够展开的问题很多，这个概念太饱满了。我需要找到一种尽量接近这个概念的方法。本书使用了一种可称之为“综合文本”的方法。事物本是整体，当我们试图理解事物的细节，就将事物分析为多面的，于是，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将整体事物切分成为属于不同学科的多个方面，各个学科都对一个事物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可是，一个学科未必能够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问题的答案有可能隐藏在别的学科的领域里。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许多时候确实如此。比如说，有些政治问题的答案是经济，有些经济问题的答案是政治；有的伦理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有的政治制度的依据是伦理；有的政治选择的理由不是政治，而是历史，有的历史叙事其实是神学，如此等等。所谓综合文本，就是试图复原事物的完整性，让有关这个事物的各种问题互相提问，让不同学科的知识互相说明。综合文本的方法是哲学性的，在关于天下的研究中，哲学是一种恢复事物整体性的方法，而相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博弈论的或者是神学的。我希望这个关于天下的综合文本能够对得起天下概念的丰富性。

天下概念本身承载着浓重的情感，承载着整个中国的历史、传统、经验和精神，我试图将关于天下的哲学解释收敛为理性的解释，尽量避免情感叙事，避免先行的价值观。只有当一种精神能够经得起无情的论述，才可能被证明是真正普遍有效的。举个例子，在天下概念的建构中，儒家的努力最为显著，但这不等于儒家的建构是充分的，儒家的一个弱点是难以解释“陌生人问题” 。曾经有儒家试图对此做出辩护，但在我看来，包含情感理由的辩护不足以有效回应问题的困难所在。我愿意再次解释所谓“无立场”分析：无立场的分析就是把任何借用了价值观的解释、批判或叙事都收敛为“无情的”存在论分析——一种存在按照其存在方式是否能够有效地存在下去。或者说，不考虑情感或价值观的附加值，只考虑一种事情的行为逻辑是否可行，是否总是可行。这是前提性的问题。存在先于价值，只有能够存在，才能够更好地存在。正如理性不是反驳情感的理由，情感也不是反驳理性的理由。我相信多数人都认为和平好过战争，可是有一个伦理学丑闻：除了说出一些政治正确的废话，至今没有一种伦理学能够必然有效地反驳弱肉强食，因此，当试图证明霸权逻辑是一种错误时，就不能征用伦理学，而通过博弈论却有可能论证霸权逻辑无法长期承受博弈的报复而终将遭遇“模仿的悲剧”。

另外，在史料使用方面，我的选择是，在文本之前的时代，以考古学的证据为准；在出现文本之后的时代，主要根据在历史中对人们的“思维定式”形成普遍影响的文本。比如说，关于周朝天下的描述，周朝本身的文本当然是首选，但也不排斥秦汉时期的文本。尽管秦汉文本中有一些被证明是伪托的周朝文本，然而那些秦汉文本所叙述的周朝故事已经化为人们的固定想象，这是具有实际作用的集体想象。

我关于天下体系的研究最早集中表达在2005年的《天下体系》中，出版后有幸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批评和讨论。但《天下体系》只是关于天下秩序的初步研究。如今10年过去了，《天下的当代性》与《天下体系》在问题的提出、论证和叙事上都有较大差异，但在基本观点上仍然保持一致。另外，《天下体系》是由2000年写作的两篇英文论文翻译回来整编而成的，因为受限于英文能力，许多难以翻译的古代材料都忽略了。《天下的当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这个缺点，但仍有许多意思相近的古代材料没有引用，本书毕竟不是史学著作，还请历史学家见谅。

天下秩序的研究持续地得力于朋友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首先我想感谢阿兰·勒·皮雄（Alain Le Pichon），他在2000年时力促我写作了两篇关于天下概念的英文论文；还有秦亚青、汤一介、乐黛云、童世骏、黄平、王铭铭、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弗雷德·多尔迈尔（Fred Dallmayr）、吕卡·M.斯卡兰蒂诺（Luca M. Scarantino）、彼得·J.卡赞森（Peter J. Katzensein），他们最早促进了我对天下体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我也要感谢斯蒂芬·C.安格尔（Stephen C. Angle）、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干春松、张锋、徐昕、王义桅、高尚涛、周方银、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森迪普·瓦斯乐卡（Sundeep Waslekar）、石妮歌（Nicole Lapierre）、刘擎、白彤东、周炽成、周濂、孙曙、张曙光、徐建新、江西元，他们对天下体系的评论促使我深入了许多疑难问题；同时，我还要感谢在讨论交流中给我指出问题和给予帮助的朋友们：张万申（Jean-Paul Tchang）、汉斯·博勒（Hans Boller）、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雷纳·福斯特（Rainer Forst）、乔舒亚·拉莫（Joshua Ramo）、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张宇燕、韩东育、慈继伟、吕祥、李河、程广云、张盾、关凯、赵涛、陆丁、乔良、王湘穗、潘维、阎学通、袁正清、盛洪、赵全胜、沈文璟、王健育、埃诺·鲁道夫（Enno Rudolph）、菲利普·布鲁诺兹（Philippe Brunozzi）、丹尼尔·宾斯万格（Daniel Binswanger）、叶甫盖尼·格拉奇科夫（Evgeny Grachikov）、杜瑞乐（Joël Thoraval）、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伊恩·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让·马克·夸科（JeanMarc Coicaud）、车仁实（In-suk Cha）、文正仁（Moon Chung-in）、韩相震（Han Sang-jin）、马克·西蒙斯（Mark Siemons）、约约翰·G.布莱尔（John G.Blair）。其中，张万申给我讲解了全球金融的一些复杂问题，还给了我许多不可替代的帮助；汉斯·博勒相信关系理性是一个能够修补现代个人理性缺陷的理性概念，建议我对关系理性进行更清楚的定义和论述；吕祥和关凯建议增加关于天下与中国的关系论述，因为中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什么是中国，既是对中国的历史性质的一种哲学理解，同时也是对天下概念的历史化理解。但愿本书的论述能够部分地回应朋友们的问题。

最后我想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和王文婷为此书所做的尽善尽美的安排。

赵汀阳
201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