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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赞誉，他就是A·J·P·泰勒。首次于196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著作。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本书卖出了至少25万册。这是我在孩提时代阅读过的成年历史读物之一；我想，我头一次看到死人，正是我父母所出版的该书封面上那具可怕的高度腐烂的士兵尸体。在泰勒看来，这场战争是愚蠢、徒劳的：“政治家们被这铺天盖地的大事件压得喘不过气。将军们也同样无所适从……所有人都在跌跌撞撞地、徒劳地探寻出路……没有人追问战争的意义。德国人挑起战争，是为了取胜；盟军予以反击，是为了不输掉战争……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胜利而存在的。”此外他还认为，这场无意义的战争既不合理又消耗巨大：凡尔登战役是“为了打仗而打仗”，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成为“盲目的战争中最盲目的屠杀”。泰勒绝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正是由于他刻薄讽刺的语言当中甚至带有一丝幽默诙谐，他才为前辈们——利昂·沃尔夫、芭芭拉·塔奇曼、艾伦·克拉克和阿利斯泰尔·霍恩——的那些同样值得一读的作品补充了一些情感元素。与这些作家同时代的罗伯特·基大声疾呼，强烈反对“那场上层政治家和将军们以牺牲百万勇士的生命换取权力和利益的骗局……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与德国人的纳粹集中营相比”。这样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减退。结合老兵的口述历史以及自己的一腔愤慨，林恩·麦克唐纳将描写西线战争主要阶段的书卷集中，表达出战争即为十足的地狱，士兵们则是受害者的观点。约翰·拉芬也将英国将军们描写为“屠夫和笨蛋”。
然而，我们也应当听听少数派的声音。实际上，有一群数量极其可观的历史学家始终坚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它有其邪恶的一面，那这种邪恶则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人们为这场战争的辩护从战争伊始就有了。野心勃勃的政客迫不及待地出版他们对战争爆发原因五花八门的解读：如比利时的灰皮书、奥地利的红皮书、俄国的黑皮书和德国的白皮书。报纸和出版社也在竞相对这场战争进行分析。仅在英国，截至1915年年底，就有至少7篇连载故事被刊登在《泰晤士报》和《卫报》上；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栏作者：约翰·巴肯，阿瑟·柯南·道尔，威廉·鲁鸠，甚至埃德加·华莱士。到战争结束时，巴肯出版了至少24部作品。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点就是，它们对于英国参战动机的正确性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
战后出版的官方作品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这里，想要搞清楚它们的规模是根本不可能的。英国最为洋洋大观的作品当属詹姆斯·埃德蒙长达14卷的关于西线战事的报告。对于胜利者来说，评述战争会相对容易些。以英国为例，英国人会写，德国对大英帝国形成威胁，后者成功地应对了挑战。但对于那些充满失败情绪和暴动不断的国家而言，这项任务变得无比艰巨。虽然如此，德意志帝国档案的14卷书集《战争》（Der Krieg）仍执拗地洋溢着对德国在战争中出色表现的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最后一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公之于众的。
在1918年后出版的结集档案中也鲜有刺耳的愧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也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来评判这这场战争，据其记载，这场战争无非是帝国主义者的殉道之战。从政治视角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卡尔·考茨基及其团队出版的文献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更为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在国民大会和国民审查委员会上探讨的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原因，这给予身处革命前夜的德国领导人一个回应层出不穷的质疑的机会。《欧洲各国政府的重大政策》（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于1922～1926年出版，共54册40卷，涵盖了1871～1914年间的历史。其中，德国人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它起初是对《凡尔赛和约》中“战争罪”的回应，并出于德国政府在1918年前的利益的考量而在内容上稍有保留，但这套书自始至终都符合外交历史学家们的出发点。它的成功促使英国和法国也分别出版了各自的版本，即由G·P·古奇和哈罗德·坦珀利编纂的11卷外交部文件《英国关于战争原因分析的文件，1898～1914年》以及法国随后出版的《法国外交文件，1929～1959年》。
下面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的回忆录。显然，这些回忆录中充斥着对自己的战争行为的辩解。那些“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卸下了往日的面具，约翰·弗伦奇爵士在停战协议签署一年以后出版了《1914》；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于1920年出版了《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y）；6年后，威廉·罗伯逊爵士的《士兵与政客》（Soldiers and Statesmen）问世。在德国，鲁登道夫和提尔皮茨早在1919年就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一年后，法金汉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士兵相比，政客们可没那么多闲情逸致。但德意志帝国前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却有充足的理由尽快提笔为自己大书特书，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在1920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德皇也不甘落后，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1922）中，他坚持认为这场侵略战争是由协约国针对无辜的德国的预谋开始。丘吉尔也于同年完成了《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第一卷；阿斯奎思于1923年和1928年分别出版了《战争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War）和《回忆与思考》（Memories and Reflection）；爱德华·格雷爵士（即现在的格雷子爵）于1925年出版了《二十五年》（Twenty-Five Years）；比弗布鲁克于1928年出版《政客与战争》（Politicians and the War）。劳合·乔治后发制人，于1933到1936年陆续出版了他的6卷作品《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
没有一本回忆录敢于否认战争的可怕，但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一个观点——这种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英国政客们最常表达的观点是：战争是由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造就的产物，没有人可以阻止它。在《战争回忆录》中颇有名的一篇文章中，劳合·乔治如是写道：“这些国家滑过大锅边缘，一股脑儿跌入了锅中滚烫的战争沸水中。”他用过不止一种比喻来形容这一巨大的、冷酷的推动力和强制力。这场战争是场“大灾难”，一场无法被政治家操控的“台风”。当大本钟在8月4日敲响“那最具命运性的一刻”时，它“萦绕在我们耳际，仿佛是命运之锤的声音……我就像站在一个突然偏离了轨道的星球上……高速旋转着，一头扎进了未知。”丘吉尔在他的《世界危机》中同样使用了天文学的比喻：
那时，人们必须去思考国家间的交流沟通问题……作为拥有巨大力量的组织……它们就像运转的星体，如果没有引力……它们将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如果离得太近，电闪雷鸣的现象就会发生。如果它们的距离近到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它们便会偏离轨道，相互撞击……
此外，用天气来做比喻的情况也很常见。丘吉尔就以“连空气都变成了怪脾气”来比喻战争；格雷也对天气进行了“指责”，那“惨淡的、让人浑身备感不适的怪天气”。有意思的是，一位德国老兵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使用了相似的口吻对战争做了比喻：
如果从孩提时代的感受来看，这样的天气颇似顽疾般难熬，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巴尔干地区正沉浸在一片灼人的闷热中，那是飓风来袭前的信号，天空中不时骤然出现一道道强光……之后发生的巴尔干战争为欧洲紧绷的神经吹来一缕清风。再后来的时日就像压在人们胸口的梦魇，让人如发烧了一般狂躁暴怒。由于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感到持续焦虑，这种躁动竟变成一种渴望：让那脱了缰的命运自由驰骋吧！一时间，一道强有力的闪电冲向地球，风暴恣肆。来自天堂的雷声中混杂着战役打响的轰鸣。
上文节选自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第五章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理解某些政治家（如希特勒）为何用自然灾难来比喻战争，与其说战争造就了他们，不如说就是他们发动了战争。当战争逐渐成为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这些大自然的比喻可以生动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客们的托词——因为他们声称这种力量没有人可以阻止。格雷就曾明确地指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1915年5月，他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承认，在“七月危机”期间，“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他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曾扪心自问，”他在1918年4月称，“我问我自己，是否能通过预言或智慧来阻止它的发生，但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人有能力抗衡它。”贝特曼在两个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是否可以让这场战争以及我的行为悬崖勒马。”不言而喻的是，他对此也根本束手无策。
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些神奇的自然力量的比喻也颇为称道，并将这种手法发挥到了极致。霍布斯鲍姆就曾把战争的爆发比喻为一场大火、一场暴风雨；巴尼特把英国政府比作“一个乘坐木桶想要穿越尼亚加拉瀑布的人”；诺曼·戴维斯生动地把战争看作由于地球板块移动而造成的地震。
当然，即便不借助这些比喻，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场战争是场不可避免的灾难。死脑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奥地利前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出于“为生存而战”的“伟大原则”，“世界大战的灾难基本上是无法避免，也无法抗拒的”。德国有些历史学家在“一战”结束、“二战”尚未爆发期间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正中间”，被其他国家形成了包围之势。因此，德国必须在俾斯麦的“临时应急措施”和威廉时期的“防御性战争”中做出选择。除了德国，也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赞成那些客观或系统的理论。美国人西德尼·费详细阐述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战争由国际体系出现的裂隙和瑕疵导致（各个盟国由于契约的签订而被绑在一起，并且之间缺少独立的仲裁机构）”的理论。还有一些人是列宁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们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受利益驱使迫害欧洲工人阶级的结果，这完全颠覆了战前左派人士如卡尔·考茨基和J·A·霍布森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者太过精明，以至于不会蠢到把自己送上毁灭道路的地步。这种观点仍然有一群拥戴者，并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料编纂中不变的教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仿佛突然被置于一场终结一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A·J·P·泰勒提出“所有人都在为战争精心准备、摩拳擦掌，而不知不觉掉入深渊”的观点后，有人认为战争之所以能够沿着其“时间计划表”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正是参谋部与科技发展亦步亦趋使然。阿尔诺·迈耶试图以德国为例将战争的原因做如此总结：战争的爆发来自于主要参战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即上层阶级精英们为了缓和、躲避国内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对其施加的压力，而推行、宣传浮士德契约式的激进民族主义。甚至还有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解析战争原因。他们认为，“战争缓解了农村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后，还有一种纯文化角度的解读：战争是复杂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反理性主义”、“军国主义”等交会碰撞的产物。而早在1914年8月，贝特曼就提出过这一理论：“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军国主义早已注定了每个国家的政策轮廓，并让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那些只有付出大规模战争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
对于一直被“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困扰着的贝特曼来说，仅有一种解释是让人满意的：所有国家都有其罪过。但他还是加了一句：“德国负主要责任。”他还说，严格来讲，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出于德国领导人的一些不当决策——这种论断也很有影响力。
许多英国政治家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申辩道，英国之所以保护中立的比利时免受德国的侵略，是出于道德考量，履行已签署的协约。1914年时，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阿斯奎思用在公立学校操场演讲时的口吻表示：“当一个恶魔准备攻击、蹂躏一个对它丝毫没有做出挑衅的受害者时，作为受害者的同胞，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劳合·乔治对此表示赞同。之后，英国介入战争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中立国比利时的说辞便被历史学家们接受了。
然而对于格雷和丘吉尔来说，另外一种解读显然更为重要：英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独立，是不会允许法国被德国的侵略所击垮的”。丘吉尔说，一位“洲际暴君”正在“觊觎整个世界”。在其回忆录中，格雷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团结起来，加入到战争中去，”他回忆道，“因为比利时危在旦夕。”“但依我个人的直觉，我认为我们实际的目的是要去帮助法国。”如果英国袖手旁观的话，“德国的铁骑……将会踏遍整个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因为土耳其人将会站在德国人那边。”“绥靖意味着被德国支配和管辖，意味着法国和俄国的沦陷，意味着被孤立，意味着要同时被希望或不希望参战的焦虑的人们所仇视，最后，意味着德国在整个欧洲的肆无忌惮。”K·M·威尔逊认为，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解读胜过对比利时命运关心的说法，后者之所以被政府所青睐，是因为政府需要慰藉内阁成员的良心并排除异己。而最重要的是，英国介入战争、保护法国和俄国、阻止“敌对政权攫取对整个欧洲的统治权”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人都赞同这种观点，比如戴维·弗伦奇，保罗·肯尼迪在《英德对抗之缘起》中也有论述。在特雷弗·威尔逊看来，德国“正在谋求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因此就不可能独立”。
英国历史学家持有这种观点或许并非全然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时，关于战争的最为装腔作势的解读便是如下观点：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打败和击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他们“尚武”的文化传统。德军在比利时的凶残行径便是铁证。这种观点不仅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大肆宣扬，同时，它也迎合了战争本身的残酷以及人们对它的厌恶感。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学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于是德国人一直遭到谴责。但弗里茨·菲舍尔1916年出版的《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却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该书认为，德国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不谋而合。对于其同时代的保守者来说，这种思维无疑具有强大的颠覆性。但是对英国的读者来说，它仅仅印证了那句古老的假设：德国想攫取“统治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想要成就这一“霸业”，则必须以牺牲英国为代价。然而对于德国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持续性理论”不仅意味着再次搬出《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1933～1945年所发生的一切是由来已久的偏离美英集团准则的行为的集中爆发，从现代德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并非严重的异常行为。“Alles war falsch”——一切都是错误的，甚至包括俾斯麦帝国。上述理论是菲舍尔在当时的波茨坦东德档案馆中发现的；乍看上去，西方的批评家们认为他是在拥护马列主义阵营。然而，他的调查研究却更为深刻地影响了西德那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这种观点为埃卡特·克尔20世纪20年代的观点进行了平反，克尔明确地指出1914年战斗打响前德意志帝国已弊病丛生。菲舍尔本人也在其中几位年轻作家的引导下，认为德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不无关联：反动的特权阶层、东易北容克贵族以及鲁尔区反社会主义的工业主义者在政治上施加了过多的影响和干预。克尔已经识破了1914年以前德国外交政策的弊端——极少数当权者狭隘地着眼于经济利益；如今，用这条理论解释战争也是可以的。
一系列反对菲舍尔的观点同样也细致入微、解释合理。是否早在1912年12月，就有了战争的计划——英国的中立地位可以通过征服俄国和法国得以确保［菲舍尔在《想象中的战争》（War of Illusions）一书中探讨了该问题］？抑或是贝特曼在采取一项“有意的冒险”，通过在局部战争上下赌注，以保留德意志帝国的“行动自由”，至少是保全自身。再或者，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以便能够在欧洲战场击败法国，从而建立其在非洲的殖民帝国？
关于德国是战争“唯一的罪人”这一理论，还有其他的反驳意见。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的帝国主义支持者和军国主义中坚分子，而他们也都有其各自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内容涵盖了主要历史人物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些解读反过来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多国资料的整合。它们受到了菲舍尔反对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定义战争的视角正逐步偏离“全部责任论”。
直到1965年才有人对菲舍尔的观点进行辩护。与对菲舍尔的指摘针锋相对，伊曼纽尔·盖斯关于“七月危机”的资料整理颇有影响力。这些资料援引各参战国于1920年前后出版的档案，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认为菲舍尔的理论过于聚焦德国的人。盖斯认为，尽管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德国政府怂恿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进行报复性打击，但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其对英国产生威胁的“世界政策”。“德国侵略者……故意挑唆俄国参战。这促使俄国、法国和英国不得不联手反抗这位强大的野心家，但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在盖斯稍晚成书的《通往灾难的长路：1815～1914年“一战”战前历史》（The Long Road to Catastrophe:The Pre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1815～1914）中，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在半个世纪以前成为统一国家后就已注定的结果。德国是1848年“革命与危机的重灾区”，是19世纪60年代欧洲民族主义得以“最极端体现”的国家，统一后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力量”。盖斯还指出，正是“德国的世界政策置欧洲于战争的阴云之下……这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出口’……是德国促成了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言外之意，德国外交政策最核心的错误便是对与英国“恢复邦交”的藐视，以及组建了一支“与英国势均力敌、足以向其宣战”的舰队。事到如今，许多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德国向英国的挑战是合乎逻辑的，但却没有人严肃地对这些挑衅行为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这场历史上的英德对峙便由此变成了现代历史上最为武断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