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视觉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生成

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在古典时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观看的对象。简单来说：诸神和上帝曾经在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也感觉到他的凝视；现在，是我们在观看世界，我们将世界理解为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马丁·海德格尔，《作为图像的世界》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性最核心的文化机制在于视觉成为主导我们感知体系最重要的力量。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日益被图像所包围——所有讨论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理论话语都会提到这一点——更意味着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是主要以视觉，而不是其他什么感觉模式，为媒介和纽带的。于是，视觉文化就成为我们了解和进入现代文化与意识的必经之路。这也正是视觉文化研究真正的意义所在：它帮助我们厘清现代性在文化层面的特征、机制、结构和纹理，帮助我们探询现代文化的发生与展开的历史过程与多样性，更帮助我们在出现现代性危机的今天想象、思考和寻找超越既存现代性模式的可能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视觉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也因此是塑造“现代主体”和“现代性感知结构”的重要媒介和平台。视觉一直是人类最为依赖的感知方式，视觉文化也与社会变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视觉技术在现代的普及、视觉媒介在现代传媒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视觉文化成为理解和剖析现代文化和现代主体的形成最合适的切入点。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视觉是一种文化能力，是人类感知、理解和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视觉符号的制造、传播和解读，是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与视觉体制规范下进行的。对视觉文化的研究，是为了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和文化规则。“观看”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生理活动，它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制度与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地作用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塑造。现代生活的“视觉体制”是怎样的？“现代性主体”与“现代性文化”是如何在特定的“视觉体制”中培育而成的？我们对现代性的体验是如何被视觉文化所中介的？这是我们要阐明的首要问题。

有关视觉文化与现代主体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从现代文化的三套核心理念与诉求入手：理性/科学；进步/竞争；民主/公正。借用福柯的说法，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看做是一种“态度”和“气质”而不是一个“时代”的话，那么“理性”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最坚硬的内核。（福柯，2005，p.652）人成为宇宙的主宰，能够依据自身的利益自由地对世界加以认识、规划和改造，是理性的最高体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转变为“主体”，与其对应的世界变为“客体”的总和。它们可以被统治、被使用、被消耗、被驱赶、被消灭。“人类主动定向，他们自己不再让自己与世界为伍，而是让世界与自己相对峙。人把世界钉死，固着在世界图像之上。人成了整个实存关系的核心。”（萨弗兰斯基，1999，p.396）视觉技术的发展在人类上升为主体并将世界客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光线折射的原理到各类透镜的发明，从静态的摄影到动态的录像，从机械复制到数码虚拟，人类“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了对自然全面的探查、检视、搜索和征用。从微生物到银河系，从地下宝藏到深海矿藏，从地质构造到动植物细胞，乃至人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逃脱不了人类好奇的目光和探询的行为。所谓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把人类与客体之间的观看关系放置在其他任何可能的关系之上，因为观看导致知识，而知识导致掌握、预测和控制。在现代社会，基于各种复杂技术支持的“观看”与“监视”的活动遍布于科学研究、社会管理、政治动员、新闻报道、艺术创造、娱乐消费、广告营销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几乎可以把“理性”和“科学”等同于“观看欲望”、“观看秩序”与“观看手段”的最佳结合。要成为一个由理性武装起来的“现代主体”，就意味着拥有观看的诉求、合法性、权力和技术手段。然而，在这样一种统摄一切的视觉体系中，人的主体性反而变得越来越虚弱和可疑，在无所不在的目光的监视下，现代人日益成为被管理、被改造、被规训的客体。现代正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抑或这本身就是现代性内在的逻辑使然？不同的思考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线索指向了作为现代文化支柱的“理性”、“科学”及其所依赖的视觉体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威·阿多尔诺，1990；Foucault, 1977；鲍曼，2002）

“人”依据对理性和科学的独自掌控上升为世界的主宰者，随之而来的是有关进步的历史意识，而“进步”的获取并不是一个平顺的过程，是与自然、制度、文化和他者——任何有可能阻碍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不断斗争的结果。对于首先进入现代性的欧洲来说，关于“进步”的时间意识实际上是在一个全新空间规划的展开中逐渐获得的。16世纪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欧洲皇室对海外探险的推动，欧洲逐步“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这个世界呈现出一幅以欧洲人的目光和欧洲人的利益为轴心的图景。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样一幅崭新的全球秩序和景观命名为“欧洲及其他者”。欧洲以外的土地、自然、人民和社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了“新边疆”、“蛮荒之地”、“自然资源的宝藏”、“原始种族”、“未开化社会”、“新兴市场”等等。无论他们曾经拥有怎样的文明和历史，他们在欧洲目光的凝视下全都变为了客体，变为了等待欧洲现代性去“发现”、“开发”和“开化”的前现代的遗迹，只有经由欧洲文明的关注才能获得进入现代的路径和钥匙。欧洲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内化了自我、进步、文明等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Blaut, 1992; Said, 1978）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部，以进步为名的社会变革和景观改造也在狂飙突进，从圈地运动、工业化、都市化，再到后工业化、消费景观的兴起、都市中心的缙绅化，依据不同的功能、行为模式和人群组成，空间被以全新的方式加以命名、界定、划分和区隔。空间既是现代生活得以展开的容器，其本身也作为生产资料经历了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循环。（Lefebvre, 1991）人们在社会空间的安置中获得社会身份，生产、交往、政治、消费、休闲，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其对应的视觉安排和景观语汇，以便使人们熟悉、认可与融入现代生活对他们多样化的要求之中。因此，无论是在欧洲的边缘还是中心，现代性文化与生活方式都是在空间布局、看与被看的规划中铺陈开来的，现代主体也生成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布置之中。要捕捉现代主体的具体样貌和转瞬即逝的特性，就要去细致跟踪和挖掘现代性的空间逻辑和空间秩序。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对概念是民主/公正。如果说理性/科学和进步/竞争联系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体，那么民主/公正所牵扯的是社群主义和主体间性，它们所处理的不是个体的解放如何可能、个体利益如何实现，而是社会如何在公正的原则下运作，以及人们如何同情性地理解他人、如何相互爱护和分享。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视觉文化通常被视为民主秩序和民主文化的破坏者。从哈贝马斯到丹尼尔·贝尔，从居伊·德波到波德里亚，不论是现代性的拥护者还是批判者，都认为由技术进步、消费文化、景观社会所带来的影像爆炸和视觉泛滥使人们丧失了深入、持续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文字的退位意味着理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异化的图像将“他者”以景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的眼前充斥了各种陈词滥调和刻板形象，无法进入到异文化的特殊情境中同情性地理解与自身相异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而反思性和同理心恰恰是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原则所需要的文化素养。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民主秩序的健康运作却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关透明、公开和监督的视觉隐喻之上。民主和公正的获得被认为是一个遭到掩盖的真相和权力关系被不断揭开、展示和纠正的过程；大众传媒被誉为社会进程的“瞭望者”和政府权力的“看门狗”；新媒体日益强大的“揭秘”与“曝光”的能力也为技术乐观主义者们所称道，将大众的“围观”看做是社会民主化的巨大推动力。在视觉实践领域，也一直存在着各类纪实主义和先锋运动，以揭露社会黑暗、挑战陈腐观念、传播进步教育、激发另类社会想象为己任，在由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所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不断挑动起风浪和漩涡，质疑和破坏虚假的后现代整体性。那么，看电视的“沙发土豆”和新媒体的“围观者”、“看客”和“公民监督者”应该如何区分，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辩证关系和转换路径，作为景观的视觉文化和作为自反和批判力量的视觉文化在怎样的场域中进行着何种形态的沟通、交叉和博弈？这些都是视觉文化与公共领域这个论域所要处理的问题。

本书的三个有关视觉文化的主题：观看、凝视与对视，分别对应着身份认同与情感结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以及公共领域和民主文化等现代性议题。但是，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从理论层面构建视觉文化与现代性的普遍联系，而是从中国现代文化生成、发展和表达的具体情景出发，来考察视觉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现代视觉技术（印刷、摄影、电影等）在19世纪末就进入了中国，其迅速发展几乎完全同步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从宏观的社会动员、文化革命、制度建设到微观的日常生活、通俗文化，科学研究，都有视觉文化的参与和渗透。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既包括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宏观层面，也应该涉及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微观线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态度、意识、思维等文化范畴的变迁，更能体现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性质和复杂形貌。因此，从视觉文化入手考察中国现代意识的生成，一方面为历史解读提供新的洞见，在全球化的时代思索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主体的境况贡献同情性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分析。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迁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文化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与现状的核心，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问题成为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经济、制度、技术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大跃进和文化讨论的相对沉寂之后，在逐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与政治实体的同时，却遇到了身份认同的迷失、文化创造力的孱弱等发展的瓶颈。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文化现代性是考察中国现代性问题和选择现代化路径时无法绕过的问题。正处于急速现代变迁之中的中国社会，需要对现代性的一般过程、自身的历史和民族精神都进行总体的、辩证的、批判性的把握，才能在变革的过程中始终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对于视觉文化和中国现代意识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为视觉文化研究和现代性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社会材料和考察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的批判性自我意识提供文化知识和理论基础。

有关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历史断裂，以及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性质、特征、变化趋势和多元模式，是所有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命题。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历史展开的方式、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和意识层面的独特性与普遍性，都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关注的焦点。与传统的社会理论主要关注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技术等制度层面的特质不同的是，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体系的文化理论关心的是现代性的主观层面，也就是现代制度和生活是如何被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和群体感知、认识和体会的。或者说，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是如何塑造和培养它所需要的具有特定品质、思维方式和主体意识的个体与群体的。对于何为文化现代性，文化理论给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答案。一种坚持“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规范性地将现代意识定义为世俗化、理性和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进步的线性历史观、相信法律与现代制度、认可人类对外在和内在自然的统治能力；而与其相对的，可以被称为“美学现代主义”，受到浪漫主义、心理分析、批判理论，乃至后现代理论影响的理论思潮，将现代性的主观经验描绘为转瞬即逝的、偶然的和神秘的。这种现代主义对现代进程的主要判断是悲观的，认为技术的发展造成统治、对自然的控制导致灾难、个人主义造成社会的冷漠和人的孤独、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对人和自然的剥削等等，并且由此延展出对传统社会和群体主义的怀旧情绪。两种文化现代性无法截然分开，它们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主体对这个复杂过程的反应、反思和参与。但是一般来说，前者是现代化进程的宏观结构性力量的产物，也就是说工业化、世俗国家的建立、政治和文化革命都以塑造启蒙式的现代性主体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而后者可以说是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溢出效应”，它的表达者是孤独的艺术家、批判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代言的现代制度下的失败者、普通人和庶民阶层。随着社会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转型，历史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等学科和理论力量的兴起，微观的社会生活、通俗文化和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情感、情绪和主观经验成为社会科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新型的文化史将人看做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强调宏观社会变迁与人们的主观体验和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之间的互动关系，呼唤人性在历史中回归，认为主体性确实是，但不完全是结构的产物，亦即关注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和对历史的塑造力量。（伯克，2010）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视觉艺术”，而是将日常生活、通俗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作为主要的切入点，重新考察中国社会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视觉现代性及其狂欢性的爆发。这样的思路是建立在新文化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之上，关注“小写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被现代性写入的程度。笔者试图通过这样的研究，加深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具体的、有感情的人的理解和关注，并从人道的角度来体会和评价现代性的各种文化设置和制度力量。本书从视觉哲学、视觉历史、视觉社会学和视觉政治学等角度，融合了传播学、社会理论、文化史、性别研究、后殖民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框架，多方面探讨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意识生成之间的关系，分析的对象包括摄影、印刷、电影、电视、互联网、户外广告、博览会、奥运会、大型景观等各类视觉媒介与视觉现象。笔者希望做一个当代视觉文化的“游荡者”，从看似不相关和琐碎的文化现象与事件中，扒梳现代性文化的表征与逻辑，对现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各种视觉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以图从特定的角度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集体想象，为现代性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研究和当代通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洞见和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