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在古代，虽然没有系统、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国家间的冲突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古人经常思考和谈论国家间的关系。中国先秦时期的先贤著作中就有了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在我国目前版图内存在着许多诸侯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间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国家间关系的一类。在《管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国语》、《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和论述。

例子：

《管子·霸言》提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是讲了国家国际地位变化的相对性，即一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败。没有他国的衰败，一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

《荀子·王制》提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这是讲争取人心、争取盟友和兼并土地三种不同战略所能产生的三种不同战略结果，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记载了烛之武劝秦穆公不要帮助晋国攻打郑国。他对秦穆公讲：“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说，由于郑国与晋国相邻而与秦国相隔，郑国被灭后必然归晋国所有而不会归秦国，而增加晋国的实力实际上等于秦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他以国际政治中的实力相对性原理说服了秦穆公放弃助晋攻郑的政策。

欧洲古代的城邦国家、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欧洲先哲们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和思想则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和基础。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建者是美欧学者，他们熟悉并理解欧洲古代国际关系的思想，而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的此类思想。在古希腊，修希底德把希腊城邦战争的史实和评论记录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至今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冲突仍参考该书的观点。到了近代，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观点，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提出了“战争不能避免而只能推迟”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萌芽。格劳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是最早的国际法著作。该书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都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趣的是，中国与欧洲在17世纪之前联系很少，但两种不同文明下的人们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少相似的认识。这也许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客观不变的，因此无论人们的文化背景有什么差别，只要他们深入其中，所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本质都是一样的。

例子：

烛之武和马基雅弗利两人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而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谁使另一人强大，谁便是摧毁自己”的观点，与烛之武的“邻之厚，君之薄也”的思想认识极其相似。至今，这种相对实力的思想观念仍是国家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分析大国实力关系的认识基础。

二、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至今形成的几个主要学派的重要代表中多数是美国学者。

首先兴起的是理想主义学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发表的“十四点”讲话。理想主义主要从应然而非实然的角度看待国际问题，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至少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的，并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世界政府这样的组织来避免国家间的战争。理想主义为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其自身却没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大发展。摩根索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行为主义推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是谢林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他于2006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沃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古典现实主义升级为新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基欧汉与奈于1977年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在经济学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其代表性著作是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到了21世纪之初，除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之外，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国学派、批判理论都有所发展。英国学派的主要贡献是欧洲学者，而并非都是英国学者，布赞是目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表1-3是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总结。

我们在本书的附录一中概括、总结了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思想渊源、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方便读者在学习和思考国际关系问题时借鉴和参考。

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

（一）研究历程与现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外交工作的研究，媒体负责关于国际时事的报导和评论，国际关系作为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更谈不上学科发展。1964年我国政府开始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又全面停顿。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才在中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机构从事政策研究，二是学术界介绍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以后关于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越来越多，且速度越来越快。从80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开始模仿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张季良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概论》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国际关系教材。同年8月，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三个方面有了新发展。其一，科学研究方法受到了重视。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课程的高等院校增加。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杂志社专门组织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研讨会，会上形成主张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一争论比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类似的争论大约晚了40年。随着研究者方法意识的增强，有实证检验的研究性论文数量逐渐增多。

其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主动寻找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再是消极等待发达国家学者发现问题后再参与研究。2005年创刊的《国际政治科学》是中国第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术杂志。为了有效地回答问题，中国青年学者开始主动地创造新的理论框架，而不再重复使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原理。

其三，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关注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去汲取营养。这表现为对先秦思想的整理和介绍以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为案例发展新的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理先秦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哲学政治思想，第二阶段是运用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分析他们的思想，第三阶段是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和东亚历史创造新的理论。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努力，创新成就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关注。普林斯顿大学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学者的文集，名为 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 ，成为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本土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

上述三个新现象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进入了创新性研究阶段。那些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工具、以中国古代思想为资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创新理论的成果。目前最为成功的代表性成果是《国际政治科学》于2011年发表的周方银的《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该文创建了战略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中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现象，也能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还可以解释每个地区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理论解释力非常强，立即引起国关同仁们发表对这一文章的学术评论。

在政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最关注的是与中国崛起相关的问题。例如，中国能否摆脱历史宿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保证崛起不半路夭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时能达到与美国相同的级别？中国崛起是否需要重新采取结盟战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能否继续韬光养晦战略？中国如何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等等。

（二）不同理论流派的影响力

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很多，但它们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却不同。在20世纪80—90年代起，现实主义理论主导了政策研究、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以及国际新闻评论等多个领域。2001年“9·11”事件后，国际反恐缓解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这一度使现实主义的影响力下降。2010年美国实施防范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使现实主义学派重新巩固了其主导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主导影响力，原因是其对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容易理解，与人们的客观生活经验有较强的一致性。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政策、学术、教学、新闻四方面的影响力仅次于现实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其影响力则大于现实主义。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双赢的机会较大，国家容易达成合作，因此制度主义关于如何实现国际合作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方面，其影响力明显小于现实主义，因为这些领域中的国际关系多数情况下是零和关系，难以达成合作。

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力始于21世纪，主要局限于大专院校的理论研究与教学。该理论对中国70后和80后的学者影响力最大。由于这派学者侧重研究理论问题，对政策研究和国际评论做得较少，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于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因此其影响力难以超越书斋，对现实国际政治生活缺乏指导性作用，也就是说理论性强、应用性差。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范围较小。这一理论派别的学者以大专院校的“两课”教师为主，虽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被规定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但从事这门课教学的人员很少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即使发表也多在非国际关系专业杂志上。这派学者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较少。

（三）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创新情况

我们统计了11种中国国际关系学期刊在2008—2011年所发表的理论研究型论文 ，共得到463个样本，基本可以反映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在这463篇论文中，有11个议题的论文数超过了10篇，总数达194篇，超过了样本总数的40%，它们是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在这11个主要议题中，“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同盟理论”、“规范性理论”和“战争相关问题”这五个议题属于传统的研究议题，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研究领域。另一个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探索和发展的重要领域。而“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则属于比较新的前沿性议题。此外，“中国学派”、“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这三个议题目前也受到中国学者非常大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学者迫切希望作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贡献，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摆脱西方研究议程的束缚而努力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创新型研究占全部理论研究成果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学科某阶段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在上述463篇样本中，共有65篇创新性论文，占样本总数的14%。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学者平均每写10篇理论研究性的论文，就会出现大约1.4篇创新性的论文。考虑到统计的全部样本中包括了书评等原本不以创新为目的的论文类型，因此实际的创新比例应该还高于这个数字。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正在步入理论创新阶段。在宏观理论方面，有学者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概念，也有学者发展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 中观和微观理论方面，创新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国际规范的传播和演化以及国际制度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是涌现创新成果最为集中的议题。其中，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创新涉及了权力转移、联盟、制衡、崛起战略、冲突调停等多个经典安全理论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