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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的“薛定谔演讲”

2012年7月12日,我应圣三一学院的邀请到都柏林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时值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初次发表他的《生命是什么》系列演讲整整70年之后。主办者要求我再次论述薛定谔当初提出的伟大主题,并且希望我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就有关“生命的定义”这一深奥的问题提出新的洞见和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非常有兴趣,个中原因可谓不言自明。我本人也不例外,不过我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我年轻时曾在越南当过医护兵,在那个时候,我无比惊异地发现,“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两者之间的区别竟是如此的微妙:一张小小的纸巾就能把活着的、有呼吸的人与死人区分出来;甚至在良好的医疗护理下,存活下去的可能性也仍然部分依赖于病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乐观开朗的心态。这就证明,高度的复杂性源于活细胞的组合。

在一个美好的星期四晚上,时间是下午4:30,得益于数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我终于走上了薛定谔曾经站过的那个讲台。像他一样,我也是在爱尔兰总统面前发表演讲的。唯一不同的是,现在这个礼堂已经成了圣三一学院的考试大厅,但是讲台仍然是那个无与伦比的讲台。在巨大的枝形吊灯的照射下,站在威廉·莫利纽兹(William Molyneux)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等人的肖像画下面,我注视着讲台下400位听众,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翘首以待的表情;数不尽的式样各异的摄像机闪耀着令人眩目的亮光。当然,我还知道,与薛定谔当初发表演讲时不一样的是,我这个演讲将会被录音、被现场实况转播、被写进博客,还将会在Twitter上被大量推送,尽管我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的前辈们已经付出过许多努力试图给出答案的那同一个问题。

在演讲开始后的60分钟时间里,我向听众详细地解释了DNA是如何驱动生物机器运行并最终组成生命的。所有活的细胞都在运行着DNA这个“软件”,它指挥着成千上万个“蛋白质机器人”。自从我们人类第一次搞清楚如何通过对DNA进行排序来解读这个“生命的软件”以来,我们对生命进行数字化操作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我们可以从计算机数字代码出发,走到另一个方向,即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用化学的方法合成它的DNA,然后用它来“生产制造”出实实在在的生命有机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且能够将它们以光的速度发送到任何地方,并且最终能够重组DNA,再造生命。坐在爱尔兰总统恩达·肯尼(Enda Kenny)旁边的是詹姆斯·沃森 ,沃森一直自称是我的老牌竞争对手。在我的演讲结束之后,沃森走上讲台,握着我的手,大方地祝贺我发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演讲”。

《生命的未来》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在圣三一学院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的宗旨是,将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描述清楚。自薛定谔发表《生命是什么》系列演讲到现在,才过了70多年,说起来这只不过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从薛定谔的“非周期性晶体”(aperiodic crystal)到对遗传密码的正确理解,再到第一个合成染色体的成功构造,又到制造出第一个人造细胞,从而最终证明DNA就是生命的“软件”,这些伟大成就是建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项巨大进展的基础之上的,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在各自的实验室里不断努力的共同成果。

在本书中,我将对分子和合成生物学领域中的进展进行一个综述,一方面是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业和成就的致敬,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为这个伟大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无数重要科学家的致谢。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对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完整的描述,而是希望借此阐明,被我们称为“科学”的这项事业,它的力量固然无比巨大,但是它也极其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进行合作。

现在,作为数字化信息的DNA不仅能够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实现不断的积累,而且能够通过生物传送器以一种电磁波的形式以光速或者接近光速进行传输,从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重新创造出蛋白质、病毒和活的细胞,或许这将永远地改变我们对生命的看法。随着这个对生命的全新理解以及我们驾驭生命的能力的逐步扩展,我们有力地敲开了一扇全新的蕴含着无限可能性的大门。这是极其激动人心的。

随着工业化时代接近尾声,我们有幸见证了“生物设计时代”的来临。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演化阶段。 i/np4QTq5fjYs7P5rxs3T6h1M+HblznEMrimuKlzK6XVyD34VoVSPq4Bj9Ifu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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