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篇序言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速描。1989年，在《成为领导者》首次出版之前，我为它撰写第一版序言的时候，世界正处于重大变革的边缘。很少有人预见到柏林墙将在那一年的11月轰然倒塌，伴随着摇滚乐欢快的喧闹声，德国终结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分裂局面。但是，当本书在那一年初出版时，德国还是分裂的，苏联还是完整的，美国的老布什总统还在任。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是相对平静、统一的南斯拉夫。受种族隔离制度迫害的纳尔逊·曼德拉还是南非一所监狱里的囚犯，后来他被人们拥戴为“非洲的乔治·华盛顿”。当时，接触互联网的用户只有400余人，他们在少数大学和政府机构工作；即使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无法预见，互联网会彻底改变一切，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恐怖分子策划袭击的方式。1989年，美国人已经用上了无绳电话和录像机，但手机和DVD还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转眼13年过去，时间到了2002年。当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撰写这一版时，人们正沉浸在美国是否应该出兵伊拉克的争论之中。
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02年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数日之后，朝鲜宣布终于拥有核武器。自从20世纪6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以来，核武器的阴影再次笼罩全球，那时，美国的孩子们都知道如何在苏联的核武器攻击时躲避和逃生。当我在写作本书第一版序言的时候，美国正处于1987年10月股市暴跌的时刻。从那以后，美国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就在最近，才出现了最严重的衰退，绝大多数50岁以下的人都见证了这一点。1989年，民主党人渴望重返白宫，把希望寄托在阿肯色州年轻的州长比尔·克林顿身上，克林顿担任两届总统，差点因为与白宫实习生的“性丑闻”事件被弹劾下台。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在他2000年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低于阿尔·戈尔，但最后仰仗最高法院的裁决，布什因获得的选举人票数略多而当选，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多亏杰出的技术和想象力，人类基因已经解码，大脑的秘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揭开。尽管艾滋病比自中世纪黑死病以来的其他疾病都严重，已造成数百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失去生命，并在亚洲快速传播，但如今在美国，即便得了艾滋病也不一定会死亡。
本书第1章敦促读者要“驾驭环境”，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在很多方面，一切都不同于1989年了。实际上，在1999年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中，普利策奖获得者、新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就这样写道：“这个世界刚满10岁。”
要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互联网提供了最生动的例子。早在1989年，最早接触互联网的400名使用者预测它会给人们的沟通方式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但即使是他们，也万万没想到今天互联网会如此深入到全世界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中。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全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5.8亿，互联网的使用率每隔100天就翻一番。所以即使柏林墙没有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全世界的人们通过电子媒介有效沟通的能力，也会推倒所有把国家隔离开来的墙。
自1989年以来，技术已经做到了意识形态无法做到的事，建立了一个靠线缆连接的全球社会。互联网让革命的少数派能够与外界联系，甚至在他们被围困的时候，例如，几年前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的农民起义事件
。尽管技术已经推动了全球的思想交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了，但它却未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宁。到上一次我去做心脏检查时为止，这个世界大约有40个国家仍被25宗边界争端所分裂。因此，如今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卫星电视观看一名妇女因通奸罪被乱石砸死的情景。
这个世界也经历了重大的经济转型。中国已经接受了创业精神和其他的经济形式。欧盟曾经被看作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如今却变成了现实—它已经淘汰了法郎和德国马克，取而代之的是欧元。在最近十几年里，美国的新经济经历了从形成到激增，最后彻底崩溃。20世纪90年代，似乎每一位聪明的年轻人都创办了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甚至在产品还没上市或者没有赚到利润之前就看到了其股票价格的暴涨。既然这种经济几乎完全是基于预期的，互联网泡沫的最终破灭也就一点儿都不意外了。但是，尽管纳斯达克的处境惨淡，新经济仍然生机勃勃。
新经济是靠智力资本推动的，这也将是21世纪经济的特征。一家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办公楼、厂房和设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创意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流通媒介。 对领导者以及想要成为领导者的人们来说，新经济的真谛在于其力量源自创意而不是职位。 现在，商业媒体充满了这样的故事：看到自己养老金账户上的余额每个季度都在缩水，沮丧的员工们已经放弃了提早退休的梦想。在2002年后半年，员工们很高兴能有一份工作，并且都在尽其所能地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这种情形将发生改变。而当情况发生改变时，希望组织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将必须再一次奖励甚至纵容那些拥有最佳创意的员工。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二流的领导者可以不顾后果、不受惩罚地运用手中的权力。经济繁荣的时期将再次到来，而到了那时，能够幸存下来并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将不会视员工为机器，而会视他们为可贵的同事与合作者。
就像新经济的潮起潮落一样，最高领导者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一个真正可怕的趋势是名人CEO的出现。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李·艾柯卡（Lee Iacocca）可能是第一位像电影明星或摇滚明星一样为人们所熟知的现代商业领导者。美国人一贯倾向于把组织看作伟大人物拉长了的影子—这种倾向几乎可以把像约翰·亚当斯这样真正看重协作的领导者逼疯；而且，我们还一直倾向于不顾其实际贡献，过分褒奖那种有魅力的领导者。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这种趋势已经彻底失控了。
企业领导者名实不符的首要指标就是高级管理者们的薪酬。没有人指望成功的企业家或勤勉的领导者甘守清贫，但在20世纪90年代，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已经失控了。在1970年的美国，一个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44倍。到了2000年，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报告，普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已经是普通员工工资的300余倍。《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在2002年报道说，美国收入最高的高管群体的中等年薪是1 100万美元，而全美中等收入群体年薪仅为3万美元左右。
这种不平衡带来的最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凸显了贫富两个群体之间危险且日益拉大的差距：一边是1%的人口控制着50%的财富，而另一边却是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以及日益壮大、没有希望和健康保险的社会底层。中产阶级的崛起曾经象征着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经济成功。那些已经渐渐相信忠诚和勤奋会带来保障和舒适生活的人们，是构成中产阶级的主体；事实很可能会证明，这个中产阶级的消失将是新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事件。而且，除非当前这种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趋势被逆转，否则它就真的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残酷的故事。
当首席执行官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沙皇时，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最终会遭到报应。但是，很多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2001年和2002年，在一系列涉及会计违规、非法借贷和内线交易的商业丑闻当中，很多原本雄心勃勃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这些被钉到耻辱柱上的企业包括：安然（Enron）、世通公司（WorldCom）、阿德菲亚通信公司（Adelphia Communications）、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和因姆克隆（ImClone Systems），他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受到了起诉，锒铛入狱。
在这些事件当中，最令人震惊的也许是一直前途堪忧的家政女神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因姆克隆公司寄予了很高期望的抗癌新药将不会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而就在这一结果即将宣布之前，玛莎根据内部消息提早抛售了自己手中该公司的所有股票，她也因此受到了刑事检控。一些人幸灾乐祸地期待着她身败名裂，他们拿她的单人牢房和带有监狱条纹的壁纸开玩笑；这显然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常常这样问候自己久别重逢的朋友：“自我们上次相见以来，有什么模糊的事情变得更清晰了吗？”对我来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事情就是： 正直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他必须要准备好去再三证明自己的正直。 有太多的领导者忘记了他们是受监督的，随时可能被叫去接受质询，这其中不仅包括企业的负责人，也包括教会管理者，以及无数其他领域中的领导者。他们忘记了，有些事情合法但并不意味着是正确的；他们还忘记了，公众给予他们的，公众也可以拿回去。不信你去问问玛莎·斯图尔特。
这些公司丑闻已经对股市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有关安然和其他骗子公司的头条新闻被人们遗忘之后，这种负面影响却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负责任的高管自己拿着一大笔解雇费走人了，而他们的行为却糟蹋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财富。美国企业界的污点是如此显眼，以至于英特尔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宣称：“这些日子里，我耻于自己是美国企业界的一分子。”
正直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准备好去再三证明自己的正直。
这会让如今的领导者们处于何种境地呢？对于近来的混乱，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高管的薪酬最终将变得更加适度，尽管首席执行官们的年薪仍然可能比普通员工一生赚到的钱还多。因为员工们现在都是股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缩水的养老金账户，所以，他们将来很可能会要求领导者拿出更真实的绩效，并为此付给他们不那么奢侈的薪酬。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大型组织的负责人可能会拿到更少的薪水，并受到更多的监督。那也许是一件好事。我们所知的有关创造力的一切都在暗示，金钱更多的是创造性工作的障碍而非激励因素。获取适度薪酬的领导者，可能会更在乎工作本身的内在回报。而且，他们更有可能承认自己的职责具有道德要素，就像增长的利润数字一样重要。
我希望这种狂躁会渐止平息，让人们静下心来深刻而又严肃地思考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当今世界，企业的使命是什么？组织的使命是什么？”人人都认为，组织是一架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机器，这个比喻过于简单化了。但是，什么样的比喻更贴切、更有启发性呢？让我感兴趣的是，“组织”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响应迅速的器官的概念，以及查尔斯·汉迪
提出的“组织就是一个社区”的观点。如今，我们正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而且也越来越渴望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取得良好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把公司或其他组织视为小社区的理由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恰恰是当我们被手机绑在工作场所中的时候，我们渴望做那些看起来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以证明我们错过与家人的一次次欢聚是值得的、应当的。各种组织的领导者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给予员工有意义的回报，并让日益小型化的团队充满人情味。如果新近发生的丑闻让领导者非常分心，以至于他们未能处理好这些道德和哲学问题，那将是很可悲的。而如果这些丑闻让人们觉得这一职业不值得付出努力，就像过去政治丑闻常常玷污公用事业一样，那就更可悲了。
说到最近这些丑陋的头条新闻，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得我们对领导者态度的反复。我们倾向于在一段时间里慷慨地给予他们不相称的关注和赞扬，待他们如王室；而在某个时刻，我们会突然翻脸，激烈地攻击他们，视他们如魔鬼。这两种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值得记住的是，每有一个可耻的丹尼斯·科兹洛斯基（Dennis kozlowski）（泰科公司被免职的首席执行官），就有其他成百上千个能干而又可敬的商业领导者。而且，在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群体、学院和大学、文化机构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高层中，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他们都是有志成为领导者的人应该去寻找和效仿的对象。
让我举一个例子。在我的新书《极客与怪杰》（ Geeks and Geezers ）中，对年轻领导者和老年领导者做了一个比较。印象最深刻的高级领导者是哈曼国际工业集团（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的首席执行官西德尼·哈曼（Sidney Harman），我和鲍勃·托马斯（Bob Thomas）访问了他。不久前，当每天似乎都有新的公司祸根被揪出来的时候，西德尼在公司的季度报告中向股东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告诉股东们，公司与大多数独立的董事会成员没有生意往来，并且概括地介绍了公司现有哪些机制可以确保董事会以及公司本身的正直：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会知道的，因为“我在全身心地关注和管理着这家公司，我知道其中各个角落都在发生些什么”。对于这种迅速地做出反应、负责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真正的“领导”。
像所有伟大的领导者一样，西德尼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培养一种坦率的文化。在就“领导”这一主题进行了多年的写作之后，我突然发现，任何组织的成功都有一个被忽视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不是伟大的领导者，而是伟大的追随者。 西德尼的办公桌上镶着一块小牌匾，上面写着：“在每一家企业里，总会有某个人准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应该把那个家伙开除。”这当然是在说反话。西德尼一直坚持倾听，甚至欢迎员工们提出有见地的异议。但是，在很多组织里，那些敢讲逆耳真言的人会被开除，或者至少会受到排挤。
任何组织的成功都有一个被忽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是伟大的领导者，而是伟大的追随者。
一个悲剧性的事件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升空不久后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6名宇航员和首位参加太空飞行的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太空灾难，而遇难者亲属的到场使它变得更加令人心碎：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就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罗杰·博伊斯乔利（Roger Boisjoly）——美国宇航局（NASA）的供应商莫顿聚硫橡胶公司（Morton Thiokol）的一位工程师就曾经提醒上司，说航天飞机的O型环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博伊斯乔利的命运与当代很多预言灾难的卡桑德拉
一样，他的警告被当成了耳旁风。试图阻止灾难发生的勇敢行为，给他带来的回报却是职业生涯的终结。从那以后，他只能靠揭发内情以及其他道德议题方面的演讲为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能再在航天领域里找到新的工作了。这给其他打算揭发内情的人提供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教训：提出异议前，首先要保证有一份新的工作在等着你。
不管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是多么可敬，他们都很少受到组织的欢迎。我想起了在一部动画电影中，一位被溜须拍马的下属包围着的工业巨子咆哮着说：“谁敢反对我，那就意味着他想滚蛋！”组织倾向于严厉地对待那些坚持讲出困窘真相的人，例如安然公司的谢伦·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还有揭发弊端的FBI探员科琳·罗利（Colleen Rowley），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然而对组织来说，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愿意对当权者讲真话的人。有的时候，组织会荒谬甚至不道德地忽视坏消息—汽车行业对车型存在的安全隐患保持缄默就是一个极端恶劣的实例。但是，真正的领导者欢迎那些讲真话的人，不管他们的言词有多难听。 一个领导者要想迅速没落，最快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被一群应声虫包围。即使坚持原则“唱反调”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也会促使领导者重新评价自己的观点，审视自己的设想所存在的缺陷。 质疑只会让好的观点变得更有说服力。对当权者讲真话的下属需要勇气，而且可能要为自己的直率付出代价。但是，他们作出这种行为的勇气不亚于领导。敢于站出来反对自己的上司，这种精神可能会让坦率的员工丢了自己的工作，但它也会帮助员工在另一个更开明的组织里找到用武之地。
这让我想到了自写作《成为领导者》以来意识到的另一件事，伟大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总是致力于富有创造性的合作。就像对艺术家的看法一样，我们仍旧倾向于把领导者视为孤独的天才。事实上，一个有天赋的人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来得太快也太复杂，要解决它们，我们需要优秀的领导者甚至是领导团队率领下的人才群体。正如我与帕特里夏·沃德·比德曼（Partricia Ward Biederman）在《七个天才团队的故事》（ Organizing Genius ）一书中所写的：“独行侠已不复存在。” 要领导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不必具备团队成员具备的所有技能。 他必须要具备的是愿景、感召他人的能力以及正直。这样的领导者还要有出众的挑选和教练辅导能力—慧眼识才的本领、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激发他人最大潜力的才能、促进沟通和调停冲突的能力，公平意识以及能够赢得信任的真实。如今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过去更复杂、节奏更快—这让协调与促成默契合作的能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今天，有两件事情与领导者密切相关。第一件事情是“9·11”。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于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攻击，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我们当中长期思考领导力和变革的人，一直认为变革的步伐将会加速，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加速办法。但是，有些变化很难拥抱，“9·11”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自从20世纪全球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一直是日益安全的福地。自从美国内战以来，美国本土从未发生过战争。在社会公平和种族主义领域，美国有着非凡的自由度和多元的包容性。“9·11”让美国不再有安全感。2002年，巴厘岛的恐怖爆炸事件明显是针对西方人的，华盛顿特区发生的狙击手系列袭击案进一步让美国人的安全感一点点消蚀。我们讨论“9·11”，努力从数千人的伤亡和大量的瓦砾废墟当中发现影响未来的教训和意义，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灾难。
适应能力是一种创造力，还包括发现并抓住机会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对于任何组织和机构而言，世界越是危险，就越需要领导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2002年，在研究怪杰们怎样成为领导者的过程中，我和鲍勃·托马斯发现，领导者的地位总是形成于某个重大事件，而且往往是充满压力的事件之后。我们把这种造就领导者的经历称为“熔炉”。曾经有一位访谈者问我，怎么偏偏对“领导力”的主题产生了兴趣。我对他说，如果不思考有关领导力的问题，想要熬过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不可能的。那时，世界上有很多伟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丘吉尔、甘地等卓越的领导者。而且，那时还有很多以最恐怖的方式运用手中巨大权力的人，比如希特勒，他滥用领导的精髓，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与许许多多和我同辈的人一样，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就是我的“熔炉”。
在成为领导者的过程中，“熔炉”是一个基本要素。
在1989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领导力“熔炉”当中，某种神奇的东西正在发生，不管这种转型的经历是像曼德拉的狱中岁月那样的严酷考验，还是像接受导师辅导那样相对不怎么痛苦的经历。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体经受了这种“熔炉”之后，会形成新的、更高的领导能力。无论经历什么，“熔炉”会让领导者变得更强壮、更坚韧；不管考验多么残酷，他们会变得更乐观、更开放。他们不会失去希望，不会向苦难屈服。我将在本书中描述某些我现在意识到的对领导来说不可缺少的品质，尽管它们并不是领导的充分保证。但是，先让我再就“熔炉”多说几句。在1780年，也就是领导大师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
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品格和领导能力受到“熔炉”锻造的艰难时期，她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一语中的。“伟大的品格不是在宁静的生活中形成的，”她忠告儿子说，“强大思想的习惯是在与困难的斗争中‘熔炼’出来的，巨大的困难催生伟大的品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20世纪后半叶的领导者一样，我预言“9·11”和网络泡沫的破裂也将是造就新一代领导者的“熔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理由在哀悼的同时庆祝一番。
除了我在《成为领导者》当中描述的品质之外，所有的领导者还应具备4种必需的能力。
第一，能够通过建立共同的愿景与意义来吸引人们投入其中。 他们都有一个愿景，而且能够说服其他人来分享这个愿景。对于这种能力，希特勒可以说是一个可怕的典范，同时他也提醒我们，不要低估花言巧语和表演在领导工作中发挥的作用。领导者之所以能够传播自己的愿景，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追随者非常默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渴望和需求。在各个领域里，领导者都非常善于理解他人的处境、情感和动机。
第二，有一种独特的“声音”。
我所说的“声音”是指很多东西—目的、自信和自我意识，还有“格式塔”（Gestalt）
能力，我们现在称之为“情商”。声音很难定义，但极其重要。阿尔·戈尔之所以会输掉2000年的总统竞选，一个原因就是他缺乏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当中那些了解戈尔的人，都被他的才智、正派、愿景以及嘲弄式的幽默感所深深打动。然而，在竞选活动期间，公众根本无法听到他真正的声音。相反，小布什有着独特的声音，向公众传达了一个讨人喜欢、低调的形象，这甚至让那些强烈反对其政见的人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而且，因为现代的媒体可以把它传播到各个角落，所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了。
第三，应具备的品质是正直（integrity）。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一直在提醒我们正直有多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有太多所谓的企业领导者缺乏这种品质—人们把他们叫作“企业的黄鼠狼”。正直的组成要素之一是坚定的道德指针。它不必是宗教信仰，但它一定是对外在于自我的某种东西抱有的坚定信念，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对消费者至上主义的信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领导者总是涉及品格。关于领导者的品格向心性，我最喜欢的结论之一是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其《品格高于一切》（ Character Above All ）一书收录的一篇文章中对哈里·杜鲁门的评价。“就总统而言，品格要比其他任何品质都更重要，”麦卡洛写道，“它的重要性甚至高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经济甚至是政治的了解程度。在紧要关头—总统任期中几乎所有时刻都是紧要关头，你怎样决策？你选择哪条路？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on）时，杜鲁门曾说：‘面对一个决斗的对手需要一种勇气，但同你对一个朋友说“不”所需要的勇气相比，前者根本不算什么。’”
第四，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对领导者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适应能力让领导者能够迅速、聪明地应对持续不断的变化。在最近的十多年里，为了适应一个变化的环境，一种全新的决策过程已经逐渐形成了。正如心理学家卡尔·韦克（Karl Weick）有说服力地写道：旧式领导者可以依赖地图前行，而对如今数字时代的领导者来说，世界从来就不是静止的或十分清晰的，所以他们必须要依靠指南针。韦克解释说：“根据定义，地图只在已知的领域中才有用，这些领域以前就已经被人们探索过了。当你不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时，指南针会给你帮助。当然，它只能给你一种大致的方向感。”适应能力让如今的领导者可以采取行动，然后评价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依赖于传统的决策模式：首先收集和分析数据，然后采取行动。如今的领导者们知道，速度至关重要，往往必须要在所有的数据到达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必须要评估行动的结果，修正行动方向，然后再一次迅速地采取行动。
适应能力由多个方面构成，其中包括弹性或者心理学家所说的“坚韧性”（hardness）。正如小说家索尔·贝洛（Saul Bellow）在描述自己笔下一个人物时所写的，能够迅速而恰当地采取行动的人都是“第一流的观察者”。 适应能力是一种创造力，还包括发现并抓住机会的能力。 这么多年来，在看着成百上千的人成为领导者的过程中，我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有些人寻找导师的高效率所打动。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天赋之一就是找到优秀的老师并恳求他们给予指点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比单纯地建立人际关系更复杂、更重要。它不亚于找出少数能够对你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并让他们站到你这一边的能力。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已经从一个导师的角度经历了这个过程。在这期间，为了把我吸引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让我关心他们，使我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所运用的技巧总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想成为一个领导者，这种能力必不可少。而且，这是一个其他灵长类动物似乎也在采用的成功战略。在研究雄性狒狒的过程中，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发现，雄性狒狒是长寿还是早些死去，这中间的差别往往归结为年长的雄性招募更强壮的年轻雄性来保护自己的能力。辅导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发展战略，更是一种可以让双方都受益的互惠的舞步。
在与成功的怪杰们交谈时，我总会惊讶于他们的适应能力。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 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过程正是一个人健康、全面成长的过程。 而且，这也是让一个人可以顺利成熟的过程。想到适应能力，我会想起一个个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 Commission）前主席阿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这样的领导者。阿瑟的适应能力使他可以一次次地改造自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恰好有一本关于华尔街和美国公司界的书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在近些年里，他更多的是作为美国公司经营方式的批评者而受到关注。岁月只是让他成为一个更加杰出的领导者，并且把他出色的适应和成长能力打磨得更加光亮。
永恒的领导者总是涉及品格，涉及真实（authenticity）。请让我再次强调先驱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关于真实的评论。他写道：
要定义一个人的品格，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出让他觉得自己最积极、最活跃时所处的独特心态或道德态度。在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大声说：“这才是真实的我。”
1989年，我曾经强烈建议你们去发现和培养那个真实的自我—你身上最活跃、最能代表你的部分。现在与那时一样，发现并培养真实的自我仍然是一条成为领导者的可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