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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详说那“风月无边”。
还是二程与他们的老师濂溪先生的故事。程明道曾回忆起这样的一次相遇：
吾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得“吾与点也”之意！
这“吟风弄月”，大概就与“风月无边”相对，风可“吟”，月可“弄”，这都是一种潇洒的审美心态使然。这便引申出“吾与点也”这段千古的孔子传奇。
孔子授业图（元代木刻）
在整个《论语》里面，记述孔子对话的《先进》篇，出现了一段罕见的完整段落：“四子侍坐”。与《论语》大都记述孔圣人言行的语录不同，这段“侍坐”大概构成了其中最有故事情节的一段佳话。
侍坐的“四子”，就是孔子心爱的四个徒儿：子路、曾皙（又名曾点）、冉有和公西华。当时的故事情境大致是这样的，他们某日陪着孔子而坐，孔子对弟子问道：你们都说没人知我，如果知我的话，那会做何呢？这时，师徒之间的对话由此展开。
以“勇”而著称的子路迫不及待，他首先对答：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这是“军事家”的派头，子路自夸，可以引领大军周旋于诸国之间，并夸口说只用三年，就使得百姓们勇敢无畏并明晓此理。听罢，孔子不禁笑了，那是由于，“为国以礼，其言不让”，这种不谦逊的大无畏态度，使孔圣人摇头笑之。
接着出场的，是那位善于理财的冉有，他没有子路那样的雄心胆略，但却有“经济家”的能为。他对答：只要给他一处小地方，不到三年，冉有自认就能使百姓富足，但要推行礼乐，那还得让贤于君子呀。显然，冉有不能以礼乐治之，但孔子认为，无论是五六十还是六七十里的小地方，不仍是需礼乐之治的“国”吗？大小又有何妨？
公西华似乎最为谦逊，但是他仍有“政治家”的胸怀。他自谦只能做个小相，礼貌，勤加学习，穿着礼服，只能主办祭祀和接待来宾而已。难道这位公孙赤所论也并非“治国之事”吗？孔子反而认为，无论是“内祭”还是“外交”都是国事，但公孙赤所做的事仍为小事，关键是谁能做孔子心目中的“大事”呢？
最后，孔子才转而问到了“习礼爱乐”的曾点，问他的志向究竟如何呢？
当时的曾点正在轻轻抚琴，看似散淡无语，却在静听各位的高见。听到老师问到自己，他鼓瑟的声音渐渐稀落下来，铿的一声停止了弹奏，放下了琴，说他的志向与三人大不相同，并对答：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刹那之间，这就为大家描画出一幅美好的“暮春景象”。
由此，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就是著名的“曾点之志”。
为何孔子唯独赞赏了曾点呢？无论是子路的统摄“千军万马”、冉有的走向“国富民强”，还是公西华的善于“祭祀外交”，在孔子看来无非是“各言其志”罢了。
按照儒家的“出仕”的基本取向，征战虽未必可取，但走富民与祭祀之路，似乎也理应是被大加赞许的。但孔子却没有，并在这三人走后，与曾点的对答当中，一一指出了他们的缺憾，而独赏曾点的志向。
从表面上来看，如果比较这四种人的四种“志”，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志向，无疑都是“出仕”的，他们所做的都是此世积极的事业，而唯独曾点则是一派“出世”的取向。因为，他拒绝了同三位师兄弟一样的入世之举，而要走一条“舞雩咏归”新路。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下面我们就要证明，为何曾点看似要“出世”其实也是“入世”之人。换句话说，曾点是貌“出”而实“入”的。“吾与点也”的出入之间，还是别有一番深入道理的。
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为何孔子独独欣赏——曾点“舞雩咏归”的人生规划呢？
孔子之所以赞美曾点，难道就因为，曾点是一位“玩乐家”吗？
孔子不喜“军事家”的勇猛与不谦，不喜“经济家”的实用与小气，不喜“政治家”的规约与谦恭，难道却单单钟情于“玩乐家”的洒脱与不羁吗？
在曾点鼓琴之后，那段“舞雩咏归”的著名场景，大都被后世阐释为一场“春游”而已，而且，还一场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春游，简直就是一场“审美之游”呀！从这个眼光看来，说曾点是孔门弟子当中最大的“审美家”，恐怕也不为过，而孔子本人也向往这种“审美的风度”。
那么，这场春游，究竟能潇洒到何种程度呢？你大可如此想象一番，春暖花开，换上轻便着装，偕五六个同道好友，带六七个少年学子，如此惬意而轻松地沐浴于沂水之中，迎着和风，优游于祭坛之下，唱着歌曲哼着小调，最终兴尽而归……
《孔子讲学图》（明代）
今天的老百姓，曾用口头语这样翻译说：二月过，三月三，穿上新缝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同到南河洗个澡。洗罢澡，乘晚凉，回来唱个《山坡羊》。哈哈，尽管是打油诗一首，但真是精妙好诗！
然而，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历史现场”是怎样的？那个活泼的现场，到底承载与透露出哪些“文化讯息”？
这也就是说，曾点带着五六个冠者、六七个童子，他们到沂水去到底做什么？干嘛偏偏到祭坛那里去游览？他们暮春去沐浴、乘凉然后歌唱而归，难道只是游乐而已吗？所谓“春—沐—风—咏”之主要目的，究竟何在呢？
那就让我们试图做些“还原”工作吧，去还原“舞雩咏归”的历史情境与文化场景。
与古本《论语》成书年代最为接近的两种说法，其实最有说服力。其中一种是“盥濯祓除（祓禊）”之说。
“祓”即消灾乞福的一种仪式，“禊”即春秋两季于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祀，自上及下，古有此礼。
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
请注意，在这里，尽管说的主要是祭祀，但是又被平添上了“歌咏”的内容，那就是所谓“先王之道”。这，才是被归于儒学孔门之下的真正缘由。因此可以说，这场祭祀乃实为儒生在“授业”嘛，但难道就是一场传授儒学的纯教学活动吗？曾点由此也成为了一位“教育家”？
根据另一种说法，曾点志向乃是“主持雩祭”。
“雩祭”即祈雨，从“雩”这个字形上就能看出，它是求雨的专祭。出于消灾避难的目的，无论是临大旱还是恐小旱，古人求雨的祭祀至关重要。早在殷商之际，雩祭就已经很流行，“以农为本”的周朝祈雨之习尤盛，宫中还专设了雩祭官与舞雩的巫女。
日本的汉学家西冈弘，甚至为曾点与其所携带的众人都分配了“戏剧角色”：暮春三月雩祭之时，曾点穿上祭服，自任祭祀中的“神尸”，得冠者五六人为“工祝”，而童子六七人为“舞者”，他们行禊于沂水边，然后在舞雩台上祈雨，歌咏而馈祭神明。这种“还原”真的很彻底，演出的人物们，大大小小似乎都成为了“神职人员”，颇令人会心一笑。
但追本溯源，这“雩祭”之说，较早还是中国汉代思想家王充所提出的精妙看法。
有趣的是，他认定，曾点是“欲以雩祭调和阴阳”，这就又引入新的东西，也就是“阴阳调和之说”。这说明了，王充也是一位“还原者”，每个还原“舞雩咏归”文化现场的人，都是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就像王充难脱汉代的语境与情境一样。
不管怎样说，王充在《论衡 • 明雩篇》里面，还是给我们崭露出了更多历史的真实信息：
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
你瞧你瞧，就连涉水沐浴时像“如龙出水”一般的队形，都被王充深描了出来。王充不仅确定了具体的时节与乐人的角色，而且“祭”无疑成为了“舞雩咏归”的内核——因为从“风乎舞雩”“咏歌馈祭”到“歌咏而祭”，都以“祭”一道贯之。
由此得见，曾点的行为，可能与当时在鲁国兴盛的祭祀之“礼”直接相关，而非仅仅是一场“春游”抑或“授业”活动。
所以说，曾点不是因“游玩家”而被赞，那才是玩“物”丧“志”呀，而是由于，他始终是位“习礼家”！他真正才是“乐道者”！
而此“道”，非彼道，非老庄之“自然之道”。此“道”，乃《论语》所谓“士志于道”之道。曾点恰恰因走了这个“正道”，他的一番言论，于是就说到了孔老夫子的心坎里。徒“言志”师喟叹，乃是由于，师徒二人心存戚戚焉！
曾点之志，乃是“士志于道”当中的最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