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学东渐与欧洲科学在中国的传播（1582—1793）

◇ 韩 琦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Ricci,1552—1610）入华，之后传教士接踵而来。耶稣会士通晓欧洲科学，又怀着强烈的宗教热情，欲归化中国，在他们眼里，科学作为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在万物中发现上帝，以“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 来华耶稣会士为达到传教之目的，深入研究中国典籍，并和士人广泛接触，不仅促进了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他们的翻译和介绍，使得欧洲学术界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耶稣会士来华时，明代科学发展缓慢，一些重要著作和成果甚至湮没无闻。因此，传教士传入西方的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为停滞的明代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西学的传入，使得中国人重新审视传统的科学，导致了传统科学的复兴。本文将从明清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背景出发，阐述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一 明末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

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始在全球进行探险活动。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西班牙人紧随其后。这些活动促进了欧亚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了欧洲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对近代欧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欧洲在新航路发现之后，实力日益增强。在16—18世纪，耶稣会士起到了中西文化传播者的作用，是当时好奇的欧洲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耶稣会士来华，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当利玛窦发现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之后，采取了适应政策，如学习汉语，身着儒服，结交士绅，尊重中国礼仪，研究古代典籍，以调和古代经书和天主教教义。 ^[2] 同时耶稣会士也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手段，即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来达到吸引士人入教之目的。

明末清初，中国科学开始从传统向近代缓慢转变。这一过程中，耶稣会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耶稣会是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1491—1556）创立的，目的是重振天主教会，维护教皇权威，1540年获得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会宪》《神操》《研修计划》（Ratio StudiorHm）是耶稣会士的基本文献， ^[3] 多由罗耀拉所撰写，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早在耶稣会创建之初，受意大利大学的启发，罗耀拉就把数学的学习与教育写入会规。在1586年的研修计划中，更强调了数学的重要性。 耶稣会注重教育，在ClaudiusAcquaviva（1581—1614）担任会长期间，《研修计划》最后成形，一直被视为权威之作。1599年的计划可说是一个法典，由一系列规定组成，包括对哲学、物理、数学老师的规定。 ^[4] 其中不仅注重文学的，也注重哲学和科学的训练。在欧洲，像伽利略、笛卡儿和孟德斯鸠等人都曾受到耶稣会研修计划的影响。

耶稣会士的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是学院（college），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这种教育继承了以前的人文传统，被分为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um），三艺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包括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1551年，耶稣会的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建立，不久它成为耶稣会教育的典范。1556年，教皇承认它为一所大学，但它和别的大学很不相同，缺少法律和医学两个院系。 除了神学之外，罗马学院对哲学尤为重视，但哲学是作为神学的侍女，哲学要教授三年，第一年逻辑，第二年自然哲学，第三年形而上学。 ^[5] 逻辑学的传授在16世纪晚期已比较固定，主要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数理科学是作为第二年自然哲学课程的一部分传授。 ^[6]

在罗马学院任教的最著名的是耶稣会士天文学家丁先生（C.Clavius,1537—1612），被誉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Euclid,前330—前275）。 丁先生一生大多数时间担任数学教授，在《研修计划》建立详细的规则之前，1566年已在罗马学院给出了一个大纲，传授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算术、天球论（如Sacrobosco的天球论）、宇宙论、天文学、行星理论、光学和记时等知识。丁先生写下了大量的教科书，包括了耶稣会士课程的每个方面。 ^[7] 他还详细注解了《几何原本》。他有关Sacrobosco的《天球论》的评注，以及实用算术和代数方面的教材，成为耶稣会传播数学知识的基础，其中有《实用算术概论》 （ 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 cae ,1583）。此外，他还著有有关日晷的著作。 丁先生融合传统的托勒密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体系，为教会所接受，其作用功不可没，他还是GregoryⅧ时代改历的功臣。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丁先生享有盛誉，其著作作为学生的标准教科书，影响深远，连笛卡儿、伽桑迪等人都读过他的著作。耶稣会学校曾培养出不少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在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等天主教国家，耶稣会办的学校在16至18世纪对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17世纪初，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支持下，为年轻的贵族陆续设立数学讲席；路易十四时代，以皇家的名义，也曾设立数学讲席，以便发展航海事业，这都与耶稣会有关。耶稣会士在欧洲所受的教育，是他们在中国从事科学活动的基础。

由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师从著名数学家丁先生，在科学方面已颇有造诣。来华后，凭借非凡的语言才能，很快掌握了汉语，并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1601年，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到达北京。他与徐光启等人过从甚密，以《几何原本》之翻译为开端，西方科学陆续传入中国。

明初以《授时历》为基础编成《大统历》，但不久推算日月食就有差错。 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已有一些人发现大统历预测日月食不验，并酝酿进行历法改革。万历年间，改历的呼声显得更为突出，范守己在万历十三年（1585）所上的《十二议历法》中即提倡改历。 他后来与周子愚、徐光启一起最早参与历法改革，他对历法改革的论议，为《崇祯历书》的编纂打下了舆论基础。1595年，朱载堉进《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出改历的建议。稍后，邢云路也曾建议修改历法，但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利玛窦来华，传播科学，可谓适逢其时，但他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天文理论，因此向罗马发出了呼吁，迅速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华，以迎合中国改历的需要。

最后我有一件事向您要求，这是我多年的希望，迄今未能获得回音。此事意义重大，有利传教，那就是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因为其他科技，如钟表、地球仪、几何学等，我皆略知一二，同时有许多这类书籍可供参考，但是中国人对之并不重视，而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食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为编纂（历书）非常重要。我估计，中国皇帝每年聘用二百人以上，花费很多钱，编纂历书，且成立钦天监专司此职；目前中国使用的历书，有《大统历》与《回回历》两种，对推算日月食，虽然后者较佳些，但均不准确。宫里宫外各有两座修历机构，宫内由太监主持；宫外则设在南京雨花台，由学人主持。可惜他们除遵循先人所留下来的规律进行推算外，其他可说一概不知。

1610年，钦天监推算日食，职方郎范守己上疏指出其误，礼部官员请求访求精通历法的学者，这时耶稣会士已到北京，于是五官正周子愚提出：

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D.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de Ursis,1575—1620）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

于是礼部推举邢云路、范守己以及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改历。天启三年（1623），钦天监监正周子愚再次提出改历，并请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M.Dias,1574—1659）参与其事。 1629年，钦天监官员用大统、回回历所推日食有误，而徐光启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推算，与实测相符，于是崇祯命令开设历局，由徐光启主其事。龙华民（N.Longobardi,1559—1654）、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罗雅谷（G.Rho,1592—1638）、汤若望（J.A.S.von Bell,1592—1666）等耶稣会士先后被召至北京，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造诣，使得改历得以顺利进行。徐光启当时推荐了一些对西学、天主教有兴趣的学者参与修历，如李之藻即被举荐到历局工作。1633年徐光启死后，由山东参政李天经（1579—1659）继任，主持历局工作，最后编成《崇祯历书》。

天文历法是皇权的代表、天子的象征，因此，当耶稣会士介绍西方天文学，要改变传统的正朔，势必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于是徐光启在历议中，把明代洪武初年借用回回历的经验，作为明末改历的榜样，为崇祯改历制造舆论。此外，徐光启在担任历法改革的重任之后，对如何接受西学，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宣传。崇祯四年（1631），在所上《历书总目表》中，他提出了以下看法：

《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当西方历算知识传入之后，一些明末士人为接受西学，不得不打出为传统辩护的幌子，这种貌似保守之举，实则是西化的有效手段，“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即是典型的例子，其目的显然是为西学的合法化开道，徐光启的观点对清代士大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8] 徐光启认为，在《大统历》不能满足天文观测的需要时，有必要大规模翻译西书，为“超胜”做准备。他主张借用西方的天文知识，来重新研究大统历，而不是照搬西法。

明朝末年，由于朝纲日坏，社会危机四伏，满族在北方崛起，一些有识之士忧心时艰，主张经世致用之实学。 而此时耶稣会士借欧洲科学来传播天主教教义，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等人出于主实用、求富强之宗旨，试图借用西学达到拯救明朝之目的。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即提到“历法修正十事”“修历用人三事”“急用仪象十事”“度数旁通十事”， 在“度数旁通十事”中陈述数学是研究气象、水利、乐律、建筑、理财、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基础。熊三拔编写的《泰西水法》、邓玉函与王徵合著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崇祯年间翻译的《坤舆格致》《火攻挈要》（《则克录》）等书，涉及水利、机械、矿冶、造炮等，均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西方地圆说的传入是明清科学史上的大事，最早提及地圆说的中文文献是多明我会会士出版的《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1592），此书主要在菲律宾的华人中流传。真正把地圆说传入中国的是耶稣会士，为了吸引士大夫，利玛窦开始传入西方的自然哲学，并通过三棱镜和世界地图等物品交接士人。1584年，利玛窦应王泮之请，绘成《山海舆地全图》。1599年在南京期间，利玛窦对地图做了修订。而最为常见的是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图中标明了五大洲和托勒密九重天的宇宙体系，明确指出天地俱为圆体，图旁还用大量文字，介绍了西方的自然哲学知识，地图不仅介绍了地理知识，还包括了宇宙论和历算方面的知识，对士人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作用。为改变当时中国人的地平观，从而接受地圆说，利玛窦给出了很多证明。地圆说的传入对明清之际士大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潢《图书编》即收录了世界地图。后来艾儒略的《职方外记》也介绍了地圆方面的知识。熊明遇（1579—1649）之子熊人霖（1604—1666）所著《地纬》主要取自《职方外记》，也讨论了地圆说。

明末改历之前，西方天文学正经历一场革命，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受到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挑战。日心说的提出是天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1543年，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对日心体系进行了系统阐述，由于此书和天主教教义相违背，因此被教会视作禁书，也影响了耶稣会士对哥白尼学说的介绍。明末欧洲耶稣会士来华后，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在编译《崇祯历书》时，已经提到哥白尼的名字，并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的材料，基本上全文译出了8章，采用了哥白尼发表的17项观测记录，并且承认哥白尼是四大天文学家之一，但并未介绍日心地动说。 ^[9]

《崇祯历书》主要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che, 1546—1601）的宇宙体系，该体系基于许多天文观测基础之上，折中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但仍然以地球为中心，并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书中虽然提到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的某些成就，但耶稣会士并没有把日心说完整介绍过来。 ^[10] 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日心体系的观测精度并不及第谷的地心体系，而天象的精确预测，是编制历法的重要基础。耶稣会士之所以采用第谷的天文学说，其重要原因是该体系能够更为精确地预报日月食，推算行星位置，满足了明末改历的需要。这些因素综合的结果，使第谷体系得以在中国流行，影响了日心说在中国的传播。《崇祯历书》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入清之后，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用来编纂时宪历，西洋历法从而代替大统历，成为清代正统的历法。

礼物是人际之间馈赠和交换的物品，礼尚往来，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不例外，连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深谙此道。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正是将自鸣钟、世界地图作为礼物送达宫廷，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兴趣，于是取得在北京的居住权，开启了传教的新时代。此后，科学仪器作为欧洲人的礼物，与历算知识一样，在科学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耶稣会士带来的科学仪器中，有三棱镜、沙漏、日晷、地球仪、七政仪、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等，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趣，而望远镜的传入，更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161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的《天问略》就提到望远镜，并介绍了伽利略和木星之卫星等天文现象，1626年，汤若望则专门写了《远镜说》，崇祯改历时中国人还自制望远镜。明代不仅在传统历法方面，在传统数学方面也处于衰微时期，汉唐《算经十书》及宋元算书在当时已几乎成为绝学，这一时期的数学著作大多是复述以前的工作，很少有所创新。宋元数学家使用的天元术，至明代已很少有人理解，顾应祥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称：“虽径立天元一，反复合之，而无下手之术，使后学之士茫然无门路可入。”宋元时期的增乘开方法、四元术已无人知晓。 明代数学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珠算著作的出现和珠算的广泛使用，但从数学的总体水平来说，还比不上宋元数学。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曾分析了数百年来数学不能发展的原因，认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是明代数学落后的原因。

耶稣会士来华，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传播科学，而是为了传教。但是为了传教的便利，他们有时借助科学，以此为手段，来获取中国人的信任。同时由于部分士人爱好西学，这就使得西方科学得以传入。其结果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使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明清科学史的重要篇章。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数学著作，对西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由利玛窦传入中国，对明清数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利玛窦。1604年，徐光启在北京参加会试，当时利玛窦已在北京居住。次年，利玛窦在与徐光启的谈话中述及了《几何原本》之价值，于是徐光启迎难而上，每日到利玛窦的住所，采取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方法，“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至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基本完成，此书译自利玛窦的老师丁先生的注释本。 ^[11] 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在利玛窦修订稿的基础上，与耶稣会士庞迪我、熊三拔一起重新校订，并再次刊刻。

《几何原本》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在定义、公理基础上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徐光启对《几何原本》十分推赏，认为《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译”，把《几何原本》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几何原本》“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除《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外，明末翻译的《大测》《测量全义》《比例规》等书，也介绍部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内容，有的是后几卷的内容。至康熙时代，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7卷也被全部翻译过来。 但《几何原本》15卷本直到19世纪才由李善兰和英国新教教士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译全。

除《几何原本》外，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过《测量法义》（1607—1608），主要介绍西方的各种测量方法。此外，徐光启还自己撰著了《勾股义》《测量异同》，融合了中西数学，并进行了比较。在《勾股义》一书中，他用《几何原本》的方法对古代数学加以证明，认为西方数学与中国的大体一致。他还曾打算对元代数学家李冶（1192—1279）的《测圆海镜》（1248）加以严格的论证，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此外，明末孙元化的《几何用法》《几何体论》，李笃培的《中西数学图说》，陈荩谟的《度算解》《度测》等书都受到了《几何原本》的影响，他们用《几何原本》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数学进行了探讨。

《几何原本》的影响在清初则更为明显，方中通的《数度衍》、李子金的《几何易简集》、杜知耕的《数学钥》和《几何论约》、梅文鼎的《勾股举隅》等书运用了《几何原本》的某些方法，借用了《几何原本》点、线、面的定义。梅文鼎还运用传统的方法去证明勾股定理，并在《几何通解》一书中“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用勾股术证明《几何原本》的命题，这是中西数学结合的特殊表现形式。 ^[12]

《崇祯历书》是明末历算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书共有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基本五目包括法原、法数、法算、法器、会通等。法原部分共有40卷，数学理论著作包括在这一部分内。《崇祯历书》中的数学主要为天文学服务，大多是关于几何学和三角学的内容。其中邓玉函著《大测》二卷（1631），主要介绍三角八线的造表及使用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六宗”“三要法”“二简法”“四根法”。所谓“六宗”是指求内接正三、四、五、六、十、十五边形的边长，亦即求12、18、30、36、45、60度的正弦值。“三要法”是指正弦与余弦的关系式、半角与倍角公式。由此就可以造出三角函数表。“二简法”则是根据托勒密的方法，用以计算“三要法”不能计算的正弦数值。“四根法”是平面三角的一些定理，包括正弦与正切定理。罗雅谷著《测量全义》（1631），介绍了更多的三角学内容，包括同角的三角函数关系，积化和差公式及余弦定理；此外还介绍了球面三角的基本公式。这些三角学公式是经15世纪欧洲数学家玉山若干（J.Regiomontanus,1436—1476）所发明和增补的， 这些数学内容首次介绍到中国来，有助于国人对球面天文学的认识。后来梅文鼎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测量全义》和邓玉函编的《测天约说》还介绍了圆锥曲线。

《崇祯历书》还介绍了阿基米德（Arc himedes,约前282—前212）的《圜书》及《圆球圆柱书》中的求圆面积、圆周率、椭圆面积、球体积与椭圆旋转体体积的内容。《测量全义》第六卷介绍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一些立体几何的知识，包括四、六、八、十二与二十面体的体积计算公式。其中关于椭圆和多面体的内容曾引起了部分士人的研究，至康熙时代，有关多面体的内容得到了补充和完善。

李之藻和利玛窦合著的《同文算指》，主要根据丁先生的《实用算术概论》和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等著作编译而成，是第一部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分前编、通编、别编三部分。前编主要论整数、分数的四则运算；通编包括比例、级数、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开平方、立方与多乘方）等。书中介绍的笔算与现在的十分相近，曾引起清代数学家的兴趣，对普及笔算起过一定的作用。李之藻很早就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曾编成《天学初函》，其中包括一些天算著作，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还传入了一些西方新发明的计算工具，如纳白尔（J.Napier,1550—1617）算筹和伽利略的比例规，明末清初传入的这些计算工具仍有许多保存下来，现存故宫博物院。

明末传入的西方历算知识对明清士大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著名的有薛凤祚（1600—1680）、王锡阐（1628—1682），被称为“南王北薛”。薛凤祚曾是魏文魁的弟子，后改从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J.N.Smogulecki,1610—1656）学习西方历算，撰有《历学会通》，试图会通中西历法，除历法方面的知识以外，还包括星占、数学、力学、水利、火器等知识。还编有《天部真原》和其他历算著作，辑为《益都薛氏遗书》。王锡阐则著有《晓庵新书》，试图采用传统历法的框架，并采纳了西方历法的长处，而《五星行度解》试图改进第谷的宇宙模型和《崇祯历书》的行星运动理论。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编译的西学著作中，除历算和地理学之外，还传入了以亚里斯多德学说为基础的自然哲学，其内容则以宇宙论和自然知识为主。利玛窦在《山海舆地全图》中曾加以介绍，后来利玛窦的《乾坤体义》（1605）、熊三拔的《表度说》（1614）、阳玛诺的《天问略》（1615）、傅汎际（F.Furtado,1589—1653）和李之藻的《寰有诠》（1628）等从天文学和神学的角度，对宇宙的结构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做了解释。熊三拔的《泰西水法》（1612）、龙华民（N.Longobardi,1565—1655）的《地震解》（1626）、高一志（A.Vagnone,1568—1640）的《空际格致》（1633）和《斐录答汇》（1636）等书则以自然知识为主，主要论述了各种自然现象及其原因。

《寰有诠》是根据葡萄牙耶稣会科因布拉（Coimbra）学院的教材（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 Societatis lesv ∶ In Qvatvor Li bros De Coelo ... Aristotelis Stagiritae .1592）编译的，主要介绍了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论天》，并增加了很多注释。 ^[13] 这部书引起了熊明遇（1579—1649）的兴趣，熊氏和耶稣会士庞迪我、阳玛诺、毕方济（F.Sambiasi,1582—1649）、熊三拔有交往，著有《则草》《格致草》，对西方自然哲学多有所论。《格致草》在每条评论西学之后，都附有“格言考信”，试图从古代文献中寻找佐证，来印证古代的某些看法与西学相同。熊明遇承认西学的正确，同时，也对古代文献中和西学相左的论点进行了批评，如他对朱熹《朱子语类》的许多说法进行了逐条批驳。此外，方以智（1611—1671）的《物理小识》、游艺（约1614—1684）的《天经或问》前后集，以及揭喧（约1613—1695）的《璇玑遗述》等书， ^[14] 广泛引用了耶稣会士著作中有关自然哲学和宇宙论的内容，并对传统学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15]

邓玉函译述、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1623）和艾儒略（G.Aleni,1582—1649）的《性学觕述》（1623）则以神学的观点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现象。邓玉函是著名的科学家，来华前是林采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的会员，在欧洲享有盛誉，《泰西人身说概》是最早介绍西方解剖学的著作，卷上包括骨部、脆骨部、肯筋部、肉块筋部、皮部、亚特诺斯部、膏油部、肉细筋部、络部、脉部、细筋部、外面皮部、肉部、肉块部、血部，卷下包括总觉司、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言语。《人身图说》题罗雅谷撰， 内容包括呼吸、循环、神经、消化、排泄、生殖等六系统及胎生学，此书依据法国外科医生（A.Paré,ca.1510—1590）的解剖学著作，间接介绍了维萨留斯的血液循环理论。 ^[16] 《性学觕述》介绍了神经系统的知识，涉及消化、血液循环、记忆和感官等内容。

二 康雍乾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

康熙时代（1662—1722）是继明末之后中西科学交流的又一高潮。17世纪60年代，杨光先（1597—1669）等人挑起的反教案，无论在政治、文化、宗教，还是在科学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年轻的康熙也深受震动，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他道出了学习西学的起因：

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闺，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

简言之，历法之争直接导致了康熙学习西方科学。此后，康熙即开始留心西方科学，他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主要教授欧几里得几何学。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很少，南怀仁担心这样继续下去会导致传教的失败。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1685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Thomas,1644—1709）应召到达北京。受命担任康熙的宫廷教师，并负责钦天监的工作。

安多是康熙时代很重要的人物，曾向康熙传授数学，指导经度测量。 ^[17] 1679年，在葡萄牙科因布拉的耶稣会学院教授数学，其间撰写了《数学纲要：由这门科学的不同论著组成，简明、清晰地为初学者和到中国传教的候选人写出》（ Synopsis mathematica complectens varios tractatus quos hujus scientiae tyronibus et missionariis Sinicae candidatis breviter et clare concinnavit P . Antonius Thomas e Societate lesu .1685），其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福音并给耶稣会士提供必要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此书后来被译为《算法纂要总纲》，作为康熙的数学教材，现仍有稿本存世。

1688年2月，为回应南怀仁的呼吁，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洪若（J.deFontaney,1643—1710）、白晋（J.Bouvet,1656—1730）、张诚（J.-F.Ger billon,1654—1707）等首批“国王数学家”携带30箱科学仪器和书籍到达北京，其目的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法王的荣耀，在中国传教，并进行天文观测，调查中国的动植物和技艺。到北京之后，白晋、张诚被留在北京，并很快成为康熙的宫廷教师，传授欧洲数学和解剖学知识。此后康熙时代的历算活动，与法国耶稣会士有密切关系。

康熙时代是中西科学融合的关键时代，从1689年底开始，耶稣会士频繁出入宫廷，向康熙传授数学。据白晋日记（1689—1691）记载，他和张诚使用法国耶稣会士巴蒂斯（I.-G.Pardies,1636—1673）的《几何原本》（ Elemens de Geometrie ）作为教科书， ^[18] 并把它译成中文和满文，中文译本后来收入《数理精蕴》。安多和徐日升（T.Pereira,1645—1708）则翻译了算术和代数学著作，如《算法纂要总纲》主要介绍算术方面的内容，《借根方算法》则是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代数学著作。为方便传授，他们使用数学仪器（如帕斯卡计算器、纳皮尔算筹、比例规等）和立体几何模型，甚至还为康熙特别设计了数学学习桌，这些实物现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耶稣会士的历算教育使康熙受益匪浅，这段时间相对系统的学习，是他晚年进行历算改革的重要基础。

康熙初年仍沿用明末编成的《崇祯历书》，所采用的第谷体系已不能满足天文精度的需要。1711年，康熙“发现”钦天监用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与实测夏至日影不符，于是询问刚到北京不久的耶稣会士杨秉义（F.Thilisch,1670—1716），杨秉义用G.B.Riccioli（1598—1671）的表计算，所得结果与钦天监的计算不一致，康熙这才知道西方已有新的天文表，因此命皇三子胤祉（1677—1732）等向传教士学习，同时，自己也向耶稣会士学习历算知识。1712年，杨秉义和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F.Foucquet,1665—1741）向康熙介绍天文学， ^[19] 为此傅圣泽开始翻译西方数学、天文学著作，向康熙介绍了开普勒、卡西尼（G.D.Cassini,1625—1712）、腊羲尔（P.de la Hire,1640—1718）等人的学说，许多是根据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著作写成的，其中有《历法问答》等天文译著， ^[20] 以及代数学著作《阿尔热巴拉新法》、佛拉哥（A.Vlacq,1600—1667）的对数著作等。 ^[21] 在《历法问答》中，傅圣泽向康熙介绍了法国“格物穷理院”“天文学宫”（亦即法国皇家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在天文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也介绍了法国天文学家到各地进行测量的情况。

傅圣泽翻译开普勒的著作，对哥白尼日心说已有所介绍，但在传教士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负责钦天监的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K.Stumpf,1655—1720）对傅圣泽的做法就不支持，仍然支持第谷的体系，认为傅圣泽这样做会让中国人觉得西方天文学并不可靠，会使南怀仁以来传教士在钦天监的地位受到损害，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此外还与天主教教义相左。最后傅圣泽翻译的《历法问答》也只有手稿流传，没能对清代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1713年，康熙给皇三子胤祉下旨，编译《历象考成》（原名《钦若历书》）、《数理精蕴》等天文、数学著作。在此之前，曾在全国征访精通历算、音乐及其他有特长的人才，许多学者被吸收进算学馆，聚集在畅春园。同时，耶稣会士纪理安、杜德美（P.Jartoux,1669—1720）、傅圣泽、杨秉义、孔禄食（L.Gonzaga,1673—1718）和严嘉乐（K.Slavicek,1678—1735）经常应召，参与数表的编制与原理的解释工作，这些内容应该是《数理精蕴》对数造表法的基础，其中包括英国数学家巴理知斯（H.Briggs,1561—1630）的《对数术》（ Arithmetica Logarithmica ,1624）、荷兰数学家佛拉哥的对数表，而最有影响的是牛顿和格列高里（J.Gregory）的计算无穷级数的三个公式，由杜德美传授给中国数学家。梅瑴成在他的《赤水遗珍》介绍了这三个公式，蒙古数学家明安图（？—约1763）和藏族喇嘛也曾经向杜德美学习。此外，传教士也传授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如严嘉乐向梅瑴成传授了测量北极高度的方法。

法国耶稣会士对促成中国的科学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白晋等人在写给康熙的报告中曾提及他们来华之目的，以及和皇家科学院、巴黎天文台等学术机构的关系。这说明《历象考成》成书之前，法国耶稣会士介绍了许多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工作，使得康熙及其皇三子胤祉对皇家科学院及其活动有了充分的了解，并试图加以仿效。康熙在畅春园设立算学馆，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天文测量，与法国皇家科学院有一定的关系。

康熙时代，也有一些生物和医学知识传入宫廷。1678年，葡萄牙使节为了贸易，向康熙贡献狮子，传教士利类思（L.Buglio,1606—1682）为此撰写了《狮子说》，次年利氏应康熙之请，撰写了《鹰论》，后收入《古今图书集成》。1688年，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后，康熙不仅请他们在宫中教授几何学，还请白晋翻译了西方解剖学著作，但没有完成。1693年，康熙身患疟疾，法国传教士用金鸡纳霜治好了皇帝的疾病。1698年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随白晋来华，凭借他的语言天赋、外交才能和科学素养，颇受康熙青睐，得以常侍御侧，先后在宫廷服务长达四十余年之久。当时宫中已有许多医书，但康熙觉得医生看病或进行外科手术，若无一定的解剖学知识，是很不完善的，于是命巴多明翻译欧洲解剖学著作。当时巴多明身边有一些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解剖学著作，但他选择了法国著名外科医生（P.Dionis,1643—1718）的书作为底本， ^[22] 因为他觉得此书解释得比较清楚和准确，故遵循了此书解释的顺序和方法，但插图则根据Bartholin的书，因为他认为此书的图比其他书的图大，而且绘得更好。 ^[23] 在翻译过程中，巴多明介绍了血液循环理论，并较为仔细地做了解释，康熙读后对血液循环理论颇为赞叹。巴多明费时五年之久，最终译成满文解剖学著作。 康熙让巴多明翻译此书，并非想让大众了解解剖学知识，因此此书只在宫廷流传。康熙晚年，曾多次请求派遣更多精通医学的传教士在宫廷服务，如罗德先修士（B.Rhodes,1646—1715）精通外科，作为御医，随侍皇帝左右，但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族大臣治病之外，并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皇帝个人的好恶，大大影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清代科学不能得到真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末编成的《崇祯历书》与康熙时编的《历象考成》，采用的都是第谷的宇宙体系，而当时西方天文学在观测、理论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历象考成》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做重大改正，只是黄赤交角从23度32分减少了约2分，其余天文常数做了个别调整，故仍不能满足日月食的精确预报。

雍正时，钦天监监正戴进贤（I.Kügler,1680—1746）、徐懋德（A.Pereira,1689—1743,1724年到北京，1727年任监副）用第谷的方法推算日食，觉得有微差。雍正八年（1730）六月初一日日食，发现推算和实测不合，于是钦天监监正明图上奏，请求对《历象考成》进行重修，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批准，同年修成日躔月离表。

据乾隆二年（1737）礼部尚书顾琮之奏书，当时的日躔、月离表共39页，由武英殿刊刻，续于《历象考成》之末，但此表无解说和推算之法。当时只有戴进贤、徐懋德和明安图能用此表，其他人都不会，于是顾琮请求增修图表解说，并推荐梅瑴成、何国宗为总裁，于是有《历象考成后编》之作，以监正戴进贤、徐懋德与梅瑴成、何国宗、蒙古人明安图等负责考测推算。

实际上，戴进贤等早就知道《历象考成》年久有误，但是因为没有证据，一直没有报告。 ^[24] 乾隆三年，庄亲王允禄的奏书中提到噶西尼（即卡西尼，G.D.Cassini）、法兰德（J.Flamsteed,1646—1719）的新成就，包括①：太阳地半径差；②清蒙气差；③日月五星之本天由原来的平圆改为椭圆。1742年，完成日躔、月离、交食稿本十卷，约刻于1744—1745年。书中采用了开普勒、牛顿、卡西尼等人的成果。

《历象考成后编》共分十卷，包括日躔数理；月离数理；交食数理；日躔步法、月离步法；月食步法；日食步法；日躔表；月离表；交食表。

“日躔数理”主要根据开普勒、卡西尼的椭圆运动理论，来阐述太阳的运动。①“岁实”：介绍了奈端（即牛顿）等新测的回归年长度。②“黄赤距纬”（即黄赤交角）；③“清蒙气差”：用图介绍了卡西尼的蒙气差理论及计算方法。④“地半径差”（Parallax），也就是视差。⑤“用椭圆面积为平行”（开普勒第二定律）：《历象考成后编》以地为心，以太阳绕地旋转，采用了颠倒形式的开普勒定律。⑥“椭圆角度与面积相求”与开普勒方程的介绍。这些是当时比较新的内容，蒙气差、地半径差、黄赤交角等值的改进，是精确预报日月食的基础。“月离数理”主要介绍关于月亮运动的理论：由于月球轨道是椭圆，月球公转速度并不均匀，造成了中心差。月球轨道又有偏心率的变化，《历象考成后编》对这些现象做了介绍。

自从开普勒引入椭圆运动规律以来，牛顿、卡西尼等人对月亮运动理论和观测做了重要改进。月球在环绕地球做椭圆运动的同时，也随地球绕太阳公转，月球不但受到地球的引力作用，同时也受到太阳的引力的影响，《历象考成后编》介绍了“西人奈端等屡测岁实”一事，“奈端”即牛顿的译名，这是出版的中文著作中最早提到牛顿的名字。新成果包括开普勒、牛顿用椭圆轨道计算月亮运行的方法，新引入了一平均、二平均、最高均、三平均，也就是介绍牛顿以来发现的由于太阳的摄动的影响所造成的各种周期差， 这是《历象考成后编》传入的重要内容。

又新引入了“末均”“求初均数”，不再使用《西洋新法历书》用本轮、均轮推初均数的办法，也就是用新的方法对二均差做了介绍。而二均、三均以及关于黄白交角的数值也有了改变。并介绍了月亮的“地半径差”。“交食数理”主要介绍交食原理：《后编》在考虑了太阳、月亮上述种种不均匀性之后，在计算交食时，也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为日食、月食的精确计算提供了保证。

牛顿关于月亮的椭圆轨道理论是在开普勒三定律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牛顿证明了在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作用下，行星的运动将符合开普勒定律，并对月亮进行了计算。1687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从力学原理上解释了月亮的运动。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证明，由于太阳摄动的影响，产生了月亮运动的主要周期差和近地点的进动，牛顿还发现以前不知的各种周期差。牛顿关于月球的理论影响了当时在德国Ingolstad的耶稣会数学与天文学教授N.Grammatici（约1684—1736），他根据牛顿的理论对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进行了新的计算，它的书名即与牛顿有关。 ^[25]

《历象考成后编》的编纂，戴进贤出力最多。戴进贤1725年任钦天监监正，前后达29年之久，还在华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发回欧洲，并被欧洲科学界所利用。 他和欧洲天文学界来往非常密切，至迟在1728年，他已收到了Grammatici的月离表，这个表是首次根据牛顿原理计算的。 ^[26] 由于和Grammatici的特殊关系，同时为符合中国人天象观测的需要，戴进贤把Grammatici的月离表收入《历象考成》作为附录， ^[27] 最后略做增补，收入《历象考成后编》。由于引入了根据牛顿理论编纂的月离表，能更好地预测日月食的发生，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这是牛顿有关月球运动的理论能够间接传入的重要原因。《历象考成后编》在日、月食的预报上，精度大为提高，但对五星运动并没有改进，也没有介绍引力的概念。 ^[28]

除编纂《历象考成后编》之外，戴进贤还编纂了《黄道总星图》（1723）和《仪象考成》一书。《黄道总星图》以黄极为中心，以外圈大圆为黄道的二幅南北恒星图，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白明（F.B.Moggi,1684—1761）镌为铜版。此图以直线分为十二宫，边列宫名，节气随之，星分六等，它参考了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但又有补充，如三角形星座就比《灵台仪象志》多“南增三”“南增四”二星，后来戴进贤主持编纂的《仪象考成》即收录了这两颗星，看来在《仪象考成》成书之前，他已着手修订星图。在这两幅图内，还描绘了蛾眉相时的金星、太阳黑子、木星的条斑和四颗卫星、土星环与五颗卫星、火星的黑暗表面及月面图等现象，这包括了伽利略、卡西尼、惠更斯等人的天文发现。

康熙初年，南怀仁设计了六件天文仪器，包括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和六分仪，大致是仿照第谷的著作完成的。康熙末年，纪理安又造了地平经纬仪。到了乾隆年间，戴进贤等耶稣会士发现南怀仁所造的天文仪器，其观测精度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倡议修《仪象考成》，并铸造玑衡抚辰仪，在正式制造以前，先设计了三辰仪。l752年，新测恒星经纬度表告成，1753年成书，名为《仪象考成》。 先后参与纂修的有何国宗、明安图、戴进贤、刘松龄（A.von Hallerstein,1703—1744）、鲍友管（A.Gogails,Gogeisl,1701—1771）、傅作霖（F.da Rocha,1713—1781）等人。 《仪象考成》包括卷首上、下（玑衡抚辰仪说），恒星总纪一卷，恒星黄道经纬度表十二卷，恒星赤道经纬度表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恒星黄赤经纬度表一卷，天汉经纬度表四卷。《仪象考成》的星表主要参考了Flamsteed的星表， 其精度较《灵台仪象志》有很大提高。

乾隆时期，有两个演示日心体系的天文仪器传入宫廷，后被载入《皇朝礼器图式》（1759），名为“浑天合七政仪”“七政仪”。 到了18世纪末，由于《地球图说》的刊刻（1799），日心说才广为流传，介绍这一学说的是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Benoist,1715—1774）。蒋友仁年轻时曾师从著名天文学家德利勒（J.-N.de Lisle,1688—1768）、辣喀尔（N.-L.de la Caille,1713—1762）和勒莫尼（P.-C.Le Monnier,1715—1799），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在天文学方面有一定造诣。1744年，蒋氏到达澳门，次年，应乾隆皇帝之命，以数学家的身份进入北京。两年之后，由于意大利耶稣会修士郎世宁（G.Castiglione,1688—1766）的推荐，负责圆明园的水法建造。蒋友仁到北京之后，曾在北堂负责天文观测，寄信给德利勒，还和他的老师辣喀尔保持通信联系。

乾隆皇帝对西学的兴趣似乎远远不能和康熙相比，但他对西学也略有所好，时而把玩西方奇器（如牛顿反射望远镜、验气筒），时而热衷世界地图。蒋友仁的书信生动地反映了宫廷的一些科学活动，特别是他和乾隆皇帝的对话，如乾隆曾问及欧洲是否都采用地动说，从此看出他对天体运动规律的兴趣。

当蒋友仁发现乾隆皇帝对地图有兴趣，于是在乾隆五十岁生日（1760）时，进献了一幅世界地图（《坤舆全图》）， 此图分东西两个半球绘出，周围配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并附有大量文字，介绍地球和行星运动的新体系、彗星的运动等等，其中有关日心说的介绍最为重要。他还特意宣扬法国国王在完善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完善地理和天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这是他进献《坤舆全图》的宗旨所在。在地图上，他描述了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以及测量经纬度的情况，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卡西尼、辣喀尔、勒莫尼等学者的工作。

蒋友仁的《坤舆全图》后来由何国宗、钱大昕加以润色，钱大昕还让自己的学生李锐补绘了两幅地图和天文图，最后由阮元出版，名为《地球图说》。《地球图说》主要是《坤舆全图》相关文字的摘录，介绍了一些地理知识，如经纬线和各大洲的情况，其中“测量地周新程”介绍了法国国王派天文学家到世界各地测量地球形状的工作，指出地球呈椭球形，“大圈之圆形不等，止赤道为平圆，而经圈皆为椭圆”。并给出了经线和赤道的周长。“七曜序次”介绍了一些新的天文现象。其中提到历史上四位重要的天文学家多禄亩（托勒密）、第谷、玛尔象和哥白尼， ^[29] 并称“歌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置太阳于宇宙中心”“今西士精求天文者，并以歌白尼所论序次推算诸曜之运动。”并对日心说理论的依据进行了解释。此书以日心说为基础，解释了行星的各种运动。介绍了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开普勒第一定律），并指出金、木、水、火、土、地球和月亮以及土星、木星周围的9颗卫星均有两种运动：“一循行其本轮，一旋转于本心。”还给出了日、月、五星相对于地球的大小，行星距太阳最近、最远的距离，给出了日、月、地球和金星、火星、木星的自转周期，和地球、月亮和五大行星的公转周期，并给出了行星的椭圆运行轨道的数据。此外还介绍了恒星、客星、地平视差（地半径差）、蒙气差、交食等原理。

《地球图说》的刊刻反映了中国人对日心说的态度。当钱大昕把有关内容带到江南的时候，李锐、焦循等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和钱大昕讨论。不过，在《畴人传》《蒋友仁传》之后，曾对哥白尼学说横加评论，称其“乃未几而向所谓诸轮者，又易为椭圆面积之术，且以为地球动而太阳静，是西人亦不能坚守其前说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则谓为椭圆面积可，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亦何所不可，然其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 乾嘉学派对《地球图说》的严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哥白尼学说的传播，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受到了李善兰等人的批评。

三 明清时期西学传播的社会因素

明末清初对学习西学的合法性加以说明，不外有两种方法：一是强调历算知识是传统的学问，古已有之，是儒者之学，为六艺之一；另一是论证西学乃古学之余支，而非外来之学问。这两种方法，看似不同，效果则一，目的都是为西学传播扫平道路。对于前者的倡导，直接导致了对古学的研究；而对后者的认同，则产生了对西学和传统学问的比较，也就是以西学新知为背景的传统学术（包括历算）研究。由此也衍生出两派，一派是复古派，以研究传统学问、恢复汉学传统为主旨；另一派是保守派，过分强调西学源自中国，导致了对传统学问的盲目自大。

明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像徐光启、李之藻等热衷于西学的文人开始思考中西科学和文明的融合和比较问题，他们曾多次谈到传统文化和西学的相似性，所谓中学西学“心同理同”，这种观点在明末曾流行一时。李之藻在题《坤舆万国全图》中称：“惟谓海水附地，共作圆形，而周圆俱有生齿，颇为创闻可骇，要于六合之内，论而不议，理苟可据，何妨求野？……昔儒以为最善言天，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于兹不信然乎？”这里提到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源自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说法，《象山全集》曾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此外，在明末还流行“礼失求野”说，试图解释传统学问和西学的关系，这些看法为西学的合法化找到了很好的托词。

但是到了康熙时代，一度广为流行的“心同理同”论逐渐为“西学中源”说所取代，这种改变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所谓“西学中源”，也就是认为西方历算学发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入西方，并得到了发扬，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明代的遗民。 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康熙明确谈到了西历和传统历法的关系：“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

这是康熙对“西学中源”说的最早表述。《三角形推算法论》写于1689年稍后，当时康熙正从耶稣会士学习西学， ^[30] 康熙可能是有感而发。杨光先反教案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康熙提出“西学中源”说的重要原因，目的是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十余年后，当梅文鼎见到康熙《三角形推算法论》后大表赞赏，他写道：“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 梅文鼎强调康熙“西学中源”说对平息“诸家聚讼”的作用，不免有阿谀奉承之嫌，实际上梅文鼎有关“西学中源”的学说在《历学疑问》中已有表现， 并非康熙的首创。《历学疑问》大约完成于1692年（刊刻于1699年），与康熙的三角形论大约同时，因此可以说康熙和梅文鼎几乎同时宣扬了“西学中源”说。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影响很大，康熙曾在很多场合和文人、大臣谈起，当时文人都很熟悉此文，如查慎行《人海记》即有记述。1705年，康熙召见梅文鼎，梅文鼎对此做了发挥，称“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 梅文鼎感恩戴德，过分强调“西学中源”说，以迎合康熙，使“西学中源”说在清中叶影响颇为深远。

传教士对“西学中源”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晋等耶稣会士的目的是使康熙皈依天主教，并进而归化中国。因此他们在向康熙传授西学的同时，总是努力寻找机会，传授天主教教义，而从中国经典中找出与天主教教义相符的内容，使中国人觉得圣教道理古已有之，就容易使人信仰天主教。言外之意，只要从中国古代经书中找出与天主教教义一致的内容，就可以让康熙信仰天主教。后来白晋的所作所为，始终贯彻了这一方针。在《易引原稿》中，白晋也谈到了传教的适应政策：

且中华人士皆知天主圣教，非惟吾西土之教，实亦先圣相授受之真传，而必不可不从者也。人人从教，则人人不至下坠，此正为中华之大幸，岂特远人之幸哉！

基于这一考虑，白晋努力在关于上古时代的古籍中寻找圣经教义的痕迹，当时的欧洲学者称之为Figurist（或译为旧约象征论），而《易经》正好给他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种新的方式，是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发展。 ^[31] 此外，白晋对《易经》的偏好，和康熙的兴趣正好不谋而合，与当时研究《易经》的风气也密切相关。

清代流行的“西学中源”说，由于康熙的提倡和一批文人的宣传，成为影响有清一代天文历算研究的重要言论。如果说《三角形推算法论》提出了“西学中源”说，那么到了1711年，康熙对“西学中源”说有了新的看法。同年2月，康熙谕直隶巡抚赵弘燮，称：“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第二年10月，康熙谕大学士李光地：“尔曾以易数与众讲论乎？算法与易数吻合。”又说：“朕凡阅诸书，必考其实，曾将算法与朱子全书对校过。” 康熙在《周易折中》凡例中亦称：“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这里康熙指出历算之学“不出易道”，与他和直隶巡抚的讲话完全一致。上述种种都为“西学中源”说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若从当时的背景中分析康熙的看法，不难发现，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白晋对《易经》研究的影响，因为康熙讲述这些言论，恰恰与白晋向康熙介绍《易经》象数理论同时。另外颇为有趣的是，当时白晋等人也向康熙介绍了莱布尼兹关于二进制研究的文章。这足以证明白晋的《易经》研究，为“西学中源”说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证据。 ^[32]

作为传教士，白晋的本意当然不会去证明“西学中源”，但由于他从“Figurism”的特殊角度在中国古籍里着意挖掘，其结果有时倒成了“西学中源”说的有力佐证。白晋研究《易经》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白晋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经书的研究，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从而实现归化康熙，使中国人信教之目的，这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调适。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适应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康熙，从而促进了“西学中源”说的传播，这是白晋始料不及的。

“西学中源”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称代数学（algebra）为“东来法”。代数在康熙时代或音译为“阿尔热巴拉”“阿尔朱巴尔”“阿尔热八达”，或称为“借根方”。代数学来自东方的阿拉伯这一事实，来华的耶稣会士是应当熟知的，在向康熙讲解代数学的过程中，他们很可能会把代数学的词源介绍给康熙。

清初西方传入的数学（如对数、借根方等）大多是传统数学所缺乏的，因此，当康熙从传教士口中得知“阿尔热巴拉”即“东来法”之意时，《数理精蕴》的编者就在《周髀经解》中引用古史记载，设想了古法西传的途径。梅瑴成《赤水遗珍》“天元一即借根方解”亦云：

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日似之已也。

梅瑴成的这一阐述激发了乾嘉时期数学家对天元术研究的热情，并为“西学中源”说提供有力证据。而正是康熙有关《易经》和东来法的言论，影响了梅瑴成等人的看法，《数理精蕴》中曾言：

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这段话见于《数理精蕴》内《周髀经解》，代表了《数理精蕴》的主要编纂者梅瑴成等人的看法，这是因为其祖梅文鼎曾从《史记》“幽、厉之后，周室微……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出发， 做过论证，而这正和《周髀经解》的前言相一致。从行文中可看出，这种“西学中源”说已从“东来法”的代数学扩展到整个算学。《数理精蕴》的编者把《周髀经解》放在上编“立纲明体”之首，编者的用意是可以想见的，即表明古代中国的算学著作为西学之源，西法基于《周髀》之上，是最基本的“体”。

康熙提倡的“西学中源”说，无论在促进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在安抚大臣方面都是一种很好的权宜之计。白晋等传教士所采取的适应政策之所以被康熙所利用，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现象，不仅在科学方面，也在宗教、文化方面体现出来，是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18世纪的一些学者，试图借助西方科学，对传统科学进行研究，如梅瑴成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梅瑴成在促进乾嘉学派研究历算方面，功劳犹过于其祖梅文鼎。18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的数学家从研究西方代数学“借根方”出发去重新阐释传统数学，“西学中源”说的提出，使学者们感到中国传统科学也有一些长处，尚有一些精义，值得为之宣扬，使乾嘉学派的历算研究有了新的价值。这种对传统数学的重新研究，融入了当时传入的西方数学，体现了时代的新精神、新思路。乾嘉学派及其19世纪数学家致力于历算研究，对传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其说维护传统，毋宁说是为了更新传统。“西学中源”说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民族的自尊心，并为乾嘉时期宋元数学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它的积极作用或在于此。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西学中源”说在清代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它培养了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国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科学的现状与欧洲科技的进步，影响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和康熙时代白晋在“西学中源”说中的表现相类似，明末的“心同理同”说，背后也有耶稣会士的功绩。无论“心同理同”说也罢，“西学中源”说也罢，都是文人的时代话语，其目的无非是让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合法化。“心同理同”强调中西文化的相同性，为天主“异”教之流行扫清了障碍，并为西学传播找到了遁词。“西学中源”说则向前迈进了一步，连西方的文化都源自中国，这样也就无夷夏之防，学习西学，就更理所当然了。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的第谷体系，在康熙和乾隆时代做了改进，代替了传统的历法，成为预测天象和编制时宪历的重要依据。西方数学传入我国，特别是《几何原本》刊刻之后，融合中西就成为中国数学家所面临的问题，这包括对《几何原本》的逻辑演绎体系、笔算数学、符号代数、新的计算技巧（如对数、三角函数展开）等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康熙时代编纂的《数理精蕴》，因被冠以御制的名义，故影响深远，乾嘉数学家对借根方（代数学）与天元术的比较，促进了古算的研究和宋元数学的复兴。此外，《数理精蕴》所介绍的对数和代数学知识，影响了清末数学家关于二项展开式、级数展开式的研究。相对历算而言，其他科学知识的传入则非常有限，影响也不大。

科学近代化是中国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话题，明末以来，和西方交往的增加，给中国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特别是1688年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给中国科学近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君主，路易十四主动和康熙通信， 想建立联系，相反，康熙并没有和路易十四直接来往。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两国确实发生了许多科学方面的接触，促进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在传教士的指导下，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活动在中国也得到了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康熙时代的大地测量和法国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但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并未完全被中国人所接受，只是局限在宫廷流传。作为康熙皇帝，他一心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编纂历算书籍，以达到造就人才、摆脱西洋人控制之目的。 当时设立的算学馆只是临时性的机构，历算书籍编竣即被撤销，因此康熙时代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并未能使中国科学近代化。相对而言，雍正乾隆年间由于采取了禁教政策，加之来华的耶稣会士科学水平有所下降，他们和欧洲科学界的来往也相对减少，因此传入的西方科学内容也很有限。 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虽然带来了许多天文仪器，但由于中英双方对仪器态度的差异，并不能使中国人认清西方科学发展的态势。 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西学才在船坚炮利下大规模输入，从而使中国人再次接触到欧洲近代科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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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梅荣照主编：《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22.陈美东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1] 参见D.F.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ruope . Chicago-London,1965—1993,v.1~3。

[2] 关于适应政策，见D.E.Mungello ,Curious Land ∶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

[3] 参见William V.Bangert ,A .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86.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Com plementary Norms .St.Louis∶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96.

[4] Ratio Studiorum .Paris∶BELIN,1997.p.132.

[5] 伽利略许多成果都受罗马学院讲义的影响。William A.Wallace ,Galileo and His Sources . The Heritage ofthe Collegio Romano in Galileo's Sci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6] Peter Engelfriet ,Euclidin China .Leiden∶Brill,1998.

[7] James M.Lattis ,Between Copernicus and Galileo ∶ Christoph Clavius and the Collapse of Ptolemaic Cosmolog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32.

[8] 参见韩琦，“Astronomy,Chinese and Western∶The Influence of Xu Guangqi's View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Renewalin Late Ming China:The Cross - Cultural Synthesis ofXu Guangqi（ 1562—1633），eds.Catherine Jami.Peter Engelfriet and Cregory Blue（Leiden∶Brill,2001），pp.360~379.

[9] 席泽宗、严敦杰、薄树人、王健民、陈久金、陈美东：《日心地动说在中国》，《中国科学》1973第3期第273页。参见Nathan Sivin,“Copernicus in China ”，in Sci ence in Ancient China（ Aldershot,Variorum,1995），Ⅳ（pp.1~53）。

[10] 关于《崇祯历书》和第谷体系的研究，参见Keizo Hashimoto ,HsüKuang 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Acceptance of Western As tronomy 1629—1635.Osaka;Kansai University Press,1988.

[11] 参见Peter Engelfriet ,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 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Books I - VI（Jihe yuanben,Beijing, 1607 ）and its Re ception up to 1723,Leiden:Brill,1998.

[12] 参见梅荣照等：《欧几里得 < 原本 > 的传入和对我国明清数学的影响》，收入《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3~83页。

[13] 科因布拉学院耶稣会士所编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本，在1592—1598年准备，计划由Pedro da Fonsecea创始，而主要作者是Manuel de Gois（1543—1597），参与的有Baltazar Alvares（1560—1630），Cosme de Magalh~es（1551—1624）和Sebastiao do Couto（1567—1639）。关于科因布拉学院的教科书，见Charles B.Schmitt et al.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参见Han Qi.“F.Furtado （1587—1653）S.J.and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ristotle's cosmology. ”in História das Ciências Matemáticas ∶ Portugal e o Orient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 Portugal and East Asia） （ Fundaqao Oriente,2000），pp.169~179.

[14] 《璇玑遗述》（1675年初刻）引用了大量西书，包括《坤舆万国全图》、汤若望的《主制群徵》（1629）、《交食考》（1633）、《远镜说》（1626）、《（新法）历引》、邓玉函的《测天约 < 说 >》、 艾儒略的《职方外记》（1623）和《西方问答》（1637）、阳玛诺的《天问略》（1615）、傅汎际的《寰有诠》和穆尼阁的著作、《天学初函》，还包括熊明遇《格致草》（函宇通）、方以智《物理小识》、游艺《天经或问》、杨光先《不得已》和梅文鼎的《勿庵集》，由此可见揭暄对西学的浓厚兴趣。

[15] 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自然哲学研究，参见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冯锦荣：1）《明末熊明遇父子与西学》，罗炳绵编《明末清初华南地区历史人物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3年，117~135页；2）《明末熊明遇 < 格致草 > 内容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6卷4期，1997,304~328页。徐光台：1）《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学”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6年版236~258页；2）《明末清初中国士人对四行说的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汉学研究》17卷2期，1999,1~30页。石云里：1 ）《< 寰有诠 > 及其影响》，《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44页；2）《揭暄对欧洲宇宙学与理学宇宙论的调和》，《九州学林》第2卷第2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页。孙承晟：《明清之际士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以揭暄（昊书）和（璇玑遗述）为中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

[16] N.Standaert.“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mbroise Paré's Anatomy. ”Sino 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1999），pp.9~33.

[17] Mme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 ,Un Belge mandarin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Antoine Thomas 1644—1709.Paris,1977;H.Bosmans,“L'oeuvre scien-tifique d'Antoine Thomas de Namur,S.J.（1644—1709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de Bruxelles 44（1924），pp.69~179.

[18]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西文手稿部，Mss. fr.17240。Isabelle Landry-Deron, Les leons de sciences occidental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angxi（ 1662—1722 ）：Texte des Journaux des Pères Bouvet et Gerbillon .Paris,EHESS.1995.

[19] 傅圣泽在来华之前已是耶稣会学校的数学教授。关于傅圣泽和西方天文学的介绍，参见J.W.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 .- F Foucquet,S . J .（1665—1741）.Rome,1982.

[20] 关于《历法问答》，参见Hashimoto Keizo & C.Jami,“Kepler's laws in China∶A missing link?J.-F.Foucquet's Lifa wenda ”，Historia Scientiarum, 6~3（1997），pp.171~185.桥本敬造：《中国康熙时代的笛卡儿科学》，载《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380页。

[21] 关于傅圣泽与《阿尔热巴拉新法》，参见C.Jami ,J .- F . Foucquet et la mod ernisation de la science en Chine:la“Nouvelle Méthode d'Algébre” .Mémoire de maîtrise.Université de ParisⅦ.1986.

[22] Dionis于1672年担任植物园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著有《人体解剖学》 （L'Anatomie de l'homme suivant la circulationdu sang et les nouvelles decouvertes, 1690）等书。

[23]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Lyon,1819,T.10,p.461.Bartholin当指Thomas Bartholin,著有 Anatome quartum renovata（ 1677）一书，在欧洲有很大影响，原北堂图书馆亦藏。

[24] 1728年，康熙之子允祥、允禄等已经知道卡西尼的名字，并希望了解其方法。见A.Gaubil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Geneve.1970.p.209.

[25] 其标题为N.Grammatici ,Tabulae lunares ex theoria et mensuris Geometrac celeberrimi Domini Isaaci Newtoni Equitis Auratiin gratiam Astronomiae Cultorum con cinnatae a quodam Uranophilo e Societate Jesu .Ingolstadii.1726.书上有J.-N.Delisle手迹，巴黎天文台藏。

[26] 1728年11月26日宋君荣给Souciet信，A.Gaubil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Geneve.1970.p.219。

[27] 在《历象考成》之后附录，是戴进贤的想法，见宋君荣1734年7月13日给Delisle的信，A.Gaubil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Geneve.1970.p.375。

[28] 参见韩琦 ：《< 历象考成后编 > 的内容及其改进》，载陈美东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714页。

[29] 玛尔象系指Martianus Capella（ca.365~440），参见Nathan Sivin,“Copernicus in China”，in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Aldershot,Variorum,1995），Ⅳ（pp.1~53）。

[30] 关于1689—1691年康熙学习西学的情形，参见《白晋日记》，法国国立图书馆西文手稿部藏书编号Mss.fr.17240。亦见Isabelle Landry-Deron（蓝莉 ），Les leons de sciences occidtental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angxi（ 1662—1722 ）：Texte des Jour naux des Pères Bouve et Gerbillon .Paris,EHESS.1995。

[31] 见John Witek ,Controversialideas in China andin Europe:Abiography ofJ .- F . Foucquet, S.J.（1665—1741），Rome,1982,p.180.

[32] 参见韩琦：1）《白晋的 < 易经 > 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汉学研究》，16卷1期，1998,185~201页；2）《再论白晋的 < 易经 > 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23页；3）《科学与宗教之间：耶稣会士白晋的 < 易经 > 研究》，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4年，第413~434页。 0cYKCHF65Krx7lRpfLMWd1+yeH44u8wOT36WtMYQ7RWtm42Nmchl1yp9oCA/2r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