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 何芳川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文明的朝霞时期，今日中国的边疆居民，便同境外诸族有了相当广泛的文化接触。这些文化接触，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都离不开交通这一媒介，离不开丝绸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丝的骄傲，属于中国。

早在7000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就知道了丝。夏鼐这位权威级的考古学前辈，以他学者的慎重，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即4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丝的秘密。事实上，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丝带、丝线和残绢片等物。经学者鉴定，初步认为，这是蚕丝织物。

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以它的精美享誉世界，历久不衰。

20世纪70年代初，在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丝织品。一袭纱衣，残长1.28米，重仅49克。

唐代，一位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在广州会见市舶司的官员。透过中国官员的丝质衣服，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胸痣。正当阿拉伯人惊叹，以为隔着两重丝绸衣服还能看清胸痣时，那位中国官员竟挽起了5件丝质衣服的袖口。

清代，《红楼梦》里讲述了一段趣事。一天，贾母从箱底找出一件丝织品，考问众孙媳孙女，谁能说出这件丝货的名称。无论宝黛还是三春，甚至连见多识广的凤姐，都答不上来，老祖宗骄傲地告诉她们，这还是她做女孩儿时的东西，名叫“软烟罗”。仅仅从那名称，就给人以美的无限遐思。

果然，精美的中国丝织品，从一开始就对欧亚大陆各族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文明与文化的冲击波。

一 陆上丝绸古道的形成

早期东西方陆路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被称为“草原之路”“毛皮之路”。这条上古时代的通道，东起黄河流域，中经蒙古草原、阿尔泰，沿天山北麓，向西直插中亚、南俄地区。生活在中国西域的古代塞人，是这一古老通道的开拓者。 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这条通道的商路性质日渐增强。中国内地的丝货等物品，便越来越多地沿着这条商路西运。

例如，阿尔泰地区发现了一批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塞人部落贵族首领的石顶巨墓，存有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金器和青铜器。

又如，新疆出土的塞人墓葬中，发现有中原漆器和丝织物（菱纹链式罗），等等。

伴随着丝织品等古代中华器物文明成果的西传，中国的声名也远播西方。

世界上最早提到中国的国度是伊朗。

公元前5世纪，费尔瓦丁神颂辞中的支尼（Ĉini）与古波斯文对中国的称呼Ĉin,Ĉinistan,Ĉinastān,应相一致。一般认为，支尼（Ĉini），乃是“秦”的对音。

印度也很早就知道了中国。古印度典籍《摩诃婆罗多》中多次提到Ĉina;汉译流行作“支那”。季羡林说：“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中外学者，比较同意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但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间要早一些，总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

相传为公元前4世纪，胝厘耶（Kautilīya）的《治国安邦术》（ Artha ' sāstra ）中，记载了“奢耶和产生在脂那的成捆的丝”（kau'seyam cīnapttās'ca cīnabhūmijāh）。cīnapatā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īna,就是“脂那”“支那”；另一个是pattā，意思是“带”“条”。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这个字本身已经把丝的产地告诉我们了。

在更加遥远的西方，古希腊人索性称中国为“赛里丝”（Seres），即丝的国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秦帝国。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自此在理论上被提上日程。设使秦祚恒久，对外交往，繁荣可待。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文化交流遂成镜花水月。

汉承秦制，建立了跨纪元而前后绵延了四百载的两汉帝国。中华古典文明，正是在两汉时期达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峰期。帝祚绵长，体制颇备，经济繁荣，国力雄强的汉帝国，自然有着扩大对外交往的积极愿望。中外文化交流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在比较严格与正规的意义上开始了。

在汉初几代皇帝被迫采取守势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动了对汉帝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全面反击，为了同西域诸邦国结成盟友，形成对匈奴的钳形态势，在战略上“断匈奴右臂”，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选派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不辱使命，历尽艰辛，终于同西域诸邦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比较准确和正规的意义上，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历史上被称为“张骞凿空”。特别是在第二次西行时，张骞派遣了许多“副使”，分别访问了此前未到过的更远的国家。一直抵达当时的西方安息（古波斯，今伊朗）。此时，大汉帝国声威远扬，丝路诸国纷纷内附。安息君王听说汉使来访，还特派两万大军，迎于国境。然后，也派出使节回访，随汉使东来“观汉广大”，并向汉武帝“献犁靬善眩人”。 这“善眩人”，即能吞刀、吐火的古代魔术师。

“张骞凿空”，后继者源源不绝。

首先，汉朝不断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公干。据记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而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人所赍操，仿博望侯（指张骞——引者）时”——“牛羊以万数，金币帛直数千钜万”；“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当然，礼尚往来，西域诸邦国也派遣了许多使臣，前往大汉帝国的首都——长安，进行访问。

不过，在丝路商道上最为活跃、往返奔忙的，还是西域各国的商人。他们或踵接使团之后，或参加使团，有的甚或冒充使节，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内地，史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商胡”，即西域胡商，承担了古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载体作用。

大宛，成为当时丝货的重要集散地：“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 这里的胡商，与当地政府串通一气，做起外贸生意来，竟还带着浓浓的游牧民族强悍的霸气。

大夏，在塞人时期，“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其都日兰市城，有市贩贾诸物”。 张骞在此城看到来自四川的商品。

大宛以西至安息的塞人地区中，人们皆“善市贾，争分铢”。显然，定居生活日久，古代城市勃兴，许多地方的塞人比大宛更进步了，“兵弱，畏战，善贾市”，变成了比较纯粹的商人。

到了东汉时期，汉帝国统治者仍然重视对西域与丝路的经营。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功酹博望侯张骞的，是班超。公元94年，班超征服焉耆、葱岭，交流畅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大汉帝国西域都护班超的视线，此时已经投向遥远地中海的另一个古典文明全盛的大邦——罗马。

罗马的声名，同样伴随着它的国势雄强而播于四方。向东方，最终也传到了汉帝国的宫廷。当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来，就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西方国家的陌生名字——犁靬。不久，安息使节抵达汉宫，向汉朝皇帝献赠的“贡品”中，又出现了来自犁靬的魔术师。这犁靬，有的学者就认为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对音。 由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前356—前323）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这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商业、文化中心。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前64/63—23）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唯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1]

公元97年，班超以汉帝国西域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向罗马帝国派出了正式使节——甘英：“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陌生的大海，令来自陆地农耕文明的甘英望洋兴叹，并让他与古代中国首任派往罗马使节的光荣失之交臂。然而，甘英的西行，对于丝绸之路的开广与畅达，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甘英走过的地方，“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学者们以为，蒙奇、兜勒，指今日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等地；还有的认为，所谓兜勒，乃是古代非洲红海一侧兴起的强国阿克苏姆，因为阿克苏姆的重要海港名为阿杜利斯，兜勒则是该港的对音译名。

博望、定远，名标青史。两汉时代丝路的开辟与畅达，使中国的丝与丝货沿丝路西去，流播、畅销，更加遐迩闻名。

嘉峪关汉墓中发现丝织物。画砖上有童子驱鸟护桑图，有采桑图；墓后室画砖有蚕茧、丝束、绢帛，还有像缫丝的工具。可见，汉代甘肃西部蚕桑与丝织已经相当发达。

喀布尔北边的占城卡皮萨遗址，出土了汉代小巧玲珑的黑漆碗、罗马的玻璃器皿、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的铜像，等等。 显然，这里曾是中西之间货物交易的一个集散地。

阿富汗另一个遗址，北方巴尔甘附近的蒂利亚·梯波（TillyaTepep,意为“黄金之丘”）出土了几座墓葬，时间应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正是两汉丝路繁荣时期。这里发现的两万多件文物珍品，其中的罗马金币、安息金银币和印度佉卢铭文金币特别值得注意。它说明了此时东西方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个古代世界雏形的、以货币交易为特征的国际交易网络和小小的世界市场，或称之为丝路世界市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号墓主（提比留斯，14—37），胸前放置着汉代中国的铜镜，手握安息金币，脚下有罗马金币以及印度金币，等等。 这种摆设本身清楚地告诉我们，古代阿富汗乃至中亚地区，在丝路上的重要枢纽地位；同时还显示，中国、安息、罗马与印度在当地重要性的依次排序。

比起其他的物品来，丝和丝织品是比较容易损坏，难以保存的。然而，古代世界的文字记载，却尽情地表达了中国丝织品的辉煌，表达了它对世界各族人民美的震撼。

公元前54年，罗马与波斯在卡雷交战。波斯大军以五彩丝旗上阵，令罗马士兵眼花缭乱。是役，罗马败北。

恺撒大帝（C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在展示其战利品时，最引人注目的，也是那些丝质战旗。

还有一次，恺撒身穿一袭丝袍前往剧场观剧。不料在观众中引起一阵骚乱，大家都认为那丝袍是罕见的奢华之物。

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Clecopatra Ⅶ，前69—前30）也因一袭华美的丝袍而更衬托出她的美艳。那件丝袍原是一件中国丝织物，由古埃及的能工巧匠用针拆开，重新编织而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后来，罗马全境的仕女，皆对中国丝织品趋之若鹜，以致丝价腾贵，贵比黄金。 ^[2] 希腊史学家马赛林勒斯说，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丝绸”。 普林尼也估计，罗马每年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少于1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 ^[3]

丝绸之路，并不止是由中国人向西开通；西方各族人民也为自西向东凿通这条古代商道，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托勒密（Ptolemy）《地理志》有关泰尔马林努斯（MarinusofTyre）的记录，马其顿商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ës Titianus）的商业代理人，曾穿过塔里木盆地到达丝国（Land ofthe Seres）。其时大致在甘英西行前后。

罗马人更是对丝绸之路与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兴趣。据罗马史家佛罗鲁斯（Florus）著《罗马史略》记述，当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即屋大维，前63—14）在位时，“其余世界，不属罗马帝政所治者，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盛强……皆遣使结好。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据其人自云：居地远离罗马，须行四年之久，方能达也。”

称雄地中海世界的罗马人，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不但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而且远及红海、黑海、英伦三岛等地区。雄强的国势，自然造就了罗马人与汉武帝同样的欲望；对中国丝货的强烈需求，更促使罗马人集中注意力，向东凿通丝绸之路，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罗马人沿丝绸之路东扩的这一努力，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力——波斯。同罗马与汉帝国三足鼎立、并世争雄的波斯帝国，在丝绸之路上占据了中间商的最佳位置。事实上，自木鹿（Meru）至斯宾国（Seleucia）一段，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224年为安息所控制。继之而起的是萨珊王朝（Sassanid,226—651），一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为止。 波斯为了维护其中间商的巨大利益，自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罗马人和大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在东方，甘英之行受阻于波斯湾，就是一个明证。上至君王，下至普通船民，举国一体，不约而同，要共保丝路的秘密。对于大汉如此，对于罗马亦如此。公元前54年与前36年，罗马人曾两次对安息用兵，企图打通丝路，均遭惨败，此后，与安息不断发生摩擦，罗马人最远虽曾几度兵占波斯湾头泰西封，然而难以持久，无功而返。162—165年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161—180在位）复派大军东征，再度占领泰西封，但次年便不得不与安息媾和退兵了。

古代的中国人还是有些世界眼光的。他们对波斯人的这点“猫腻”了解得很清楚，并以平和的心态做了客观的表述：

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直到《三国志·魏书》卷三〇注引《魏略·西戎传》，仍然在讲述罗马人“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不能得过”就要想办法“得过”；越是“遮阂不得自达”就越是要想办法“自达”。利之所在，勇往直前。陆上“不能得过”，海上总可“自达”。海上丝绸之路，遂应运而生。

陆上丝绸古道大致形成于我国历史上的两汉时期。它东起长安（今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古都，西抵大秦（即罗马），横贯了欧亚大陆。这条商路，穿越过无数河流、雪岭和大漠，成为古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同时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历史舞台。

由于沿途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的变迁，如气候变化带来的河流、湖泊的干涸，古代游牧诸族迁徙带来的城邦或酋邦的兴衰往替，等等，都使得丝路的具体路线不断发生变异与发展。同时，在干道之外，还有不少支路乃至如毛细血管那样的小径。还必须指出的是，除却横贯东西的那条主干道之外，另有一些重要的干道，大致以纵贯态势，由中国向南方延伸，如安南道、缅甸道、西藏道，等等。我们这里的主要篇幅，集中勾勒的是主干道上的商路路线。

从汉帝国的首都长安或洛阳出发，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经河西走廊四郡：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和沙州（今敦煌），抵达玉门关与阳关，是为丝路东段。

自两关以西至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大致涵盖我国新疆地区，为丝路中段。出玉门关西行，过白龙堆，要穿越一个东西长近200公里的盐泽地段（今新疆罗布淖尔）。过了盐泽，抵塔里木盆地最东边的城邦楼兰（即鄯善，今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主干道至此，一分为二：

一条沿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之间的路径西行，称之为南道。 南道从楼兰西行，途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维遗址）、扜弥、渠勒、于阗，抵莎车。由莎车西北行，即可抵疏勒（今喀什），与北道会合，据赫尔曼（A.Herrmann）考察，南道全长约1900公里，古代商队大致需要8周的行程。

另一条沿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之间的路径西行，谓之北道。北道在汉初须经过白龙堆一段沙漠苦旅，到达尉犁，再西经焉耆、渠犁（今库尔勒）、乌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尉头，抵疏勒。仍据赫尔曼考察，北道全长约1700公里，古代商队大致需要7周的行程。

敦煌至白龙堆一线，乃雅丹地貌，十分难走。故而当东汉击败匈奴，迫使北匈奴西迁，控制了伊吾（今哈密）之后，便开辟了一条新的北道，即从敦煌至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地区）、焉耆、龟兹，与北道合之。因此，东汉班勇时所称的北道， 就是这条自阳关北上，经伊吾、高昌、焉耆、龟兹至疏勒的大道。有的则称之为北新道。

鉴于东汉时开辟的这条新的北道，原来的那条北道在后来的《魏略》和《隋书》中就被称为“中道”。

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开辟了一条更偏北方的道路。这条新的商道从中原地区或河西走廊北上蒙古高原，再沿天山北麓，越过伊犁河，抵达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这条新路后来亦称“北新道”。这一路全长约2100公里，古代商队需要9周的行程。

葱岭以西，大致可称为丝绸之路西段。此一段商路最长，一般而言在我国境外，越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东部亚非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地当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今亚历山大，埃及港口城市）。

从疏勒西行，越过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西方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曾几度行探察了这条古商道。据其记载，西行首先要翻越1.6万英尺的险峻隘口，山势陡降。“下降时，要经过北边一连串险峻山峰，一些小冰河穿插其间，全程甚是困难，有些地方牲驮简直无法通过。”然后经过摩吉（Mogi）下面的大山谷，沿帕米尔极北边西行，数日后抵今喀什噶尔河西源峡谷，再翻过高达1.3万英尺的克什贝尔山（Koshbel），一直西抵大宛（今费尔干纳，乌兹别克斯坦城市）。

从大宛西行，可至大夏（今阿富汗）、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的犁靬（即亚历山大里亚）。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宛、康居（今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奄蔡。”

另一条由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汉代位置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部赫拉特），西南行至条枝（今伊拉克境内，临波斯湾）。《汉书·西域传》所载“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亡国也”，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方向的路线。

在此两条路线以北，还有一路，即上面讲的北道或北新道。自敦煌、阳关启程，北出伊吾，至车师前部高昌，再北行，取道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再经卑陆、且弥至乌孙； 由乌孙西南行，至大宛，与旧北道合，迤逦西去。

更有一路，自罽宾南下，至印度河口（今卡拉奇附近），或曰自大宛南行可入大月氏；由大月氏向南则入身毒（印度）。公元1世纪末，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曾撰《红海回航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其中有记载，中国的“生丝、丝线及丝织品由大夏经陆路运至巴利柴格（Baryzaga,今布罗奇，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城市，古海港）”；其商路应该也属于这一走向。至于张骞报告说，在大夏曾得见中国丝货及邛竹杖等，更是此一方向丝路存在与活跃的明证。

以上几条境外西行干道中，多有途经今天阿富汗地区的。公元1至4世纪，相当于我国东汉至魏晋时期，以阿富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崛起。繁荣、兴盛的贵霜帝国时期，商道畅通，城市兴盛。据考证，仅巴克特利亚地区就有18座城市，移民迁来者一百多万人，当时，贵霜帝国赫拉特城西去安息，一路畅通。自赫拉特分途，南线达萨迦斯坦；北线经喀布尔抵犍陀罗。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历史上，在罗马人之前开辟通向东方的海上商道的是南阿拉伯人与埃及人。当时，从地中海世界（亚历山大里亚）有两条航线通往东方。一条傍岸近海行驶，从红海出曼德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北上，过阿曼湾，再沿伊朗高原南岸直抵印度河口，然后南下马拉巴尔海岸（印度西海岸）到达锡兰；另一条出曼德海峡后，乘西南季风，横越阿拉伯海，直达印度南部海岸 ^[4] 这两条航线曾长期掌握在南阿拉伯人手中，他们熟知航线上的情况，特别是保有关于印度洋信风的秘密。古代埃及人为了向印度洋方面拓展，同南阿拉伯人不断展开争夺。托勒密王朝后期，埃及商船沿近海航线已可直达印度。每年驶出曼德海峡的埃及船舶约有20艘。 ^[5]

罗马人统治埃及后，于公元前24年派大将迦拉斯率1万大军东征阿拉伯半岛，企图打破南阿拉伯人对海上航线的独占，结果却大败而归。 奥古斯都在位期间，致力于帝国东扩，大力发展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每年从埃及扬帆驶出曼德海峡，沿近海东航的船舶就达120艘。 ^[6] 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海员、亚历山大里亚的希帕拉斯终于掌握了印度洋信风规律，即利用每年4月至10月的西南季风从红海口直放印度南岸，再利用11月至次年3月的西北季风从印度返航。从此，罗马治下的埃及商业四通八达，“印度和非洲内陆的贸易都集中到埃及港口”。 ^[7]

据《红海回航记》载：“过克利斯国（Chryse,今下缅甸及马来半岛），抵秦国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Thinae），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及丝所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即大夏，《元史》作巴里黑），而至巴利柴格，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道而至李米里斯（Limyrice）。”

顺便指出，西方人对这条海路越来越熟悉。后来，在公元6世纪初，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著有《基督教诸国风土记》（ Topographia Christiana ），对这条海上商路的中西贸易做了更清晰的记述。他说：“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他输出地，输入到锡兰岛（Taprobane,巴利文Tambapanni）的是丝、伽罗木、丁香、檀香以及其他东西，因各地出产而异。” ^[8] 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直到东罗马帝国时期，为了打破波斯人对丝绸之路的垄断，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I,483—565）先后两次直接派遣使臣前往阿克苏姆， 希望与阿克苏姆结盟，从海路绕航到印度，以便直接同中国贸易。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上述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图在海上打通前往中国航线的努力，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国际贸易港口。在这座商埠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半岛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以及罗马帝国的铸币。据考证，阿里卡梅杜这一带有浓厚罗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荣期当在公元1至2世纪。这一情形，同《红海回航记》的记述颇为吻合。可见，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能以印度东南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罗马帝国的官员和作家）总结了从埃及到印度的航程，将其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埃及的港口出发，经红海到达亚丁；第二阶段从亚丁乘西风越过阿曼湾直航巴塔拉；第三阶段从亚丁开辟了直航孟买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阶段则是在公元前后，来自埃及的船只从南阿拉伯港口直航南印度的莫席里（今克朗格诺尔）。这样，罗马帝国远洋船队7月从埃及港口出发，30天后到达红海南端，再顺风直驶，经过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里。当年11月，船队返航，翌年2月回到红海北部诸港。在尼罗河-红海运河通航之时，甚至可以直接返航亚历山大里亚。

当罗马人向东经营海上丝路的同时，汉帝国也向西实行海上拓展。在这方面，依旧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首着先鞭。武帝在平定南方之后，在今天广东濒南海一带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等郡，并从这里派人出海，向南向西，扬帆远航。班固在其所著《汉书·地理志》中，详细勾勒了这一航行的航线与交往贸易的情况：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经典记载经专家考证：汉帝国的使节与海商经海路已可经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在缅甸登陆，走一段陆路以后，再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孟加拉湾，又西航至印度次大陆东海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并由那里返航。不过限于当时我国的航海技术与知识，尽管秦汉时期广州造船场已能建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可以远洋行驶。 但要到达遥远的印度东南海岸，以至斯里兰卡，则须由东南亚、南亚地区各地的商船转送。至于汉帝国的遣使西航，其目的一方面自然有“欲耀威德”于异域，致力于海外诸邦“皆献见”的政治考量，同时也有以中国的黄金、丝货交易海外珠宝、奇石乃至珍禽异兽之类的经济动因。但那些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是直接为汉帝国宫廷的需求服务的。

必须记取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海上丝路西段的正规开辟，主角是罗马人，但南阿拉伯人、埃及人以及古代中亚人也曾为此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由贵霜帝国首都抵帝国海滨——印度西部诸港，然后走阿拉伯海、红海到达埃及。这条早期海上商路，恰与汉武帝时期开辟的由中国广东海岸出发，经东南亚到达南亚斯里兰卡的海路东西双向接近，几近对接，为日后海道大畅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上丝路东段的正规开通，主角是中国人，但东南亚、南亚各族人民对此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公元2世纪崛起的东南亚强国扶南，就有发达的造船业：“扶南国伐木为舡（即‘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八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 这就雄辩地证明，没有古代东南亚、南亚各族人民的海上商船的“转送致之”，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中国人、罗马人从东西两端的努力开辟，加之沿途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埃及各地人民的共同经略，红海、印度洋到中国南海的超长的海上丝路，经过世世代代的奋斗，终于在公元166年直接开通。

这一年，“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一位自称是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走海路前来中国，在越南登陆，到洛阳谒见中国皇帝。这位“大秦王安敦”，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从使者所献礼物看，几乎全部是在东北非索马里一带的特产，因而很可能是在当时正控制着红海贸易的埃及置办的。使者抵洛阳的时间在9月，看来抵达越南登陆当在6至7月间，因而很可能是乘4月西南季风，从红海口漂洋直航而来的。显然，无论是官方所派，还是商人假冒，都是自埃及或经由埃及目标明确而直航中国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罗马同中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三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这一交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当时的远近诸邦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物质或器物文化领域，中国无疑是文化出超者。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周边国家中无疑是文明进步的遥遥领先者。而对于远方大致处于同一发展平台上的大国，如波斯与罗马，中国轻而柔软的丝绸不仅遐迩闻名，而且极易转运，流播。

据记载，当时自大宛以西，直到波斯、罗马，是不知丝也不产丝的。中国特产丝绸，得到了亚非欧大陆各族人民由衷的喜爱。

创造了古典文明辉煌的罗马人，生活质量已达相当高度，对于中国丝绸之价值，自然更能领略。尽管轻柔易运，然而关山万里，却也弥足珍贵。初期，罗马丝价高昂，等同黄金。恺撒身着丝袍看戏，时人评之为过于奢华，因而丝绸是仅限于贵妇人争奇斗艳、相互炫耀的奢侈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时光的推移，罗马帝国境内，包括一些边远地区，丝绸服装已普及到一般百姓之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说：“罗马少女可以用透明的薄纱表现她的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丝绸的流播，不仅限于器物文化领域。因为，在物质的表层之下，有着更深的精神文化的底蕴。美国学者艾田蒲讲得好：“当罗马妇女一旦披上了丝披巾，她们就分享了那些东方人的价值观。她们身着的丝绸服装，也就深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观’。” 希腊、罗马的人民在追求中国丝绸的时候，很快就从单纯的物质享受即所谓轻柔华丽的质感，升华到一种精神上美的愉悦。丝绸衣饰所实现的人体线条美，正适合希腊、罗马的文化土壤，中国丝绸得以在那里发扬光大。其作用甚至远远反超在中国所达到的境界。古代希腊、罗马的诗人创作了大量有关丝绸的诗篇。维吉尔（Vergil,前70—前19）的《田园诗》，贺拉斯（Horace,前65—前8）的颂歌，以及奥维德（Ovid,前43—17）的《恋情》，等等，都随处可见对丝绸的赞美。罗马作家埃该提斯说：“中国人制造的名贵彩色丝绸，就像田野盛开的美丽的花朵，它的纤细简直可以和蜘蛛织的网相媲美。”

中国生丝与丝货的西传罗马，沿途诸邦均获其利，丝绸生产技术，自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项“高科技”，因而备受青睐。丝路诸邦只要具备相当的条件，无一不想获得这项技术秘密。

最先获得这一技术的，是我国新疆地区的于阗古国。

前文已经讲过，据考古发掘，嘉峪关汉墓中已发现丝织物，画砖上有童子驱鸟护桑图，有采桑图；墓后室画砖上有蚕茧、丝束、绢帛；还有的像缫丝工具。可见汉代甘肃西部蚕桑发展状况。

蚕桑与丝织技术由此入疆，沿丝路西传自是题中之义。不过，其中的技术保密与破译之艰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记瞿萨旦那国（即于阗）获得蚕桑与丝织技术的故事，在我国新疆内外流传甚广，版本甚多。虽为唐代玄奘所记，显然流传年代久远。依前述嘉峪关汉墓的发掘，此技术机密转移似可推至汉代：

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归，面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者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兰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发掘出一幅木板上彩画，上有一盛装戴帽之公主，旁有一宫女，手指其帽，画的显然就是这一则故事。

桑蚕及丝织技术，自新疆外传波斯、印度和罗马。

据伊朗民间传说，萨珊波斯（即萨珊王朝）的两位使者沿着丝路来到中国，学会了养蚕缫丝。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蚕种安放在竹筒中，把它带回了伊朗，并以当地生长的墨桑，取以养蚕，获得成功。不久，又能纺织罗缎和后来闻名世界的波斯锦。

劳费尔认为，萨珊王朝末叶，中国养蚕法传入波斯，很可能与蚕种传入和阗有关。 ^[9]

劳费尔所说有理，只是时间讲得太迟了。事实上，大约在公元3世纪，伊朗已从中国引进了简单提花机，但保留其纬线起花的传统方法，仿中国平纹，发展成斜纹。 ^[10] 时间应在汉魏之际，乃萨珊王朝前期或更早一些。

正因如此，《魏书·西域传》中已有记载：

波斯产“绫锦”。波斯语称锦为dib,汉译“锦叠”，如当今英译黄河为“Huang He River”一般。

待到南北朝时期，波斯锦已回流中国，声名大噪。《南史·西域传》“滑国”条载：“普通元年（520），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

生丝与丝织品传入印度地区，分海陆两途。

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中国使者与商人已达黄支。多数学者认为乃达罗毗荼的都城建志补罗。汉使“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杂缯，即丝货而无疑。其“杂”，则或指品种，或指质地。时为公元前2世纪。

陆路则大致应自四川南下。三国时期，蜀国以锦扬名，刘备败于孙权，“使兵以锦挽车，走入白帝”。 《诸葛亮集》载：“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这里要指出的是，丝业发展到织锦，已是相当发达。因而蜀地丝货之南流印度，理应更早得多。

那么，丝与丝织品究竟是何时传入印度地区的呢？

前面所提及的 胝厘耶在《治国安邦术》中记载了关于丝织品传入印度的说法，在中印两国人民同命运、相友好的日子里，为尼赫鲁（J.Nehru,1889—1964,1947—1964任印度总理）所采信，认为“中国丝早于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传入印度”。

不过，比较更为确切的记载，则是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期间。在此期间纂成的《摩奴法典》（ Manu - smrti ）中，曾数度讲到丝：

11.168:“谁偷丝，谁就被罚三天内只许喝牛奶”；

5.120:“丝要用盐基性的土来刷净”；

12.64:“谁要是偷丝就变成一只鹧鸪”。

远在地中海世界的罗马，虽然喜爱并大量输入中国的丝货，但对桑蚕及丝织的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甚为陌生。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公元1世纪老普林尼著书立说时，尚对生丝与丝货生产若明若暗，甚至一片混沌。他在《自然史》中写道：

“赛里丝国（即中国）以树林中出产的细丝著名。此种灰色的乱丝是在树上生长的，他们先将丝用水浸湿，再加以梳拢，于是妇女们将丝整理，再制成丝织品，工作是很繁重的。”

然而罗马治下的埃及，情况就有所不同，还在埃及艳后克列奥帕特拉统治时期，已经与中国的丝织业有所交流，罗马作家罗卡纳描绘这位女王的美艳不可方物时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辉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过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那件华美的丝料服装是由中国运去的缯彩重新加工而制成的。

到了拜占庭帝国时代，史家普罗科庇乌斯（Procopius,500—565）又记载说：“有印度国和尚到了君士坦丁堡，见到查士丁尼皇帝，告诉他，他们有办法可使罗马人不再向波斯或其他国家购买丝货。他们曾在一个叫作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住过很久，曾悉心研究……产丝的是一种虫子，假如将虫卵带至罗马，即可孵化虫子。皇帝答应重赏他们，他们果然运到了。从此罗马有了丝业。” ^[11] 拜占庭的西奥封（Theophone）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12]

季羡林认为，这条资料中的赛林达地方，即我国新疆地区，具体而言就是和阗。因为古代和阗有印度人居住，故而由印度人将蚕种运往罗马。至于东罗马帝国是否也曾通过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获得丝织技术，雷海宗却提出了质疑。

我们对雷海宗的质疑不敢置评，却对上述记载持宁信其有的态度。否则，如果东罗马已掌握了丝织技术，东罗马皇帝何以两次遣使阿克苏姆，要求与这个雄跨红海两岸的强国联手，绕过波斯的中介垄断，由海路与印度联系，从那里同中国展开丝绸贸易？！

谈到古代中国的对外文化出超，除却丝绸之外，最具标志意义的还是铁器与冶铁技术的外传。在周边诸国当中，中国是最早进入铁器时代且又达到很高成就的领先者。正是这一点，促成了战国与秦汉时期中国古典文明的全面辉煌。

史学家一般认为，中国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已经有了铁；战国时代（前476—前221）已经有了钢。而直到汉代，太史公仍记述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之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同丝绸一样，中国的铁器也早已闻名四方。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就有关于“中国的铁”的记载，指出中国铁输入罗马为大宗，并对其颇有赞誉；印度梵文中“钢”有一称呼为“Cīnaja”，意思是“中国产”；波斯语则称铁为“中国铁”（fulad-i khitayi,ahen-i tchinik）。

那么，是什么人将铁器制造的技术西传的呢？答案很清楚：“及汉使降卒亡，教铸作铁兵器。”可见，文化交流中，先进武器的引进，常常是技术引进的先驱。

这一交流的效应很快就显现了。

“自且末以西……作兵略与汉同”。

佉，卢文书，西汉晚期，“……听说疏勒官吏要他再从事打铁工作”。 ^[13]

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称安息骑兵拥有“木鹿武器”。

在器物文化层面中，中国的建筑术也曾西传。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下嫁乌孙（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滨地区）的汉公主细君，就在乌孙国“自治宫室居”。龟兹王也仿汉“治宫室”。

遗憾的是，在制度乃至精神层面方面，中国文化成果外传的颇少，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呈入超状态。只有我国新疆地区，有着汉代的影响。例如，龟兹王绛宾“乐汉家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又如，莎车（今叶尔羌）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复也。天风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馀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广袤的疆土与众多的人口，造就了古代中华帝国的泱泱大国意识，也造就了她宽厚的胸怀，恢宏的气概。从汉代以来，包容四海的民族心态与社会心态，使中国在文化交流中受益匪浅。

在器物文化方面，中国的丝绸与钢铁尽管在对外传播中优势突显，风流占尽，但对于外国徒弟反超自己的诸般成就，也抱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心态，诚恳地欢迎并加以吸收。

以丝织为例，波斯的斜纹织法，自北朝后期已经开始反转东传，影响到我国新疆地区。波斯织锦更驰名中华，受到广泛的喜爱。罗马统治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已成为重要的丝织业中心，织成的透明轻纱，反销中国，受到注意，被称为“杂色绫”。

又如钢铁，波斯汲取中华技术，很快制造出当时令罗马人惊讶的先进冷兵器“木鹿武器”。波斯特产镔铁，反过来影响中国，汉字“镔”，乃译自波斯语“Spaina”。

至于衣食住行、音乐美术等方面，中国从国外引进的更多。

葡萄，《史记》作蒲桃，希腊语Botrus之音译。原产伊朗，被当地人民视为丰收的象征。经中亚费尔干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传入内地，除了作为美味果品外，还成为中国重要的酿酒原料。早在汉代，龟兹一富家就藏有葡萄千斛，大宛富人藏酒，至万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在中国，由葡萄演绎而生产的葡萄锦、葡萄镜，成为人们喜爱的工艺品。“葡萄美酒夜光杯”“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更渗入中国精神文化深处。品鉴着色香味俱全的美酒，或是感叹着战争的惨烈，都融有异域新鲜的况味。

来自西方的胡饼，首先受到汉家天子的喜爱。“灵帝好胡饼，京师贵戚竟食胡饼。”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到唐代，连大诗人白居易都擅长此道，亲制胡饼馈赠友人。

又有胡床，乃高等用具，大约东汉末年传入内地，改变了原先汉人席地而坐的习俗。

琉璃与玻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工艺影响下，公元3世纪，萨珊波斯的玻璃制造业欣欣向荣。这一工艺成果辗转传入中国，西晋墓葬中发现了萨珊玻璃碗。中国玻璃制造业汲取了罗马、波斯工艺。现存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的一个产于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玻璃瓶，上有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面部像，原出土地却在河南。

艺术方面，中国受益更多。自两汉时代起，西域的音乐、舞蹈和杂技传入中国宫廷，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仅以音乐为例，西汉时名为“摩诃兜勒”的来自伊朗的横吹乐，胡角、板鼓为主，原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农民祈雨、庆丰收的节日乐舞，传入中国后，因其气势宏伟，改编成汉代军乐。

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艺术带到中亚地区，从那里继续东传，影响到中国内地。例如，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建造的武氏祠画像石雕，“中央端坐一有翼神人”，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四川雅安高颐墓前造有“立体双翼石狮子”。

在建筑艺术方面，中国人已经知道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巴比伦空中花园。公元2世纪初的《淮南子·坠形训》，就记载了从昆仑山，再上一倍之途，有凉风之山；再上一倍之途，就有所谓的“悬圃”。

由于经济交往的频繁，除了中国货币西流，西方的货币也流入中国。20世纪以来，西起新疆的库车，东至河北定县，以及南方如广东等地，陆续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共36批，总数达1195枚以上。

在精神文化层面，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沿丝绸古道传入中国。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佛教传入阿富汗，并通过阿富汗西传叙利亚、埃及、马其顿与希腊。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使阿富汗变成佛教圣地，被称为“阿育王第二”。正是在这里，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诞生，即用希腊手法，雕刻佛家与佛经故事，等等。佛教西传的同时，也从阿富汗逐渐传入中国内地。

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大约在前后汉交替之际。

《三国志·魏书》引鱼豢《魏略》：“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魏书·释老志》亦有同样记载，唯景卢，作秦景亮。

又据《后汉书》载，东汉前期的明帝永平八年（65），光武帝刘秀之子楚王刘英就已经笃信佛教：“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楚王之佞佛，已得到皇帝的公开认可。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借黄老之学以栖身，发展势头迅猛，东汉桓帝时，已在宫中立足基稳。“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桓帝建和二年（148），传说是安息国王子的佛教高僧安世高来华。这位高僧“出家修道，博探经藏，尤精阿毗昙字，兼通禅经”。安世高宣译群经，广为流传，“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先后传译，多至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

到汉灵帝时，佛教在华的传播更为火爆。当时，丹阳人管融，在徐州广陵（今江苏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象，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佛教之大盛，在其大众传播有术，也在其经典学理之高深。它的广为流传，令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颇为尴尬。结果，道教开始被迫抄袭佛经，而撰自己的经典《太平经》。更有甚者，相传为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索性编造出老子西出函谷关前往印度创立佛教的故事，达到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

顺便要指出的是，晋武帝普通三年（522年，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南梁人司马达等到达日本，在大和高市坂结庵奉佛。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

隋唐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宗教开始经陆路从西方传入中国。

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称祆教，又称拜火教，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前628—551）创立于阿富汗的巴尔赫，波斯居鲁士二世曾利用之为扩张帝国的精神工具。祆教讲究善端与恶端的斗争，崇尚光明，这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下层民众惩恶扬善的心态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故而传入中国后便不胫而走。与祆教有关的，由波斯人摩尼（Mani,约216—276）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教，由于高扬“光明”“洁白”的旗帜，在中国又称明教。当公元7世纪末它从中国新疆地区逐渐蔓延到内地后，立即在下层社会中吸引了广大信众，并成为举行起义反抗的一袭宗教外衣，一种圣洁的宗教色彩，如“明法皇帝”“号建明元年”“建年号圣明”“明法王”“白伞白幡”“自称弥勒佛”“建元白鸟”，等等，明教在下层民众中起到了动员与号召作用。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古代文学亦开始影响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曾流传一则脍炙人口的“曹冲称象”的故事，讲这位“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有若成人之智”的高智商神童，当曹操想知道一头孙权送来的大象有多重，群臣束手无策时即献策曰：“置象大船之上”， 从而使问题迎刃而解。季羡林指出，这则故事的故乡乃是印度。《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即有称象故事，可能在后汉时已口头流传中国：“天神又复问：‘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

佛教艺术也传入中国。如北齐时人曹仲达，本西域曹国人，乃一杰出画家，“长于丹青，妙尽梵迹”， “能画梵象”“外国佛象，亡竟于时”。 宋朝人郭若虚比较曹仲达与另一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时称扬说：“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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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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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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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abo ,Geography of Strabo .

[2] C.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p.68.

[3] 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1931,p.98.

[4] Warmington ,The Ancient Explorers, New York,1929,pp.73~77.

[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Ⅱ,1979,p.193.

[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Ⅱ,1979,p.193.

[7] Strabo ,Geography of Strabo .

[8]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1,p.227.

[9] B.Laufer ,Sino - Iranica, Chicago,1919,p.537.

[10]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London,1938,pp.702~704.

[11]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I,pp.203~204.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版。

[12]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I,pp.204~205.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 T.Burrow ,ATranslation ofthe Kharosthi Documents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1940.p.107. +09NjN34wDQ6L8otCMJ9lN8VmwX5JXwK1epPAbJdxS2cE4MAn1ocDLe6QM1s4G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