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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到友人、著名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处做客。威尔逊在一则日记里提到，两人此间有过一次争论。伯林“变得很激动，有时对人充满非理性的偏见”，威尔逊写道，“比如［对］汉娜·阿伦特，尽管他从未读过她那本关于艾希曼的书”。在1987年发表在《耶鲁评论》上的一篇回忆录里，伯林以同样的罪名讨伐威尔逊，并在1991年同威尔逊日记编辑的一次采访中细述此事。
我们不知道这次争执的最终结果，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尽管距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但它在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圈引发的论战依然如火如荼。安东尼·格拉夫顿曾描述过这场席卷纽约家庭（包括他自己的在内）的辩论。他后来写道，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文章以及后续专著的影响力空前。没有哪个话题能如此令人着迷、如此引人注目，并引发如此严肃的讨论。该书出版三年之后，不同读者的观点依然针锋相对。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哪本书能够激起如此的巨浪。美国犹太人组织似乎对作者下达了绝罚令
。争论从未平息。这些争论通常会经历冷却、升温到再度爆发。眼下，伊拉克战争高度充满争议，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时候阅读阿伦特的著作恐怕绝非偶然。单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本就销售了近三十万册。新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欧洲也依旧吸引着新的读者和译者。按照1960年这场庭审秀的设计师大卫·本—古里安想要的方式，大屠杀在以色列一直被简化为一条连贯线索上的一个制高点，这条线索从埃及法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直延伸到希特勒和阿拉法特。年轻人对这本书的兴趣与日俱增，说明有必要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最近，该书新的希伯来语版在万众期待中问世。过去，许多以色列人觉得阿伦特这本书难以接受；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难题（阿伦特本人早就预见到了），即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应对流散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巴勒斯坦人对欧洲文化的崩塌并无任何过错，到头来却要因此而受罚。
在欧洲，极权的解体重燃了人们对阿伦特作品的兴趣。过去几年间出版的阿伦特同卡尔·雅斯贝尔斯、玛丽·麦卡锡、赫尔曼·布洛赫、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的大量书信进一步点燃了公众兴趣。
所有这些书信见证了一份对于友情、智慧和热爱的珍贵才能。阿伦特同布吕歇之间的信件，更是伴随终身婚姻关系的深入交谈；对于两个惶恐颠沛的逃亡者而言，这种交谈不啻为黑暗岁月中的避风港。“在我看来，既享有真爱，又保持自我人格，这简直不可思议。”她在1937年给布吕歇的信中如是写道。这封信堪称二十世纪最动人的情书之一。“然而只有当我拥有其中之一时我才能拥有另一个。我也终于明白了幸福是什么。”
这些书信也使人能够洞悉她的思想和一些私密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促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只有你能理解我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可能承认的事，”她写给玛丽·麦卡锡道，“也就是说，我是在一种极度好奇的兴奋状态下完成这本书的。”就像阿伦特在移居美国前写的那本传记《拉结·范哈根：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一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是一部高度个性化的作品。作为犹太人、前复国主义者、曾经的德国人，她身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而写作，有助于减轻她的负担，也就是她对玛丽·麦卡锡提到的那些“留待以后解决”的迟未治愈的痛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已经总结出该书的主旨，尽管并不十分贴切。要追溯四十多年前的那些热点话题的确有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摸不到头脑。欧文·豪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美国人之所以争论不休，部分是由于，尽管负罪感铺天盖地、无法遏制，却极少公开曝光。出于这个原因，豪认为，重读阿伦特可以催生出一些好的东西来。
一些针对发表在《纽约客》上第一版的文风和语气的谴责有理有据，此版本中删去了这些引发谴责的地方，例如，她把莱奥·贝克描述成犹太人的“元首”。而其他的批评显然是不对的，比如，说阿伦特“赦免”艾希曼的罪而“转嫁给犹太人”。她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也没有反对整个庭审过程，她指责的只是检控官夸张的措辞。她支持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但希望能有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人们对她的频繁谴责恰恰相反，她从未质疑过由以色列法官在以色列审判的合法性，也没有像别人常说的那样，因受害者“不抵抗”而指责他们遭受杀戮是咎由自取。事实上，她激烈声讨那位作出这般冷酷言辞的检控官。尽管如此，针对阿伦特的这番谴责还是被写进了《犹太大百科全书》。
阿伦特还被以相似的口吻污蔑成宣扬艾希曼是皈依“复国主义”乃至“犹太主义”的狂热分子。尽管针对这本书的所谓评论尚未得到验证，却还是有各种二手评论纷至沓来。辩论并未局限在学术圈，还汇聚了各个年龄、各行各业的人，如历史学家、哲学家、记者，比如抨击者之一、格拉夫顿的父亲；还有多种宗教信仰中的教士、无神论者、社团领袖、职业宣传家。攻击言论通常都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公开发表的观点中，许多都严肃、公正、鞭辟入里；而另一些则视角偏颇、充满人身攻击，甚至在知识水准上迂腐平庸，恶意讥讽，含沙射影。现在，这本书引发的争议似乎不像四十年前那么多了，因为新一代的学者们正怀着崭新的、更为公正的眼光去看待阿伦特其他关于犹太历史、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著作。
今天，若结合她的其他文章来阅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则可以达到最佳效果。那些文章大多早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很久就发表在各个出版物（有些已经停刊）上，比如犹太杂志《烛台》、纽约德语难民周刊《建设》，以及《政治评论》、《犹太前线》、《犹太社会研究》等。
它们大声道出一个（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只是暗示性的）信念，跟其他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一样，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超出了其诞生时的土壤条件；阿伦特曾写道，它正一步步沦为“我们时代废墟中的厉鬼”。
十年或者更早以前，她还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后同化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狂热信徒，主张同巴勒斯坦人和解、领土共享或建立一个联合治理的、非宗教意义的二元民族国家；撰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她对此前的想法已经不抱希望，并一针见血地预见到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和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就已经预先提出对隔都内犹太委员会的批判，抵制复国主义者同纳粹之间的货物转移协定。这一协定准许德国犹太人把部分冻结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然而税率十分苛刻，最终导致全球犹太人抵制德国商品。对于复国主义者而言，移民到巴勒斯坦是重中之重，所以他们把这种暴力事件定义为“硬币的另一面”。
到这个时候，阿伦特没什么耐心去应付所有的世界观了。她对巴勒斯坦的官方复国主义政策越来越失望，因为它不能同阿拉伯人取得暂时和解。她预见到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在以色列的蔓延。在当时，这些警告似乎跟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样具有挑衅性。她的论证既饱含道德根基又具备现实依据，她坚持认为以色列人必须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分权而治。回溯从前，我们会发现她的警告展现出重要的前瞻性。今天的读者，从各自的情况出发，会更乐于接受她的文章和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甫问世时，当然不是这番景象。大部分犹太读者和许多非犹太人都被激怒。友情也因此葬送。那之前不久，以色列大使成功说服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相信，对犹太复国主义或以色列的批评就是一种反犹主义。针对阿伦特这本书的某些公开抨击，语气强烈到毫无节制，令人瞠目。跟美国相比，以色列的反应倒更加复杂。这里的批判之音相对微弱，愤怒也少了些许，大概因为，初读此书时，阿伦特对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境内犹太社团领袖的批判，隐约契合了复国主义者对“流散犹太人”的一贯描述——奴性的、被动的羔羊，对屠杀只有唯命是从。
一些批评阿伦特的人对自己以往的狂热态度已表现出了悔恨。当这样的道歉传来，阿伦特早已不在人世。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她无视传统的学问和学术范式，但她依然是一位振奋人心的知识分子。三四十年前，一部融合社会分析、新闻学、哲学反思、心理学、文学典故、逸事的杂合体，在她最好的作品中遭遇了狂轰滥炸式的批评；而今，它令人着迷，魅力四射。
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奔赴耶路撒冷。并非《纽约客》主动找到她，而是她毛遂自荐。她觉得自己就应该去参加审判，原因在于，她是一个社会评论家、一个流亡者、一个见证人，也是一名幸存者。她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时写道，她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这恐怕是［她的］唯一机会了”。参加这个审判，是她对过去应尽的责任。她很想理解艾希曼的想法（假如他的确有想法），想通过法庭证词去揭示“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
结果，刊登在《纽约客》上的系列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专著，基本上是审判报告，是一种尝试，尝试去检验：在遭遇法律典籍中前所未有的罪行时，法庭会在多大程度上伸张正义的要求。这本书结合了哲学与日常观察，其充满暗示性的文笔和讽刺挖苦的语气，不禁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颗石子之所以能够激起千层浪，主要是因为阿伦特把艾希曼刻画成了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平庸”一词实际上只在全书最后一页才出场，却潜在地贯穿整部作品。）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性格在开庭第一天就冲击着阿伦特。她将自己那种印象式的第一反应写进了给雅斯贝尔斯、麦卡锡、布吕歇的信里。她写道，他甚至都算不上凶恶（她用的是德语常见词unheimlich，有阴森恐怖之意，也可译作“离奇的”）。他像一个“巫师药汤里的鬼魂”；此外，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
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相、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想想萨达姆·侯赛因蓬头垢面地钻出洞穴时的那副样子吧。在这个初期阶段，她是否陷入了所谓以貌取人的泥潭？我们偶尔都会犯这样的错。阿伦特不仅对外表感兴趣，更对笔迹感兴趣。“面相学”在她青年时代曾风靡德国知识界（对于如希特勒一样想当总理的人，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光看一眼就不寒而栗，而阿伦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惊叹“瞧瞧他的手啊！”）。然而庭审开始几天后，阿伦特有意识地不再拘泥于表面印象。在听到艾希曼的一次对诉后，她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他其实挺笨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寄出的私人信件，使我们可以追溯其思想逐步形成的轨迹。她仔细研读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上校在庭审前对艾希曼做的三千页审讯笔录，并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
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虚无的。因此他向莱斯描述因晕血而不能做医生的论述，不太像是谎言。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之所以无人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艾希曼审判是一场由本—古里安导演的庭审秀，至少部分源于政治需要——证明大屠杀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犹迫害事件。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无独有偶。早于阿伦特的书出版前很久，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就有许多人指责犹太委员会是纳粹阴谋的帮凶。本书问世六年前，在一宗耸人听闻的诽谤案上，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主审法庭对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助纣为虐的批判远远狠过阿伦特在那短短一段中所言。多年以来，在知名作品中都不乏相似的指控，比如让—弗朗索瓦·施坦纳的《特里布林卡》、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是通往毒气室之路》，当然还有劳尔·希尔伯格那本里程碑式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阿伦特也曾多次征引此书。
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
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
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
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
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么说他们呢？假如她能对那些留守的犹太领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与理解，她的控诉会否不那么令人震惊？她的确看出了被围困的人们更愿意抱一丝希望，相信哪怕能买到时间，事态也总会好转。假如她不是直接抨击，而仅仅是引起质疑，她是否不会那样激怒她的读者？假如她直白说出犹太领导“不经意间”成了自我毁灭的推手，是否能少招致些愤怒？而这当然正是她的言外之意。
瓦尔特·拉克尔在论战的早期就曾写道，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当她指出备受敬仰的犹太大拉比、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是“犹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这个说法）时，语气之无礼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她的笔法总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羁，语气充满学究范儿，盛气凌人。她特别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她的讽刺挖苦与讨论大屠杀显得格格不入。有个很好的例子：她说艾希曼弃暗投明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一种讽刺；可是，这个说法却被广泛误解、被错误阐释。
她的讥讽往往弄巧成拙。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慧眼看出，阿伦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也许还有肆无忌惮）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她一而再地说，自己掌握“客观”与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还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来是”、“全部真相在于”。她称自己比别人更“理解”艾希曼，她随意向控辩双方以及三位她尊敬的法官提建议。艾希曼的法官都是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移民至此的，在她的书里形象非常正面。
现在，透过她的私人书信，我们知道她是带着一些关于以色列及其政治制度、政府、对阿拉伯人政策等的先入之见来到耶路撒冷的。看到本—古里安试图利用这场审判在大批意志消沉的新近移民中间制造一种民族团结感，她着实吃了一惊。她还打算依靠非正式的证据得出绝对的结论。她写信告诉雅斯贝尔斯，以色列警方“让我毛骨悚然，他们只讲希伯来语，却分明长着阿拉伯人的样子。其中还有些人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什么命令他们都敢执行”。假如她真的这样想，也就难怪她会认为本—古里安执导这场庭审秀只是为了向德国政府索要更多赔偿金。她确信，本—古里安同阿登纳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不让汉斯·格洛布克的名字出现在庭审过程中。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政府的高官，在纳粹时代，他曾为纽伦堡种族法案编制过官方的法律解释。不过，格洛布克的名字还是在庭审中冒出来过几次。
法院之外，她谴责“东方暴民”，说自己如同置身伊斯坦布尔或半亚洲国家。看到“留着长鬓角、身着卡夫兰长袍的犹太人”，即正统东欧犹太人，真把她吓了一跳，“他们令这里所有理性的人都无法生活”。在阿伦特看来，理性的以色列人是说德语的德国和奥地利移民，包括她自己的来自弗赖堡、海德堡、柏林的亲戚朋友。很幸运，她对雅斯贝尔斯说，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都出身德国，的确是“最好的德国犹太人”。雅斯贝尔斯以同样的口吻回复：“让我们期待这三位德裔犹太人能控制住局面。”
她对吉德翁·豪斯纳主控官廉价的爱国主义反应十分激烈，因为他要用这场审判力挺本—古里安对犹太历史的决定性看法。在一封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把豪斯纳描述成“典型的加利西亚犹太人，非常不讨人喜欢，很烦人，时常出错。也许属于根本不懂其他语言的那类人”。后来，戈尔达·迈尔和梅纳赫姆·贝京执政下的以色列政府把大屠杀神话植入一种新的国民宗教之中，又将其开发成以色列拒绝撤出占领地区的依据，她对此的看法一定会很有意思。她批评以色列过分民族主义地、过分急促地宣扬一种特殊道德价值，当然十分在理。不过，她说得有点过头。
后来的几年里，阿伦特也承认她的一些表述有误或过于夸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或曰败坏名誉的副标题。“平庸的恶”这个短语进入了流行语词典以及熟语大全。经过反思，她对使用这个令她遭遇围攻的短语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若是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轩然大波已归于风平浪静，但仍然有人指责她为屠杀犯辩白，冒犯对死者的怀念。
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起初，阿伦特不理解为什么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会引发如此的盛怒；后来她认定，那是因为她无意中拽出了一段尚未尘封的历史。她变得有些偏执，尤其是看到德高望重的前犹太委员会成员如今在以色列政府身居高位，她就更加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过，她能引证的唯一一个名字是个职位不高的新闻官，在以色列一个小部门当差。
美国媒体的评论似乎证实了她最坏的怀疑。《纽约时报》挑选了以色列首席检控官的一位助手来评论这本书。在左翼的《党派评论》（这份杂志一直很器重阿伦特，多年来没少发表她的文章）上，莱昂内尔·阿贝尔写道，她让艾希曼成了“招人喜欢的人，而让受害者成了令人恶心的人”。他声称，书中的艾希曼比其受害者的形象更加正面。
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寄出一封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犹太重大节日上公开声讨阿伦特。后来，他们还对罗尔夫·霍赫胡特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为他把纳粹的罪责转嫁到了教皇头上。霍赫胡特当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阿伦特也从未对艾希曼的滔天罪责进行开脱。只是，她认为他应当受的惩罚不仅仅是死刑。犹太委员会方便了纳粹行动，但纳粹终究是自己动手对犹太人实施了杀戮。
这场丑闻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索尔·贝娄在《赛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中严厉斥责阿伦特利用犹太大屠杀的悲剧历史推销魏玛时代知识分子的愚蠢思想。平庸是一种过继来的托词，实际含义是强烈要求抛弃良知。
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美国拉开了大幕，目的是要让她在学术界名誉扫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反应之剧烈程度远远超出初始目的。一群演讲者从以色列和英国蜂拥而至；他们走遍美国，斥责阿伦特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虚无的罗莎·卢森堡”。四个犹太组织各自雇用学者对阿伦特的文字进行地毯式阅读，找出错误，令其贬值。不过其中大多数错误都微不足道，比如错误的日期、拼错的名字。《山间犹太新闻报》上的一篇书评标题为“自我憎恨的犹太女人制造的亲艾希曼之书”。另有一些评论者批评她不该称艾希曼审判为“庭审秀”。不过，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安排逮捕或绑架艾希曼到以色列的意图，到后来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不言自明地证实了这的确是一场庭审秀。用本—古里安的话说，其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人”和整个世界，并向犹太人民宣告，要跟他们的刽子手算一笔陈年旧账。法国《新闻观察家周报》刊登了书中一些节选并且发问道：“她是个纳粹吗？”
就阿伦特评论犹太委员会一事，以色列的反应普遍比美国温和。以色列媒体最早发表的评论是令人敬佩的。著名的以色列报纸《国土报》摘选了书中大段内容，并且在前后文中做了合理的铺垫和注解。这并不奇怪。在责备犹太委员会的时候，阿伦特的口气更像一位老牌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复国主义，毕竟是一场犹太人的自我批判运动。
数月后，刚从美国移民而来的文学评论家所罗门·格罗赞斯基在以色列半官方日报《达瓦尔》上率先发起针对阿伦特的攻击。他首先批评阿伦特允许《纽约客》把她的文章跟蒂凡尼珠宝和皮衣广告刊登在同一版。格罗赞斯基含沙射影地说，她在借此获得物质利益。他责难“阿伦特女士这等犹太人是致命毒素，是喝下自治毒药的人，而且到处散布流毒，甚至散布到奥斯维辛和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出版过该书的译本，但是早在1965年，抨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书（译自美国版）就已经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希伯来语译本（或阿伦特其他作品的译本）直到1999年才问世。
盖尔索姆·肖勒姆曾在文学杂志《交锋》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严厉指责阿伦特缺乏头脑、没心没肺，尤其责备她关于莱奥·贝克以及其他犹太委员会成员的评论。今天，许多读者会对他的看法表示认同。不过我怀疑，是否许多人也会像他一样要求阿伦特拿出更多“对以色列的爱”，即他所谓更多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情感投入。那恰好是阿伦特认为应该避免的事。而若仔细阅读肖勒姆致阿伦特的这封公开信就会发现，在犹太委员会这个敏感话题上，他的态度是那么矛盾，事实上还对阿伦特带有些许的赞同。他写道：“那些人说犹太人是活该受此命运，说他们没有提早采取行动自卫、是懦夫，对此我无法辩驳。最近，我在阅读那位诚实的反犹太的犹太人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的一本书，读到了以上的句子。我不能否认，图霍尔斯基是对的。”不同于阿伦特的是，肖勒姆不想去判断。他写道：“我当时不在场。”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
假如阿伦特对犹太领袖的痛苦表现出多一点的同情，假如她写“莱奥·贝克是出于盲目和天真”或者类似效果的词，肖勒姆是否还会如此严苛？说不定他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思考、判断、行动在这里环环相扣，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托尼·朱特几年前在《纽约书评》上撰文
，称阿伦特犯过一些小错，她的批评者们因此永远不会原谅她；然而她在许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此，她值得被铭记。若知道自己的书重新唤起读者的兴趣，她一定会一边欣慰一边苦笑。她曾说，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丑闻如火如荼之际，雅斯贝尔斯曾写信安慰她：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就像他们刚刚为斯宾诺莎所做的那样。尽管你也许活不到那一天。
这个愿景至今尚未实现，不过我们总会看到那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