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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5年，距今约21个世纪以前，我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诞生了。当时的我国正是西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的封建政权，相较于之前的秦王朝，它更为繁华稳定，实力也更强大。高祖刘邦之后的两位皇帝——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是汉初治世的开创者，他们统治的这段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个治世为西汉储存了强盛的国力，同时使西汉真正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个强大的帝国正等着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少年天子，那就是汉武帝刘彻。这一年，刘彻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太子。
司马迁降生在都城长安东北方的龙门（今陕西韩城县附近），他的一生耳闻目睹了整个汉武帝时代的盛况。所谓“秦皇汉武”，汉武帝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不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富有传奇性的一生，也因为西汉是一个承前启后、富有开创精神的时代。它上承春秋战国，甚至黄帝以来的古老文化，下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司马迁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遍访古圣遗迹及更古社会的种种遗痕，将西汉以前的历史做出整理，并把当代史实尽可能详尽客观地进行叙述，完成了一部震烁古今的巨著——《史记》。
《史记》除了司马迁个人的才华、见识以外，还包含了西汉文化的浪漫色彩，但也隐含着这部巨著背后的血泪和心酸。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司马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这个时间告诉我们那是个大时代，它会造就大国臣民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眼光。但汉朝皇帝固有的猜忌、刻薄却注定了那个大时代的大天才要面对的危机。这个危机，我们后面会慢慢描述。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出生的地方。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滚滚黄河从青海境内的三江源流到陇西，然后在东北方绕个弯儿，形成奇妙的河套地区，再向南流，成为现在陕西和山西两省天然的分界线，然后再转向东，在下太行山之前，有个不容易通过的险地，那就是龙门。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所凿，原来是一座山，叫作龙门山，被一分为二后，分跨黄河两岸。过了这里，两岸山开峰阔，河水豁然奔放，声如雷鸣，河中鱼类都无法游过去，据说游得过去的就是龙，所以世称登上高位或科场得意为“登龙门”，或“鲤跃龙门”。
龙门往南是黄河的支流渭水，渭水与黄河的交汇处附近有一关一山，是自古以来极为重要而明显的政治文化分界线，那就是函谷关和西岳华山。
以函谷关为参照，以西的长安、咸阳一带被称为“关西”，而以东的中原地区则称为“关东”。自古以来，关东是已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族中原文化的活动区域。这里的中原是与边境相对而言。关西则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戎狄文化活动区域。明、清政治文化中心迁到北京以后，近代所称的“关”，则指山海关。在《战国策》或司马迁的《史记》中，那些专门爱论天下大势的纵横家，分析起局势来都不免会提到这个分界线。
春秋时，诸侯国秦国在关西及巴蜀一带苦心经营。经过几代的努力，秦国不但统一了西边的少数民族，还将势力向东拓展到华山。后来，在与晋国的一次决定性战争中失败，秦国的东进政策受阻，转而专心发展关西地区。一直到战国初期，秦国还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关东诸国时常把它当成蛮族看待。后来关东地区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上，产生了百家学说；关西则在几位卓越君主的领导下，吸收关东文明，独尊法家，励精图治，配合在边地长期培养出来的尚武精神，最后征服了关东诸国而一统天下，并把政治中心设在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咸阳一带）。这个政治中心风光了一千多年，可谓长盛不衰。
根据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关东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关西则包括陕西、甘肃、四川等省。
据史学家研究，一直到汉代，关西仍然是个特殊地区，文化上与关东截然不同。就人才而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同时由于秦始皇的过激政策，关东各国后裔揭竿而起，这使得关西人变成被征服者。因此，这个尚武文化区域虽然出了不少卓越将领，却因偏差的地域观念作祟，没法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摊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正好就在关东、关西的交界线上。这是一道门，进可以尽窥关东，退可以据守关西。神奇的造化之神也许是故意将这位旷古奇才从这里推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个看天下事、记天下事的最佳位置！可是，造化安排的这出戏似乎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龙门虽然在交界地带，但仍属关西地区，以当时的地域观念而言，他是秦人的后裔。造化赋予他浪漫个性的同时，相伴而生的是命运交响曲中三短一长的不安音符。他注定要卷入一起关西军人世家的案件中，并且为此遭受惨无人道的刑罚。他没有慷慨就死，而是忍辱偷生。这个悲剧是不是不够悲壮呢？不是的，很多时候，死反而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活着才是真正需要勇气的。我们从他的巨著《史记》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悲壮，因为他的求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要重拾史笔，为后世书写，为子孙书写。这难道不是更悲壮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