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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从斯特拉斯堡大学辞职，放弃写作和管风琴艺术创作，就是为了奔赴赤道附近的非洲大陆，做一名医生。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
此前，我读过一些文章，了解到原始森林里的原住民缺医少药，长年累月地受疾病困扰。这些情况，我也从传教士那里听到过。关于这些情况，我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不可思议。给原始森林的原住民提供医疗资助，这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但为什么我们欧洲人对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目标关注如此之少，甚至漠不关心？圣经中的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故事讲的似乎就是我们欧洲人和原始森林的原住民。我们欧洲人就是财主，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掌握了很多对抗疾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们将这笔财富带来的巨大优势视作理所当然。而在殖民地却生活着很多穷苦的拉撒路，那些非洲人在没有医疗资源的情况下承受着和我们同等，甚至更多的疾病和痛苦。为什么财主对屋门前的乞丐毫无同情之心？因为他并没有设身处地为乞丐着想并感同身受。我们就是财主这样的人。
我认识到，欧洲国家政府给殖民地国家派遣的几百名医生仅仅能够完成艰巨任务的很小一部分，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首要任务是给白人殖民者和军队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社会必须把这种人道主义使命视为己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现在是时候支持和资助大量志愿者医生，并将他们派往世界各地，为当地人做出贡献了。作为文明人的我们，只有在这样做之后才会开始意识到并履行我们对白人以外的人种应尽的责任。
在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的驱动下，已经30岁的我决定开始学习医学并尝试将我的理想付诸实践。1913年初，我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春天，我和已经学会医学护理的妻子来到赤道非洲附近的奥果韦河，开始实践工作。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是因为在这里任职的巴黎福音传道会的阿尔萨斯传教士告诉我，由于昏睡病不断蔓延，当地非常需要一名医生。传道会还表示愿意为我提供一栋位于兰巴雷内市的房子，允许我在教会的土地上为黑人建立一所医院，并且承诺向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自己筹集建立医院的资金。我把出版研究巴赫的学术著作所挣的稿费（这本书以德、法、英三种语言出版）和举办管风琴音乐会挣来的资金都投入到了这里。在这个意义上，莱比锡的圣托马斯乐长——巴赫——本人也为我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建立这所为黑人服务的医院提供了帮助。此外，来自法国阿尔萨斯、德国和瑞士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也为医院的建立踊跃捐款。当我离开欧洲的时候，我筹到了两年的经费，每年的费用我估算为15,000法郎（往返费用不计算在内）。事实证明，预算基本准确。
按照自然科学的表达方式，我所筹建的医院与巴黎福音传道会是共生的。然而，它本身是超越教派且无国界的。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个人都坚信，不能把人道主义任务归属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宗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
斯特拉斯堡无私的朋友负责管理图书和置办货物，打包的箱子和行李连同巴黎传道会的物品一起运往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