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于一九〇〇年离开人世，遗体于一九〇九年迁葬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墓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

And alien tears will fill for him

Pity's long-broken urn,

For his mourners will be outcast men,

And outcasts always mourn.

陌生之泪将为他注满

久已破碎的哀悯之瓮，

因他的吊客皆为逐客，

逐客的心底哀痛无穷。

铭文出自王尔德的长诗《雷丁监狱之歌》（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是原诗第四部分的最后四行。此诗写于王尔德出狱之后，出版于一八九八年，是王尔德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用作他的墓志铭，实可谓恰如其分。多年之中，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纷纷去巴黎朝觐王尔德的墓地，不少人还在他的墓碑上留下了深情的唇印，这样的风雅荣光，绝不逊于歌女们在柳永墓前举行的清明“吊柳会”。如此看来，毕生求美的王尔德，终究得到了美的归宿。

世上的才子佳人，大多像侍妾朝云调侃东坡先生的那样，有着“一肚皮不入时宜”（事见宋人费衮的《梁谿漫志》）。王尔德的大致生平可参见笔者整理的年表，相关的传记和学术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此处不拟赘述。概言之，王尔德的“不入时宜”，主要在于他的性取向不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职是之故，到了风移俗易的今天，他的遭遇便显得格外令人同情。然而，作为唯美主义文艺的标志性人物，王尔德以自己的作品乃至生活践行了“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主张，把自己的短暂人生变成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英年早逝的他，宛如划过夜空的一朵美丽烟花，虽然说瞬间消散，却让人久久怀念。抛开种种世俗功利的考量，这样的人生，不谓之成功也不可。

笔者迻译的王尔德作品囊括了他毕生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小说、童话和散文诗。无论是哪种体裁，他的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对于美和艺术的竭力追求，体现着敏于体察并呈现美的玲珑文心。他对自己的文字有着极高的期许，据美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 1918-1987）的权威传记《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 1987）所载，出版商曾要求《多利安·格雷的画像》达到十万个单词的篇幅，王尔德竟然回电说，“英语中找不出十万个优美词汇”（即便是增补之后，《多利安·格雷的画像》的篇幅仍然不到八万个单词）。正因如此，他的文字精镂细刻、辞采焕然，既可称雕绘满眼，亦不乏清丽隽永。娓娓道来的故事之中，妙语丽句俯拾即是，读之确有“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所载王献之语）之感。如果要吹毛求疵，那便是他的作品偶尔有堆砌典故的弊病。感谢前辈学人的研究和网络时代的便利，笔者得以对字里行间的文典和事典抉微发隐，得以尽量完整地向读者呈现这位唯美作家的典丽文风。

除去典丽精工之外，王尔德的文字还包含着许多独出心裁的思想和妙趣横生的哲理。人们往往把他的一些妙语视为机灵却当不得真的俏皮话（比如《了不起的火箭》当中的“所谓辛勤工作，仅仅是无所事事者的遮羞布而已”），但若是仔细咀嚼，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看似离经叛道乃至自相矛盾的警句蕴含着对于人生的深刻见解。追求超越功利的无用之美，难免与社会和现实的要求发生牴牾，而这种追求本身，似乎也包含着种种悖论，甚或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倾向。正因如此，王尔德在作品当中透露的一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属于“非主流”的类别（比如《多利安·格雷的画像》当中的“婚姻的唯一魅力就是让双方都不得不去过一种尔虞我诈的生活”）。对于他的奇思妙想，我们不必斥之为妖言妄说，亦不必尊之为金科玉律，不妨把它们视为启迪心灵的思想火花，视为“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借它们的亮光重新审视社会与人生。笔者以为，对于过度功利的当今社会来说，王尔德的唯美文字不光没有过时，更可以提供有补于世道人心的清凉药剂，确实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当然，王尔德地下有知，或许会觉得笔者强作解人，因为他自己说过，“世上并无道德之书，亦无败德之书。所有书籍，但有佳构与劣作之分，如此而已”（《多利安·格雷的画像》序言）。

二〇一一年，管理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机构修整了王尔德的墓地，不光洗去了墓碑上的唇印，还在墓碑周围罩上了玻璃挡板，使得后来的吊客再难献上香吻。此举虽有煞风景之嫌，却也是出于保护文物的善意，因为该机构宣称，“这样的吻足以摧毁作家的墓碑”。墓碑毁于香吻，不知道是否符合王尔德的心意，无论如何，玻璃挡板并不能阻止世间浪漫男女对他的景仰与追慕，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为他和他的作品洒下“陌生之泪”，继续为埋骨异乡的他注满“哀悯之瓮”。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时值王尔德一百一十五周年忌辰 1DDcMQtzBwfWL1bQA0jtC8dtI11TlLD9Y8czjsHvOQi1Yn5+rqGnxdTUPA3/fC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