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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由于是一个复杂的技巧性的活动，因而就必然同人的智谋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辩论是既“斗勇”，又“斗智”。斗勇，是重在比谁的气势盛、意志坚定和信心十足；斗智，则重在比谁能出奇制胜，谁能攻其不备，谁能谋划周详：《孙子兵法》是世界军事理论中的一部奇书。孙子用兵之道，就特别强调出其不意，兵不厌诈。辩论中同样也有一个如何用布阵的问题，十分讲究智谋在获胜中的关键作用。具体来说，智谋在辩论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善于出“奇”而攻其“不备”，即在应对准备中要设计出出人意料的东西，使对手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局面；二是要预先谋划周详，充分考虑到对手的水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现实条件，以求棋高一筹。辩论进行之前，任何以辩论双方水平的高低来猜度或预测辩论的结果，都只能是一种假设，不是恰当的和应有的制胜之策，假若以此来作为辩论准备时的一项考虑是十分危险的。即便辩论前知道对手的实力情况而总结出对手实力不强，也切不可掉以轻心。辩论赛中以弱胜强也非偶然之事，而辩论的临场发挥很重要。
如何保证己方在辩论中胜券在握，保证辩论时有最好的发挥，除了要在知识、思辩、语言、心理和场上人格的展示等方面猛下工夫之外，巧用智谋、谋略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道理。
“万家乐杯电视辩论大赛”总决赛中的那场，辩题是“就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立论构思中，正方北大队完全抛开文化的纯粹性来作为立论的框架，而是把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把民族文化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进步作为民族文化展现其真正展现其真正民族特性，保持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的根本标准。这在现实中也是很容易站得住脚的。今天，正是因为我们从具体的中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创造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才使中国文化活动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可。从这一立论出发，正方在赛场上巧妙地躲过了对方所打出的一系列“炮弹”，如裹小脚的老太太、水烟袋等这种所谓的“国粹”不能列入世界文化大雅之堂等等问题。正方还进一步准备了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裹小脚的老太太、水烟袋是当前的民族文化，还是落后的社会文化？”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方很难回答。如果回答是当前的民族文化，正方就能说它是落后的社会文化，是过去封建社会愚昧和不文明的产物，对方同学死抱陈旧腐烂的旧东西，难道也要让中国人都做九十年代的“孔乙己”？如果反方选择了后者，回答是落后的社会文化，我们就说既然已成为过去，对方同学又怎么能硬要往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塞呢？难道崇尚三寸金莲的美或是水烟的烟味醇厚才算得上中国人吗？如果对方死缠不放，认为裹小脚和水烟袋曾经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正方就进一步责问反方：儒家学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当年孟老夫子断言“男女授受不亲”，照对方同学看来，我们今天也需如此了。那么，满校园男女同学问轻松、自然的交往岂非在作践泱泱文明了？话说到这里，反方已然陷入被动，想要挣脱，瞬息之间已是很困难的了。可见，在辩论中最好的办法是以攻对攻，针尖对麦芒。但如何能攻在点子上，并且有话可说，又把话说得顺畅有力，机智风趣，是需要靠辩论双方场下与场上的智谋来完成的，辩论说到底，也是一种智谋的较量。
此外，如何具体根据对方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以便扬长避短，随时掌握场上主动，也是辩论中巧用智谋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万家乐”总决赛中，正方北大队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代表队，一场“遭遇战”。反方中青院队也是一路过关斩将，由一支开始并不为人看好的队伍杀入决赛，气势正旺，实力不可小觑。赛前，北大队仔细观看了中青院队的辩论，认为该队最大缺点就是场上四名队员实力不均，为此而设计相应对策，在场上集中火力攻击该队实力最强的朱芸同学。只要她一开口，北大队就把话说重、说深、说死，力争先把对方主力的气势打掉，首先轰哑中青院队的这门“大炮”。其次，北大队又把辩题同对手的特点作了仔细分析。认为辩题的理论性强，这正好发挥我们北大队理论素养较高、理论知识面宽的特长，同对方论道，用理性与知识的“笼子”套住对方，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又是轻松、活动、自然。
当然，在辩论中巧用智谋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必要的算计可以攻其不备，巧施奇兵。但如果处处想着算计对方，总想以出人意料的东西取胜也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造成弄巧成拙的结果。对于辩论的准备和场上的实战，都应以基本的辩论程式和艺术技巧的规范为基础，智谋应该是辩论这支矛的矛尖，要尽可能地使矛尖锐利，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但如果“矛”过于尖细，则很容易折断，也不能成为利器。因此，在辩论中首先应从大处着眼，作好充分的准备，然后辅之以智谋，磨砺其锋芒，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条件下，力求出奇制胜，以便最有效地打击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