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7日，满载628个集装箱的“银河号”在将要进入波斯湾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他们怀疑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藏匿在这条船上。

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本身并非杀人毒品，但却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也被叫做“化学武器前体”。就科学的定义和武器制造的程序来说，这没有疑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它列为禁品，也是中国和美国都认可的事情。

问题出在，美国人认定自己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证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这两种东西，而中国政府则予以否认。

事态拖延多日不能解决，终至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当时，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

当时，“银河号”独自航行在大海上，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银河号”一往无前地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

8月1日，“银河号”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远不近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61号”。

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只有经验丰富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

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银河号”周围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

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场面。

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关于“银河号”的消息，并且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对此却一无所知。

8月3日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

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61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

直到当天傍晚，张如德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

于是，“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61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975号”和“996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

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美国方面的行为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其实，中美之间已经发生过几件不愉快的事情，“银河号”事件的发生，更能体现出美国政府的行为纯粹是一种阴谋。

当时，克林顿上任后，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任落到了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的身上。

由洛德主要负责处理对华关系，有长处，也有短处。洛德参与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过程，20世纪70年代他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1971年就随同基辛格来中国访问；1985年11月至1989年4月又任驻华大使，堪称美国政府最熟悉中美关系的官员之一。

但洛德也有明显的弱点。1989年2月布什总统来访时，他就曾因方励之出席布什总统的告别宴会的事惹起了一场纠纷，使中国政府很不满意。

随后，洛德又主张实行有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1990年，洛德和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事处的主任伯克霍尔特向布什总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1990年3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确认洛德任命的听证会上，洛德说：

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因此美国需要对北京实行更微妙的政策……我们需要在双方有重合利益的方面共同工作，在有分歧的方面强硬地讨价还价。

这样，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班子根据当时国会中的情绪，加上克林顿竞选时的言论，将人权问题置于对华政策的首位，使人权问题成了新一届政府观察中国一切问题的有色眼镜。

洛德上任之后，即向驻华大使芮效俭发去指示说，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拟订了14条原则，包括范围广泛的人权、贸易、不扩散等等问题，其措辞之严厉一如国会中的调子。要使中美关系走上正轨，中国就必须在所有这些方面满足美国的要求。

5月10日至12日，洛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主任怀德曼到中国访问。他们在与副外长刘华秋进行会谈中提出了14点原则称，如果中国要避免新的制裁，那就要在防扩散、贸易的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

中国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洛德说，任何“把自己的意旨强加”给中国的企图都是要落空的。洛德访问受到冷遇，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

13日，洛德访华后到日本，他在东京说，如果中国不履行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就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

4月22日，米切尔和佩洛西又提出了与前两年相仿的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克林顿政府希望以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取代国会立法。

5月28日，克林顿签署了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行政命令。

克林顿的行政命令逆转了布什政府前几年坚持的无条件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政策，把最惠国待遇政治化，使这个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其他问题之上，从而也就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僵硬化，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这一行政命令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

1992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率领的美国参议员访华团。

江泽民在谈话中说：

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求中美从维护双方长远利益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出发处理好两国关系；中国政府希望与美国新政府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继续得到改善和发展。

江泽民说：

在国际新旧格局转换时期，中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高瞻远瞩，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世界局势变了，但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没有随之消失。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求双方从维护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出发，处理好中美关系。

江泽民说：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两国关系的原则基础，其中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尤为重要。中国政府希望与美国新政府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在此基础上继续得到改善和发展。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方式予以妥善处理。双方应该努力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和双边关系方面加强合作。在当前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更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将不断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机会。

江泽民指出，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只要主张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我们都愿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中美两国应该加深相互了解。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各界人士来华参观访问。“百闻不如一见”，看一看，走一走，可以了解到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可以感觉到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可以体会到开展中美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中美关系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但是，中方真诚而友好的态度并没有让当时的美国政府改变对华策略。

1993年，在“银河号”事件发生之前1个月，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

当时，北京市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请求。申奥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心愿，是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体现，得到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这本来与美国毫不相干，但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却掀起了一个反对北京申办的运动，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不要批准中国的请求；要求美国公司不要加以支持，百般阻挠中国申办奥运。

美国有的报刊文章居然恶毒地把北京的申办与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奥远会相提并论。

1993年7月，美国国会一些人更是横加干涉。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反对北京申奥。参议院的决议中建议：

1、坚决反对在北京和中国任何地方举办奥运会；

2、敦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反对北京申奥；

3、参议院派人将其决议转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事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批评美国国会阻挠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行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蓝普顿指出：华盛顿本不应该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不应该努力设法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别的国家。

有的美国学者总结说：

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一个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

美方本该认识到，中国会尽力保证这次活动举办成功，而这样会激发许多积极的倾向。由于华盛顿选择了指责的做法，因而失去了支持积极变化的机会，并激起了中国老百姓的愤怒情绪。

这件事情，为“银河号”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PRZAougK7KzEIT3EYoGOjnanK5zrEqQkNYdGITBSJ/LDY5GUZaXbxKgQD6x8i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