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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首引语： The Professor, chap.23 ； The Bell Jar （ New York ： Bantam ， 1972 ）， pp.62-63 ； Poems, J.599.
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
充满了我的每一根血脉；
心房里有一个秘密的伤口
同时也在悄悄地流血。
——夏洛蒂·勃朗特
我看见我的人生像小说中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枝繁叶茂。
在每一个树枝的末梢，仿佛丰腴的紫色无花果，一个个美妙的未来向我招手，对我眨眼示意。一枚无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另一枚是名诗人，又一枚是才学出众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编辑……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丫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坐在那儿左右为难的时候，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通，扑通，一枚接着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的脚下。
——西尔维娅·普拉斯
有一种痛楚——如此强烈——
吞噬了一切——
然后用狂喜遮盖了深渊——
记忆于是浮现
于其上——
就像一个沉浸在狂喜中的人——
安全地走着——在那里有一只睁开的眼睛——
将扔给他——一根骨头又一根骨头。
——艾米莉·狄金森
从本质上看，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迷狂作家（
trance-writer
）。“所有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我在写作的时候会闭着眼睛。”她在自己的《罗·黑德日记》（
Roe Head journal
）
中这样写道，温妮弗雷德·热兰指出，她手稿上那一行行歪歪斜斜的文字说明，她确实是闭着眼睛进行写作的，热兰认为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习惯，原因在于“有意想要切断与自己身边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自己内在的想象力更为敏锐”。
内在的想象力：这里使用的表述体现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它既表现了勃朗特的风格，同样也说明了热兰的风格，让人想起了华兹华斯“思想恍恍惚惚，心智正不断飞升”的状态，以及柯勒律治“怀着神圣的敬畏而闭上眼睛”的说法。“今天一整天，”勃朗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日记中这样写道，“我都沉陷在一个一半让我觉得悲惨、一半使我感到狂喜的梦境之中——之所以说它让我觉得悲惨，是因为我没法儿完完整整、不受干扰地做完它，之所以说它使我感到狂喜，则是因为它几乎在一种鲜明生动的现实之光的映照下，呈现了（安格里亚这个童年时代的幻想世界）那地狱般的场景中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真切地显示出了浪漫主义的风格。然而，我们又相信，这里同样确凿无疑地表现了女性的特色。因为尽管勃朗特使用的大部分词汇和笔下出现的众多想象场景都来自于深刻影响了她思想的
19
世纪早期作家——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司各特、拜伦——但她对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和隐喻的令人困惑的沉醉，却似乎主要是由她所属的性别、她对让人困惑的性别宿命的意识以及她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不合常规的和“孤儿般的”地位的焦虑所决定的。
下面引用的这段同样来自于《罗·黑德日记》中的段落，可以对上述观点做出更加清楚的说明：
语法课结束了……一个想法突然从我的脑海中掠过，我正在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光阴浪费在这种倒霉的束缚上……我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卧室里，那天，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躺在宽大的床上，让自己无所事事地享受黄昏及与孤独相伴的那种奢侈，感觉真是美妙极了。思想之流整整一天都受到约束，这会儿自由自在、从容不迫地顺着自己的轨迹在奔涌……一天的劳累，还有随之而来的这一阵神圣的闲暇就像鸦片一般控制了我的身心，给我带来了一种以前从未领略过的虽然断断续续却无比迷人的沉醉感受。我想象到的一切慢慢地变得鲜活生动、让人毛骨悚然。我记得自己好像用身体上的眼睛看到了一位女士正站在一位绅士的屋子的大厅里，在等候什么人。当时正是黄昏时分，依稀可以看到一些鹿角模糊的轮廓，上面还挂着一顶帽子，以及一件质地粗糙、又厚又重的长大衣。女士的手中举着一只扁平的蜡烛架，似乎正从厨房或其他什么类似的地方走来……在她等待着的时候，我几乎十分清晰地听到了前门被打开的声音，看到了原来被阻挡在外面的、草坪上方柔和的月光，穿过草坪向远处眺望，我看见了一个在暮色中闪烁着亮光的城镇……没有别的了。我没有时间搞清楚这幻象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开始意识到纵贯我全身的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我知道自己其实很清醒，现在天已经黑了，女士们纷纷走进屋子来取她们的卷发纸……我听到她们正在议论我——我想要说话、爬起身来，可是却无法做到……我想我必须起床，然后真的那么做了。
这一段引文的有趣之处部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热兰指出的那样，上述自我告白“因为表现了写作中真实的创造性过程而在文学的编年史上显得十分罕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部分“鲜活生动、让人毛骨悚然”的要素甚至更加让人兴味盎然。这些要素包括：属于绅士的那幢阴郁的屋子，鹿角那具有性的意味的吓人的轮廓，那件质地粗糙、又厚又重的长大衣，站在大厅内的神秘的女士，向无可企及和光耀夺目的遥远之地敞开的前门，还有（在后来的某个部分中出现的）名叫露西的少女那谜一般的形象，她“那消逝了的青春……让我想到了一个可能……已经死去并被埋葬在……草地之下的人”。
“我没有时间搞清楚这幻象是怎么回事，”勃朗特强调说，她抱怨“纵贯我全身的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指出，在自己创作的大多数小说中，她还是对这一幻象作出了解释的，在那些作品中，这一幻象被表现为一个犹豫不决、通常是女性的人物形象（她经常从厨房或其他什么类似的地方走来），这个形象被束缚——甚至被埋葬于——一个父权中心社会的建筑物当中，想象着、梦想着，或者实际上也在设计着逃跑的线路，比如说穿越墙壁、草坪、鹿角而过的道路等等，以便可以到达建筑物外面那亮光闪烁的城镇。在此方面，勃朗特的职业为她提供了一种行动的范式，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通过这种范式，众多 19 世纪的女性醉心于写作之中，经常沉入到（从隐喻意义上说）被我们叫做“迷狂”的状态之中，她们写出了自己被禁闭在“女性化的”角色、被禁闭在父权中心的屋子之中的种种感受，还写出了她们试图逃离那些角色或者屋子的强烈的欲望。
显然，勃朗特的安格里亚系列故事使用了拜伦式的元素，以表达女性渴望能够自由地进入一个在她们看来分外陌生的“男性”世界的女性幻想。这些描绘“那地狱般的场景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写成于小说家的青少年时代——从她 10 岁时开始，直到她大约 24 岁左右——它们在对弥尔顿式的父权中心的道德范畴进行评估时，采取了撒旦般的修正性立场，这一立场同样体现在勃朗特的妹妹艾米莉创作的贡达尔系列小说之中。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还要证明的那样，较之艾米莉，夏洛蒂·勃朗特对天堂与地狱、天使与魔鬼这一二分法的态度要显得更加暧昧模糊。因此，她写成于构思《教师》（ The Professor ） 期间的、著名的《告别安格里亚》（ Farewell to Angria ） 就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对青少年时代幻想的告别；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那些具体化身为撒旦式反叛的幻想的告别。在放弃了安格里亚故事的世界之后，勃朗特进行了更加复杂的乔装，让自己在公开的、“天使般的”教条和潜藏的、撒旦式的愤怒之间摇摆不定，而这一点贯穿于她整个职业文学写作生涯，并为之打上了鲜明的印记。确实，从表面上看，她似乎已经严厉地遏制了自己修正性的冲动，以便可以遵循卡莱尔所谓“合上你的拜伦诗歌；打开你的歌德著作”的忠告。然而，如果我们对她的四部长篇小说进行仔细的研读，却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阅读歌德著作的同时，也在对拜伦的诗歌进行着阅读。
举例来说，我们将看到，《简·爱》既滑稽摹仿了哥特小说那种噩梦般的自我告白的模式，同时也滑稽摹仿了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的道德说教。通过两个滑稽摹仿，小说清晰地讲述了一个有关女性的监禁（
enclosure
）与逃跑（
escape
）的故事，其中，“鲜活生动、让人毛骨悚然”的逃跑之梦通过一个表面看来“具有哥特风味的”疯子获得实现，这个疯子扮演了更加沉着安详的女主人公的影子（
double
）的角色。与《简·爱》相似，《谢利》使用了一种明智的、作者无所不知的技巧，在一个表面上由男性突破结构者和男性工厂主之间的冲突所构成的、均衡保守的历史语境中，讲述了有关女性“饥饿”起源的并“由女性讲述的”故事。《维莱特》是勃朗特所有小说中看起来最为古怪的作品，因而也是最有可能公开向读者表明作家非此即彼的女性审美主张的作品，它同样也对女性被掩埋、后来又犹豫不决地获得了想象性的复活的梦想叙述进行了改头换面，将之藏在了一个由自我否定的寓言和严厉的道德说教构成的复杂结构之中。从隐喻的意义上说，撒旦和加百列、天使与魔鬼、修女与女巫之间的复杂对话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其有意为之的暧昧开端，还是同样有意为之的模糊结局，都是如此，好像作者故意在把我们从字面上的观点中引开去似的。在所有这些努力之中，露西·斯诺——小说的叙述者——就像歌德笔下的玛卡莉一样，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故事的女性，但是这个有关压抑的故事却又给玛卡莉（或许还有勃朗特本人）带来了可怕的头痛症。
当然，和其他许多女性作家一样，勃朗特并非总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笔下的双重性所能达到的程度——比如，即便她十分小心地试图符合文学规范，但她对逃跑的沉醉的幻想还是无可遏止地遍布于她的文字之中。举例来说，在她的《告别安格里亚》中，自认已经掌握了“现实主义的”维多利亚小说的种种复杂性的勃朗特宣称，“我渴望能有一个机会离开我们（她本人、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已经待了太长时间的那个热烘烘的地方——天空像有火焰在燃烧，日落的余晖始终不肯退去——思想本来已经不再能够活跃起来，现在却来到了一个更加凉爽的地带，在这里，黎明冲破了暗淡的灰色，至少有一次，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天不再烈日当空，而是被浓云覆盖。”
然而，《教师》（
1846
年写成，
1857
年出版）这部勃朗特假托男性成长经历而写成的成长小说却是作家睁大了眼睛之后完成的，从效果上来说，它发展了有关女性的监禁与逃跑的基本故事中好几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元素。或许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从表面上看，作品忠实地遵从了一种传统的、让男性主人公最终获得胜利的模式，但其中同样也包含了一系列让人着迷的人物形象，其不由意志控制的性格特征和她没有再继续写下去的早期安格里亚故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些形象则为诸如《简·爱》《维莱特》等后期小说中出现的“鲜活生动、让人毛骨悚然”的梦境中的人物作了铺垫，这些人物包括一个敏感的、被抛弃的孤女；两位彼此怀有无法解释的敌意的兄弟——其中一个十分霸道，而另一个则不动声色地进行着颠覆性的工作；一个邪恶的、怀有操纵欲的“继母”；还有一位拜伦式的冷嘲热讽的人物，他对情节发展的评论经常不仅表现出人物自己浪漫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流露出叙述者——以及作者本人——秘密的和难以克制的愤怒，一旦小说家闭上双眼并再度感受到纵贯她全身的、由社会性别带来的“沉甸甸的分量”，这愤怒就会冒出头来。
较之勃朗特其他任何一部成熟的小说作品，《教师》中的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更加小心谨慎的区分。更加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男性叙述者的使用，以及小说体现出来的“朴素而家常的”风格，都表明了小说的女性创作者有意要对她所讲述的故事中的图景进行客观化的努力，以及将个人幻想与作品的故事情节区分开来，使自己从满足心愿的“那个热烘烘的地方”离开并冷静下来的愿望。正因为此，和其他批评家一样，温妮弗雷德·热兰将该书的男性叙述者视为作品中的“一个内在的缺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以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身份出现的夏洛蒂·勃朗特显然缺乏以简·爱或者以露西·斯诺的身份出现的夏洛蒂·勃朗特的那种直接性和思想情感上强烈的坦率直白。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即便（或很有可能正因为如此）是这部表面上体现出客观性的《教师》，同样也与作家早期创作的、更为明显地具有“迷狂特征的”安格里亚故事有着关联，因为那些故事一般来说也是由一位男性叙述者讲述的，这位男性叙述者有一个复杂的名字查尔斯·阿瑟·弗洛瑞安·威莱斯利，他是正在走向成熟的作者“充满好奇的”化身。作为安格里亚苏丹式的
/
撒旦式的统治者、神秘迷人的扎摩那的弟弟，这位早期叙述者公然挑起了对他的同胞哥哥的反叛，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疯狂的暴君：“安格里亚的农奴们！凡尔多泼里斯的自由人！”他在《符咒，一篇狂文》的序言中这样说道，勃朗特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
18
岁，“我告诉你，你的暴君、你的偶像是个疯子！是的！在他的体内智力已经严重地颠倒错乱，黑色的血液流遍了他整个的灵魂。”
威廉·克利姆斯沃思这位端庄持重的教师虽然没有任何责备之词，但他对自己“向‘困难山’上攀登”的充满克制的陈述，却更加有力地谴责了他哥哥“那种极端残忍的古怪癖性”，尽管“他并没有明说，而只是作了暗示”。
那么，勃朗特作品中的主要男性人物（安格里亚故事和《教师》中都是如此）和我们称为迷狂写作的状态所带来的作家的“女性”倾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在一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写作的女性，在初次尝试摆脱自身处境的暧昧状态时，都不仅会采取摹仿男性的做法，而且还会采取某种具有隐喻特点的、以男性作为作品主人公的方式。与之相似的是，迷狂写作——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描述夏洛蒂·勃朗特一方面想要呈现自己的反叛性冲动，另一方面又要藏起它——显而易见同样表现了作家试图消除女性作者在写作时的焦虑的努力。然而，迷狂写作和以男性作为作品主人公除了可以被视为解决文学创作中的焦虑之情的两种方式之外，它们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可能。首先，在一个男性的社会中，女性作家很可能会因自身性别的缘故，而难以对女性性别的脆弱无能进行自觉的评估，但是如果她在作品中化身为一个男子，要这样做就显得容易许多。这就是说，通过假装成为一名男子，她可以更容易地看待自己，正像那个至关重要的、强悍有力的他者看待自己一样。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化身为一名男子，她还可以由此获得男性的力量，不仅惩罚自己身上那种受到禁止的幻想、还可以使这些幻想付诸实现。然而，这些考虑，尤其是后者，同样也在她对一个两面性的监禁——逃跑故事、一个秘密地颠覆自身表面上的道德原则的故事不断进行梦游般的重复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我们将会看到，影响的力量将通过迷狂作家梦一般的句子不断获得滋长，正像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了自身失望的女艺术家们笔下的句子所能产生的效果一样。因为驱使一位女性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强烈的欲望”经常会打开心房里“一个秘密的伤口”，正是从这个伤口流出的鲜血使得复杂的防御手段、种种改头换面和规避行为成为必需。
由于所有表面上的冷静风格，《教师》成为一种经过改头换面的产物。它没有安格里亚故事中那种亢奋的光彩，没有《谢利》中那种革命性的热忱，也没有《简·爱》或者《维莱特》中那种哥特式的和神话般的完整性，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对父权中心的社会中无论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形而上意义层面上被剥夺的女性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探索，同时尝试（虽然并不是很成功）通过富有同情心的男性的眼光，将她变形为父权社会中的一位男性教师，一个失去双亲、经历了种种困厄，并最终成为一位先生的人，来对她的处境进行审视，缓解小说作者的愤怒和焦虑。然而，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兼有叙述者和主角身份的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却既不是什么先生，也不是什么教师，在对他艰苦奋斗，努力攀登“困难山”的故事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勃朗特发现了可以用来应付她自己的、彻头彻尾具有女性特征的一系列难题的第三种方法。
《教师》的开局很笨拙，用的是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给一位朋友写信的方法。尽管她已经能够运用相当的技巧来处理一些有关叙述的——视角、时间安排和过渡——技术上的难题，这一点在她后期的安格里亚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勃朗特似乎还是在她第一部“真正的”著作面前，感到不得不学习掌握有关书信体小说的理查森式的严密与精巧。她的努力和她的妹妹安妮（在《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中）或者简·奥斯汀（在《苏珊女士》中）的一样都失败了，她于是迅速地放弃了书信写作的技巧，而转向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自传体结构。但是和安妮与奥斯汀一样，她率先作出的努力还是值得注意：在《教师》中，她有好几次提到了理查森，这位作家显而易见是一位掌握了散文体的虚构作品门道的大师。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还是这样一位大师，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强有力地告诉了他的女性读者她们是谁，还强有力地告诉了她们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现在，由于戴上了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面具，勃朗特似乎想对理查森式的、将年轻女子美化为天使的模式化形象进行重新评价。
举例来说，在他最初写下的那封信里，勃朗特的那位叙述者告诉他的收信人说，自己已经因为拒绝了在教堂中谋个职业并娶他 6 位具有贵族身份的表姐妹中的一位的可能性，而切断了自己和他死去的母亲娘家的一切联系。“哦，一想到要终身和一位表姐妹厮守在一起，我就觉得那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如此说道，接着又补充说，“诚然，她们都很有才艺，也都很漂亮；然而……要我和 6 位表姐妹之一——比如说和人高马大、塑像般的萨拉——单独待在西科姆教区长住宅的火炉边熬过漫长的冬夜，那简直不堪设想”（第 1 章）。后来，他还在信中描绘了自己从他哥哥爱德华那美丽的妻子身边“失望地”掉过头去的情景，因为这位妻子的空洞无物和“孩子气的表情”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对勃朗特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她在后来写成的三部小说中，无一例外地怀着同样的愤怒，抨击了这种完美的“淑女”的理想形象。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上述女性形象表明了勃朗特有意重新审视从文化上被接受的女性形象的意图，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叙述中的早期内容便也呈现出了男性世界冷酷得非同寻常的种种景象。但在这一方面，勃朗特却是拥有更为熟悉的基础的：因为假如安格里亚故事中的女性较之《教师》中出现的更加被动并被冷嘲热讽地描画出来的淑女来说，代表了一种非同凡响的独立性原则的话，安格里亚故事中的男子却也不比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男性亲戚们更加讨厌。扎摩那、诺桑觉之地的公爵，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可以说是一半来自于拜伦式英雄的形象，一半则来自于年轻的勃朗特姐妹当时阅读的报纸中描绘出来的工于心计的政治家形象，他们似乎像是“动物般的”英国男子经过夸张了的版本，萨拉·艾利斯夫人（
Mrs.Sara Ellis
）在《家庭监督》（
Family Monitor
） 中解释说，这些男子如果失去了一位淑女温柔的抚摸，牙齿和下巴将会变得通红。
我们发现，这些一点都够不上绅士的绅士们声称既要与他们的妹妹（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和她不够相称的男人）断绝关系，又声称要和她的儿子威廉（因为他不愿娶一个和他相称的女人）断绝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威廉告诉我们，“我逐渐了解到了他们对我父亲根深蒂固的敌意和至死难消的仇恨，了解到了母亲生前经历的种种磨难，总之，了解到了我们家种种不公正的遭遇。”（第
1
章）而耐人寻味的是，他后来想要寻求帮助的亲哥哥也不见得比他的两位舅舅更好些；准确地说，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他们还坏。
爱德华·克利姆斯沃思心怀无法解释的敌意，而且行为暴虐，他还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工厂主，他的狭隘与霸道预示了后来出现在《简·爱》中的约翰·里德这位邪恶的压迫者形象，他经营的生意毁坏了周围的风景，“在终年不散的霭霭烟雾”中显得“垂头丧气”，让人联想到了即将在《谢利》中出现的黑暗的、撒旦式的磨坊。他用鞭子抽他的马，把自己的手下当成奴隶一样驱使，而威廉的朋友约克·亨斯登后来议论说，“他有朝一日同样也会成为妻子的暴君”（第 6 章）。至于兄弟手足之爱，在他心灵的词汇中是不会出现这个词儿的。“我决不会因为你是我的亲弟弟就饶恕你，”他这样告诉威廉，“我的钱不能白给，你得给我付出实足的代价。”（第 2 章）一次，他邀请了这位年轻人到他府上参加一个聚会，但一个人也没有为他介绍——因此，叙述者这样告诉我们，“我萎靡不振、百无聊赖地干坐在那里，活像个被人冷落的家庭教师，他满意了。”（第 3 章）最后，在一次具有暴力色彩的对面交锋之中，他确实举起了鞭子抽向自己的弟弟。然而，尽管作为拥有控制地位的哥哥、克利姆斯沃思公馆的主人以及威廉真正热爱的母亲画像的合法继承人，爱德华是父权制统治的不公正的一个缩影，勃朗特又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做到那样专横霸道，正是因为受到了一个被同样像是“动物一般的”男子们所操纵的社会的奖赏：即便他后来的生意破了产，并正如约克·亨斯登预言的那样毒打他那富有的妻子，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格格不入，他最后还是“做铁路投机生意发了大财，现在变得比克里萨斯还富”（第 25 章）。
在这个由被动的、像玩偶一样的女性和残忍可怕、傲慢专横的男子们构成的世界里，勃朗特笔下的男性叙述者从一开始就扮演起了一个令人好奇的双性合一的角色。他对女性的渴慕表明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男子。但是他对女性的评价——举例来说，他对模式化的、玩偶一般的女性的厌恶——又表明他至少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男子的人物，他对社会不能接纳他的天然本性的感受则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男性特征。与之相似的是，尽管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传统的、具有征服世界的雄心的男子，他的内向和近乎畏畏缩缩的被动特征——“（他）脾气的平和”——却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正如他心甘情愿让自己“就像一些……家庭女教师那样被人瞧不起”的心理状态同样也体现出女性特征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他和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处境一样，都是被剥夺的、孤独的，和女性一样缺乏强悍的力量，“遭了难，被搁浅在商业的浅滩上”（第 4 章），正像夏洛蒂·勃朗特在自己早年渴望获得经济独立的尝试失败之后对自己处境的感受一样。
正如出现在勃朗特后来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许多女性著作中的人物，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对他“女性般的”缺乏力量状态的感知，首先也体现为对封闭、埋葬和监禁造成的幽闭恐惧症的感受，然后他才开始形成意欲逃跑的、具有反叛倾向的决定。“我开始感到，自己活像一株生长在阴暗潮湿的黏滑井壁上的植物”（第 4 章），他承认，在他最后一次和他的哥哥发生争吵，并彻底断绝了与经商的所有关系之后，他宣称自己“离开的是一所监狱、一个暴君”，后来又补充说，“我感到轻松，得到了解脱。”（第 5 章）当他乘船前往布鲁塞尔的时候，他一路在欢唱着“自由”之歌，这一点为后来的简·爱对这一主题的沉思作出了铺垫。“自由第一次将我拥抱在怀里。她的微笑和拥抱，像太阳和西风一样复苏了我的生机。”（第 7 章）但是，他将自由想象为一位能够提供支持与帮助的女性的特点又提示了我们，意欲逃离充满压抑的女性角色的、缺乏权力而又具有双性合一性质的威廉·克利姆斯沃思，正处在变形而为一个更加有力的造物、更加决断的男性英雄——教师的出发点上。
正如后来的《维莱特》中将会发生在露西·斯诺身上的情形一样，布鲁塞尔的奇特对于威廉·克利姆斯沃思来说十分重要。他在“一间宽敞的、高高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卧室里”醒来，获得自由的感觉更加强烈和敏锐。像简·爱一样，为了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他怀着令人惊异的镇定和从容在佩利特先生的男孩寄宿学校中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在这里最让他感兴趣的既不是佩利特也不是他的那帮学生，而是隔壁那个“看不见的乐园”：一所完全以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在布鲁塞尔学习过的埃热女子寄宿学校为原型的“女子寄宿学校”。“寄宿学校！”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个名字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就像有人向我提到‘约束’二字一样。”（第 7 章）但是显而易见，“约束”这个字眼所代表的意义对克利姆斯沃思的创造者来说，显得比对克利姆斯沃思本人还要更加切合。准确地说，在《教师》的这一中间的，也是主要的、描述人物在布鲁塞尔的职业生涯的部分里，勃朗特将利用克利姆斯沃思、还有别的一些内容，对女子寄宿学校中狭隘的女性世界进行审视，作家本人曾经被禁闭在这样的地方，并度过了痛苦不堪的两个年头。
虽然实际上还没有机会去参观那所女子学校，但克利姆斯沃思已经对它产生了奇特的浓厚兴趣。他房间内一扇被钉死的窗户正对着隔壁的女子寄宿学校的花园——佩利特先生笨拙地解释说，窗户之所以被钉死，是因为“那些严格的礼教——”而年轻的教师因为无法“窥视一下窗外的圣地”，承认自己“竟会感到那么失望”。他的感受是否可以映射出勃朗特本人“窥视一下”男性王国的“圣地”的欲望呢？部分说来，很有可能正是这样。但他的感受同样也可能代表了女性理解女性特征的种种神秘之处的自然渴望。和许多女性小说家一样，克利姆斯沃思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洞悉性别的奥秘的科学家。“要是能够看到外面那长满树木花草的花园该是多么惬意；要是能够看到少女们嬉戏玩耍该是多么有趣啊！那样，我就可以躲在薄棉布帘后面，仔细研究不同年龄的女孩子们的性格了。”（第 7 章）当他终于被邀请成为女子寄宿学校的教员之后，他欣喜若狂的反应（“我至少就要看见那个神秘的花园；就要有幸看到那一群天使以及她们的伊甸园了。”）不仅滑稽摹仿了男性对女性的理想化，而且还表达了勃朗特本人对被高墙围绕的女性特质之花园进行分析的愿望。
她所作的分析伴随着——这里使用的字眼似乎具有独一无二的准确性——复仇。“我从她们三人身上感觉到，”克利姆斯沃思解释说，“眼前的这些像修女一样穿着黑长袍、梳着蓬松发辫的年轻姑娘们还真有几分可爱。”（第 10 章）但是，在后来的一章中他又继续说，“让那些专爱幻想尘世天使和人间鲜花的理想主义者及梦想家们到这里看看吧，我要打开文件夹，请他们看一两幅铅笔人物速写。”（第 12 章）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人物形象”（从 17 世纪的意义上说），描绘了女子寄宿学校中那些“可敬的”比利时少女的妄自尊大、虚伪做作、多愁善感和卖弄风情。“大多数人都会毫不脸红地说谎；只要一见到有利可图，人人都会花言巧语一番；……背后中伤，搬弄是非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每个人都会被别人猜疑暗中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种使得她们一直处于即便不是愚蠢也是无知状态的相互戒心，可真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在那么多年过十四的姑娘们中间，简直没有一个能够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地正视一个男子。”（第 12 章）
由于勃朗特竭尽全力要把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塑造成一个端庄持重、理想主义的年轻男子，因此上述责备显得和男主人公的个性并不吻合。然而，由于“他的”观察获得了作者本人的支持，因此，那些不同寻常的不客气的结论乍看上去是显得有些让人奇怪的。是否可以用女性总是会对其同类怀有嫉妒之心这样一种古老的格言，来说明对那些平均年龄还不满 14 岁的女学生毫不留情的漫画式描画呢？或者，我们是否还可以从勃朗特本人作为英国人的那种反天主教的背景中，找到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呢？作家本人是允许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将上述情况作为解释他产生种种感觉的原因的，显然，勃朗特在《维莱特》和《教师》中的其他地方对天主教会的抨击也使我们感觉到，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对女子寄宿学校中的女孩子们的批评，或者更多地不是因为她们是一般的女孩，而是因为她们信仰天主教的缘故。但是，如果确实如此，他对所谓的“女性天性”又进行了普遍化的概括，这是为什么呢？他表明，正是自己的身份使得他可以洞察可能对其他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奥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洞察力构成了他拥有“教师身份”的最终原因。“啊，不肯轻信的读者！”他解释道，“你要知道，一位教师与一个漂亮、单纯或许是无知的姑娘之间，是一种颇不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像在舞会上抱着个姑娘翩翩起舞，也不像陪伴一位小姐悠闲散步。老师见到自己的学生，不是要看她身上穿的软缎薄纱……不，他要在教室里看到她，衣着朴素，面前放着课本。”（第 14 章）换句话说，他要看见她的本来面目，看见她正准备用欺骗和卖弄风情的方式来扮演自己作为女性的角色；看见她坐在教室里，不仅要学习那一套为 19 世纪女子寄宿学校的女生们准备的课程，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习为了培养女性气质而必需的两面性的策略。因此，作为教室里的主宰，他事实上也就成了女性身份的奥秘的主宰。他“懂得”了一个女性真正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切是其他男性所无法懂得的。
那么她意味着什么呢？即便勃朗特本人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通过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作为中介，她还是打算告诉人们，女性是一种卑下的和“精神上被败坏了的”生物，与其说是天使，不如说是奴隶；与其说是鲜花，不如说是牲口。而且——这是小说暗示出来的意义，即便威廉·克利姆斯沃思 / 勃朗特并没有这样说明——女性对这样的地位还沾沾自喜，因为在一个父权制统治的社会中，成为那样一种生物是她的职责。撒谎、“只要一见到有利可图，人人都会花言巧语一番”、背后中伤、轻浮地调情、暗送秋波——所有这一切毕竟都是属于奴隶的行径，是她们表面上顺从，暗地里却打算对着干的方式，是她们试图通过计谋战胜男性权威的伎俩。但是，显然地，它们同样也是“怪物般的”行径，因此，怪物——女人再一次地从天使般的女性的背后冒出头来。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从勃朗特即将在《简·爱》中加以考察的、在天使和魔鬼之间存在联系的角度来看，在《教师》中，勃朗特却几乎怀着过度的恐惧，表现了女性的怪物 / 奴隶的性格特征。
举例来说，勃朗特对女性表里不一的双重特征的厌恶之情，最清晰地表现在为女子寄宿学校女校长佐蕾德·鲁特勾勒的肖像上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因此成为女性的一个样板。勃朗特如此丑化这位女性是有她强烈的个人色彩的。女校长的原型显然就是勃朗特深恶痛绝的埃热夫人，她行动敏捷、精力充沛，并运用了可能相当邪恶的欺骗手段，拆散了年轻的英国女子和她热爱的那位“导师”之间的好事。
在《维莱特》中的贝克夫人身上，勃朗特甚至对这位夫人进行了更加过度的丑化。但尽管心灵受到伤害的小说家确实对她的情敌怀有不可否认的怨恨，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在佐蕾德·鲁特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还有更为深广、更具哲学意味的敌意在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对这位“谦逊、和蔼、娴静”的女子寄宿学校校长是充满了欣赏之情的，他欣赏她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她的性格似乎和男性眼中那种传统的女性形象有所不同，他这样强调说：“瞧这个小女人，她像不像小说家和浪漫作家笔下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在读到诗歌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人们总认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用感情塑造出来的产物——这儿又是一个样品，也是一个最有理智、最可尊敬的样品，其主要成分就是抽象的理性。”（第 10 章）尽管很快他就开始怀疑佐蕾德的通情达理、谦逊平易和娴雅风姿只不过是掩饰她的欺骗性的招牌，目的是要实施操纵、暗地里对其背后的抽象理性进行颠覆。“观察观察她吧，”佩利特先生告诉克利姆斯沃思说，“当她织毛线或做针线活的时候，当她安详地坐在那里，一边全神贯注于手里的针线和丝绸，一边听周围的人讨论着什么的时候，她的性格的独特之处便会显露出来；……如果有哪位先生走近她的椅子，她脸上的表情便会更加娴静，更加谦和，将她平时那落落大方的风度掩盖殆尽。这时候，你再观察她的眉毛，告诉我，是不是一条里面藏着一只猫，另一条里面藏着一只狐狸？”（第 11 章）显然，温文尔雅、维护现状的佩利特先生对这样一种技巧娴熟的伪善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却感到不快：学生们那种奴隶般的表里不一，是否正是步了她们那位女校长的邪恶艺术的后尘呢？
另一件使年轻的教师对佐蕾德的信任大打折扣的事件，是他无意中听到了她和佩利特之间的一次交谈，并大感震惊，当时，佐蕾德和佩利特正在女子寄宿学校花园中“禁止”学生涉足的一条小径上散步，谈论着他们之间即将缔结的婚姻。佐蕾德在威廉·克利姆斯沃思面前始终表现出暗中勾引的态度，她正是以此手段，希望将这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收入自己的掌控之中。然而，一直以来，他却看到她是表里不一的，和她学校里的那些学生们一样。她一方面向威廉·克利姆斯沃思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卖弄风情，另一方面又和父权统治的化身人物佩利特签订了婚约。显而易见，她一心想要的是一个以实利为主的缺乏诚意的婚姻、一种“充满了各种公证和契约”的结合，而不是在爱情和诚实基础上缔结的婚约。勃朗特对埃热夫妇之间那种生意人般的伴侣关系的感受，一定倾注在了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对他的发现的愤怒之中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大家一定又会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勃朗特是先产生了对埃热夫妇的嫉妒呢，还是先产生了对女性表里不一的欺骗性的愤怒？在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血管中奔涌的“亢奋和愤怒”（第 12 章）似乎既显示了作家受到阻挠的激情，同时也流露了她在性别方面的憎恨。
耐人寻味的是，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对女校长的欣赏所受到的最后一击，是女校长仍然在他面前表现出奴颜婢膝的追逐态度，即便在他对她采取了“生硬、冷淡”的态度之后依然如此。到这里，最明显的是，无论是勃朗特还是威廉·克利姆斯沃思蔑视女校长的地方，正是她身上那种模式化了的、对那些“属于男性的”性格特征恭顺、敬畏的态度，而这一点在父权制统治的社会中是被看成女性至高无上的价值的。确实，佐蕾德用以表示她那“奴隶般的卑躬屈膝”的上述行径，也可以最出色地用来形容威廉那位暴君般的哥哥爱德华、那位男性专制的典范：“她憎恶善良、忠诚、热情，却偏偏喜欢虚伪和自私——在她眼里，这些才是真正的智慧；……她屈从于强悍、不义和暴虐，因为这些都是她天然的主人。”（第 15 章）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不仅佐蕾德嫁给世俗的佩利特是无可避免的，除了假装出来的谦恭之外，她憎恨任何一种谦卑，而这种憎恨也将最为有力地表现在她对待那位年轻的瑞士和英国混血姑娘、修补花边的女工弗朗西丝·亨利的方式上，这种方式如继母一般邪恶。在整个这部小说中，这是唯一的一位没有从本性上以一种讽刺或冒犯性的方式去亵渎男性对女性气质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教师》中用来描写弗朗西丝·亨利的篇幅和对威廉·克利姆斯沃思进行描写的差不多。事实上，这两个人物的职业是彼此平行的，就好像他们和对方之间构成彼此映照的关系一样。和威廉一样，弗朗西丝也是一个贫穷的孤儿，一个待在天主教国家里的基督教徒，一个生活在物质主义的尘世当中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则成了一个依靠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人物、“女校长夫人”，在职业生涯中和教师先生平起平坐。然而，他们在个性方面的差异和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同等重要，而这些差异部分来自于他们两人的性别差异，部分来自于我们在小说的不同篇章中见证到的两个人物的“孤儿”经历。假如说勃朗特在对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职业生活进行叙述时，凝聚了让一个孤零零的、“女人一般的”男子变成一位拥有权威的教师的幻想的话，她在对弗朗西丝·亨利职业生涯的叙述中，则从克利姆斯沃思新近获得的权威视角，审视了一位孤零零的女性的实际处境，这种处境将成为后面凝聚在《简·爱》和《维莱特》中更为复杂的幻想的基础。有意思的是，正是弗朗西丝·亨利的不幸遭遇使得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由一个失意潦倒的弃儿向一位有权威的人士的转变获得实现。
作为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瘦小、身形单薄和“忧心忡忡”的人，弗朗西丝的形象不仅代表了勃朗特本人的身体特征，而且还代表了勃朗特后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和露西·斯诺的身体特征。她还和勃朗特、露西一样，在女子寄宿学校中处在一种让人觉得奇怪的位置上。作为一个修补花边的人，一个害羞、沉静、部分时间承担缝纫课程的教师，她几乎处在学校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就像一个总是只能为其他年轻姑娘准备女性服装的灰姑娘辛德瑞拉一样，她自己却没有任何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服装，就像出现在勃朗特日记中的那位女性人物一样，她显然是“从厨房或其他什么类似的地方走来”的。在小说的后面部分，在佐蕾德把她从女子寄宿学校中辞退了之后，克利姆斯沃思发现弗朗西丝正在卢汶的基督徒公墓内徘徊，就像一个“黑影”。她在为她姑妈的去世而伤心，这是她留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了，而在她这样做的时候，她似乎同样也在为自己活生生地就被埋葬了的命运而伤心，因为——她在公墓里来回徘徊的样子就和简·爱在桑菲尔德府徘徊的样子一样——她清楚地意识到，她一直在过着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正像露西·斯诺在《维莱特》中的命运，也像勃朗特日记中那位神秘的露西的命运一样。更进一步说，她生活在（在这一点上，直至小说的结束都是如此）内日河畔圣母大街上寒冷的小屋里，内日河畔圣母大街是确实存在于布鲁塞尔的一条街道，这条街道的名字有着象征性的意义。然而，即便是作为一名学生，弗朗西丝同样也遭受了痛苦，正如勃朗特一定也遭受了相同的痛苦一样，因为她比班上其他同学都要年长，所受到的传统教育也比她们更少。但和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一样，由于她聪明，而且怀有理想主义的气质，因此她迅速地表现出超凡出众之处，而作为一个在那所学校里最不同一般的人物、一个公然展露出自己智慧的女性，她激起了鲁特小姐的敌意，与此同时又唤起了她那位个性独特的教师的爱慕之情。
但是，弗朗西丝·亨利还不仅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女性、一个孤零零的女才子。正如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在他所属的社会中开始其职业生涯时就走上了歧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天性”中具有双性合一的倾向一般，弗朗西丝·亨利在她所属的那个世界中同样也走上了歧路，因为就像克利姆斯沃思看到的那样，她是一位艺术家：是对正处于创造性过程中的夏洛蒂·勃朗特和任何一位女性作家的逼真描绘。她的写作才能最早引起了克利姆斯沃思的兴趣，是因为她能和他一样，用纯正的英语读他写下的文章：他说，她的发音“是英国口音”（第 15 章）。但是很快地，她的“作业”给他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他在她的作文中看到了“某些能够证明品位和想象力的东西”，他用十分富有说教色彩的口吻建议她，“应当有勇气，培养磨炼上帝和天性赋予你的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之中，在任何非正义的压力下，都不要害怕，要认识到你的才能的力量和可贵，从中获得自由的、充分的安慰。”她对自己终于获得胜利的反应是一丝微笑，这微笑表明了这个受到压抑的修补花边女工自己是充分意识到她那秘密的身份的。“我很高兴，”在克利姆斯沃思看来，她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终于发现了我这么多的天性。你说话用不着这般小心择言、拐弯抹角。你认为我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吗？你说我很有天资，这一点我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清楚。”（第 16 章）
在这个段落中，克利姆斯沃思对“非正义的压力”的担心、他的说教资格，还有弗朗西丝·亨利小心掩藏起来的骄傲都让人产生特别的兴趣。举例来说，非正义的行为一直是围绕在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身边的。这不仅表现在她的贫穷、孤独和失去双亲上，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还体现在佐蕾德一直对她进行监视的那种敌意中。就在威廉·克利姆斯沃思表扬弗朗西丝的时候，女校长在他的眼皮底下，“平静地为一个织好了的钱包修剪着缨穗”，而且——我们后来才得知——她已经在打算着要把这位修补花边的女工炒掉、让她离开学校，离开她的先生了。作为父权制统治的代理人，佐蕾德在男性面前奴颜婢膝，而在女性面前却恰好相反，特别是对那些本身并不愿奴颜婢膝的女性十分暴虐。
至于说到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资格问题，可以说它们是他从仆从转变为富有权威的人，从一个男性的弗朗西丝·亨利转变为具有教师身份的、和爱德华相类似的人物的信号。部分说来，他本人是出于对他的这位学生的思考而产生了这种变化的。“我发现这样做我的态度相应会显得庄重威严些，她的态度也显得坦然镇定些。”（第
17
章）尽管在很多方面和佐蕾德完全不同，但在渴望拥有男性的权威地位方面，弗朗西丝和女校长似乎还是很相像的。然而，部分说来，克利姆斯沃思身上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正在于弗朗西丝对他的“天性”的认识，而这是其他人都无法做到的。弗朗西丝感觉到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和她一样，都和学校里的那种欺骗风气格格不入，她于是鼓励他教给她种种对付那个对完整性实施惩罚、却褒奖霸道和奴性的世界的方法。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她却又让一种专制压迫取代了另一种专制压迫。因为尽管克利姆斯沃思是可爱的，但当他成为一个更加具有道德色彩的先生——弗朗西丝总是称他为“先生”，即便在他们婚后也是如此——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男性文学传统的化身，这一传统本质上是压制女性作家的，即便它在表面上是鼓励完整性、理想主义，以及针对伪善的浪漫主义反抗的。克利姆斯沃思一边在教给弗朗西丝技巧，一边却又无可避免地因她的任性而惩罚她，“吝惜”表扬的话，后来在她的生活中，尽管她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他还是要用华兹华斯来“教训”她，“她很难领悟华兹华斯那深奥、宁静、严肃的思想，他的语言对她来说也不好理解；于是，她不得不像个孩子、像个生手似的问这问那，请求我解答，不得不承认我是她的长者和导师”（第
25
章）。
由于勃朗特是在某种体现出创造性的迷狂状态下进行写作的，因此，这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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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在《教师》中并没有获得充分的阐释。但是或许这正是最好的结果。梦境经常会讲述真相，而这里讲述的真相是模糊暧昧的。举例来说，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之所以还是弗朗西丝的先生，原因在于她从母亲的血统上来说是英国人，从她父亲的血统上看则是瑞士人，他说的是她的“母语”。他身上拥有的母性倾向（这一点同样也提示了我们他早年体现出来的双性合一本质）在小说中通过他与自己死去的母亲的肖像之间的联系表现了出来，他很羡慕自己的哥哥爱德华拥有母亲的肖像，虽然他从来也没有表现过对自己已故的父亲肖像的兴趣。因为弗朗西丝
10
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她因此也忘了自己的母语，自然地，通过向弗朗西丝传达母语的方式，他赋予了她以真正的艺术家的声音——“英国口音”——因此也就在文学传统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位置，而由于弗朗西丝并不喜欢华兹华斯，这一传统也就将她摒弃在外。
英国口音：在弗朗西丝·亨利上作文课的过程中，她在阅读时发出的声音纯正动听，如银铃般悦耳，并以一种典型属于女性的改头换面的形式，表达出遭受遗弃的艺术家那秘密的骄傲。和《教师》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出现的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一样，弗朗西丝“被扔在了”布鲁塞尔，“活像个被人冷落的家庭教师”。但是，在课上，还有她为她的老师写下的或者专门是关于她的老师的诗歌中，她却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了审视，正如勃朗特本人在她所有的小说中对自己生活处境的审视一样，并幻想着能够从中逃脱。举例来说，我们听到的第一份完整的作文，就是她所写的关于阿尔弗烈德国王
和饼子的故事。“她的叙述从描写一个撒克逊农舍开始，说那农舍坐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边缘。”故事生动地描写了牧民的妻子对阿尔弗烈德的警告——“无论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要动……这一片森林最荒凉、最偏僻”——在结束部分，她也写到了“被人篡夺了王位的国王”那执着的信念：“尽管我被洗劫、被打败——尽管我被弄得赤身露体，孑然一身，一筹莫展，但我不绝望，我不能绝望。”（第
26
章）尽管阿尔弗烈德尚未找到获得新的生计的可能，尽管他尚未想出解决目前的危局的计策，但是包含在这个小小的故事中的所有元素都与在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母题密切相连。
举例来说，冬天的森林中那彻骨的寒冷——表现孤独和无人爱怜的一种直接的意象——既为后来《简·爱》中写到的劳沃德学校和荒原上的寒冷进行了铺垫，也可以说与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冰天雪地的北极的寒冷相关、与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寒冷相关。有关“古老的撒克逊幽灵传说”的描写既预示了《简·爱》和《维莱特》中哥特式的形象的出现，同时也让我们想到了存在于众多女性想象力之中的怪物的形象。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牧民的妻子对阿尔弗烈德发出的警告可以被看成所有女性对她自己的警告的一种象征，因为每一位女性都渴望能够压制内心深处对身受的束缚的怪物般的愤怒：“有时候，你兴许会听到，这么说吧，会听到有小孩儿在哭，
你要是开门去救他，就会有一头大黑牛，或一条模糊不清的狗怪一下子冲进屋里……”更重要的是，那位被篡夺了王位、被卸下了王冠的国王的戏剧性形象呼应了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故事，再一次概括性地呈现了弗朗西丝·亨利——还有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境地的认识。由于对她继承下来的想象力的王国充满了好奇，她同样还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利：在一个始终希望女性能做到卑躬屈膝的社会中，她必须栖身于一个农奴的家里。与此同时，阿尔弗烈德那“潜藏在苦难之下的勇气”又折射出弗朗西丝·亨利本人渴望能做到自行其是的激情，并预示了潜藏在勃朗特后来的所有作品中的、沉静但不屈的品质。
弗朗西丝·亨利的下一项“作业”在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叙述中显得更为简略，但包含在其中的元素同样能引发人的共鸣。那是“一位移民写给故乡朋友们的信，”其中描绘了“一幅原始森林和新大陆大河的画面”，然后，信中暗示了“那位移民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还有他那“坚不可摧的自尊心”（第 28 章）。威廉·克利姆斯沃思恰如其分的肯定明显地为弗朗西丝对事物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阿尔弗烈德幽居于牧人的茅舍之中时，仅仅只能从自我认知中获得稍稍的抚慰，而现在，她笔下的移民至少已经可以对新大陆进行想象了，这一点表明她已经挣脱了过去的苦难，并表现出一位艺术家秘密的骄傲之情。然而，显而易见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在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对她的这篇作文进行了表扬之后，佐蕾德最终还是把弗朗西丝和她的“先生”分了开来。艺术家的逃跑之梦是否一定会遭到社会代理人的残酷无情的压制？《教师》这部作品以最令人气馁的形式表现了这一点，在此方面，弗朗西丝·亨利在文学方面获得的最后一项成就——至少是小说中告诉我们的最后一项成就——或许也是她最有趣的一件作品：一首标题为《简》的诗歌，这正是勃朗特本人在写作《教师》之前就已经写下的、表现对埃热先生的感情的作品。无论如何，这首诗被巧妙地吸收进了小说，用以表达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谊。在到了名字颇具深意的内日河畔圣母大街弗朗西丝的家之后，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一心想要向弗朗西丝求婚，他在门外听到“房间里传出平稳的脚步声，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原来她正在吟诵一首诗。大约勃朗特本人也希望她吟诵的这首诗能恰巧被埃热先生听到吧，正如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形容弗朗西丝的那样，“只有孤单一人置身于茫茫沙漠或被遗弃的房子的大厅里时，才会这样说话。”
然而，这首诗的重心既不在表现“孤单”，也不在呈现“病苦”，而是描绘了“简”——还有弗朗西丝·亨利和夏洛蒂·勃朗特——对她的先生的爱情：描绘了她在学校里功课的负担下苦不堪言的时候，他是如何挺身而出，暂时把她从“乏味的功课与规则”中拯救出来的；她如何“苦苦奋斗”以希望得到他的欢心，从他表示赞许的脸上揣测“神秘的意思”；她如何“赢得了竞争激烈的第一名”，把“作为奖赏的一顶桂冠”戴上了头顶，又如何在那“胜利的良辰”“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充满了每一根血脉，“心房里有一个秘密的伤口 / 同时也在悄悄地流血”，这表面上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渡过大洋”，和她的老师分离（第 23 章）。但是，如果从现实的层面来看，“简”所讲述的故事是勃朗特本人和埃热先生的关系（尽管更有可能的是勃朗特希望她和埃热先生能拥有的那种关系），而从象征的层面来看，这首诗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准确地呈现了勃朗特所感受到的女性艺术家必须承受的痛楚，这种痛楚与她和她的“先生”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深刻的矛盾性质密切相关。
举例来说，显而易见，简并非是意识到自己必须“渡过大洋”而开始感觉到自己“心房里有一个秘密的伤口”的，当她获得的艺术桂冠被戴上了她“微微发颤的头顶”，她或许平生第一次感到“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 / 充满了我的每一根血脉”，就在此时，她感觉到自己“心房里有一个秘密的伤口”，这一点十分重要。是否正是这种冲动——而不是诗中提到的那些神秘的“他们”（“他们又喊了，快快离开我的胸怀”）——驱使着她离开了她的先生、最终渡过了大洋呢？从部分意义上说，似乎情况正是这样。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充满在血脉之中的欲望本身似乎又成为引发疾病的导火线、一个伤口的先兆，或者至少说是头痛的先兆。勃朗特暗示我们，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欲望与雄心只能带来痛苦，并导致她和自己的先生之间的分离——也就是说，和滋养了她成长的文学传统分离，这一传统有的时候会对她的努力赞许有加，有的时候却又用华兹华斯来惩罚她——不仅如此，它还会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和男性世界的丰裕和权威比起来，自己有多么的匮乏。自然，流血的伤口是一种标准的、弗洛伊德式的女性特征的象征物，既代表了女性的繁殖能力，又代表了她身体表面上的不完美。但是，勃朗特对这一伤口所涵盖的意义又作了拓展，因此，在《简》这首诗中，它不仅象征了女性的生理特征，而且还象征了女性的心理特征，不仅代表了女性流血的、不完美的身体，而且还代表了她疼痛的头颅、她受到伤害和剥夺的想象力。
和安妮·芬奇、玛丽·雪莱以及艾米莉·勃朗特等作家一样，夏洛蒂·勃朗特一直在努力着，想要解决有关女性“堕落”的问题。但是在对堕落及其随之而来的伤口的模糊特征进行审视这一点上，她又超越了大部分的女性作家。因为当简就像温彻尔西公爵夫人一样在遭受着雄心导致的病痛的折磨时，她并没有把从某种意义上说促成了她的堕落的教导者看成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一个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神，而是把他看成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代父、一处避难所、一个家。“他们又喊了，快快离开我的胸怀，”在这首诗的末尾，弗朗西丝想象着她的导师这样对她说，“离开你那真正的避风港，简， / 待到你受骗、被逐或遭人欺负， / 再重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简的命运是不可知的，要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但弗朗西丝却确实“回到了”她的先生的“家”中。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不由分说地一把将她拉到怀里，把她抱在他的腿上，然后向她求了婚，当她说出“老师，我愿意和你白头偕老”时，他充满赞许地回答说：“太好了，弗朗西丝。”仿佛正在对她的某篇作文进行评价一般。他们后面的婚姻以及职业上的成功和与他们有关的其他一切一样，都充满了模糊暧昧的特征。尽管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已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和父权家长，弗朗西丝却也拒绝了仅仅是一个充满依赖的学生的身份。一方面说来，她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她的“写作”的新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执着地坚守着自己“教师的职业”，显而易见，充满了她的每一根血脉的“欲望”并没有彻底地离她而去。
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结婚之后，弗朗西丝身上充满了她的每一根血脉的“欲望”和“心房”里那个“秘密的伤口”之间的冲突终于有了一个同样暧昧含混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向前可以追溯到奥斯汀笔下双重性的结构，向后则可以推至其他众多女性小说家笔下给人带来很多疑问的结局安排。作为克利姆斯沃思夫人，弗朗西丝·亨利发展出了一种仿佛像是精神分裂症一般的人格特征：“她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简直判若两人，”克利姆斯沃思这样告诉我们，“似乎我有着两个妻子。”（第 25 章）在白天，她是女校长夫人，“谨慎而又热忱”，有着类似于佐蕾德的那种具有欺诈性的权威。然而，到了晚上，她又变回了“弗朗西丝·亨利，我的小花边修补工”，接受她的老师“因为她的任性”而施予她的“惩罚”。作为她老师的那位“出色、亲爱的妻子”，她几乎难得呈现出精灵般的受到压制的热情，因为对于这种精灵般的热情与能量，克利姆斯沃思是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加以鼓励的。
克利姆斯沃思与弗朗西丝婚后有了一个名叫维克多的奇怪的孩子，对于这个孩子，我们从小说中得知，“维克多的性格里蕴藏着一种东西——一种惊人的热情和力量——这种东西（仿佛让人联想到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不时迸发出不祥的火花。”富有权威的教师认为“这种东西”“即使不从他心灵里赶出去，起码也应当正确地加以控制。”然而，对儿子身上的这种东西，弗朗西丝“叫不上名字；不过，当这种东西在他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中，在他的感情对失望、不幸、突然降临的悲伤、假想的非正义行为所进行的激烈反抗中出现时，她就将他抱在怀里”（第 25 章），因为他那神秘难解的困惑，还有他的父母对此采取的不同态度，似乎浓缩了勃朗特本人在写作《教师》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都一直在思考的所有紧张状况。因此，小说以有关维克多，有关维克多的那条名叫约克的猛犬，以及第三位重要人物、克利姆斯沃思那位名叫亨斯登·约克·亨斯登的老熟人的一个插曲作为结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位名叫亨斯登的人物在整个叙述过程中频频出现，但是，至于他的作用有时却又难以理解。首先，他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似乎没有什么位置。其次，朴素的和理想主义的克利姆斯沃思似乎很明确地并不喜欢他，当然，他这么做也是有正当理由的。作为一个古老而又激进的富商家庭的后代，在《教师》中，亨斯登与其说是别的，倒不如说是一位心怀不满的拜伦式的（或撒旦式的）英雄，和腼腆的、几乎像女孩子一样的克利姆斯沃思似乎恰好构成一对对立的形象。如果说克利姆斯沃思是被动的、保守的、具有贵族气质的，那么，亨斯登则是一个喜欢制造麻烦的人；如果说克利姆斯沃思是理想主义的、敏感的，那么，亨斯登则是愤世嫉俗的；如果说克利姆斯沃思是拥有权威的，那么，亨斯登则是具有革命性的。他们两人无论哪一方对另一方都不可能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然而，这两位却又似乎难以解释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对令人不安的伴侣关系，在本书中，这种关系持续的长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人际关系保持的长度。
对于这种并不友好的朋友关系形成的原因，究竟该如何解释？在《教师》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勃朗特为什么对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都进行了戏剧化的呈现？有可能对此提供一种解释的，是在亨斯登的痛苦和（开头部分）克利姆斯沃思的痛苦之间存在的一种日渐明显的平行关系，以及在亨斯登的叛逆和（后来）弗朗西丝或维克多的叛逆之间存在的一种日渐明显的平行关系。亨斯登似乎成为了《教师》中许多不满情绪的化身：他是一个代表了夏洛蒂·勃朗特本人思想的、愤怒的、不受作者意志控制的人物形象——就像查尔斯·威莱斯利、扎摩那或者诺桑觉之地的公爵一样。他的名字亨斯登·约克·亨斯登既让人联想到了野蛮民族摧毁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的肆无忌惮的特征，也让人联想到了他与弗朗西丝·亨利和威廉·克利姆斯沃思一直渴望回归的英国“故土”的深刻的亲和关系。但是除了是一个愤怒的精灵之外，亨斯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个具有双性合一倾向的人物。尽管乍一看去他显得“强悍而又魁梧”，但克利姆斯沃思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却发现，“他的面部是那么狭小，简直有点女人的样子……面部表情……一会儿像是一头脾气暴躁的公牛，一会儿又像是一个顽皮的小姑娘；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上两种形象的结合，一种古里古怪的混合表情”（第 4 章）。尽管他看上去很瞧不起威廉，责备他忘了自己的贵族血统，但是，他对威廉身处境地的不满却显而易见正代表了威廉本人的想法（“你没有任何权力，你什么也做不了”），仿佛他在代替那个被动、愤怒的小职员说话。和威廉不同，亨斯登是积极主动的，他揭露了爱德华的暴虐行径，再度成为威廉的代言人。正是由于他揭露了爱德华的错误行为，才促成了后来两兄弟之间争执场面的出现，并进而促成了威廉的解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我遵从了自己的本能，反对一个暴君，打破了一条锁链”）描述的正是威廉本人心里渴望做的事。他对这位犹豫不决、没有正当工作的小职员提出的第二项建议（“到大陆去吧”）获得了欣然接受（“天晓得我真愿意去呢！”），仿佛这透露的正是克利姆斯沃思本人的秘密欲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代表一种叛逆的声音之外，亨斯登还是一个操纵着情节发展的人物，是一位经过乔装改扮的叙述人，他按照一定的逻辑控制着行动发展的走向，并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对它们作出评价。亨斯登把克利姆斯沃思失去的母亲的画像送还给了他，同时也赋予了他以一种崭新的身份意识。与此同时，当他与弗朗西丝和克利姆斯沃思一起谈论有关爱国主义的问题时，他还以自己尖锐得近乎刻薄的立场，抵制了潜藏在那一对情侣对英国的理想主义想象背后的感伤倾向，同时以滑稽摹仿的口吻，表达了秘密的不满情绪：“研究一番我们威严的贵族老爷们的脚印，看看他们是如何践踏百姓们的心灵、在血泊中漫步的吧。”（第 24 章）最有意思的是，他对那位神秘的、他始终把她的小肖像挂在脖子上随身携带的露西娅的爱情，为弗朗西丝（也为勃朗特本人）提供了最后一个机会，使她可以幻想逃脱父权制统治僵化的封闭环境。
前花边修补女工仔细研究了露西娅被雕刻在小小的象牙上的面容：“那是一张非常漂亮、非常富有个性的女人的脸庞”，她于是猜测“露西娅曾经戴过锁链，后来又挣断了”，后来她又神经质地补充说，“我不是说她戴过婚姻的锁链……而是某种社会锁链”（第 25 章）。这个故事中是否包含了我们了解真相的可能性呢？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无法确知是否如此；和亨斯登一样，露西娅在《教师》这部小说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与其说体现在戏剧性方面，倒不如说体现在主题方面更为恰当，而无论亨斯登，还是弗朗西丝，对她的评论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的是部分受到抑制的，渴望叛逆、自由和逃跑的理想。就像勃朗特本人一样，亨斯登显然也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弗朗西丝猜测“就凭露西娅所交际的那些人，你也决不会考虑娶她做妻子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位“非常富有个性的”女性的形象被缩小而为一个仅仅存在于小雕像上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位心怀不满的评论者，亨斯登还是执着地发出了自己叛逆的呼声，因此，小男孩维克多更喜欢他也就并不奇怪了：由于弗朗西丝·亨利和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结合是充满了模糊暧昧的性质的，他们的孩子受到拜伦式英雄的叛逆所蕴涵的危险与快乐的吸引，也就十分自然。
然而，在《教师》的结尾部分，克利姆斯沃思本人已经不再对那类激进主义怀有任何兴趣了。在论及露西娅如燃烧得光辉灿烂的烛光一般的精神时，他以一种权威式的讽刺口吻告诉弗朗西丝说，“我的视力一向很弱，受不了强光的刺激。”当维克多心爱的猛犬、以亨斯登的名字命名的约克被一条疯狗咬伤之后，克利姆斯沃思毫不迟疑地用枪射杀了儿子的心爱之物，虽然狂怒的维克多指出“它本来是可以治好的，你应当试一试”（第
25
章）。如果说这则插曲并没有能推进故事的发展的话，它却清晰地阐明了勃朗特所要表达的象征内涵：克利姆斯沃思急于杀死的不仅是这条狗，还包括这条狗身上所代表的东西。作为现在的一个父权家长和教师，克利姆斯沃思已经不仅把那条叫约克的狗、甚至还把约克·亨斯登视作他生活中出现的病态的、偏激的元素。
然而，在小说的前面部分，克利姆斯沃思本人也曾经具有某种神秘的病态特征。即便是在他获得了教师的职业之后，即便是在（或者有可能还正因为此）弗朗西丝同意做他的妻子之后，他在小说描写的另一段插曲之中，依然遭受过一种古怪的“臆想病症”的折磨——恰如约克所得的狂犬病一样——这一插曲同样对推进情节的发展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却起到了象征的作用。由于在个人地位上像是一名女性，一位“可怕的姘妇”，和约克·亨斯登以及勃朗特本人一样，克利姆斯沃思的痛苦体现为叙述者与评论者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她讲的故事多么动听！她唱的歌多么悦耳！她一把将我抱在冰冷的怀中，用全是骨头的手臂搂住我；她向我讲述她的国家——坟墓……‘那是墓地！’并且补充着，‘那里有为你准备好的公馆。’”（第 23 章）克利姆斯沃思与“我身上的恶魔那可怕的专横”进行搏斗的场景，让我们想起了夏洛蒂日记中那位虽死犹生的露西，被活埋于基督教徒公墓之中，或者虽然伤口流着血但依然挣扎着要活下去的弗朗西丝·亨利。他射死那条名叫约克的狗的行为似乎构成了这同一场战争的部分内容。通过小说中在教师和学生身上同样出现的角色调整，勃朗特似乎要让我们知道，残酷无情的自我压制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如果仅仅从角色和压制的角度来讨论《教师》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却低估了年轻的小说家勃朗特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中所取得的成就。即便这部作品尚有不足，尚不能达到作者希望它能达到的“朴素而家常的”的成长小说的水准，即便小说的情节安排和作者隐藏在作品中的复杂意图似乎并不总能十分协调，无论如何，作为最早体现勃朗特整个写作生涯中不断强化的主题的作品，这部小说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通过象征性地闭上眼睛写作的方式，勃朗特对她本人的使命、对她本人的伤口进行了探索，并试图——以摸索的方式，仿佛在梦中一样——找到一条通往完整性的不同的道路。年轻的、患了臆想病症的威廉·克利姆斯沃思在开始的时候毕竟深受弗朗西丝·亨利的吸引，因为就像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这一对情侣的更为苍白的版本一样，小说中的这一对主人公都是与现状格格不入的人。正如希刺克厉夫被剥夺的命运和克利姆斯沃思因受到伤害而沦落的处境构成了平行关系一样，克利姆斯沃思的病症也“在对（弗朗西丝的）伤口说话”，如果我们这里借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郁金香》中的诗句的话。
因此，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小说中出现的这些重要人物形象的病痛和困苦，其实是呼应了他们的创造者本人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创伤的，即便它们同样也让人联想到困扰着简·奥斯汀笔下充满伤残者的社会的众多麻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尽管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无论是克利姆斯沃思还是弗朗西丝的自我都显得很不完善，但他们都在努力奋斗（这种奋斗的程度超过了奥斯汀笔下大多数人物形象），以便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地方，充分地实现自我。尽管他们实际上的旅行路线仅在瑞士、比利时和英国之间，而让他们醉心不已的旅行的真正目的地却不是——我们还将在勃朗特的其他小说中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英国、那个被神话了的故乡，也不是安格里亚那个在作家的孩提时代被亢奋地想象出来的天堂，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一片不仅有可能使小说的主人公获得完整，也有可能使他们的创造者获得完整的土地，一个（这里再次援引了《郁金香》中的诗句）“就像健康那般遥不可及的”国度。
【 1 】 Winifred G é rin, Charlotte Bront ë， p.312. （此条注释在原书中位置不详。——编者注）
【 2 】 Southey to Charlotte Bront ё， March 1837 ； quoted in G é rin, Charlotte Bront ë， p.110. （此条注释在原书中位置不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