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图1.5，行为经济学应当整合的第三类模型，来自被称为“网络社会科学”的领域。这一领域的重要主题是关于“小世界”现象及其拓扑结构的。最经典的文献，由邓肯·瓦特（Duncan Watts）1999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如图4.1所示，标题是“网络，动力学，小世界现象”。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一讲和第二讲，尤其是第二讲，那里有瓦特2004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的回顾文章，“网络新科学”，介绍他的“小世界”网络研究。事实上，《自然》杂志1998年已发表了瓦特和他的博士导师斯特罗嘉兹（Steven Strogatz）的“小世界”文稿，标题是“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学”。当时，瓦特还在科奈尔大学读数学博士。2000-2007年，瓦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后来，可能是在他的学术假期里，为了利用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他加盟“雅虎”，成为那里的首席科学家。大约2012年，他加盟“微软”，成为首席研究员。

图4.1中，我写了许多注释，特别画了一幅示意图（该图右下角）。首先，请读者想象，在平面内有一个规范网络，即全部节点有数目相等的纽带。围棋盘就是这样的网络，每一节点有四个邻居。现在，瓦特将规范网络的随意一条纽带改接到四个邻居之外的任一节点。

瓦特在这项研究中只关注网络的两项参量：（1）任两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例如，对任何给定的两个节点x和y，求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即包含的纽带数最少的路径的纽带数，然后让节点x和y走遍构成网络的全部节点的集合，最后，求所有这些最短路径的平均值，就是网络的“平均距离”；（2）由任一节点及与其直接联结的节点构成的“局部网络”的团聚系数，例如，给定节点x和与它直接联结的节点——称为“x的邻域”，首先计算x及其邻域里全部节点相互之间的全联结图的纽带数M，其次计算x及其邻域里全部节点相互之间实际上存在的纽带数N，最后计算比值“N/M”——定义为x的局部网络的团聚系数。让节点x走遍构成网络的全部节点的集合，求所有这些团聚系数的平均值，就是网络的团聚系数。瓦特每次随机改接一条纽带之后，重新计算网络的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直到最初的规范网络被完全随机改接。

现在，用横轴刻画规范网络被随机改接的纽带数占纽带总数的百分比（从0到1），用纵轴刻画每次改接之后网络的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那么，瓦特发现，随着随机改接的比例的增加，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都开始下降，但是，平均距离下降更早也更快。当随机改接的比例接近1的时候，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的下降速度趋于平缓。于是，可以想象，如图4.2所示，平均距离曲线和团聚系数曲线在随机改接比例远离0并且远离1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团聚系数曲线下降较慢，故位于平均距离曲线的上方，这两条曲线在0和1这两端点附近趋于一致。

所谓“小世界”网络，如图4.1的右下角，就是在这两条曲线有较大差距时的网络形态，它的直观涵义是：一方面，平均距离迅速缩短，另一方面，各局部网络之间并不迅速同质化（因为团聚系数下降较慢）。显然，“小世界”网络是通例，而改接比例为0和1这两端，是特例。瓦特指出，几十万年前，人类居住在东非洞穴里，每一个洞穴内部的社会网络形态相当于随机改接比例是0（规范网络），而洞穴与洞穴之间很少往来，故而平均距离很远。同时，每个节点有四个邻居，团聚系数也很高。这样的社会，他称为“洞穴人的社会”，如图4.3所示。钱穆考证古代中国的井田制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洞穴社会。我更愿意借用社会学家的术语，将这样的世界称为“熟人社会”。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正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完全随机改接的状况——随机改接比例是1，所以，这一端的社会网络，瓦特称为“完全随机的社会”。显然，在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里，尽管人与人之间距离“很近”——意思是任何人可以很快与任何另外的人建立联系，平均距离很短；但是团聚系数也很低——任一局部网络与其他局部网络之间没有多少差异，同质化，人与人之间只有随机形成的纽带——这种完全的随机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没有稳定纽带联结，于是没有基于“情感”的人际关系。也因此，这样的世界，我称为“冷漠社会”。

这样，瓦特的网络研究表明，如图4.4（截取自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图2.9）所示，社会网络可以有三大类型：熟人社会、冷漠社会，以及在这两极之间的“小世界”。关于真实世界的社会网络的经验研究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事实：交易与病毒，在小世界网络里传播最快。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交易费用足够低。所谓“交易费用”，狭义而言，就是交易参与者收集、处理和传播关于商品的各种信息的费用。在狭义的定义之外，阿罗提供过一个广义的定义：交易费用就是制度成本。根据狭义的定义，交易费用孰高孰低，取决于交易参与者的信誉——信任感以及可信任的程度，这是哈佛大学演化理论家诺瓦克的研究领域。诺瓦克和他领导的团队，在2010年前后大约五年的一段时期内，围绕“合作为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以每年至少15篇的速度在一流学术刊物发表了大约75篇论文，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第九讲和第十讲。信誉和病毒都可视为是“信息”，在这一视角下，信誉（好的和坏的）和病毒属于同一类型。当我们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网络是小世界网络时，我们其实在说，信誉在小世界网络里传播速度最快，从而交易费用降低也最快。

那么，与信誉的传播类似，在真实社会里如果有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病毒是否难以传播？诺瓦克小组多年研究“合作”在人群中的传播方式，结论之一是：合作者“抱团”行动（staying together and playing together）最有利于合作秩序的扩展。显然，如果合作行为的一个载体完全被不合作行为的载体包围，这一载体很快就会消失。如果合作行为的许多载体构成一个合作群体或“社区”，那么，只是那些在合作社区边界的载体可能遇到不合作行为的载体；又如果位于边界的合作行为的载体平均而言以足够低的概率遇到不合作行为的载体，那么，不难想象（与诺瓦克小组的仿真结果一致），这些合作行为的载体很可能继续扩展它们的边界——也就是诱使不合作行为的载体通过遗传变异成为合作行为的载体。很可能，病毒的传播遵循类似的“抱团”原理。

也是显然的事情，只在小世界网络里，因为团聚性足够高，任一行为能以“吾道不孤”的方式抱团行动。在完全随机网络里，尽管平均距离很短，但团聚性很低，难以形成抱团的局部网络。关于病毒的一项事实是，对于任一种病毒而言，有些人适合而有些人不适合成为宿主（寄主）。例如，我们观察死亡率很高的几种流行病（SARS, MERS，伊波拉病毒），总有人与病毒频繁接触而未被传染。不难想象，如果社会网络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它倾向于同质化——每一局部网络包含一些适合病毒的和一些不适合病毒的宿主。于是，任一病毒，仅当它可以抱团行动时才能获得迅速传播。在完全随机网络的每一局部，它总会遇到一些不适合的宿主——相当于不合作行为的载体，那么，只要病毒遇到不适合它的宿主的概率足够高，它就很难传播。

诺瓦克2014年为推广发行他2011年的科普著作《超级合作者》2013年中译本访问北京时，与我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有一场对话，由胡舒立主持。我坚持认为他2006年那本书，如图4.5显示它的封面，是诺瓦克的最佳著作，它涵盖了诺瓦克1992-2006年间的研究成果的精华。2006年以后，诺瓦克以每年10篇以上的神奇速度发表文章。这些成果，可视为他的演化动力学理论在各领域的应用。

诺瓦克2004-2005年间在哈佛大学使用的讲义，整理成书，就是《演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高等教育出版社早已有中译本。我之所以不推荐这个中译本，是因为对比英文原作，这个中译本的品质太差，不仅错讹百出，甚至整句英文完全被略去不译，以致中译本几乎完全阉割了诺瓦克英文原作的思想脉络。因此，对于任何希望深入学习行为经济学的演化动力学基础理论的读者，我强烈建议他们只读诺瓦克这本书的原文。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我认为诺瓦克——出生于1965年，现在是哈佛大学数学与生物学教授和演化动力学项目主任——算是一位传奇人物。根据“维基百科”，诺瓦克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中40篇发表于《自然》杂志，15篇发表于《科学》杂志。他在《超级合作者》里讲述了一些自己的传奇经历——从维也纳的夏令营开始。我要提醒读者关注的，是他的两位启蒙老师。首先是西格蒙德（Karl Sigmund），受他的启蒙，诺瓦克从生物化学与数学专业转入数学与生物学专业。在维也纳大学跟随西格蒙德攻读数学博士学位期间，诺瓦克和他主要研究“合作”在人类及其他生物群体当中的演化动力学问题，在博士学习的最后一年（1989年），他问西格蒙德：“下一步我应做什么？”西格蒙德的回答是：“你应当与梅联系” 。这位梅（Roberty May），是他的另一位启蒙老师。以“薛定谔年轻学人”身份，诺瓦克在牛津大学逗留了9年——1995年开始领导数理生物学项目，1997年成为数理生物学教授。诺瓦克在2006年著作的序言里这样介绍他在牛津大学的导师梅：“1970年代中期，梅革命性地改变了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的数学方法”。

1998年，诺瓦克加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负责筹建那里的理论生物学项目。2003年，他离开高研院，转任哈佛大学教授，并主持由他的老友的基金赞助的哈佛大学“演化动力学”项目。那时，他接受《自然》杂志访谈，讲述了上面的故事。他回顾追随两位导师时的感受，说那是永恒的精神激励。尤其是，他认为，西格蒙德的《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是对他影响最深远的著作。

检索“维基百科”，维也纳大学数学教授西格蒙德，生于1945年，是演化博弈论的先驱人物，获得1998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一小时发言的殊荣。那次发言，后来扩充为一本书，就是使诺瓦克终身受益的《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 。根据“维基百科”，在过去的十年，西格蒙德对数学史尤其是“维也纳小组”的数学工作有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参与主编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老门格尔（Carl Menger）的儿子小门格尔（Karl Menger）的数学著作——关于小门格尔的数学与伦理学思想，请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并且，2006年，他组织了一场关于哥德尔（Kurt Godel，也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数学思想的展览。

西格蒙德和诺瓦克的数理生物学，核心内容是围绕“演化基本方程”展开的。演化基本方程，我更愿意根据它的生物学涵义称其为种群演化的“复制子—变异子”（replicator-mutator）微分方程组，详见《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九讲第一部分，这是诺瓦克与他人（Karen M. Page）合作发表的一篇关键性论文的主题，那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理论生物学杂志》，它的标题，我翻译为“演化动力学的统一方程”。图4.6（即他们这篇文章的图1）显示的是“复制子—变异子”方程与其他方程之间的关系。图4.7是“复制子—变异子”方程。

如果我们将图4.7所示的“复制子—变异子”方程右边的变量x i 除到左边，这时，方程左边就代表变量xi随时间的百分比变化率，即“ln（x i ）”对时间的导数。例如，“ln（GDP）”对时间的导数就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又例如，x i 是有机体承载的被称为“合作行为”的性状（或策略），那么，方程左方就代表合作行为随时间的百分比变化率。这时，方程右边的两项，第一项代表物种i的适存度（fitness），第二项代表这一生态环境里全部物种的平均适存度。所以，演化基本方程的直观涵义是：变量x i 的百分比变化率等于i的适存度与平均适存度之差。如果这一差异是正的，变量x i 的增长率就大于零；反之，则小于零。注意，（1）适存度是向量x的函数，而x i 是x的一个分量；（2）平均适存度也是向量x的函数；（3）使适存度差异保持为零的x值，通常称为微分方程组的“静态均衡点”，也称为“零点”。

研究这些均衡的稳定性，是西格蒙德著作《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的核心内容。例如，图4.8显示的方程组，将等式右方的变量x和y分别除到左方，就得到这两变量的百分比变化率的表达式，令此式为零，也就是求解右方出现的关于x和y的二元一次方程，得到图4.9所示的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将x和y的时间导数的相平面划分为以均衡点F（即零点）为原点的四个象限。根据图4.8所示方程的百分比变化率的表达式，从平面内任一点出发，如图4.9箭头所示，由这一微分方程刻画的动力系统的轨迹总是趋向于均衡点F。也就是说，F是全局稳定的均衡点。

有三个变量时，例如，图4.10所示的相平面轨迹收敛到维度x 3 上的点，图4.11所示的相平面轨迹则从任何二维边缘收敛到内部的一个稳定均衡点。

在西格蒙德的著作的基础上，值得关注的是诺瓦克和他的哈佛小组取得的一项进展。这一进展直观地由他2006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标题表达——“三分之一定律”，详见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第二部分和第九讲第二部分。这一定律可陈述为：对于任一规模有限的种群而言，性状或策略的载体A能够侵入由性状或策略B的载体组成的种群，并最终颠覆策略B，如果对个体而言A比B占优，并且A的载体占种群内载体总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时。

这里需要解释，博弈论所说的“策略”不同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一个选择或一个可选方案），例如，在2×2博弈中，双方共同想象中的双方的每一可能行为都有最佳的对应行为，所以，一个策略通常由一系列行为及最佳反应行为构成。不过，在合作行为传播的仿真研究中，行为主体只具备有限的理性（甚至“零理性”）能力。通常，在一个平面内随机游走的行为主体，它们的“理性”可由每一步的步长（请回忆“西蒙算法”）来刻画。因为步长很短，它们的寻优过程往往只能达到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最优。所以，当载体在仿真平面内的视野很近时，随机相遇的两个载体不能想象双方在两步或更多步之后的任何行为，这时，策略就蜕化为行为。

另一需要解释的要点是，在通常的“2×2”矩阵型囚徒困境博弈的讨论中，尽管双方都认为合作行为A比出卖合作（自私自利）的行为B能为双方带来更大收益，但是，双方都更惧怕被出卖，于是（B,B）才是纳什均衡（所谓“双输”）。在种群规模有限情形时的演化博弈，如果种群内部有大量的策略B的载体，那么，任一变异导致的策略A的载体可能被策略B的载体包围。策略A是合作策略，在囚徒困境博弈中，A载体遇到B载体将被出卖，从而极大降低策略A繁衍后代的可能性。不过，假如策略A的载体抱团行动。那么，在这一小团体内部，A载体将只遇到A载体从而分享双赢策略带来的收益，于是这些A载体繁衍后代的可能性将高于策略B的载体。不难想象，在种群内部，如果策略A的载体抱团行动而且总数已达到三分之一，诺瓦克小组证明这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策略A的载体随机遇到的另一载体更可能是策略A的而不是策略B的载体；这样，策略A遇到策略A，双赢，意味着对个体而言A占优，并且A遇到A的概率高于A遇到B的概率。物竞天择的结果，策略B的载体将逐渐被策略A的载体取代。

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十讲详细介绍了诺瓦克关于“合作”行为的演化方式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结——“合作的五项规则”，由他单独署名发表于《科学》（2006年12月8日）。五项规则当中最关键的，是“间接互惠性”的传播规则，由他与西格蒙德联名发表于1998年《理论生物学杂志》的文章“间接互惠动力学”。后来，他与西格蒙德在2005年10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的联名文章“间接互惠性的演化”，在综述以往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新的演化原理来替代以往流行的“强大且自私者”胜出的演化原理。所谓“间接互惠”，就是当甲和乙之间素不相识但甲知道（足够地确信）乙曾帮助过与甲和乙素不相识的丙时，甲就向乙提供帮助。人类社会随处可见（而且“须臾不可离”）这样的间接互惠行为，以致许多学者相信道德起源于间接互惠。根据诺瓦克与西格蒙德1998年那篇文章，在上面的例子中，只要信誉的传播机制足够有效，那么，甲可以根据乙的信誉来判断乙以往帮助素不相识的第三者的概率，如果这一概率足够高，甲就帮助乙。这是一种对以往行为信誉评估的歧视行为，所以，以这种歧视为条件的利他主义，被称为“带有歧视标准的利他主义”。

看图4.12，全部混合策略的单纯型的三个顶点分别是：纯粹合作策略（e 1 ）、自私自利策略（e 2 ）、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e 3 ）。需要解释，这里的三个顶点，对应于图4.10的三个维度上的三个顶点：x 1 =1，x 2 =1，x 3 =1。如果是纯粹策略，那么，可选方案集合里只有三个点，分别是“合作”、“自私”、“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由这三个纯粹策略生成的凸集就是全部可能的混合策略的集合，如图4.10所示，它是与三维空间第一象限相交的平面内的三角形（数学名称是“单纯型”），它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种纯粹策略，意思是，例如，在顶点e 1 ，种群内部以概率1出现“纯粹合作”策略。在三角形的任一条边上，例如，在顶点e 1 和e 2 连接的底边上，任一内点x，必定可以表示为两顶点的线性组合，即存在系数0＜q＜1，x=qe 1 +（1-q）e 2 ，q的涵义是，种群内部将以概率q出现合作策略，且以概率（1-q）出现自私自利策略。

诺瓦克和西格蒙德的相平面分析意味着：（1）三个顶点是均衡点；（2）在三角形内部存在一个均衡点；（3）在三角形的两条侧边（两腰），各存在一个均衡点；（4）如图4.12所示，以三角形的底边为底边，以连接三角形两腰的均衡点的线段为顶边，有一个梯形D，在D及其边缘的范围内，顶点e 2 是稳定均衡。如图4.8所示，对任何处于梯形D之内或D的边缘的点而言，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种群内部最终以概率1出现的，是自私自利行为；（5）顶点e 1 是一个不稳定均衡。因为以它为初始状态，系统要么趋向顶点e 2 ，要么趋向三角形左腰上的均衡点，要么趋向三角形内部的均衡点；（6）以三角形两腰上的均衡点和顶点e 3 构成三角形K，在K的内部及其边缘，围绕三角形内部的均衡点，存在着数目无限多的极限环。

关于极限环，请读者参阅任何一部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教科书。我只讨论（6）的涵义，由图4.12假设的三个顶点位置所决定，三角形K包含的极限环的方向都是逆时针的。现在，沿着K的底边，系统将从左向右演化，意思是，种群行为趋于三角形右腰上的均衡点代表的策略——如果这一均衡点被顶点e 2 和顶点e 3 线性表示为qe 2 +（1-q）e 3 ，那么我们从图4.12看到，q的数值大约是7/8（即种群内部以7/8的概率出现自私自利策略）。注意，右腰的均衡点不是稳定的，从这一均衡出发，如果轻微扰动使系统沿右腰向上运动，则种群将趋向顶点e 3 。如果轻微扰动使系统沿右腰向下运动，则种群将趋向顶点e 2 。

以上讨论引导到另一观察（7）系统沿三角形K内部的极限环和K的边缘的运动方向决定了三种策略“轮流颠覆”的顺序。例如，当种群处于K的底边的任一点时，它必定趋向于右腰的均衡——可由右腰的两个顶点线性表达为例如qe 2 +（1-q）e 3 ，记住，这里q大约是7/8。从这里，它趋向顶点e 3 ，如果扰动是向上的话。然后，当种群内部以概率1出现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时，种群开始从顶点e 3 趋向左腰的均衡，可由左腰的两个顶点线性表达为例如qe 1 +（1-q）e 3 。但是，从这里，如果系统受到的扰动使它沿K的底边向右移动，则它将再次趋向右腰的均衡。根据以上的考察，轮流颠覆的三个策略当中，只有一个纯粹策略，即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其余的两个都是混合策略，即两腰的均衡。并且，这样的轮流颠覆也存在于K内部每一条极限环上，只是因为这些极限环位于K的内部，所以，轮流颠覆的三个策略现在都是混合策略，它们分别接近顶点e 3 和两腰的均衡点。

现在回顾：在右腰的任一点，如果种群内部有足够多（例如超过1/3）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的载体时，种群将趋向以概率1发生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可是，图4.12显示，右腰的均衡点位置是q大约等于7/8，此时，种群内部只有大约1/8（远小于1/3）带有歧视标准合作策略的载体。我的解释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那时诺瓦克和他的合作者们尚未确认“三分之一定律”。

现在讨论“三分之一定律”，（8）图4.12的三角形两腰的均衡点似乎位于腰线距底边很近之处，q大约是7/8。可是，诺瓦克小组的大量仿真研究表明，如果不存在纯粹合作者（系统位于右腰的某一点），为使三角形右腰上介于顶点e 2 和顶点e 3 之间的任何一点qe 2 +（1-q）e 3 收敛到e 3 ，q必须小于等于2/3。也就是说，种群内部必须以大于等于1/3的概率出现带有歧视标准的合作者。也因此，这一现象被称为“三分之一定律”。例如，通俗而言，如果“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纯粹利他主义者），也就是在顶点e 1 ，那么，偶然突变的自私自利行为必定逐渐取代活雷锋，也就是系统趋向顶点e 2 。但是如果有1/3或更多的东北人是歧视自私自利行为的活雷锋，那么，自私自利行为终将消失，于是东北人将逐渐都是歧视自私自利行为的活雷锋。当然，还有“轮流颠覆”，从顶点e 3 ，系统将趋向顶点e 1 。

结论和由结论引出的问题如下：一个良序社会，面对“轮流颠覆”，应设法维持1/3或更多的带歧视标准的利他主义者。问题是，怎样使歧视标准足够可靠，从而使采取这一标准的合作者能够足够准确地惩罚不合作者呢？

由于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规模经济效应，由每一个体独自维持歧视标准显然费用太高。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家格瑞夫（Avner Greif）199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关于马格里布商帮的研究表明，可能最佳的方式是在社会网络中，由合作者形成的各局部网络维持适合于各局部网络的歧视标准，或许可以有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例如，在各局部网络维持的歧视标准的基础上形成各局部网络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适合这些合作关系的第二层次的歧视标准——这当然意味着任何第二层次的惩罚总是针对被歧视的局部网络而不再是个体。

这样，我的讨论就将读者再次带入“网络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我们知道信誉在小世界网络里可以迅速传播。不过，这一次，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社会网络的“局部性”（localities）问题。直观而言，一个社会网络得以繁衍——犹如种群那样繁衍，关键性地依赖于它的局部网络是否能保持各自独特的局部性。一方面，网络内部各局部之间的社会交往（观念的交换和物质的交换）倾向于使局部性趋同，因此，保持独特的局部性就要求减少各局部网络之间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交换是种群繁衍的基础。各局部彼此孤立的社会网络——例如“洞穴人的社会”，社会规模很难持续增加。如前述，小世界网络能够兼顾局部性与社会交往。

基于同样的平衡机制，与熟人社会和冷漠社会相比，小世界网络也更有利于创新。麻省理工的社会物理学家彭特兰（Alex Pentland）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网络的各局部网络之间保持合适的差异性，并且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适合于观念的充分交流，那么这个社会网络整体而言就更富于创造性。 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方法，至少在彭特兰的实验室里，十分有助于提高社会网络的整体创造性。但是这里需要重新考虑的，是“纽带”的定义问题。以往的社会网络问卷调查，只是简单地根据甲与乙在给定时段内交往的次数是否达到预先设定的阈值来定义甲与乙之间是否建立了纽带（以及纽带的强或弱）。边燕杰《社会网络理论十讲》要求纽带满足三项条件：（1）私人性（所以工作关系不是社会网络的纽带），（2）非正式性（所以行政关系不是社会网络的纽带），（3）持续性（所以偶然相遇不构成纽带关系）。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讨论纽带时提醒读者注意因媒介不同而发生的纽带的三重可能性：（1）情感纽带，（2）权力纽带，（3）货币纽带。

不难想象，如果在一个社会网络内部，权力纽带主导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网络很可能缺乏创造性。至于其他两类纽带是否有利于创造性，可能需要更深入的考察。例如，根据我研读过的天才人物的传记，我很难想象，当社会全体成员只用货币来衡量一切价值（包括天才）的时候，这个社会整体而言还能保持创造性。我认为，足够强烈的情感纽带对于原创性极强的人物而言，很可能是必需的。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例如，图4.13，取自杰克森（Matthew Jackson）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2008）插图1.2.1，美第奇家族（我用笔圈出）的联姻首先是权力纽带和货币纽带，其次，尤其是联姻产生的子女之间，还有情感纽带。

现代社会网络，其实有类似的复杂性。我们时常很难判断自己与某些朋友之间的纽带究竟是情感主导的还是货币或权力主导的。边燕杰定义的“关系”，兼有情感和利益。目前关于社会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已经表明，很可能，网络的拓扑结构远比纽带数量更能够决定网络的性质。图4.14取自上引杰克森2008年的著作（插图1.2.2），根据“美国健康跟踪调查数据库”提供的某一高中1990年代中期的调查问卷整理，在过去六个月有过“浪漫关系”的男性（深灰色）和女性（浅灰色）组成的社会网络。它的左上方呈现的拓扑结构，很接近著名的“友谊圈”（friendship circles）结构，如图4.15所示。图4.15取自上引杰克森著作（插图1.2.2），来自同一数据库，被调查的高中学生友谊关系的网络。显然，友谊圈的拓扑结构更加紧密。考察图4.14和图4.15可见，浪漫关系与友谊关系的社会网络通有某些“大型结构”，在图4.14中就是左上角的友谊圈结构，在图4.15中则是两大结构，它们之间有稀疏得多的纽带联结。

这里，更适合介绍“幂律”。如果节点拥有的纽带数量反映节点的权力（对其他节点的影响力），那么，幂律是一项不错的权力指标。一个人在社会里的权力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社会地位——家族、文化、知识以及其他基于历史积淀的资本；其二是社会关系——拥有的纽带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些纽带的局部性质。幂律刻画的，是上列个体权力来源的第二方面，而且它仅仅刻画纽带的数量关系。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可能极大降低我们判断任一纽带的主要性质的成本，于是，未来的社会网络调查可以更容易地区分上述三类纽带，并据此获得关于网络创造性的更可靠的数据。目前，我们尚未进入大数据（所谓“全样本”数据流）时代，故而我们仍需要研发合适的测度和指标，让我们可以理解任一社会网络之为整体的性质。以上各图显示的社会网络结构，可能在某些测度下有共通性，在另一些测度下又有特殊性。维基百科“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eory and Applications”提供了大部分社会网络测度指标的直观涵义，其中常见的是刻画节点重要性的三项指标：

（1）betweenness——刻画任一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网络其他节点之间。例如，图4.13所示的美第奇家族，根据杰克森的计算，这一指标高达0.533，10倍于图4.13显示的其他家族的同一指标。据此可推断，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任两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以高于50%的可能性要经过美第奇家族。

degree——刻画任一节点与网络的其他节点联结的强度，称为节点的“度”，即节点拥有的纽带数。给定网络的节点总数，以相等概率随机联结任两节点，由此生成的网络称为“随机网络”（如图4.16）。以横轴代表节点的度，以纵轴代表节点数，那么，随机网络的度数服从泊松分布（如图4.17）。所以，随机网络又称为“泊松网络”。所谓“幂律”，就是当横轴和纵轴都取对数时，节点度数呈现为斜率为负的直线。根据目前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物理学家斯坦利（H. E. Stanley）等人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通讯》（PNAS）2000年10月10日的文章“Classes of Small-world Networks”（“小世界网络的类型”），真实世界里许多网络的节点度数或多或少呈现幂律分布。

斯坦利指出，小世界网络可进一步划分为三类：（1）表现出严格幂律分布的——例如电网和机场这样的公共设施；（2）表现出弱幂律分布的——例如演员、朋友、其他社交关系；（3）几乎完全不服从幂律分布的——例如化学反应或其他需要持续支付成本的网络。图4.18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和图2，显示上述第（1）类和第（2）类网络。所以，小世界网络的节点度数分布未必表现为幂律。另一方面，下面的例子表明，完全的随机网络，度数分布也不表现为幂律（一个节点的纽带数完全独立于其他节点纽带数，于是网络的节点度数更可能服从泊松分布）。汪小帆等人2003年发表于IEEE会刊的综述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三类网络。

图4.16和图4.17取自上引杰克森2008年著作的插图1.2.3，显然，如杰克森指出的那样，随机网络的节点度数分布完全不是幂律的。请回忆瓦特的研究报告，完全随机网络、洞穴人社会网络、小世界网络，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

对于中国社会网络的研究者而言，边燕杰早已指出，西方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测度指标通常需要改造，之后才适合于中国。他特别回顾了194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至1990年代（包括边燕杰和他的导师林南）关于中国社会网络“关系”概念的思想史。他考察中国社会之后，列出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图4.19值得关注。

图4.19取自边燕杰的文章“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 图1。在边燕杰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里，出现了四项新的指标：（1）网络规模，例如被调查的人的个人社会网络包含人数的平均值。社会资本存量显然与网络规模成正比。（2）网络顶端，例如一个人在社会网络里的位置，越靠近顶端的，越能分享更多的权力或资源（社会资本）。（3）网络差异，例如，甲和乙在社会网络里距离顶端的距离不同，他们分享的社会资本就可有相应的差异。（4）网络构成，网络的经济属性或政治属性或情感属性。如前述，我们不再满足于只包含0和1的关系矩阵描述的社会网络，今天研究“关系”，我们有极大拓展了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内容。

林南的文章“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 ，1999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图4.20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他的总结是：（1）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即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两方面增加了获得较好地位的机会；（2）一个人的社会资本依赖于他在社会科层中的初始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广度。

在真实世界里，最著名且最常见的诱致幂律发生的机制，称为“黏着偏好”（preferential attachment）。图4.21显示的是我运行仿真软件NetLogo提供的模型“黏着偏好”得到的结果。所谓“黏着偏好”，就是日常生活里常见的“越富就越富”或“越受欢迎就越受欢迎”这类现象，也称为“马太效应”或“赢者通吃”。如果一个人不带任何偏见进入一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应当优先选择与谁建立联系？或者，对他最有利的偏好是怎样的？根据效率原则，显然，他应当优先与那些已经有较多纽带关系的节点建立纽带关系，于是就有了某种黏着性，如同滚雪球，越大的雪球越容易黏着更多的雪。图4.21显示了全部1013个节点的半径（连接度），显然，只有极少数节点处于网络的顶端，它们分享了幂律带来的财富和权力的最大部分。其余的节点绝大多数处于网络的底层，在幂律作用下，他们只能分享极少的社会资本。注意，图4.21的左侧有两个窗口，上面的是未取对数的节点度数分布，有肥尾，故不同于泊松分布。这一分布取双对数，就是下面的窗口显示的度数分布，在网络演化到大约1000个节点时，它已接近严格幂律。

对比图4.18与图4.22：团聚性最高的是电影演员的社会网络（0.79），部分地服从幂律。平均距离最短的是语言网络（2.67），而且它的团聚性并不低（0.437）。由此判断，语言网络是小世界。数学合作者网络，也像小世界。另一篇优秀的科普作品，我认为比汪小帆的那篇发表于IEEE的文章更详细地解释了“小世界”现象，是纽曼（M. E. J. Newman）2000年发表于《统计物理学》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图4.23是这篇文章的截图。

在图4.23下方的表格里，纽曼引用瓦特1998年《自然》杂志文章的数据，并在最右栏列出他计算的同样节点数目的完全随机网络的团聚系数。对比随机网络的团聚系数，很容易看到：电影演员的数据——汪小帆文章已引用过，神经元网络的数据（平均距离2.65，团聚系数0.28）——来自遗传结构特别简单的“秀丽隐杆线虫”，电网数据（平均距离18.7，团聚系数0.08）——来自美国西部（加州）电网，这些网络的团聚系数远高于完全随机网络的。

汪小帆在2003年文章里介绍，严格服从幂律的网络，也称为“scale-free network”（无尺度网络）。这一类网络的生成机制之一就是黏着偏好，即图4.24所列算法的第二步，由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和他的合作者共同提出。

如图4.25所示，巴拉巴西及其合作者提供的真实网络数据表明，美国城市之间高速公路网络的节点度数服从泊松分布（左方的实例）——因为很少城市拥有太多的高速公路（不符合效率原则）。但是美国民用航空网络的节点度数更接近严格幂律（右方的实例）——少数几个机场（芝加哥、达拉斯、丹佛、大西洋城、纽约）成为拥有大批航线的枢纽，从这些枢纽再设置航线通往其他地方的几乎每一座城市。

在图4.26列出的公式（2.2）两端取对数，就得到幂律——斜率为负γ的直线。现在我转述维基百科“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eory and Applications”介绍刻画节点重要性的第三项测度指标：（3）centrality——刻画任一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全部网络联结，或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网络的中心。事实上，指标（3）与上述的指标（1）和（2）类似，都是关于节点对网络整体而言的重要性的指标。由上述各类网络的考察可知，服从幂律的网络具有最强的科层性。

个体在社会网络里的地位或他之于社会网络的“中心性”，于是可由他的节点度数和科层顶端的节点度数之差来刻画。如果我们仅凭科层性来推断一个网络的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程度，那么，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是那些服从严格幂律的社会网络，最低的是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介于这两极端之间的是小世界网络。

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更愿意生活在小世界网络里，既可分享经济效率带来的好处，又可回避因权力极端不平等分布而发生的不正义——想象一下这种不正义感的强烈程度，如果我们处于图4.27显示的幂律网络的底层。在图4.27所示的幂律社会里，最顶端的节点（半径最大）只有一个，在它下面有若干个次一级的节点，在这些次一级的节点下面有更多的第三等级的节点——它们大多分布在空间的四周……大约在第五级的节点下面，才是底层的节点。如果假设每一纽带能够产生的经济收益是常量，那么，如图4.27所示的社会，基尼系数应当高于0.9，如果不是高于0.99的话。在另一极端，根据图4.22提供的数据，互联网（WWW）的拓扑结构很接近完全随机网络——团聚性很低（0.11），并且平均距离较短（3.10）。由此判断，在互联网（WWW）虚拟社会里，平等程度其实很高，例如，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2。

根据汪小帆2003年的文章，与随机网络相比，无尺度网络有更短的平均距离和高得多的团聚性。这是因为，无尺度网络的生成机制之一是黏着偏好——至少在日常生活中，黏着偏好是很普遍的现象。由此而发生的，是极少数占据顶端位置的节点，它们与极多数节点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极大地缩短了平均距离，并且有相当高的团聚性。以这样的顶端节点为中心的局部网络，也因此称为“giant component”——不妨译为“巨大局部”或“巨大的局部结构”。在网商平台里涌现出来的巨大局部的典型，当然就是“淘宝”或“天猫”——强烈的赢者通吃（幂律）结构。也因此，无尺度网络面对可能的外来打击，远比随机网络脆弱得多，只要顶端节点瘫痪，无尺度网络就可整体瘫痪，而这样的情形对随机演化形成的万维互联网（WWW）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汪小帆2003年文章的报道，在万维互联网当中瘫痪的节点数目占节点总数的比例哪怕高达80%，万维网仍可维持运转。

要知道，在真实世界里，能使巨大局部瘫痪的事件相当多，绝非仅仅是恐怖袭击。最常见的致命打击，已发生过多次，就是黑客和病毒。在人类经济生活中遵循效率原则形成的这些无尺度网络，与随机网络相比，于是显得十分脆弱。其次是来自经济生活内部的致命打击，有迹象表明，这是对既有秩序的日常威胁。例如，新的商业模式颠覆旧的商业模式及其巨大结构。典型的案例，我认为是“微信”带来的革命。假以时日，它是否能颠覆“淘宝”模式？值得期待。最近举世瞩目的另一案例，我认为是“优步”（Uber）带来的革命。假以时日，几乎可以确定，它将颠覆城市交通服务的既有商业模式。第三类可能的致命打击，我认为，基于政治经济的理由。例如，尽管社会多数成员遵循经济学的效率原则，但如果收入与财富的分配由于幂律而迅速变得非常不平等，难道不会激发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正义诉求吗？前几年风行欧美和香港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基于政治经济理由而发生的——这些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只是不喜欢幂律的结果：不到0.1%的人占有超过99%的财富。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可以写出“网络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在效率原则导致的节点度数的幂律分布与稳定原则导致的节点度数的均匀分布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权衡。考察真实世界的无尺度网络的幂律的斜率，即图4.26中公式（2.2）的指数“γ”，典型地，它的数值在2与3之间，即2＜γ＜3。这一数值意味着，任一节点，它与其他k个节点有直接纽带联系的概率，正比于k的负2次方至负3次方这一水平。所以，在面对上述的永恒权衡时，我们必须求解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必须保持怎样的纵向流动性，才可缓解幂律引发的潜在危机？

斯坦利在上引2000年文章里指出，如果真实世界里最常见的幂律发生机制是“黏着偏好”，那么，有两大因素天然抑制“黏着偏好”的幂律倾向：（1）节点的天然老龄化过程。首先，只要有代谢过程就有老龄化，所以，生物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其次，关于感觉的“韦伯—费希纳”边际强度递减律意味着，人类情感的强度是随时间而递减的，所以，诸如“友谊圈”这样的情感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2）节点需要支付的维持纽带关系的成本随着节点度数的增加而上升的倾向。假设以金钱行贿，那么，使贿赂有效的贿款额，显然随竞争激烈的程度而增加。因此，任一官员从任一节点接受的贿款额，正比于向他行贿的节点的数量（即行贿关系的社会网络节点度数）。其实，哪怕他只与两个行贿者建立纽带关系，只要这两名行贿者的竞争能够持续升级，贿款额就可上升到极高水平。在中国社会，“拜年”曾经是行贿的重要方式。根据成本抑制幂律的道理，我们可以推断，拜年网不服从幂律。另一经典案例，我认为就是“百度”与“莆田系”之间的冲突，详见《财新周刊》2015年第14期封面文章“莆田大战百度”。冲突的缘起是，莆田系的近千家医院必须竞争贿赂百度，才可使莆田系的任一家医院在百度保持排名的位置，终于，莆田系大佬们意识到他们的医院已沦为百度的打工仔。

除了斯坦利指出的两大天然抑制因素之外，一个社会是否可能建立其他的收入分配幂律倾向的抑制机制？当然，那就是去年风靡世界的明星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富人课征税率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税率“不现实”。因为，一个社会面对的最重要的权衡，如上述，是效率原则与稳定原则之间的权衡。如果对个人收入征收税率如此高的所得税，还有谁愿意创造收入呢？换句话说，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稳定原则，社会将怎样维持效率原则呢？道理很简单，网络政治经济学第一原理，无非是以往经济学家所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伟大权衡”在网络时代的翻版。这就再次应了那句老话：本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将反复出现，犹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

最近，2014年12月，斯坦利与几位合作者在物理学期刊EPL（108[2014]，58001）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题目是“Dynamic Motifs in Socio-economic Networks”（可译为“社会经济网络的动力学模式”）。根据斯坦利等人对全球海运网络与产品量身定制配送网络的研究，如果网络是持续演化的，那么，局部结构的演化模式有两项决定因素：（1）persistence——直译为“固执性”，但不易懂。顶端节点对客户的影响力可以十分持久地吸引这些客户。显然，客户离开节点甲而转向其他节点的风险，正比于节点甲在网络中的地位，尤其是如果甲已经是顶端节点。因此，颠覆顶端节点以及基于幂律分布的收入与财富，可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次的打击。（2）influence——可直译为“影响力”。斯坦利举例，有两家企业竞争同一客户，这名客户以前只与其中一家企业有业务关系，但是不久就与另一家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他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企业对客户有很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甲和乙在客户当中有影响力，如果甲与另一家企业乙同时与客户丙有业务关系，但是甲还与客户丁有业务关系，而乙尚未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那么，斯坦利推断，不久，企业乙将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其实，这是网络分析最常说的“三角关系”（triad）的翻版。根据三角关系的原理，如果甲和丙都是乙的朋友，那么甲和丙将很难长期保持互不相识的局面。对于斯坦利这篇文章，我们不妨概括地认为：固执性是维护顶端节点的力量，影响力是颠覆顶端节点的力量。

纽曼在2000年综述文章的结尾部分介绍了另一种小世界模型，如图4.28，似乎更接近中国社会网络的情形。图4.28显示的小世界模型，基于瓦特的小世界模型，但在规范网络之外增加了几个度数极高的节点，而不是随机改接原有的节点。这些度数极高的节点的纽带，随机地联结到原有规范网络里的节点。由于增加的节点具有极高的度数，故网络的平均距离迅速缩短。又由于增加的节点并不降低规范网络里原有节点的团聚系数，并且增加的节点数量很少，故新的网络可以保持很高的团聚系数。这两方面的考察表明，新的网络是一个小世界网络。

我认为图4.28显示的模型远比瓦特的模型更接近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传统社会状况。在描述传统社会状况时，我常引述费孝通的观察。根据他的观察，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是由许多同心圆交错而成，其中每一个同心圆的圆心代表一个中国人，从他到其他人，依照远近亲疏而有不同的距离。这样的描述，与梁漱溟的观察是相通的。梁先生不同意阶级斗争学说，他以三句话概括中国传统：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阶级无涉。因为中国社会有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所以很难形成边界固定的“阶级”，故梁先生说中国社会是“阶级无涉”的。当然中国人也有社会分工，但如梁先生所述，那是“职业分途”，只不过是分途。甲和乙在职业上分途，在另一些地方还要合流，因为毕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甲的关系网或远或近包含着乙，反之亦然。费孝通与吴晗在《皇权与绅权》里描写的那些乡绅，就是图4.28里那些连接度特别高的节点——往往可以直达朝廷，由他们维持中国基层“熟人社会”的稳定性，并且由他们与基层之外的其他局部网络保持联系。

回到图1.5，我未能勾勒更广义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因此，图1.5所示的来自各专业领域的模型，至今依然是相互分离的。我在这篇文章里的论述，至少具有某种说服力，让我相信这些模型之间存在深层联系。

为了探讨这些深层联系，我需要返回图1.2，然后研究图1.1所在的原图，即图4.29。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试图解释行为，当然是对行为赋予理性化解释，也就是说，当经济学家感觉某些行为不合理的时候，他们首先需要探讨一些能够理性化这些行为的假设和命题，这样的探讨，最终总是可以将任何行为理性化的。这种理性化的解释过程，就是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如图1.1所示，每一行为主体的任何行为，不论多么怪异，最终可以嵌入于图1.1右上角展示的那个关于幸福来源的三维空间，于是，姑且不论是否陷入“套套逻辑”，也不论社会学家或其他领域的学者怎样认为，我们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理性能力有限或无限的行为主体的目的，就是追求主观感受到的幸福。

我特意在图1.2右上角写了这样的文字：嘉映（即陈嘉映），what is a good life，这是他2015年新书的标题，《何为良好生活》，十分适合放在这里讨论。对于哲学家或经济学领域之外的许多其他学者而言，行为主体追求幸福感，绝不是行为的唯一目的。虽然，我们经济学家仍坚持将其他全部目的简约为追求主观幸福——其他任何目的都可成为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的变量，不是吗？对于这一问题，我多年前写了一些文章解答过。例如，我那时喜欢探讨信仰问题。信仰其实很难用效用函数或无差异曲线族来刻画，因为，只要我们试着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两种事物X和Y，当然就假设了在X和Y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为得到较多的Y而放弃一些X，反之亦然。但是，信仰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相互替代。我们很难相信，当一个人说他愿意为了增加2%的收入而放弃1%的信仰时，他还有什么信仰可言。所以，信仰似乎是“全有”或“全无”的例子。类似地，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说他愿意为了增加2%的收入而放弃1%的爱情时他还有爱情。如是，信仰和爱情都不能用无差异曲线族来刻画。将这两种事物排除在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将缺失最重要的两种幸福感的来源。所以，何为良好生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求解的问题，尤其对经济学家而言，又尤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

贝克尔晚年写过一篇文章，与一位从墨西哥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合作者，Luis Rayo（2006年晋升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二人联名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 ，标题是“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直译为“演化效率与幸福”）。他们运用了一些不常见的技巧，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物竞天择，在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下，人类有了感受幸福的能力，并且人类为追求幸福而采取的行为恰好有利于人类繁衍。所以，幸福感之于人类而言，是符合“演化效率”的。据此，我们不妨相信，图1.1右上角显示的幸福感三重来源，不论是否可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毕竟是符合演化效率的——当然颇有套套逻辑的意味，不仅爱情符合演化效率，信仰也符合演化效率。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目标，由于我们的有限的理性能力，嵌入于我们想象中的幸福感的三维空间。随着阅历、知识、感悟和智慧的积累，我们想象的幸福感来源持续地发生改变，也因此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行为，其实只是行为主体的行为与情感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截面。怎样从这一截面推断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与情感模式？此处有很多方法论议题，图1.1展示的，是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我可能最后才有机会来介绍这里的方法论议题。

现在，让我们想想，追求幸福？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或者，什么是幸福？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表明，人类的五种原初情感是：惧怕、悲哀、快乐、愤怒、厌恶。然后是派生情感，有十几种或更多，例如羡慕、希望、怨怼、惆怅、失望、哀婉……取决于语言能够表达多少，以及每一个人的感受的敏锐程度。有时候，我们还要谈论“第三层次的情感”，即派生于派生情感的更微妙的情感，例如，我喜欢讨论的两例——又爱又恨，又悲又喜。主流的脑科学家相信，这些情感激活不同的脑区，于是，当我们感受到复杂的情感或冲突的情感时，必定是我们的扣带前回接收到了不同脑区传递的不同但同等强烈的情感信号，许多困惑由此而生，导致包括自杀和疯狂这类非理性行为。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幸福感吗？我考察了人类语言能够表达的绝大多数情感，我认为这些情感主要是负面的。即便少数几种正面情感，例如快乐、幸福、爱、希望、勇气、高尚……它们的理由，我意识到，归根结底仍是帮助缓解我们的负面情感。其实，近代最初讨论人性问题的培根，曾告诉世人，所谓“幸福”就是减少“痛苦”。这一观念也影响了边沁，他于是告诉经济学家，将人类牢牢绑在功利主义神殿前的是两种基本情感——快乐与痛苦。所谓“快乐”，其实可以表述为“较少的痛苦”。基于同样的逻辑，卢梭说，生而自由的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换句话说，当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其实是在追求较少的枷锁。

还记得扎克的荷尔蒙铁三角吗？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我们都是哺乳动物，于是我们的情感都要受制于这些荷尔蒙的激发与调节。五种原初情感——惧怕、悲哀、快乐、厌恶和愤怒，而快乐不过是较少的其他负面情感。我们最惧怕的是贫困、疾病、死亡，为免于这些惧怕的，我们追求金钱、知识、权力、地位、宗教或永生的希望。于是我们陷入永无休止的竞争，相互伤害，然后躲入神庙去祈祷和捐钱——为什么要祈祷和捐钱？因为，我们都明白最终我们将独自面对死亡。试着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在这张巨大的网络里，假如你已躺在临终的床上，谁——你的社会网络里的哪些节点——将在你床边？只有很少的几个节点能与你保持这样的纽带关系。就我而言，最可能就是我的妻子，如果你没有妻子呢？那么就是你的直系亲属——如果你是独生子女，那么，可能是你的父母在床边陪你。如果你床边没有任何人，只有你，等待死亡，那时，你最希望有什么？据我观察，是信仰——那是一种与更高存在相通的感觉。那时，死亡就不再是进入永恒的冰冷世界。因此，每天都有许多许多善男信女拜访杭州灵隐寺，烧香、捐钱、还愿，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以上所有这些，它们构成我们的全部生活？它们就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生活？

除非——注意，我在谈论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除非我们选择进入精神生活的维度。当然，精神生活那种完全的自足——如同我最喜爱的智慧心灵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晚年的那种完全自足的生活——要求我们有智慧，要求我们洞悉世界的本质，要求我们挣脱或抛弃物质生活维度和社会生活维度的几乎全部行为模式——这些模式一直是我们主观想象的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章，披露了这一选择的革命性质，我认为那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现在回到图4.29，我探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议题。首先是图4.30，我截取了图4.29的后半部分。

Alfred Schutz（1899-1959），有不同的中译名，许茨、舒茨、舒兹、舒尔茨，等等。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说许茨“是白天的银行家和夜间的现象学家”。许茨是米塞斯主持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晚近研究许茨的学者们再次探讨他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他最初不认识胡塞尔，但他写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篇好文章（《社会世界现象学》），胡塞尔读了非常赞赏，希望聘请他为助手。不过，因为其他原因，许茨婉拒了胡塞尔的邀请。这些原因之一，就是许茨当时非常需要保持那份银行家的工作。我常介绍许茨的作品，也因此结识了许茨作品在国内最优秀的翻译者霍桂桓（他正在翻译《许茨全集》）。

据我理解，许茨是将哲学现象学方法带给社会科学的第一人。如图4.30所示，许茨反复说过，社会科学概念应当对生活世界保持敏感性 。今天，不仅社会科学，而且我们的全部语言，都已严重地官僚化了。我写过文章论证“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呼吁反抗官僚化的概念。在实验教育过程中，我见过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将教科书里那些早已官僚化了的概念当作涵盖他们真实生活经验的知识，而他们应当努力做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就是将来自真实生活的经验注入教科书里的概念，从而挽救那些僵死的概念，让它们重新成为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在《论教育诸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里强调的“vital ideas”——有生命的观念。否则，它们就是怀特海批评过的充斥着课堂的“inert ideas”——怠惰的观念。怠惰，就是对生活不再有任何敏感性。

如果我们的知识（表达为许多概念）对我们的生活不再敏感，那么，我们为何要学习这些知识？这是克里希那穆提向我们提出过的问题，类似地，他问：如果我们的思想（由许多意象和观念构成）不再让我们洞察反而遮蔽着生活的真实性，我们还应继续生活在思想里吗？他指出，人类的思想早已僵死，它们只是从古到今人类积累在自己的文明传统里的一套一套的教义，可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是让文明重新变得有生命力。阿伦特（Hannah Arendt）坚持不用英文而用拉丁文表达她生命的最后作品《精神生活》“思想篇”这一章的标题：Vita Contemplavita。这里的“Vita”，意思是生命，用来修饰第二个单词“沉思”。这一标题的翻译可以是，“作为生命的思考”、“思考之为生命”、“以生命思考”，或者“在生命中思考”。

返回生活常识，这是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第一原则。虽然，常识早已被遮蔽，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丢失了常识的时代”。所以，我才反复推荐张五常和周其仁的风格——到街头巷尾看世界，只要还能走路，就要亲眼去看世界。如果常识被遮蔽而我们不到街头巷尾去看世界，那么，我们怎样重新找回常识呢？

第二原则，与保持对生活世界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就是批判性思考。我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和原理，我认为第一步就是发现反例。任何理论或观念必定有局限性，反例就是这些局限性的表达。批判，康德解释过，就是为观念划界——为任一观念找到它的适用范围的边界。所以，每一反例都为它批判的观念确立了一根界桩。我们从何处寻找反例？当然只能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贤者尝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每一个人都只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体验和思考经济学，而不是从教科书里学习经济学。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世界里获得微观体验，而不能从任何其他途径获得微观体验。我的推断是，“微观经济学”这一短语来自日语，而在民国初年，“microeconomics”的汉语翻译很可能是“个别经济学”——与另一个汉语短语“整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相对而立。在这一意义上说，体验原本就只能是微观的。虽然，“经济”这一短语可追溯至东晋，但严复坚持译为“计学”——1902年版《原富》的脚注：理财明富曰计学。

既然只能在自己的生活里获得微观体验，那么，每一个人就应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如图4.24所示，理解，意味着某种形态的“宏观”把握。凡“理”，例如“理学”，可能最早源于“玉之纹理”，逐渐引申为“论理”和“陈述理由”，再演变为研究人性之理，曰“性理”。——梁漱溟说：理性即性理，倒装而已。性理，或中国传统的理性，以伦理为本位，讲求人伦与天理，不讲求逻辑。西方传统的理性，讲求逻辑——不懂几何者，不得进入柏拉图学园。不论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传统的理性，都有整全理解之意——从具体经验上升到理的抽象层次。月映万川，要理解的还是天上的月，从殊相到共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一己之心推广至众心之理，从个别到一般。怀特海《思维方式》第一部有三章，标题分别是：重要性、表达、理解。我常阐述怀特海这三章体现的“正—反—合”辩证法：在任何理解之前，先要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一过程，我又常称之为“理解—表达—感受”三段论。颇接近阐释学循环，是逐渐深入的三段过程。我们读经典，最初无法深入，因为生活体验不足，此谓“重要性感受不足”。阅历渐长，每读经典都觉开卷有益，是因为切身的感受，通过经典作品的表达，展开了我们的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视角是静态的，从而可以完全由逻辑来表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上，我们感受到的任何一种重要性，原则上都可以有逻辑的表达，例如“数学模型”。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常常不写数学模型，他们的文字表达，逻辑足够清晰，以致任何经济系学生都能据此写出数学模型。也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确实走到了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它终结了。

图4.31的主旨是要阐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视角是动态的、历史的、演化论的，而不是静态的。演化论的视角究竟是否可能写出数学模型？我写过一篇长文，表达了我的怀疑。诚如海纳所论，有限理性本身就是不断演化的。

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将经济学思想史的基本议题表述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视角——不论这样的视角是否可能。从韦伯到许茨，再到当代有思想的经济学家，一方面顾及逻辑的表达，一方面顾及历史的表达，他们的叙事充分展现了这种紧张关系。

我在“简短的序”的结尾部分大致描述了我想象的未来的行为经济学的数理形式，我认为应当有关于均衡或极限环存在的可能性定理及针对这些定理的反例，从而，类比于微分方程定性理论，行为经济学家将能够推断特定假设下的“社会系统”在相空间里的可能区域。只在稳定均衡或稳定极限环附近的区域，社会系统才有“均衡”可言。网络局部性的演化，如同博弈均衡的漂移倾向一样，将导致社会系统从既有区域向其他区域“漂移”。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这样的漂移很难得到解释。对行为经济学而言，因为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是共生演化的，所以这样的漂移不仅很容易解释，而且似乎是必须有的。

例如在社会网络的微观层次，甲与乙之间的关系（纽带），可以是从无到有的关系，可以是从弱到强或由强转弱的关系，还可以有关系的“休眠期”，还可以中断。并且关系的性质可以是情感主导的，可以是权力主导的或金钱主导的，当然最常见的是这三类性质的混合，也可以从一种性质的主导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的主导。显然，甲与乙的关系是演化的。这里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微观关系的演化是否必定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有多种可能性。 UIMCxhJc1da3dS0G2bLuo834fqKpJdqEn5/SnsKKjtXfeIWhit3n9ycR+ge7RH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