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模型的诸多涵义足可表明“本能”、“成见”、“道德规范”都具有重要的演化论功能，它们有助于改善有限理性行为主体的生存概率。在行为主体墨守的各类成规当中，引我长期关注并且我认为最有希望被纳入行为经济学基本模型的，是人格（personalities），或气质（temperament）。

图3.1给出的“人格”定义取自2004年出版的人格心理学教材。在心理学语汇里，“人格”指称一个人的情感定势（dispositions）最稳定的部分。人格学跟踪研究报告表明，在可比人群当中，一个人通常可以从25岁至82岁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发生显著改变。晚近发表了相当多结合了脑科学与人格学研究方法的关于合作行为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表明，在“大五人格模型”描述的五大维度里，行为主体的责任感和宜人性，与行为主体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显著正相关。

这里不能讨论荣格心理学，所以，图3.1是合适的开端。据此，人格被定义为个人行为与经验的深层原因。关于这些深层原因，人格心理学家尚未达成共识。他们的研究或探讨，可视为围绕着三大基本问题展开：（1）人格的描述问题；（2）人格的动力学问题；（3）人格的发展问题。

以往的人格学研究，基于大量的主观问卷（请被试描述自己的人格特征），借助于诸如主元素分析这样的统计方法，从被试使用的大量描述性短语或关键词当中寻找解释力最强的若干维度，称为“人格模型”。最早的人格模型与古希腊医生希波拉底（Hippocorates）和古罗马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us）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地理气候决定论，有“干—湿”和“冷—热”这样两大维度，于是形成四类气质——湿冷（胆汁质或易怒的）、干冷（黑质型或抑郁质的）、干热（多血质或乐观的）、湿热（黏液质或冷漠的）。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指出，人类心理结构存在两个维度：（1）情绪性，从显著到不显著；（2）稳定性，从不变到多变。冯特之后，现代最著名的人格模型是心理学家汉斯·埃森克（Hans Jürgen Eysenck）建立的，最初有两大维度——“内倾—外倾”和“神经质”。后来他积累了更多的临床案例，增加了第三维度——“精神质”。

检索文献时请注意，老埃森克的儿子迈克尔也是当代人格心理学的一位领袖人物。埃森克的人格心理学研究，早期深受荣格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晚期深受遗传学的影响。1950年代以来，几经周折，最终，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数据，大约在1980年代以后成为主流人格模型的，就是所谓“大五模型”，它有五个基本的人格维度，依照这些维度的英文字头，被心理学家称为“OCEAN”或“人格海洋”：（1）对新鲜经验的开放性（O），在这一维度之内有一些子维度——奇思异想、审美、新鲜感受、标新立异的行动、新观念和新价值；（2）责任感（C），这一维度内的子维度——能力、秩序、义务感、成就欲、自律、周虑；（3）外倾性（E），以及它的子维度——温暖、聚合性、肯定性、活跃、刺激寻求、正面情绪；（4）宜人性（A）及其子维度——信任、坦率、利他主义、服从、谦虚、温和；（5）神经质（N）及其子维度——焦虑、敌意、抑郁、自我意识强烈、冲动、脆弱。

过去十年来的人格学研究，尤其是2007-2012年间发表的几篇研究报告，意味着更抽象的人格模型，典型地就是“两维度”模型——心理稳定的维度（α）和好奇探索的维度（β），以及鲁斯坦（Phillippe Rushton，1943-2012）鼓吹的“单维度”模型——GFP（general factor personality）。

随着脑科学和基因学等研究手段的普及，人格学研究者更加关注诸如同卵双胞胎这样的基于客观评价手段的数据库。克隆宁格（Claude Robert Cloninger）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校区的工作，确立了基于客观评价手段的人格学研究传统。如图3.2所示，克隆宁格对人格的评价手段主要来自临床心理学、遗传学和脑科学，这些手段具有科学界承认的客观性，但也富于争议——例如去甲肾上腺素与情感障碍之间的关系。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去世之前长期任教于克雷蒙研究大学。也是在那里，扎克（Paul Zak）担任神经经济学中心主任，他有广泛的研究兴趣并发表影响广泛的文章，因此被视为一位引领潮流的社会理论家。他于2011年在TED发表的演讲，标题是“信任、道德与催产素”。图3.3取自他2011年发表于《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道德情操的生理学”。他试图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提供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神经科学基础。

如图3.3所示，构成扎克的荷尔蒙铁三角的是已知几十种激素中的三种：（1）催产素（oxytocin），又因分泌这一激素的垂体后叶而译为“垂体后叶激素”。研究表明，雌性哺乳动物对幼兽的温存程度正比于脑内的催产素水平。也是基于哺乳动物演化形成的这一神经化学递质系统，人类的同情心与催产素水平显著相关。（2）血清素（serotonin），又称“紧张缓解激素”，它是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之前（大约3亿年前）的腔肠动物演化阶段开始形成的一种激素，与“饥饿感”密切相关。临床观察表明，抑郁症患者有显著偏低的血清素水平。（3）多巴胺（dopamine），大约在1亿年前演化形成的荷尔蒙系统，它也是2003年以来行为经济学家最熟悉的一种激素。大量研究表明，幸福感与多巴胺水平显著正相关。也因此，这种神经化学递质系统也被称为“鸦片回报系统”——吸食毒品导致的快感足以降低任何敌意或警惕性，从而诱致慷慨行为。扎克在2011年文章里论证上述三种荷尔蒙在脑内主导着人类的道德行为，故可称为“铁三角”，据此，扎克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提供了一个“同情—慷慨—惩罚”模型。

加州理工大学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和脑成像中心主任阿道尔夫（Ralph Adolphs）在博士后期间追随神经科学泰斗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杏仁核系统，故而，他的社会神经科学思想与他对杏仁核系统——该系统的许多功能之一是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密切相关。阿道尔夫是“社会脑科学”权威人物，图3.4取自他2010年发表于《神经元》杂志的综述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回顾并列出社会神经科学面临的观念挑战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在脑科学领域，我更推崇对“社会脑”有核心贡献的两位女科学家——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社会神经科学部”主任塔尼雅·辛格（Tania Singer）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若贝卡·萨克谢（Rebecca Saxe）。

辛格1969年出生于德国，她的父亲沃尔夫，据“维基百科”，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脑科学家。她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获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2000年最佳博士论文金奖，后转任苏黎世大学，并于2008年担任苏黎世大学“社会神经学与神经经济学”讲座教授，2010年返回德国就任现职。当代公认的苏黎世学派领袖是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家费尔（Ernst Fehr）——曾获诺贝尔奖提名，他主编了2014年第二版《神经经济学手册》，定期在麻省理工讲课。年轻的辛格于2004-2006年在《科学》《自然》《神经元》等杂志发表了她的脑科学实验报告，令人信服地证实，每一个人脑内确实存在“同情共感”神经元网络——集中于大约8个脑区。

关于同情共感神经元网络的最新研究报告，是由更年轻的萨克谢及其同事于2015年发表的。萨克谢在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9岁因发现了脑内“推测他人意图”（又译“同理心”或“他心理论”）的核心脑区（右侧颞顶交）而成名，2008年入选《大众科学》全世界40岁以下百名最优秀科学家。也是在2015年，她与阿道尔夫在《美国科学院通讯》联合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杏仁核系统是社会认知的整合中心，虽然，它的切除不会影响“同理心”的运作。

看图3.5和图3.6，辛格2012年分别发表于《神经生物学当代观点》和《神经科学年鉴》的综述文章，其中收录了她自己的主要研究成果。2015年1月，辛格应邀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标题是“关于悲悯的神经科学”。最近几年，辛格与常驻尼泊尔的法国藏传佛僧（也是分子遗传学博士）利卡德（Matthieu Ricard）密切合作，研究冥想时的意识与脑。我在北京大学“行为经济学”课堂上提过，从1998年开始，达赖喇嘛与脑科学家每两年一次的对话。第一次对话发表于1999年，标题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意识：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关于脑科学和佛学的对话”。最新的对话，2015年由辛格和利卡德编辑出版，标题是《关爱的经济学：科学家、经济学家与达赖喇嘛关于利他主义和悲悯之情的对话》。

现在请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图3.18，那张图显示了人类脑系统一亿年来的演化。人类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有了分工与专业化，大约在胼胝体形成之后，才演化出“社会脑”——那些承担着“社会认知”功能的脑区，主要位于大脑右半球，尽管语言中枢通常位于大脑左半球。社会认知的基础是情感，在更深层的脑结构，形成于哺乳动物演化阶段，称为外缘系统。

辛格在图3.5和图3.6所示的综述文章里，报告了主要基于她自己研究工作的结论：被试“因自身遭受物理痛苦”时激活的脑区在被试“同情他人所受痛苦”时也被激活。当然，同情的强度受到尤其是复仇欲等许多因素的调节。

注意，辛格的研究报告意味着同情共感激活的脑区包含着承受物理痛苦时激活的脑区，但这两套脑区不是重合的，前者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认知脑区。图3.6所示的这篇综述文章，篇幅大约是图3.5所示综述文章的三倍，因此包含许多细节，核心内容是辛格在2009年一篇文章里提醒学术界关注的“岛叶”三项核心功能的研究。请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中关于脑区功能与脑区位置的关系可能服从的基本原则的讨论。岛叶，又称为大脑皮质的“第五脑叶”。因为，它确实是大脑皮质的一部分，它深藏在颞叶、顶叶和额叶的内侧，并与这三大脑叶邻接，如图3.7所示，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四讲。

图3.7取自图3.6所示的辛格2012年综述文章。很可能因为岛叶独特的位置，它一方面可以媒介来自哺乳动物演化阶段形成的“情感脑”（外缘系统）的信号和爬行动物演化阶段形成的“本能脑”（脑干系统）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媒介大脑信号。社会脑的另一核心脑区是扣带前回（图3.8和图3.9显示了它的位置），它是通常所说的“自我意识”中枢。

图3.8取自辛格这篇综述文章，据辛格报告，身体的物理感受信号映射到扣带中回，故通过扣带前回与扣带中回的交界，这些信号可呈现给扣带前回的自我意识。辛格指出，已发表的相关文献综述表明，岛叶前回与扣带前回，是人类“同情心”的最核心脑区。例如，我可以设想这样的过程：杏仁核系统首先从面部表情识别他人情绪的类型（惧怕、悲伤、高兴、恶心、愤怒），然后岛叶将这些信号与身体感受对应于同类情绪的信号相互比较，再将这些信号投射给扣带前回，以便将“他”的情绪与我的感受同时呈现给自我意识。

图3.9是我的ipad安装的应用软件“Visible Body”扣带回（并有英文和拉丁文名称）的截图。注意，下沿写的文字，在括弧内有“外缘叶”这一名称。事实上，如图3.10所示，扣带回确实是“外缘系统”的核心结构之一。

图3.10是我的ipad应用软件“3D Brain”最新版的脑图“外缘系统”。注意：（1）扣带回是大脑皮质在演化过程中向内侧折叠之后形成的脑区；（2）在大脑皮质从前额向内侧转折形成的转折点，即红色区域与肉色区域的交界处，有一著名的神经核团“伏隔核”，它就是所谓“快感”中枢——在它与下丘脑神经核团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多巴胺分布密度最高。其实，伏隔核是纹状体（尾核、豆核、苍白球）的前端 。

图3.9　扣带回在人类脑内的位置

图3.10　扣带回在外缘系统里的位置

这里，很适合介绍许明2005年12月9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如图3.11，他那时在加州理工大学随凯莫罗（Colin Camerer）做博士生。这篇文章的两位合作者，其一是他的导师，其二是阿道尔夫。根据他们的报告，人类在奈特定义的不确定性（即没有任何概率分布的信息时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时，激活的主要脑区是框前额叶（计划和对本能冲动的抑制）和杏仁核（惧怕），切除了框前额叶的患者不再对奈特不确定性有任何敏感性。这些事实，作者们指出，与确定性或风险（有概率分布的信息时）条件下的新古典决策理论之间构成明确冲突。此外，他们报告，哺乳动物脑内权衡损益的中枢结构——纹状体（尾核、豆核、苍白球）的激活水平，与预期收益正相关，但与奈特不确定性的强度负相关。许明2005年的这份报告，应当与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并列研读。虽然，由于卡尼曼的工作广为人知，我在课堂上和讲义里很少介绍，现在概述如下。

卡尼曼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与另一长期合作者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共同提出的“prospect theory”（通常译为“前景理论”），通常由两张示意图刻画，如图3.12（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2.17）和图3.14。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给定参照点，收益增量带来的快乐强度大约在增量的0.5-1倍之间（依赖于情境和损益的内容），而因损失增量而产生的痛苦大约是增量的2.5倍。给定损益参照点，例如，一位家庭主妇以1万元资金购买了一只股票。第二天，这只股票的价格上升10%，使她的财富增加了1000元，总共1.1万元。第三天，这只股票的价格下跌10%，使她的财富略低于最初的水平，总共9900元。根据前景理论（增加一些技术性假设），第三天她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大约是第二天她感受到的快乐程度的3-5倍之间。

前景理论的这一预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差距太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这位家庭主妇的财富总量仅仅减少了100元，无论如何也不应产生3-5倍的痛苦。当然，真实世界的行为学数据统计显著地支持前景理论。也因此，卡尼曼和史密斯（Vernon Smith）因各自实验成果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分享了同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宾（Matthew Rabin）在诺贝尔委员会陈述前景理论时，提供了一幅更清晰刻画前景理论的图示，即这里的图3.13（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7.39）。

拉宾出生于1963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在199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将“公平”（fairness）和“友善”（kindness）引入博弈论，其后连续发表三篇解释“拖延症”行为（procrastinating behavior）的博弈论文章，同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探讨“非贝叶斯决策”理论的文章。由于在上述三方面的贡献，他获得2001年克拉克奖，那时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讲座教授，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讲座教授。对于这位以行为经济学研究得到克拉克奖的年轻人（不到40岁），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授奖词最后一段值得转述：“以最大的原创性，马修·拉宾在演示一种新的基于心理学证据的严格经济分析方面比任何人走得更远。拉宾因使理论经济学模型切近真实行为模式而成为将经济理论‘人性化’的一位先驱者；他的工作对于改造行为经济学使之成为一门独特且极富生命力的经济学分支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学的每一部分都将极大地受到拉宾强有力的决策分析的影响。他完全应当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对比图3.12和图3.13可见，图3.13的原点被拉宾明确标记为“r”——参照点，这是因为它在前景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实在太容易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他们习惯于认为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的水平唯一地取决于他的财富总量，而不是财富的增量。现在，拉宾明确地将横轴标示为“c-r”，即财富的增量。如图3.13所示，我在讲义的这一页借助拉宾图示分析了著名的“门票”故事——假设你邀请女友乘车从北京大学到国家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是：（1）你在网上购买的门票在公交车上丢失了；（2）你在公交车上丢失了准备买门票的钱。请问，你愿意在歌剧院门口的票房买两张门票吗？

门票故事里的两种情形，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通常被归入不会影响决策的“沉降成本”——所谓“碎瓶不顾”，已经碎了的瓶子为什么还要回头顾看呢？可是，在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里，如果参照点改变——在这里就是“心理账户”的改变，完全可能影响决策。实验结果表明，统计显著地，当情形（1）发生时，你不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这两张门票的代价在你的心理账户里是已支付了的；而当情形（2）发生时，你更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你丢失的是钱而不是门票，所以在你的心理账户里这两张门票还没有支付代价。

通常用于刻画“前景理论”的第二张图示，如图3.14（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7.40），显示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想象中的以不同概率水平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权重）与事件的客观概率之间的关系。如图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的权重——即给予客观概率很小的各种事件过高的（超过客观概率的）重要性感受，同时倾向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各种事件的权重。典型地，买彩票的人倾向于高估中彩的概率。另一方面，吸烟有害健康，这是概率很高的提醒，可以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但人们普遍低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对于高估小概率事件，贝克尔有一个猜测：当人们想不清楚未来事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小概率负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严重，并且将小概率正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美好。对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事件，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习惯”——这些事件经常发生，于是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前述“韦伯—费希纳”关于刺激强度的边际效应递减律意味着，习以为常的事件留给我们的印象，强度是边际递减的，于是，我们倾向于低估它们的重要性。

回到图3.10，我需要结束关于人脑三套不同系统的讨论。外缘系统是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人类大脑皮质，尤其是前额叶，在晚近10万年突然有爆发式的扩张（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四讲），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独特的语言和理性能力。理性脑的爆发式扩张，使人类脑内在演化的不同阶段形成的不同结构之间很难完全“磨合”。所以，对人类而言，情感与理性之间常有严重冲突——导致自杀或癫狂等非理性行为。

现在我要介绍辛格2015年1月的达沃斯演讲。她对在场的听众（世界各国对政策制订有影响力的人）演示了她最近几年指导的“正念修行—同情—悲悯”训练的成果。容我解释“正念修行”这一短语，它的英文是“mindfulness meditation” 。Samash Alidina在2010年出版的《傻瓜正念修行》开篇介绍，“正念”在日文里的汉字表达是“念”——全心集注于此刻，这是正念修行的关键。卡巴金（Kabat-Zinn）的定义是：一种有目的地、不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读者检索维基百科不难看到，卡巴金的传承，其思想源流之一是铃木大拙（1894-1966） 。不过，卡巴金在以后开班培训时努力切断他的修行方式与佛和禅的关系，他主张不谈信仰，只修心性。也因此，他主要依托于医学院。

辛格将参与训练的人分为四组，其中一组是对比组，只学习正念修行。另外两组，在最初的三个月学习正念修行，在随后的六个月里尝试不同的训练顺序：（1）在正念修行的基础上，训练同情心，然后训练悲悯心；（2）在正念修行的基础上，训练悲悯心，然后训练同情心。此外，全部参加训练的人要在不同阶段训练“同理心”（即“他心理论”）。在全部训练过程中，辛格的研究团队收集被试的遗传学数据、脑成像数据和行为学数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孩子们，在不超过半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同理心的能力就有显著改善。辛格在达沃斯的演讲标题是：通过训练我们的脑，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费尔、辛格、萨克谢，他们从不同的知识路径进入神经经济学领域，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三讲。他们的研究主题有相当多的重合，但是，他们显然有十分不同的问题意识。费尔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大致还是经济学的，他定期在麻省理工经济系讲课，2006年浙大和北大的毕业生柯荣住和2010年复旦和北大的毕业生徐轶青分别听过他的课（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萨克谢的问题意识基本上是脑科学的，而辛格的问题意识则是社会政策的。南怀瑾去世前的几年里，常与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见面。那时，他告诉彼得·圣吉，东方静坐与西方的脑科学相结合，将使人们的行为产生革命性的改变 。辛格在2015达沃斯演讲的结尾部分指出，她的新方法将彻底改变经济学及其模型。因为，经过“正念修行—同情心—悲悯”的训练之后，人们不再是冷漠的，他们在经济决策中明显地倾向于顾及他人和环境。个人不再孤立，而是在社会网络里。 rhfZD2VaiOFTM0LlZ0CN+R+ccMHvDJh4CxHzXWKKR+y+Z31O04xtBpg4di9SbO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