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010年10月16日/下午1 : 00—3 : 00/二教105

我们前三个星期的课程，引出了这张图（图4.1，即图3.24）。在均质社会网络里引入个性之后，产生了局部之间的差异性，称为“局部性”。

每一个局部至少包含一个节点，所以，这个局部对这个节点而言也称为节点的“邻域”。每一节点的纽带于是分为两类，与邻域之外的节点连接的纽带和与邻域之内的节点连接的纽带。前者称为“群组间纽带”（intragroup ties），后者称为“群组内纽带”（intergroup ties）。

仿照Duncan Watts 2004年那篇论文（参见图2.9）的一维环状网络的初始状态，我们从一个有序社会开始讨论：每一个节点有2个群组内纽带，连接到它的左邻和右邻。同时，它还有2个群组间纽带，连接到它的左邻的左邻与右邻的右邻。然后，群组内纽带可以随机地改接为群组外纽带，由此形成不同程度的“小世界”网络。

未来三个星期，我们主要考察从什么样的局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可能涌现合作秩序的扩展过程。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局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不能涌现合作秩序的扩展过程——涌现出来的合作秩序很快消失，社会最重瓦解。比较而言，在拓扑学里，我们常常考察一个拓扑结构的一个性质，看它是否能“遗传”给它的局部。在网络社会科学里，我们常常考察一个局部结构的一个性质，看它是否能“涌现”为社会整体的性质。例如，我喜欢讨论的同性恋现象。在人工婴儿技术之前，同性恋行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行为，因为后代与母代数量之比是0，适存度是0，当然就是不适应。可是同性恋普遍见于人类各时代和人类以外的许多高级动物群体，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长期延续的行为。保守的估计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个体大约占个体总数的5%。上述这两项观察于是意味着，同性恋是一种局部性质，并且长期保持在特定局部之内。换句话说，它不能涌现为社会整体的性质。

这是理论的思路，在进入理论之前，我们要观察现象。请看图4.2：

我们首先观察一般的动物，根据例如威尔逊提供的生物学家的观察，我们见到社会性动物和没有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是动物行为的“性状”，所以也可以有统计描述，例如，用正态分布密度来描述。于是我们看到，有典型的社会性动物，有不典型的社会性动物。猫的社会性，我讲解过，很弱，可能是不典型的。然后，在具有社会性动物这一性状的动物当中，我们继续分类，有哺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鲁迅是最早将达尔文进化论介绍给中国人的，1907年，他当时使用的术语是：有胎盘类动物和无胎盘类动物（参见图4.8）。今天我们中文通例是哺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总之，回到图4.2，首先，动物与植物的区分在于植物缺乏个体性而动物有了个体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知道的事情。其次，社会性动物如蚂蚁和蜜蜂，只是昆虫而不是哺乳动物，我们说它们没有情感。所以，在社会性动物当中，对行为经济学而言，可以区分有情感的和无情感的这样两个类型。第三，即便没有情感，只要有了社会性（群性），每一只动物的个性和群性，就是可以共生演化的，因为在它们繁衍和交往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偶然因素导致的许多局部性，而这些局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涌现出一些社会整体的性质，例如“语言”，最原始的白蚁和胡蜂，都有自己的语言，这是它们的整体性质。所以，每一只动物身上存在着个性与群性的共生演化。至于何种性质涌现出来，依赖于社会网络的结构，这是图4.2右上角和右下角“网络”和“结构”这两词的含义。第四，在社会性哺乳动物里面，社会情感的演化很丰富，涌现出诸如人类的派生情感和更多级派生情感这样的复杂性。这是最近一亿年以来的事情，哺乳动物脑的演化，有了梦境，有了复杂情感。这些情感在特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之内，影响着局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特定的文化传统。

情感性，很难有更科学的分析。因为我们甚至无法科学测度每一种情感。我希望在将来，这是可能的。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写作于1975年，他发现社会性昆虫的行为与人类行为，有很多共享的性质。于是，他萌发了创立社会生物学的设想。下面的两张图，这里是第二次出现，我已经讲解过了，参见第三讲的图3.74和图3.75。你们也可以少许浏览威尔逊的《昆虫社会》这本书，他在那本书开始的部分用很长篇幅讨论怎样测度动物的社会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研究者们不能达成基本共识，那么，每一研究者的经验，与其他研究者的经验，就很难交流。度量，这是科学的要求。你可以很容易地产生一个观念（idea），但科学要求你为这一观念赋予结构（参阅金岳霖《知识论》），你在一个观念之内细致地区分它的诸要素，A、B、C、D，等等，这不是结构，这是要素。你必须考察这些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产生金岳霖先生描述的结构，例如，从A到D和C，再从C到B，诸如此类。你用各种箭头（单向的、双向的、无向的）表示你深信不疑或将信将疑的这些要素之间的一套关系。这就是赋予一个观念以你想像中的结构。这是你的想像，故而科学要求你检验你想像的结构。为了检验，你必须提出测度，你构建一些经验指标，它们或多或少可能近似度量你想像中的要素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三部曲，就是从观念到科学概念的过程。如果你不同意或无法完成这一过程，你产生的观念，就始终只是文学，不是科学。你可以写小说，但不可以从事科学研究。

社会的规模，是我们测度动物社会性一个重要维度。另一个维度，是社会存活的时间，这也是社会性的一个重要测度。如果群体经历太短的时间，例如几秒钟，就瓦解了，我们就不很情愿相信这是一种社会性。人类文明，汤因比研究过许多种，存活到今天的不过几十种，其余的数百种文明都消失了。收集了这两个测度的数据之后，我们可以画出密度分布曲线，就是这张图的内容。（图4.3）我们看到，简单昆虫社会呈现单峰分布，而复杂昆虫社会呈现出双峰分布。

单峰和双峰，就社会规模这一测度而言，意味着怎样的本质差异呢？我们说，呈现双峰分布的那些昆虫社会，见图C，典型地表现出两种不同规模，数量更多的是小型社会，数量较小的是大型社会。在小型社会与大型社会之间，存在一些模糊的规模，或许可归入大型或许可归入小型。这是任何一个性状的统计分布都会出现的“边缘”情况。只就典型社会（即位于“峰值”的社会规模）而言，图C表明，与规模小的复杂昆虫社会相比，规模大的复杂昆虫社会似乎能够延续更长时间。这表明自然选择的力量倾向于选择了规模更大的复杂昆虫社会。难以判断的，是图A，脊椎动物的社会性。这是因为，社会规模与存活时间，这两个测度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大致而言，我看到的是位于“社会规模—存活时间”平面内的一组反比直线，每一直线连接了社会规模轴上的一个数值和存活时间轴上的一个数值。只是沿着每条反比直线，密度分布呈现为正态的（钟形曲线）。直观地说，如果我们将图A的这组分布密度曲线的峰值连接起来，就得到一条在社会规模与存活时间之间的正比直线（或类似直线），它代表了大多数样本的情况，似乎是，社会规模越大的脊椎动物社会，存活时间也越长，但这样的社会，数目很少，所以密度的峰值越来越低。但是由于那一组反比直线，每一个给定的社会规模，可对应着许多不同存活时间的脊椎动物社会。今天，我们不能讨论这样复杂的情况了。

以上是威尔逊提供的生物学家的数据。然后，在他这部著作（《社会生物学》）的第二章，威尔逊教授提供了常见于动物社会和灵长目社会的七个结构类型，见图4.4。

图4.4第一行的两个结构，其一是有固定活动领域的鸟类社会的结构，水平的，群体间纽带数量很少。这样的网络结构，让我们想到人类远古的洞穴经济。其二是鱼群的结构，和鸟类一样，这里不出现科层制度，只有单一水平的权力交换，但鱼群显然比鸟类更喜欢建立群体间纽带联系。

现在看图4.4第二行的三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刻画人类信息网络，有科层，但各科层之间有双向纽带联系——“下情上达”，作为对比，第二个结构刻画人类军事组织，纽带是单向的，命令从较高科层下传给较低科层。信息网络的科层联系虽然是双向的，每一科层却只有一个节点有权向上一科层传递信息，这很可能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图4.4第一行第三个结构刻画了狒狒群体，你们阅读《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Second Nature：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的时候，可以看到第7章关于阿拉伯狒狒行军时的一张照片（助教在北大校园里的复印店制作了电子版），很接近人类组织。行军的时候，有伍长若干名，在队伍两侧行走。参见图4.5，但因为扫描质量低，照片不清晰，依稀可见狒狒行军的队形。狒狒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与黑猩猩不同。我们知道，黑猩猩的性资源配置，以暴力为准则。每一群体内的雄性黑猩猩，依靠暴力统治其他猩猩，并且在发情期独占全部雌性。因此常有年轻的猩猩挑战年老统治者，导致了图4.4第三行第二种社会结构。黑猩猩的体型也因长期借助于暴力配置性资源而有显著高于其他物种的雄性体积与雌性体积之比。雌性不必借助暴力所以维持原有的体积，而雄性的体积则演化得越来越雄壮。有趣的是，狒狒白天行军时，以大规模群体出现，通常数十只或上百只一起行动。但因为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生活，所以，它们晚间休息时，是三五成群而不是数十只或上百只聚集在一起。许多鸟类飞行时也如此，群体规模依场合而有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规模较大有利于分摊风险，规模较小有利于养育后代。

图4.4第三行的社会结构，叶猴的和黑猩猩的。后者我们刚刚介绍过，前者，我很不熟悉。根据百度百科“白头叶猴”条目的介绍，白头叶猴（图4.6）比熊猫更珍稀。白头叶猴的社会结构，以雌性为核心，这些雌性叶猴之间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图4.4显示的叶猴群体在科层之间的弱联系，以及在同一科层之内，很可能以雌性为核心，十分活跃的小群组间纽带联系。除了白头叶猴，你们还可以检索到“黑叶猴”的百度百科词条，似乎比白头叶猴的词条更详细。与白头叶猴一样，黑叶猴社会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同一科层之内观察到许多“互相理毛”的行为。

现在请看图4.7，关于人类的社会性的考察。人类社会最显著的性状是它的文化差异，图4.7左下角，我写了“文化类型”。

我的讨论，主要是关注文化差异和人类文化的类型学问题，尤其是根据一位杰出的社会思想家埃利亚斯（Norbert Eiias，1897—1990）的报告。我在前年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里介绍过，埃利亚斯被认为是一位饱经磨难的天才，令人感动。他是曼海姆的助教，参与了知识社会学的创始工作。在德语世界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两卷本的《文明化过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有中译本），这是文化形态学的作品。他研究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民族的性情，这些著作现在有中译本。另一位重要的文化类型学家，是韦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ifred Weber，1868—1958），他的著作“文化类型学”，有中译本。为了使一个观念（此处就是“文化”及其差异）变成更加科学的，我们需要赋予结构和测度指标，我们必须区分文化的要素及这些要素的联系。根据我的阅读和观察，我用来测度人类各种文化通有性质的，是图4.7左侧列出的三项指标——社会规模、团契性、创造性。

这三项指标似乎对应着威尔逊提出的动物的一般社会性的两项指标，但是，我们知道，文明或文化的比较研究表明：有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文明，没有存活很长时间。相反地，有一些最愚蠢的文明，反而生存到今天。这一性状，使我们人类文明本质地不同于一般动物社会。我提出的这三项指标，它们联合测度的，是一个文明已经或可能达到的水平。注意，一个可能达到极高水平的文明，却未必能够存活到那时，也未必具有最大规模。所以，这三项指标必须联合测度文明水平，缺一而不可。例如，文明与社会规模，当然有统计关系。哈耶克相信（参阅《致命的自负》人口学和宗教学的附录），存在着正比关系。但汤因比和梁漱溟，或许不同意哈耶克这一见解。我们姑且认为，文明程度与社会规模之间，有远比正比或反比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社会规模这一指标，不能单独测度一个文明的水平。另外两项指标，“创造性”直接与文明程度相关——或许永远是正比关系？“团契性”可能与文明程度非线性相关——例如，野蛮社会的团契性很高，现代都市社会的团契性很弱。

上述三项指标与文明程度的关系，联合作用，决定了一个文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我写在图4.7的下方了。然后，我继续写了“集体决策”和“诱致仿效”这两个语词。先考察各民族的文明，图4.4首先列出的，是犹太民族，这是公认最富于创造性的一个民族。如果按照每百万人拥有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技术，犹太人的比例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各民族。这是无可置疑的，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这三位对当代人类影响最大的犹太人，到更广泛的犹太人对世界的贡献。不过，对犹太民族性格的研究，由于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扭曲，客观的数据收集，是晚近二十年的事情。

另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是德国人，排犹最甚的一个民族，所谓“日耳曼人种”。这两个族群，如果以专利申请这一指标测度，为人类贡献了最大比重的发明。美国全部科学成果的几乎60%，或更多，可以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被纳粹德国排挤到美国的犹太人，其余的科学与技术成果，可以归因于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德国人。世界上，真正有强大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能力的民族，几乎都是小民族，至少规模不如中国这样庞大。你可以宣称“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创造的，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况且资料不很详实，以致很难将当时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与西方列强作一比较。我们说，文化类型学，首先是不同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冷战时期，俄罗斯人的创造性远远超过中国。我们现在的国家发改委，“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当时，有一位负责科学与技术的副主任，他告诉我说，苏联的专利数量，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你们明白这一比例的含义吧，苏联的人口和物质生活比西方社会落后许多，但创造性指标，以专利数目为测度，远比中国高。你可以建构测度中国人创造性的指标，但不能是每一家庭的孩子数目，生孩子多通常不说明创造性强。你要论证中国人的创造性，你必须有可测量的概念，而不是仅仅一个观念。

英国人或美国人，牛顿和富兰克林，是他们的两位代表人物。这是富于创造的两个人物。根据一本畅销书的描写（中译本《天才辈出的时代》），在斯密的时代，中产阶级社会的时尚就是后院里摆放的各种各样的实验设备。与目前我们中国的富裕家庭相比，人家那时候聊天，谈资是这样的，“昨晚我又发明了一样设备……”，那位搭腔了，“……你的发明，我认为还不如我前天晚上的发明”。我们这儿的风气，是这样的，这位说，“我刚刚买了一辆法拉利，不过不是最好的那一档”，那位说了，“我刚好打算买一辆宾利”。你们说，根据幂律，社会风气如此，个人创造性怎可相提并论？

我们相信，当时世界的绝大部分专利，产生于英国。然后，经过诸如马克·吐温这样的精英人物的鼓吹，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才逐渐成为专利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越了英国。英国人的创造性与德国人的相比，有怎样的差异？我认为很像是日本人相对于苏联人的那种创造性。前者的频率很低，但每一项都特别重大。后者时常发生，但都不是很重要。例如，英国人对待微积分的态度，很可与德国人相比。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明权的争论，其实主要是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争论。不过，德国人不很在乎，莱布尼茨这样的天才，德国有不少。歌德，被认为是德国最大的天才人物。牛顿在一百年时间里被英国人视为天才，虽然他确实也是天才。但这两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天才人物显然有不同态度，德国人不很在意，而英国人太在意，坚决不采用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符号体系，可是牛顿的符号体系太不好用，因此，英国数学发展被拖延了几乎一百年。可是，英国人创造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实用精神，与德国人相比，英国人特别关注应用，英国的科学家和技术家都是经验主义者，而他们的德国同类几乎都是柏拉图主义者，后者也称为“理性主义者”。

另一个维度是“团契性”，或社会网络语言，团块性或集聚性。涂尔干划分人类社会为两种，古代的是团契社会，现代的是有机社会。古代民族囿于熟人社会之内，相当于无限次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所以合作水平很高，团契性（soiidarity）由此而来。现代社会分工发达，涂尔干担心，分工发达导致个人主义精神充分发展，然后就可能有人与人之间强烈的疏离感。后者，是有机（organic）社会的性质，大家都像是有机体的零部件，相互之间配合得很好，却未必有情感联系。

第三个维度是“社会规模”。你们知道吗，描述任何一类现象或观念，如果你只用一个或两个维度，我们会说你的模型太简单，不够复杂。如果你用了四个更多的维度，我们会说你的模型太复杂，很难理解。人脑就是这样的，似乎最适合它的智能程度的，我称为“最简单的复杂性”，就是三维空间，不多不少，只能是三维的。康德如此，爱因斯坦如此，其他领域的情况大多如此。所以你们不能嘲笑我，说我只用三维空间。

有一次杨小凯路过夏威夷，他是留美学生里，经济学专业的，最优秀的一位。他这样问我：丁丁，你知道在美国，中国学者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是犹太人，他们阻碍我们向上发展。我很惊讶，我长期记住了小凯的这一见解，虽然他现在已经在天上了。我相信他对于重要性的感受，如同我相信周其仁的感受一样。他们这样的人，有对特定社会的特定重要性的超常感受力，一旦感受到了，虽然表达不出来或表达不确切，但我相信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所以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感受的表达，我认为那里一定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国内的经济学家，我认为这两位的感受能力是超常的。一位已经在天上了，另一位还健在。……所以，你们要保护我们周其仁。（笑声）

许多年以后，我问我的一位美国教授和朋友，他也认识小凯。我问他对杨小凯的上述见解他怎么看。他沉默一刻，然后点头说，杨肯定抓住了我们美国政治生活的要害问题。你们看，这些创造性很强的民族，他们相互之间有十分激烈的竞争。小凯的感受，我那位老师认为是抓住了美国政治生活的要害。与犹太人比较，我们中国人完全缺乏团契性。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常听到那里的中国人说，最不要居住的地区就是唐人街，你进入那里生活，你就不是“高等华人”，虽然我们常去唐人街吃饭，吃过就离开。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长期呈现的一盘散沙的政治状态。犹太人在全世界，都最具有团契性。所以，犹太人和中国人，在这一维度上皆然不同。王小波说过，中国人早熟，太聪明，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什么都不在乎，我们玩世不恭，宿命，或其他任何一种最聪明的人生观。总之，不认真。这是我们的“国民性格”，虽然，我对这一语词保持警惕。奥曼是以色列民族英雄，他参加了“阿以战争”，从坦克车阵营里救出一名战友。总之，他是民族英雄，他和谢林分享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演说里，他声称，你们因我的这些贡献而颁奖给我，其实，我的这些贡献源自《塔木德》的智慧。你们知道以色列的这部典籍，《塔木德》，我见到书店里有中译本。

人类社会的上列三维度，我认为使人类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你还可以设想是否还有其他维度，能够取代我提出的这三个维度。我现在认为，这已经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好的“文明”度量了。我们比较了人类社会的一些特殊样本，在这三个维度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比较迅速变得极其复杂，尤其是在各民族的情感方面。

现在回到图4.7的那一行文字：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这是经济学家的老师，奈特，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的：一个社会能够达到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的人民能够包容怎样的多样性（与团契性有关），以及与此相关的创造性。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生存时间可真漫长，我们中国社会的规模也真够庞大，然而我们的创造性十分可疑。你可以争辩说，规模越大，文明程度越高。我们立即可以找到反例。蚂蚁，数量最多，威尔逊计算过，大约地球上的个体生命，每七个就有一个是蚂蚁。很多呀，但蚂蚁的文明程度，至少我们人类不认为它很高。

图4.8取自《鲁迅全集》。不过，你们从网络上可以找到的鲁迅全集，两个版本，都没有这一页。这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卷一页16。我们看到，1907年，鲁迅介绍达尔文的物种演化时，用的术语是有胎盘类和无胎盘类动物。胎盘和哺乳，是等价的关系。

下面这张图（图4.9），出现过一次，就是图3.18，当时我们没有深入讨论，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了。

哺乳动物演化，一亿年历史，最低等级的是无尾猬（opossum），在我们祖先的这一演化阶段，有了胼胝体（corpus caiiosum）。我的ipad有免费下载的教育软件，脑科学的，三维显示，很清晰。不过，ipad只能串行运算，我要退出幻灯片才可进入那个软件。图4.10，就是胼胝体的三维显示，有些像是木制品。你们可以读右侧的英文说明，胼胝体是联接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密集神经束。西方医学曾流行癫痫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将胼胝体切断。这样左右半球就缺少了联接，癫痫的发病机理，是信号在左右半球之间自激震荡导致的。胼胝体一旦形成，脑的左右半球就可以开始有分工和专业化。所以，脑的左右对称性，在一亿年前开始被打破。现在，人类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有了显著的功能差异。

图4.11的右图是X光透视下人体骨骼的肩部和头部，可以看到，脊椎上端（延髓）进入颅骨之后的那一段，脑干（万能的“干细胞”就源自这一段），中间是脑桥（Pons）。这是爬行动物的演化阶段，这一部分脑结构也称为“爬行动物脑”。然后，在脑桥顶端和外围出现了哺乳动物脑的结构，你们看到，在颅内中央的那一部分，色彩也最鲜艳。最外面包裹着的，是大脑皮层。这样的脑结构，我们称为“人脑三层”，或人脑的三结构，分别来自不同的演化阶段，有不同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功能。理解人脑三结构的功能及冲突，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因为这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关键环节，所以特别重要。

图4.11的左图，胼胝体，我加了一些文字。从图4.11的右图可以看到，在哺乳动物脑的演化阶段之前，脑干这一结构，是单一的，它不显著地区分为左右两半，但已有这两部分之间的浅槽参见下图，“脑干”：

中央浅槽，在哺乳动物脑结构，成为颅内中部色彩鲜艳的两个椭圆形半球。1970年代以后，哺乳动物脑的名称是“外缘系统”（iimbic system），也称为“情感脑”，在左右两半球内，各有一套。例如丘脑：

所以，我们谈到例如有长期记忆功能的“海马体”（hippocampus）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有左侧海马区和右侧海马区。我们谈到产生惧怕感的脑区“杏仁”（amygdaia）的时候，不能忘记有左侧的和右侧的杏仁。以及丘脑（thaiamus）的左右之分，诸如此类。这张X光图的中央部分显示的，应当就是左右两侧的丘脑、尾状体（Putamen）和尾核（caudate nucieus），它们是基底神经团（basai gangiia）的子结构，这一讲图4.47将显示基底神经团的主要结构。

现在回到图4.9哺乳动物脑的演化图。接着无尾猬的演化阶段，是负鼠的演化阶段，出现了“纹状体”（striata），这是最早的损益权衡机制。它的位置很独特，我们的大脑皮质完全展开之后，大约一平方米的面积。这样大的一块豆腐皮——大脑皮质的厚度相当于豆腐皮，它怎样装到头颅里面呢？演化各阶段，依照大脑各部分的发生顺序，最早发生的，无须折叠，最晚发生的，几乎肯定要折叠。

图4.14（见彩图）显示大脑皮层各区域的折叠情况，颞叶折叠最甚，可见它的演化阶段最晚。或许与颞叶同时发生的，是额叶，尤其是前额叶（Prefrontai cortex）和眶前额叶（orbitai frontai cortex），已经折叠到颞叶和额叶的内侧，看不见了。按照演化阶段，哺乳动物脑内有旧纹状体和新纹状体。旧纹状体包括苍白球。新纹状体包括尾核与尾状体。

图4.15是大脑皮质折叠的深层次，最接近纹状体的位置，称为“脑岛”或“岛叶”，字迹很不清楚，依稀可见吧。岛叶的外面就是我们的双耳内侧的那部分颞叶以及相邻的顶叶和额叶。从这块折叠继续向内部深入，就可遇到纹状体，基底神经团的结构，不属于大脑皮质。岛叶的位置，两侧各有一个，十分独特，同时邻接着三个重要脑区：颞叶、顶叶、额叶尤其是眶前额叶。所以，辛格2009年文章专门研究这一区域的三重功能（参阅第三讲）。

图4.16显示了被大脑皮质包裹着的脑干、海马、杏仁和丘脑等结构，以及哺乳动物脑的结构（杏仁核、丘脑、海马……），与爬行动物脑（脑干和脊髓）的关系。

图4.17

图4.18

图4.17截取自黄秉宪编著《脑的高级功能与神经网络》（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页，（即图4.48）。在新纹状体的外侧是岛叶，形状也确实如一个小岛。对哺乳动物脑而言，这是最初的损益权衡机制。注意岛叶和新纹状体的相对位置，它们是紧邻。这里包含在旧纹状体内的苍白球（内侧和外侧）被明确画出。这是脑的遗传结构，新生的细胞在遗传决定的“canned-in capabiiity”的指导下游走到它应去的位置，如果它能够满意地履行它在这一位置上的功能，那么，它在人脑3岁至6岁的“间苗”（die bach）期间不会被杀死。参见Rita Carter 1998年的Mapping the Mind一书第21页右上图及其文字说明（见图4.18），又参见杨雄里主译《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23章“神经系统的发育”。间苗期间没有被杀死的神经元，就成为社会网络里面它们既有位置的“结构洞填补者”。脑内的各种结构，都是这样发育成熟的。所以，纹状体和岛叶的紧邻关系，是遗传决定的，然后，这两结构内的细胞开始对经验事件分类，如果它们满意地履行了职责，就发育为成年细胞。因此，纹状体和岛叶的功能，是在遗传结构之后发育成熟的。演化效率要求各脑区功能的发育，应当基于它们的遗传结构。两个物理位置相距很远的脑区若承担密切相关的功能，神经通路就很长，似乎很不经济。我们于是可以从脑区之间的位置关系推测它们的功能关系。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图，是推测，需要科学观察的检验，基于科学的推测往往可以得到后来实证观察的支持。我希望，我的这些推测属于科学推测。

Mapping the Mind第21页插图（图4.18）说明文字的翻译：新生儿神经元联接密度最初非常稀疏（如左图所示），但在婴儿发育阶段，新的纽带联接以惊人的速度形成，在6岁以前达到联接密度的峰值（如中图所示）。然后，联接密度开始下降，因为许多不需要的纽带在“间苗”过程中死去（如右图所示）。成年人终其一生都可借助于学习新事物而增加神经联接。但神经元网络的纽带，服从“用进废退”原理（参见第八讲关于“达尔文原理”和“拉马克原理”的讨论）。用进废退原理意味着神经元及其纽带，使用越多的营养越充分，不用则死。图4.19取自杨雄里的译本《神经生物学》第22章图26，它显示了岛叶的折叠情况，可以看到岛叶有前回和后回之分，以及岛叶与尾核之间的联接，还可以看到纹状体与其他脑区的联接路径，例如它与大脑皮质和黑质的联接。

再后来的演化，负鼠之后，顺序为更大的颞叶，更大的额叶，更大的额叶（折叠成为前额叶和眶前额叶），以及更大的顶叶。这样，一亿年里，我们有了人脑主要脑区目前的折叠状况。我说过，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人类学家托比亚斯（Phiiiip Tobias）考证，直立人的双手可以离开地面摆动，这是后来成为“能人”的关键环节。那么，双手的自由，代价是什么？就是直立人骨盆变得狭小了。因为身体垂直站立，骨盆自然缩窄。于是生孩子的时候，胎儿头部不能太大，否则就难产死亡。用这位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的比喻，我们现代人都是早产儿。出生之后，必须经过很多年的养育，大约在25岁，我们的脑才完全成熟。这样，人类家庭的稳定性，对于“早产儿”的养育就是至关重要的了。人类家庭目前的结构，不见于其余的灵长目，因为它们不能直立行走。这项证据，支持托比亚斯的见解。

休息十分钟。

课间讨论

旁听生詹帅：刚才您说，一个观念要成为科学，必须赋予结构，并且可测度。

丁丁：是的，观念通常是一种印象，没有结构。科学方法要求给观念制订结构，然后，还要确立一些测度方法，这样，结构就是可检验的了。科学，一方面有变为科学主义的倾向，不好。另一方面，它极大加快了人类经验的积累速度，很好。

杨东睿：我认为法国人的创造性很强，但他们可能不愿意申请专利。

丁丁：是的，法国人很可能太崇尚自由，又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将自己的创造性看做是天下公器。专利，作为一项测度，肯定有偏差。

杨东睿：那么，用专利来测度创造性，肯定有扭曲。

丁丁：当然。例如，刚刚去世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我正在为《新世纪周刊》写这一期“逝者”栏目，就是10月6日去世的阿莱。他在诺贝尔委员会授予经济学奖之前很早，就在物理学界有了名望。他自己测验地球引力常数，发现根本不是一个常数，那是1959年，这项成果，让他同时获得了美国和法国的两个引力研究学术奖项。

上课了。继续讲解哺乳动物脑的演化。大约在7000万年前，形成了纹状体。它的位置恰好在两侧耳朵向里看的时候，穿过颞叶和岛叶，就是纹状体，它是哺乳动物权衡损益的主要脑结构。例如，小猴子见到一棵以前从未见过的香蕉树，它不知道是否应爬上去摘取香蕉。猴子是不会发生“概念”的，它们模仿母亲的动作，爬它们熟悉的香蕉树。我们人类有概念能力，我们见到一片云，几乎立即就能识别每一片云，说它是“云”。这样的能力，很神奇，至今，我们不很清楚它是怎样发生的。总之，猴子没有概念能力。所以，一棵陌生的香蕉树，就意味着风险，但这棵树上的香蕉很可能仍是美食。这时，就有了损益权衡问题，于是激活猴子脑内的纹状体。

接着负鼠的哺乳动物脑演化阶段，是树獭的演化阶段。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图4.19完全以人类为最终演化目标。故而这些样本串接起来的路径，似乎是在颞叶超常发育的方向上，也就是人类的演化方向，而不是例如某种鱼类的演化方向。保持这样的警惕性，好处就是，如古尔德在1998年为《科学美国人》撰写的那篇文章里强调的，人类其实起源于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在每一个演化环节，都有数千可能性让人类这一物种不发生。

大约到了3000万年前，我们的脑处于以恒河猴为代表的演化阶段。这时就有了视觉的发展，以及眼睛和手的协调过程。以后我们还要论及这一主题。我们人类的感觉运动中枢（中央沟回）对我们身体的表达，根据著名的潘氏图，手的代表比例是超常的，眼睛的代表比例也超常。事实上，人类前额叶的超常发育，与所谓“眼—手”协调密切相关。后来，在人类的根块采集与狩猎时代，这一部分脑区承担了“计划”功能。

图4.20显示“感觉—运动”中枢的位置，以及左侧颞—顶交的位置。

图4.21显示人类的语言中枢，集中于左侧脑半球。

大约在2000万年至1000万年的这段时期，人脑演化进入了大猩猩的阶段，顶叶变得更大，如上述，眼手协调诱致了更大的顶叶，包括感觉运动中枢和次级感觉运动脑区。更大的顶叶，使人类有可能发展自己的语言中枢，左侧“颞—顶”交。所以，在猩猩之后，这张演化路线图，指向人类演化，这是最近900万年之内的事情。

图4.22取自它最初的绘制者，当时在波士顿大学医院，现在伯克利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和脑科学家迪亚肯（Terrence Deacon）1997年发表神经语言学著作，The Symbolic Species：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如图4.22所示，指号（左方）的功能是指物，故而与真实事物对应，而符号（右方）呈现的是符号与符号以及指号与指号之间的联系。于是，符号可以完全独立于真实世界而传递它自身的意义。金岳霖举过的例子“飞马”和“金山”，没有真实事物，但仍是可以思议的符号。

从上述演化路径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大脑皮质的折叠顺序，反映了演化的阶段。在胎儿发育过程中，这一顺序不能错乱，例如，前额叶被折叠到了颞叶的外面，这就不对了。上帝会说：你的脑结构不正确。折叠顺序错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脑皮质内的神经元在形成的初期无法获得正确的互联，于是无法形成康德意义上的“先天”感觉秩序。极端而言，你的因果性联想很可能根本不同于正常人的因果性联想。这当然可能是天才，但更经常地，你会夭折，因为你不能适应环境。

在上述的人类物种的一般演化顺序的基础上，不要忘记哈耶克的“三重传统”假说，所以我们解释行为的时候，还应熟悉行为主体的个人史。例如，他是否属于紧张型？是否在紧张的同时还属于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格类型？诸如此类。去年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我详细介绍了人格学的模型。今年我不会详细介绍，因为要在网络社会科学方面花费更多时间。人格学研究的领袖人物是老艾森克（Hans Eysench，1916—1997，德裔英国心理学家，直到临终时，他是各种科学期刊索引率最高的心理学家）。老艾森克的儿子迈克尔也是著名心理学家（焦虑与认知的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翻译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教科书。老艾森克系统研究了人格问题，他首先提出了两个人格维度——E和N，分别代表“外倾—内倾”（extraversion-introversion，通常称为“外向—内向”）和“神经质”（neuroticism）。这两大分类标准，符合我们的常识，被广泛接受了。后来，老艾森克研究了富于创造性的人格类型，在两大人格维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维度“P”（Psychoticism），汉语译作“精神质”，与神经质相比，容易混淆，但我们没有更好的翻译。老艾森克的数据显示，P的得分强烈地正比于被试者的创造能力。当然，如果社会制度压制他的创造性，他的精力就会转向犯罪——创造性地犯罪。于是，老艾森克画了一条正态密度曲线刻画普通人的行为，又画了一条P得分曲线，向着正态分布的右端单调增加，于是P的高分数就对应着正态分布右端越来越稀少的反常行为（艺术、技术、科学和犯罪的创造性）。

总结一下，威尔逊教授告诉我们，演化有两种主要驱动力量，群性的和个性的。前者是“Phyiogenetic inertia”（族群发育惯性），后者是“ecoiogicai Pressure”（生态压力），这两个术语，我写在图4.9里面了。这两种力量表现在心理状态中，对应于群性的是人脑三结构之间的冲突或不能协调，对应于个性的是人格差异。我们人类个体，一般而言无法反抗族群惯性。例如，你不能用理性控制血压，那是脑干也就是爬行动物脑的功能之一。例如，你不能用理性告诉自己不做梦。因为做梦，是哺乳动物脑的功能之一。

在人类脑的演化阶段，图4.9就画不下了，太短的时间里有太多的重要事件。我们助教制作了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这本书的电子版，供你们阅读。埃克尔斯，我介绍过，与波普合著《自我及其脑》的芝加哥大学脑科学家，他得到过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这本书是他晚年作品，探讨意识起源问题，埃克尔斯的讨论，从900万年前开始，逐步深入人脑三结构，探讨情感问题和自我意识的创生。所以，这本书应当是图4.9的人类演化阶段的最好读本。更晚近的演化阶段，从能人的时代开始，大约最近的300万年，人类演化史的探讨，你们应读奥菲克的《第二天性》。

继续总结图4.9，注意我写在左侧的文字：语言与计划。这两项能力的演化，语言比计划更早。猿鸣，你们或许听到过吧。我们不认为那是人类语言，因为语言要求更多的要素。不过，最早发生的，肯定是颞叶（听觉）和与此相关地，声音的曲折强弱能够传递的信息，与猿鸣或蜂舞类似。然后有“言语”（基于声音），最后有“语言”（借助视觉和文字）。就人类演化而言，言语的脑区（顶叶和颞叶）最早发育，可能诱致了“颞—顶”交汇处脑区的超常发育。如埃克尔斯考证的那样，智人（homo sapiens）和现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现代人类的祖先）的脑结构研究表明，颞叶与顶叶的交汇区肯定远大于智人的表兄“尼安德特人”（Nianderthai，约60万年前生活在欧洲，约3万年前完全消失）。埃克尔斯指出，智人的这一脑区格外拓展的结果，是枕叶被特别向后挤压，形成现代人的格外突出的后脑勺。这一颅骨特征，不见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相比，尼安德特人的“顶—枕”交格外大，这是否解释了尼安德特人的艺术和宗教感令人惊奇地发达？直观而言，枕叶是视觉脑区，顶叶是运动脑区，“顶—枕”交是协调视觉和运动的脑区，与艺术的能力密切相关。而艺术的超常发展，可以导致宗教感的超常发展。

不论如何，我们是智人的后代，我们没有尼安德特人那样的艺术和宗教感的早熟。或许很偶然地，我们在另一演化路径上，在听觉的演化路径上，获得了更复杂的言语能力，将视觉脑区挤压到后脑勺那里（故而称为“枕叶”）。我提到过，至今我们不很清楚人类的“概念”能力是怎样发生的。概念能力（conceptuai capacity）是一种符号能力（symboiic capacity），最初的符号是“指号”（signs），指代现实世界里的事物，汉代许慎整理古代中国文字，有所谓“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说，虽不必全信，但指事和象形，我们从甲骨文可以看到，在汉语的早期确实最重要。比甲骨文更早的，目前尚未定论有文字，只说是“结绳而治”的时代。究竟数在先还是字在先？这是一个问题。指号与符号的本质差异在于，指号与现实世界的事物有直接对应关系，而符号则意味着指号与指号之间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符号能力的发生，使人类不必等待真实世界的事物发生之后才有所行动。借助于符号，人类可以预先将可能发生的情景呈现给自己，这就是“计划”。

一旦有了言语能力，接下来的演化就开始依赖于言语。可是，言语首先是社会交往的手段。所以，依赖于言语的演化，同时便是智人的社会性的扩展。根据《第二天性》作者的考证，言语能力和社会合作范围的最初扩展，即由家庭内部的合作扩展到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大致发生于根块采集与狩猎时代。这一时代跨度很大，至少涵盖了600万年至1万年这一段史前史。

并且，语言与情感之间也有了密切关系。因为符号可以脱离真实事物，直接激发人类情感。这是脑科学家勒多克斯强调过的人类独有的情感现象。文字可以激发情感，各国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丰富的案例。许多故事，读者从未经历过，却可以在阅读时产生强烈情感。

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考证，迄今为止我们找到的最早的南方古猿家庭的足迹化石，很偶然地，刚刚走过的足迹，被相隔不久的两次火山喷发释放的火山灰掩盖，于是保存到现代，断代测试得到的年代，约为360万年前至370万年前。这片足迹显示，有三只古猿，它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前面走着的是一只成年古猿和一只幼年古猿，后面走着的是另一只成年古猿（图4.23，图4.24取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脑的进化》中译本第58—59页）。关键在于，后面这只成年古猿的足迹，几乎完全是与前面那只成年古猿的足迹重合的，这足以证明当时的古猿已经发展出了卓越的“视觉—手臂—身体”协调能力。引述埃克尔斯的文字：“……这些足迹化石不仅无可非议地证实了南方古猿能熟练地以两足行走，而且也揭示了它们‘人际关系’的一面。这几只古猿手牵着手在漫步，……我们可以想像自己有幸目睹了360万年前一个古猿家庭在新形成的火山灰上散步（就像今天我们漫步在退潮后的海滩）的宜人画面。……与猩猩的步态相比则明显不同。”

图4.23

图4.24

沿着社会化的演化路径，克莱因考证，古猿的面部表情有了重要改善。最初的诱因是冰川期，气候骤冷，树上的果实不够吃，所以一部分四足猿从树上下到地面寻找食物，逐渐演变为两足猿（包括南方古猿）。以果实为主要食物的猿，面部形状是前牙槽向前方突出，为了口腔里能更多地容纳果实。植食和肉食混合的杂食猿类，面部形状有了重要变化。因为那时没有学会使用火，火的使用是160万年以前的事情，所以，猿人食生肉。你们知道，生肉的撕扯，需要很强大的臼齿，而食果的猿人需要很长的门齿。当臼齿变得足够粗大时，脸就要更加竖直而不是扁平地向前伸出去。克莱因2002年那本书（《人类文化的曙光》，参见第三讲），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读书笔记，发表在浙江大学的学报上，原文标题似乎是“合作在从猿到人演化过程中的意义”，其中介绍臼齿发达之后，笑容变得很友好。注意，这是社会交往最关键的环节。只吃果子的猿，笑起来就显得太狰狞（笑声），不能让对方感受到友好意向。全人类的笑，都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类智人后代的族群惯性。笑容和面部表情识别，这是人脑社会认知的最初功能。语言脑区，在左半球。社会认知的脑区，今天我们知道，在右半球。图4.25取自1998年出版的Mapping the Mind。这张图提供了笑容的神经回路，涉及许多神经化学递质通道。左侧是自发笑容的神经回路，右侧就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遇到友好表情时以微笑作为回报的神经回路。注意，这一神经回路的上方英文写着“外缘系统”。我们的哺乳动物情感脑，控制着能够产生笑容的面部肌肉。

面部表情的认知，对人类而言特别重要。一般的动物，不会欺骗。人类会欺骗。人类最初要应付的，主要是天敌（例如蛇）和自然环境（例如洪水和火山）。但后来的演化表明，人类主要应付的是“敌人”和其他人的欺骗行为。于是有了“detecting the cheater”的需要。为满足这一需求，我们脑内形成了“他心理论”脑区（第三讲）。同时，不要忘记，笑容是一种情感的表示。所以，社会交往的演化总是伴随着人类情感的演化。甚至可以说，社会生活的深层内容，就是情感。这是齐美尔发表过的见解，在他关于“社会性”的现象学分析中。

辨识敌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观察面部表情，我们观察笑容，是否可疑。长脸猿的狰狞笑容，就很可疑（笑声）。所以，狰狞的笑容，引发误会和敌意。

关键是防止欺骗，因为囚徒困境博弈，被欺骗的时候代价惨重。我们说，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为何可能？”脑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合作，从防止欺骗的脑区发育开始。杏仁及与表情识别密切相关的其他哺乳动物脑区，向强化欺骗探测能力的方向演化。

图4.26显示了“外缘系统”（哺乳动物脑），可见，杏仁与嗅泡有直接的联接。注意，杏仁被绘制为海马区的前端，我认为不准确，请参阅鲍圣德等译《最新神经解剖图谱》（英文版2001年第5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他心理论是社会认知脑区的初级或基础。稍后我们要介绍更高级的四个社会认知脑区。Frith这篇论文是2003年发表的，参见图4.27和图4.28，我以前引用过多次。这两位作者关于“他心理论”的研究，已成经典。图4.27提供的是他心理论的一种没有争议的测试方法（有许多有争议的他心理论测试方法），图4.28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他们研究的是自闭症儿童的他心理论缺失情况，作为对比的，是智障儿童。他们的实验数据显示，智障儿童在他心理论测验中的得分显著高于自闭症儿童，而自闭症儿童在动手的实验中得分与智障儿童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他心理论是自闭症的特征，不是智障的特征。

现在我们来看图4.27的实验幻灯片。左列的幻灯片只动手不动口，标题是“预谋破坏”（即不让窃贼得逞），投影给核磁共振仪里面的被试，一共两组儿童，自闭症的和智障的。第一张显示盒子里面放了糖，第二张显示成年人的指示：“永远帮助你的朋友，不要帮助窃贼。”第三张显示一名窃贼站在儿童身后，成年人警告：“这是一名窃贼。”儿童回应：“锁住盒子。”第四张显示一位朋友站在儿童身后，成年人提醒：“这是一位朋友。”儿童回应：“让糖盒开着。”这组实验儿童的得分并无显著差异。

上一讲我们介绍过，他心理论脑区的激活，要在3—5岁时间窗口之内，如果这段时间不能激活，就形成自闭症倾向，不懂得合作。为什么必须在3岁以后？因为此前你需要学习语言，男孩比女孩晚，平均而言，女孩在1岁半以前学会语言，男孩在3岁以前学会语言。然后就可以和其他孩子戏耍了，这是激活他心理论的最正确方法，学会公平地参与儿童游戏。注意，游戏与正式社交有本质不同。游戏是不带功利性的，仅仅为着戏耍的乐趣。我们上一讲介绍过奈特关于游戏的重要性的见解，在游戏中，我们学习遵守规则，这是合作秩序的第一要素。游戏的时候，孩子必须感受到是在母亲关注范围之内，否则就会有焦虑，当焦虑感积累太多的时候，孩子就无法正常地游戏了。所以，母亲对孩子他心理论脑区激活至关重要。我们有许多隔代养育的孩子，父母的父母养育的孩子。虽然，老人通常比父母更喜欢孩子并且有耐心，但孩子的基因决定了他们与老人的基因联系只是他们与父母基因联系的二分之一。弱得多的基因联系，很可能无法在孩子脑内产生足够强烈的安全感。因此，常见的情况是，尽管祖父母非常疼爱孩子，孩子却仍有很强的焦虑感。

在心理学教科书里，很早就有关于他心理论的解说：一名3—5岁的儿童，怎样知道以及是否能够知道另一名同龄孩子心里想的事情。由于这一心理活动比较复杂，所以历来各种他心理论实验总是有争议。2010年7月，MIT的萨克斯小组发表了一篇脑科学论文（图4.29），标题是“什么引起了颞—顶交的注意？——关于他心理论和注意力的功能核磁共振研究”。英文摘要如下：

Liane Young, David Dodeii-Feder and Rebecca Saxe, Neuropsychoiogia，2010-Juiy, Abstract：Functiona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 criticai roie for a corticai region in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i junction（RTPJ）in“theory of mind”（Tom），or mentai state reasoning. In other research, the RTPJ has been impiicated in the depioyment of Attention to an unexpected stimuius. One hypothesis（“attention hypothesis”）is that Patterns of RTPJ activation in Tom tashs can be fuiiy expiained by appeai to attention：stimuii that apparentiy manipuiate aspects of Tom are in fact manipuiating aspects of Attention. On an aiternative hypothesis（“Tom hypothesis”），functionai regions identified by Tom tashs are seiective for Tom, and not just for any unexpected stimuius. Here, we used fmRI to test these competing hypotheses：are brain regions impiicated in Tom, inciuding the RTPJ, LTPJ, and Precuneus, recruited specificaiiy for mentai states, or for any unexpected stimuius？Wefirst identified brain regions impiicated in Tom, using a standard Paradigm：Participants read stories about faise beiiefs and faise Physicai representations（e. g., outdated Photographs）.Participants aiso read a new set of stories describing mentai or Physicai states, which were unexpected or expected. Regions of interest anaiyses reveaied a higher response in the RTPJ, LTPJ, and Precuneus, for mentai versus Physicai stories, but no difference for unexpected and expected stories. Whoie-brain random effects anaiyses aiso reveaied higher activation in these regions for mentai versus Physicai stories. This Pattern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Tom hypothesis：the response in these functionai regions is seiective for mentai state content, whether that content is unexpected or expected.

在这篇论文报告的实验中，作者们仔细区分了他心理论实验以往通有的问题和争议，设计了更精致的脑科学实验。这一实验可以严格区分他心理论和注意力的脑区。最终，在结论里（参阅上面的英文摘要），他们指出，RTPJ（右侧颞顶交）是他心理论的核心脑区。左侧颞顶交和其他脑区在他心理论实验中的功能在于它们使注意力发生必要的转移——随着窃贼和朋友的角色变换而转移。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华裔女生，姓杨，在MIT小组发布的成员照片里（图4.30），她坐在后排左二位置上，她是200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博士，在萨克斯小组做博士后。我们继续讲解Frith的论文。然后，作者们让被试者看图4.27右列幻灯片，标题是“掩饰”。因为是只动口不动手的实验，所以需要激活他心理论。第一张图显示的仍是糖置入盒子。第二张图仍显示成年人的教导：“永远帮助朋友，不要帮助窃贼。”第三图是一名窃贼站在儿童身后，成年人警告这是窃贼并问儿童应当怎样回答，儿童应回答：“盒子是锁住的。”第四图是一位朋友站在身后，成年人提醒这是朋友并问儿童应当怎样回答，儿童应回答：“盒子是开着的。”请你们注意，这一过程涉及多次的注意力转移。核磁共振功能成像仪，国内目前已经有了5T至7T的强度，也就是地球磁场强度的1万至1.4万倍左右，图像足够清晰。

Frith的数据表明，上面说过了，智障儿童在右列幻灯片实验中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自闭症儿童。这就意味着，自闭症儿童的核心特征是没有激活他心理论。

在MIT萨克斯小组的这张照片里，后排右一，就是萨克斯。她29岁得到Simons Foundation认知科学Robert Fantz奖，因为她24岁在博士论文研究中的发现。

现在可以总结：左侧的颞—顶交，演化为人类的语言脑区。右侧的颞—顶交，演化为人类的他心理论脑区。这两个脑区，先后发展起来，让人类有了检测欺骗的能力。根据演化顺序，这一能力当然要与更早演化阶段里形成的面部表情的视觉识别密切结合。

下面介绍基于他心理论的更高级的社会认知脑区，图8。这张图取自我带回国的一本书，Rita Carter写的Mapping the Mind，我们助教已经扫描制作了电子版，供你们参考阅读。这本书很通俗，完全是图集。遗憾的是，它发表于1998年，有一些过时。脑科学进展太快了，每年都有很多知识会过时。图4.31显示的四个脑区，作为社会认知的主要功能脑区，至今还没有过时，只是又增加了一些，例如辛格2008年发表的综述文章的图1（图3.56），还有萨克斯的补充。图4.31显示的四个脑区分别编了号，请你们作笔记时注意我写的中文，解释了这四个脑区的主要功能。编号1的脑区，位于前额叶靠近颞叶前端的地方，称为“眶前额叶”。尤其是右侧眶前额叶，是最重要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情感脑区。这一脑区的大部分，折叠在我们头部的眼眶上方和前额下方，从脑图的外面无法看到。我的ipad三维脑图可以呈现这一脑区的确切位置，请看下面这两张并列图：左图显示从左前方可看到的眶前额叶，它的上部与左侧颞叶相邻，它的腹部，从这一角度我们看不到。所以，右图显示的，是从下方观看到的眶前额叶，它紧邻着两枝嗅泡（通向我们鼻子的嗅觉神经），并且在两侧分别与两侧的颞叶相邻。继续讲解图4.31，眶前额叶的主要功能是“抑制不恰当的行为”。我们知道斯密早已提出“合宜性”假说，他相信这是解释人类道德情操差异的核心假说。我们每一个人脑内有一位公正无偏且充分知情的旁观者，它评价我们的各种行为，评价它们的合宜性。今天，图4.31显示，这一评价者的功能，由眶前额叶承担着。图4.33，可见“框回”与“颞极”紧邻。

这是从眶前额叶的下方看上去的脑图。眶前额叶与颞叶前端（颞极）如此紧密地相邻，基于这项事实，我可以推测它们的功能密切相关。脑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这两部分脑区，尤其是在右脑半球，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职能。另外，图示可知，前额叶中腹部紧邻嗅球。这表明编号3的脑区发育及功能，与嗅脑密切相关。

编号2的脑区，前额叶侧背部（dorsoiaterai Prefrontai cortex），它承担的功能是“计划”。这一脑区很容易看到，因为在大脑皮层外侧。

编号3的脑区，额叶中腹部（ven-tromediai cortex），它的主要功能是“感受情绪、意义、统觉”。这一脑区的位置，参见上面显示眶前额叶的图4.32的右图，从下方看上去，额叶中腹部是在嗅泡上方靠近中央裂的位置，左右两侧的额叶中腹部在中央裂的两侧相对而立。

编号4的脑区，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iate cortex），在图4.31可以清楚见到，位于额叶下方，且与顶叶接近。它的功能“关注自我及其思想”。扣带前回的更完整显示，请你们去看图3.19。

从折叠顺序，我们可以推测，眶前额叶及其功能——“抑制不恰当的行为”，必定发生于很晚的人类演化阶段，至少在颅腔的空间几乎被其他脑区完全占用了之后。所以，例如前额叶侧背部这样的脑区及其功能——“计划”，很可能发生较早，所以没有经过折叠。另一个折叠过的脑区是额叶中腹部，它的功能——“感受情绪、意义和统觉”，我们推测发生在很晚的演化阶段，例如，在言语的能力之后。从折叠顺序推测，扣带回的形成，应在额叶大规模扩张之前。可是，这又意味着自我意识不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在额叶大规模扩张之前的演化阶段，有猩猩和猿类。最近我认识一位著名大猩猩的饲养员，他是认知科学的博士，带队维护一只著名的大猩猩，她的名字是“Koho”，她会使用超过一千个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她能理解超过两千个英文单词。她有自我意识，这是我和她的饲养员多次交谈获得的印象。我特别询问他关于Koho通过了的自我意识测验水平，他的回答非常肯定。

在他心理论这一初级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社会认知高级功能，在上述四个脑区。我们说过，这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内容有些过时。上面这张图取自萨克斯小组2009年的一篇文章，它显示社会认知的全部脑区，一共有九个，包括了语言的脑区和更古典的一些脑区。

下面这张图取自萨克斯的讲义，她用了庄子和惠施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表现她热衷研究的“他心理论”。所以她的讲义标题是“鱼的幸福”，这篇文章收入《心智仿真与想像手册》（见图4.35）。

快下课了，我先介绍凯莫罗2008年11月发表于《神经元》杂志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是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三部分经济学的一个整体框架。这篇文章的作者，Coiin Camerer，是加州理工的领袖人物，在行为博弈论、脑科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根据宾默尔（Ken Binmore，对博弈论的创建有重要贡献，目前仍是博弈论和社会理论的领袖人物）的介绍，凯莫罗或许太急于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可能因此而无法得到。

从文章的摘要，不难看到，凯莫罗试图提供一个足以整合新古典经济学、脑科学与经济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框架，图4.37就是这篇文章的图1：

但是，这张图，我们注意到，在神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三大知识模块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等待未来研究。图4.38，是我在2009年行为经济学课程使用的与图4.37一样的图，不过，我增加了一些箭头和解释，表明我自己的见解。这些中文注释，请你们仔细阅读。

图4.39，我将凯莫罗原图的一部分截取出来，与人脑的演化阶段结合。

图4.39的右图，取自Rudoif Liinas的著作，利纳斯是纽约大学脑科学讲座教授，他发明了一种极细小的刺针，是空心的管子，可以直接插到单个神经元上，管子里面有导电液体，利用虹吸现象，导电液体可以将单独一个神经元的活动信号传递给研究仪器，这样的数据，不像核磁共振成像数据那样是统计性的，单独神经元的数据不再是统计数据，它直接就是科学观测数据。利纳斯是当代研究单个神经元活动的权威，他这本书，提供了一张演化脑图，从脊索，到脑干，到哺乳动物脑和人脑。我在右下角写了另一位脑科学家，美国两院院士勒多克斯的断言：人类的三脑，无法统一。

图4.40取自2009年《生物科学假设》（Bioscience Hypotheses）杂志发表的文章“反向假设”。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一个新奇的假说，独眼鱼，哺乳动物的鱼类祖先，在这一演化阶段，形成了关于独眼的视觉系统，由于几何光学的道理，它只能是对称的。于是有了后来三亿年里的哺乳动物身体和脑的对称性。

在图4.39的中间这一列文字的底下，我写了一个名字：西蒙。意思是，凯莫罗这篇文章欲求整合的三大知识模块，最早提出了整合模型的，是西蒙教授。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图4.41：

我们以后会顺序讲解凯莫罗在他的图1里列出的三个经济学分支的13个知识模块。

下课。（掌声）

第二部分
2010年10月17日/下午1 : 00—3 : 00/二教105

接着昨天的题目讲，在人脑演化过程中，人类先是有了他心理论，检测欺骗的脑机制，后来更发展出来四个社会认知高级脑区的功能。今天，我介绍一下长期记忆问题。我们很难想像完全不依赖记忆，可以有社会认知能力。图4.42特别重要（见彩图），因为它显示了行为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生理—心理”基础结构。它是三维呈像，只不过将大脑左半球变成透明的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右半球中央内侧的结构。

最显著的就是扩带回，它从额叶的前端一直包裹着胼胝体到后端，尤其是扣带前回，很厚，有两层。左侧半球透明了，故而我们看到左侧海马体（hippocampus），右下角文字“学习与长期记忆”。从右下角逆时针旋转，在海马上方的是杏仁，我的文字注释：“惧怕”。接着是齿状回（dentate），我的文字注释：“记忆检索”，以及“可检索的人类记忆：人类痛苦的主要源泉”。正上方是“上丘脑”（epithaiamus），与它相对的，在左下方，是下丘脑（hypothaiamus），丘脑是与感觉和情绪密切相关的结构，属于外缘系统。最后，逆时针旋转至脑的左下角，我们看到嗅脑（entorhinai）也称为“内嗅区”。它的功能是“感觉与统觉”。嗅脑几乎在最初的脑演化阶段就出现了，所以，它根本不通过丘脑。而其他四种感觉通路，都要汇集到丘脑，然后上传给大脑皮质。嗅觉想必是爬行动物最重要的感觉能力，否则，它不会如此早地演化定型。康德认为，嗅觉和味觉是人类五种感觉里最内在和私己的两种感觉。试问你们自己，如何将你的嗅觉和味觉告诉他人？很难，不像听觉、视觉和触觉那样容易。触觉相对而言容易转述，是因为触觉的内容比较简单。听觉直接与言语联系着，所以容易转述。视觉内容最复杂，所以不容易转述，但这些复杂的视觉内容，相当大的部分是可以诉诸言语或符号语言的。嗅觉和味觉，既内容复杂，又缺乏言语或语言的表达。图4.43显示在嗅泡周围发展出来的外嗅脑区（Perirhinai cortex）。英文说明：外嗅脑在物体认知和信息存储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与诸如杏仁、基底神经团和额叶这样的脑结构有密集的联接。这些联接使外嗅脑专业化于物体感知与后果判断。

图4.42左上角的文字“自我意识与人格”，需要讨论。英文conscious-ness，威廉·詹姆士最初给了一个解释，就是“意识之流”。后来，电影学里面常用这一术语。詹姆士还给出一个自我意识的解释，他曾做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来做了美国哲学会的主席，在杜威之前。他这样解释自我关于自我的意识：我们总是用“我的……”来定义“我”，离开了这些我的，似乎没有了我。

大约1980年代，图尔文（Endei Tuiving，爱沙尼亚举世闻名的心理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发现了场景记忆（episodic memory）。然后，在1998年以后，科学研究表明，场景记忆并非人类独有，一些鸟类和其他较高级动物的记忆，可以表现出“类似场景记忆”的记忆类型。场景记忆是自我意识的核心部分，我们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总是求助于场景记忆。我们的长期记忆，首先分为可以改写的和不可改写的两类，后者占了记忆的绝大部分，我们身体的记忆就是不可改写的而且通常也无法读取。其次，可改写的长期记忆又可划分为两类。其一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其二是场景记忆。语义记忆是冷的，场景记忆是暖的，warm memory，我们的记忆被带回到当初的场景之内，有了温暖的感觉。场景记忆是我们的时间感和历史感的脑神经基础。语义记忆是一系列动作指令的连接，如同语义结构那样，不带有情感。今天，我们对场景记忆的研究仍不够充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你们的。只希望你们注意，场景记忆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并且它是温暖的记忆，是时间和历史感的来源。

自我意识，就是意识将自己呈现给自己。这是意识的一个无限回归的内向探索过程，有时候很危险，我自己不轻易作这样的探索。如果太深入下去，自我意识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一般而言，如海豚和猩猩这样的哺乳动物，可以有强烈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存在一些检验手段，一共四个级别，通过第四级测验的，是一只海豚，它可以照镜子并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触碰镜子里相应部分的镜像。这表明它意识到自己身体的这一部分有问题（伤痕或污点），它于是开始探索这部分身体。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格”（Personaiities）。这是小写的复数人格，不是大写的或单数的人格。后者，神学家用来指称例如上帝这样的神圣位格。复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表现出多重人格，在不同场景，有不同人格，并依照场景转换而转换自己的人格。有一位社会学家提出的“表演”理论，与此相关。如果场景转换了，但人格不随之转换，就会出现临床诊断的“人格转换障碍”，一种心理疾病，俗称人格分裂症。好莱坞的一部电影，莎朗·斯通在里面扮演过一位人格转换障碍患者。她从医院里逃出去的时候，自称是缪斯，擅长剧作，并以她的剧本博得了好莱坞的盛名。另一方面，她回到医院就是一名人格分裂症患者。这部电影其实源于一部更经典的黑白片电影，描写一名医生，白天行医，夜间作恶，完全人格分裂。

于是，在图4.42刻画的生理—心理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人格—行为”模型，这是从心理学通向行为经济学解释的一个关键环节。扣带回的功能是协调冲突着的情感，从各脑区发送的情感信号，如果足够强烈，就进入扣带回，但来自各脑区的同样强烈的信号，可能是冲突的，这类情感冲突，必须在扣带回得到协调，否则就有心理疾病发生。心理学的人格研究，历史悠久，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期。现代人格学的关键人物是老艾森克。人格学后来的发展，如其他学术分支一样，开始精细化。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一位女性教授，专研焦虑症和强迫症。我们知道，强迫症的症状，例如一名应试教育体制内的优秀学生，由于长期养成的考试习惯，交卷之前反复检查答卷，这一习惯可能强化为反复检查答卷从而无法交卷。又如一位家庭妇女，习惯了出门之前反复检查煤气是否关严。这一习惯可能被强化为反复检查煤气从而根本不能走出门去的程度，这就是强迫症的症状了。UCLA那位心理学家找到了治疗强迫症的有效方法，就是外科手术，找到形成强迫症的那个神经回路，将它切断。也就是说，强迫症发病机制是形成了一个闭环，相当于有了一个自激震荡的回路，自我强化，锁入而不能自拔。如果这样形成的是自杀意念（suicidai ideation），那就是反复想到自杀从而不能分心去想另外的事情。我认识一位经济学家，很优秀，可是我邀请他去杭州讲学，他拒绝了，说上一次去杭州住在高层酒店里，只想着跳楼，不敢走近窗口。我认为，这已经有强迫症的意向了。我认为手术治疗强迫症，是很消极的办法。更积极的办法是寻求一个更强烈的刺激，将强迫症回路打破。

继续讨论图4.42，这里显示的扣带回，是最早形成的系统，因为它没有显著折叠过。杏仁的研究者，是勒多克斯，刚才说了，他是美国的两院院士。根据他的见解，杏仁是情感系统的核心，他2010年发表的一篇回顾性文章，提供了情感系统的图示，以后我们会讲解这张图。勒多克斯在一部科普读物的结尾部分指出，人类三脑因为不能统一，所以，未来的人类可能会有统一的脑结构，于是可以避免精神失常和自杀这类情感冲突的后果。

图4.44是更早出版的教科书里的一幅脑图，英文版。左上角的图，显示了大脑皮质右半球的主要脑区。你们可以看到，从颞叶开始，颞下回，颞中回，颞上回。然后是两侧枕叶和顶叶下回。注意，在颞叶和顶叶的交互处，有一个英文单词“anguiar”，教科书常译作“角回”，这是“颞—顶交”以前的翻译。现在看右上角的图，这是将右脑半球剥离之后剩下的左脑半球内侧，于是可以见到胼胝体和外缘系统的细节。图4.45取自一部中译本的脑科学教材，字迹不清楚，但胼胝体是很清晰的，就是中间的那一圈白色硬体。扣带回紧邻胼胝体，包裹着它，几乎一圈。注意，扣带前回的前端似乎与大脑皮质的前额叶中腹部联接在一起了。图4.46，取自我在美国读书时见到的一部教科书。这张图最清晰表现的，是尾状体和尾核（作为基底神经团的一部分）与丘脑的相对位置。可见，丘脑是嵌套在尾状体内侧的。尾状体和尾核，是多巴胺密集的地方，通常称为“快感脑区”。图4.47，注意这里的文字解释：人类的五种感觉，嗅觉之外，都通过丘脑的集结之后，称为“统觉”，然后进入大脑皮质。

图4.48，取自黄秉宪主编《脑的高级功能与神经网络》（科学出版社，2000）第2章图11。昨天讲过，它显示了纹状体的位置，与它外侧的岛叶紧邻。去年我专门介绍了岛叶的解剖结构和辛格关于这一脑区的最新研究报告。纹状体是最早形成的损益权衡机构，由粗箭头显示出它与其他情感脑区的联系，以及它与大脑皮质的联系。注意我写在右侧的文字，这些文字意味着，纹状体的损益权衡过程，伴随着情绪波动。因为丘脑系统此时可分泌各种神经化学递质，影响我们的情绪，包括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水平。纽约大学神经经济学中心的主任，格林切尔（Paui Giimcher, NYU的格林切尔实验室主任）在2005年8月GEB（《博弈与经济行为》）的神经经济学专号上有一篇文章，从小白鼠的（纹状体）权衡机制导出了古典的效用函数。

我们的助教上星期应已为你们介绍了以色列学派两位经济学家的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Giiboa and Schmeidier，1995，QJE）。这篇文章是行为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因为它提供了有限理性假设下关于幸福感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有希望取代新古典效用理论。

根据他们的模型，一个人毕生的幸福感，也就是他试图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一连串事件。你们在概率论里学过“事件”的定义，心理学也可以定义事件（event）。图4.48意味着凡是个体经历的对个体幸福有显著意义的事件，必定伴随着情绪波动。如果没有情绪波动，那么，事件可以显著，但不是个体显著的，而是例如对群体或全人类有显著意义的事件。诸如遥远星系的消亡这样的事件，很少可能是个体显著事件，但可以是对人类有显著意义的事件。

我们大致结束了情感脑的介绍。弗洛伊德早期跟随著名生理学家霍尔姆赫茨研究生理心理学——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说，从文学转入心理学（中国民初作家通常如此）其心理学不可信，从生理学转入心理学其心理学可信。所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信。他开创的心理学，是深层心理分析（in-depth anaiysis），西方人相信这是接近科学的分析，中国人许多不信这是科学，说是忽悠，给你催眠，让你把小时候的事儿都说出来，然后说你病好了。弗洛伊德的深层分析，现在看起来过于偏激，所以荣格是这一学派的正宗领袖。我介绍过荣格，他释梦六十年，坚持每天早上作笔记，他告诉读者，如果你早晨醒来想要记录晚间的梦境，一定不要翻身，保持身体静止，然后回忆你做过的梦境，将它画出来。枕边放一个笔记本，这是荣格六十多年的习惯。因为梦只能以梦境的方式呈现出来，梦是符号，但很难用逻辑和语言表达，所以，你必须画梦。如果身体不动，你就不会忘记梦境。因为做梦的时候，我们的脑干阻断通往颈椎以下的全部信号，脑干以上的部分，也就是颅腔里的脑，可以非常地活动，吵架发火开枪（笑声），我们可以在梦里剧烈活动而身体却不动，因为信号完全被脑干阻断。醒来之后，如果你翻身或起床行走，那么，脑干和相关的短期记忆系统就会忘记你的梦境。我在《读书》发表过两期连载的文章“释梦百年”，主要介绍梦的研究。荣格的“自我”概念，我以前讲过，有三层——最内层是“ego”，弗洛伊德的自我，它的注意力集中产生了理性，然后自我以理性分析它自己，于是进入了第二层，一座黑暗大厅，就是“seif”，最后，当你用理性的烛光走遍并照亮了整座大厅之后，你进入了第三层自我，荣格说，这是“无我”。我基本上只信原典，所以，我是读耶鲁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荣格全集》找到了他的上述观点。西方的一些思想者早已接近了东方思想传统，而我们东方的学术界却往往浑然不知，一味只是抄袭西方主流大学的学术文本。

我在介绍长期记忆的类型时提及场景记忆和语义记忆，这是两种外显记忆，相对于内隐记忆而言。内隐的记忆，就是不可改写的记忆。

现在请看图4.49，深层心理分析的三元关系：自我—记忆—人格。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虽然“记忆”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我们将会随着应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这一概念。

幸福可以表达为一连串事件，那么，事件的定义呢？首先，它是当前这一时刻的体验，否则就是过去的或未来的。根据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想像，世界可以表达为最终不可再分解的一些简单事件的复合，这是数论的方法，任何一个整数都可表示为一些素数的乘积。简单事件就是社会科学里的素数，它们不可能进一步分解。不可分解的事件，必须发生在同一时段之内，以区分于过去事件和未来事件。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脑科学家，恩斯特·波佩尔（Ernst Poppei），1985年著作报告他自己关于“现在”的研究，有中译本，是北大医学院的几位医生1995年翻译的，标题为《意识的限度：关于时间与意识的新见解》。在这本书里，波佩尔报告了半世纪前一位心理学家设计的十分精致的实验，通过这一实验，我们可以测量“现在”的时间范围。结论：“现在”，统计而言，就是3—5秒的时段。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一时段保持整体感，超过5秒，则注意力不再保持整体感，出现了“过去”和“现在”的认知差异。下图取自他这本小册子，被试的任务是重复刚刚感觉到的一段时间，例如听到或看到的平稳延续的信号，然后尽可能忠实地重复它的长度。图示，45度线，当回忆的时间长度等于真实时间长度时，重合在这条射线上。我们看到，实验数据显示，3秒这一点，统计显著地落在45度射线上。

当被试感受到的真实事件的延续时间超过3秒时，统计显著地，他们回忆的时间长度短于真实时间长度。

我们今天课前讨论时，詹帅告诉我，从观念到概念到可操作概念，对他而言很重要。教学相长，教师可以从学生的见解中得知哪些观点是需要强调的，哪些观点需要更详细地展开。

继续介绍波佩尔的书。这一实验成功地表明，人类能够认知的“现在”就是3秒左右的时段。这一结论意味着，不可再分解的事件，以3秒为界。在这一界限之内，事件被统一地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事件，往往超过这一界限，于是可以被分解为许多更简单的事件，直到不可再分。例如，常说的“路要一步一步走”，就是这样的分解。饭要一口一口吃，也是这样的分解。甚至一口饭，也仍超过3秒，所以还可分解为例如几十次“嚼”的事件。据此而论，我们的外显记忆，它的内容，可以表示为一连串简单事件的复合。现在请看图4.51：

注意作笔记，我在右边写了中文注释：对于人类意识，自我和人格，至关重要的是场景记忆。每一个人都要对日常生活的场景有所反应，以求适应和改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我们的自我意识努力要保持它的自洽性。

这段文字意味着，见图4.52，我们可能陷入自我意识要求的自洽性与我们要适应的生存环境所要求于我们的在各种场景中的适应行为——与场景相适应的人格。例如，官场，要求一名官僚有官僚的人格。至于什么是官僚的人格，你们或许比我更熟悉。总之，假话和空话必须连篇累牍地说，并且对上级有足够的阿谀逢迎，对下级和普通民众的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这样的人格或表演，许多进入官场的人无法适应，因为与他们的自我意识冲突太深。他们的自我或许很骄傲，有尊严感，在家庭里或在学校里，他们完全不能随着场景而迅速转换自己的人格。所以，图4.52显示这一冲突：自我要求的自洽性，也就是“coherence”，与各种生存场景所要求的适应策略，也就是“correspondence”，这两方面的冲突，对一些人可能很严重，对另一些人可能不很严重。例如，我的一些朋友很适合官僚的生活方式，另一些朋友很适合学者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格和记忆，往往朝着相反方向驱动我们的行为。

记忆是长期自洽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相信记忆。不是吗？你记忆中的父亲很慈祥，可是你记忆中的父亲很严厉。这就有了某种不自洽性，长期而言，你不能保存这样的记忆，你会修改它，使它能够延续而不是被遗忘。另一方面，人格随着场景而转换，我们可以有多重人格。只要转换不发生障碍，我们就不会感觉很不幸。因此，人格驱动着我们的行为去适应生存环境，不论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长期记忆的自洽性。于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可能很谨慎，但还有一些场景迫使我不谨慎地行为，例如醉酒驾车等等。那么为了自洽，我的长期记忆会选择是否要遗忘不谨慎的少数行为。在官场里的生活，就很难被遗忘，因为是频繁发生的，如果与你的长期记忆冲突，那么，你很难选择忘记你过去的尊严，你也很难选择忘记官场里的阿谀奉迎。怎么办？人格分裂？精神分裂？突然晕倒？总之，这样的生存方式，一些人可以适应，而许多人不可能适应。

休息十分钟。

课间讨论

杨东睿：其实，人的视觉和听觉，能够记忆的时间不一样。

丁丁：是的，所以，实验必须根据统觉而不是根据任何单一感觉。

一位同学：老师可否展开解释“概念格”？

丁丁：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似乎是“概念格与知识表达”，《经济研究》发表的，1996年左右。你可以参考那篇文章。

程琛：是否存在无意识的可检索记忆？

丁丁：内隐记忆的很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不可检索。凡可检索的，怎么会是无意识的呢？

杨东睿：自我意识可能到自己的无意识里去发现自己吗？

丁丁：深层心理分析的工作，是帮助你做这件事情，但很艰难。事实上，也很危险。无意识世界的事情，我认为不可深究。

一位同学：老师，“自我”可否有一个初始定义？

丁丁：如果有的话，哲学家的见解，“identity”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定义。自我，初始的要求就是“同一性”。但是，海德格尔有一本很艰深的小册子讨论“同一与差异”。诺齐克在《哲学解释》里也讨论过这一议题，这是柏拉图时代的议题。海上的一条船需要大修，你每次只能修复或更新船体的一小部分，例如，千分之一的木板，你更换了新的，那么，经过一千次这样的修理，船体就完全是新的了。船的同一性怎样定义？这样的连续变化，每一次，你都会认为这是一条老船，直到某一次修理之后，你突然发现这是一条新船。对吗？同一与差异，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继续上课。刚才课间讨论时，我们提到了人格和自我等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议题，我们知道最少的，可能就是人格。因为这一议题的数据大多来自主观的自我描述，在各种语言的人格研究中，心理学家怎样收集数据呢？就是让被试自我描述，例如，你认为哪些语词最适合于描述你的性情和行为模式，诸如此类。以这样的问卷方式，研究者收集到海量数据，每一种语言里，如果有两千名被试填写了问卷，如果每一问卷里出现的描述人格的语词是两百个，考虑到许多语词的重复性，在两千份问卷的回答中，大约可出现五千个不同的语词。然后，研究者通常用要素分析法，也就是主元素分析法，从几千个语词中找到几百个、几十个，乃至几个最重要的语词，称为“人格维度”。人格模型，最初艾森克的模型只有两个维度，后来他引入第三个维度。今天流行“五维度”人格模型，但也有许多不是5个维度的研究，可以是几十个维度的模型。北大的王登峰，他建立了中国人的人格模型，是7个维度。不论如何，在人格研究中，这样的问卷方法不很令人信服。我至今不认为它是一门科学，每一个维度都可分解为许多子维度，每一子维度常常又被研究者分解出来一些“子次维度”。诸如此类，这不能是科学的吧？

自我概念，是与人格概念类似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探讨，无法深入，因为它是每一个人自我的探讨过程。如果你只是很肤浅地讨论自我，你就无法展开这一观念的内部结构。刚才有一位同学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可否有一个自我的初始定义呢？我回答，可以有，就是identity，它的意思，数学中就是恒等式，人格学研究中就是自洽性，哲学的意思最广泛，黑格尔在逻辑学里讨论了这一问题，同一与差异，他用了A=A（逻辑学术语表示“同一律”）来讨论同一性。海德格尔1950年代后期重新被允许讲课（他因为与纳粹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被允许讲课），第一本讲义，就是《同一与差异》，很难读的一本小册子。自我的等号，这是很难探讨的一个问题。诺齐克在《哲学解释》这本大部头著作里探讨过这一问题，核心的叙述是，用罗素的叙事方法，我问你：如果你认为你是你自己，那么，昨天和今天的你，有任何差异吗？你肯定回答“有”。我于是问你，昨天和今天之间的差异并不导致你不是你，对吗？你认可这一判断。然后我继续问你，前天和昨天的你，有任何差异吗？……依此类推，一直到你终于发现这一链条的开端和终端的你，根本不能是同一的，你更愿意称为“不同”的你。诺齐克的例子是一只在海上更新自己的大船。罗素的例子是一支香烟，抽着抽着，就都是烟灰了。这时你会问，那支烟的同一性是怎样消失的？为什么我必须将这些烟灰视为同一只烟的变形？你的身体在你死后，为什么还是你呢？可是为什么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死后仍是“自己”呢？否则，就不会有人怕死。你怕死，是因为你怕死去的是“自己”。可是为什么你要如此相信呢？显然，关于自我，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记忆”。当代的心理学家于是集中研究记忆的脑神经元网络，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的“记忆”研究国家实验室的工作，钱卓领导的，多年来始终在研究这一问题，当然，至今没有显著的成果，因为这一问题很难。

哺乳动物脑或爬行动物脑，最早形成的专用于记忆的脑区，很可能就是围绕着嗅泡发育起来的嗅脑。当然，嗅脑的记忆是否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呢？课间讨论时，程琛的问题与此相关。有没有可检索的无意识记忆？我认为没有，但我的理由纯粹只是因为“可检索”和“无意识”这两个语词联用时的自相矛盾。我认为没有，但我也没有科学根据。嗅脑的记忆很可能是无意识记忆，我们今天知道，海马区的记忆，很可能是可检索的，于是应当能被我们意识到。我们还知道，场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是两大类可检索的能被意识到的记忆。记忆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ibbinghaus，1850—1909，德国心理学家，创立了记忆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领域，以“遗忘曲线”和“学习曲线”最享盛名）相信，没有人会忘记任何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从出生到死去，不忘记任何经历过的事情。所谓“遗忘”，艾宾浩斯的解释是“一时没有检索到”。

可检索和可改写的记忆，我们说过，分为两类：场景记忆和语义记忆。语义记忆是关于一连串重要动作或语词之间联系的记忆，为了让行为主体能够生存下来。一只小猴子跟着母亲到一棵香蕉树下面，看着母亲爬上去摘了香蕉，可吃，因为第二天它们没有什么毛病，又去那棵树上摘香蕉。这就是语义记忆，小猴子保存在自己的脑内。将来母亲不在了，它仍可自己来摘香蕉，继续生存下去。场景记忆不是这样的，它有感情。场景记忆与我们的自我密切相关，所以当我们检索场景记忆时，有温暖的感觉，与自我相关，总是温暖的。场景的西文“scene”是剧场的一幕，幕布升起，这一场戏剧开始，幕布落下就结束。所以场景记忆是一幕一幕地检索和呈现给我们的。女性通常有超过男性的场景记忆力，这很可能是因为两性的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男性更多计划和逻辑的活动，而女性更多家庭和情感的活动。故而女性的大脑右半球更发达，而男性的大脑左半球更发达。场景记忆的核磁共振研究，至今没有让我信服的结论，很复杂。最近的一篇报告显示，被试回忆个人经历于是激活场景记忆，当场景记忆激活的时候，被试的脑激活情况，简直就是普遍激活，没有哪一个脑区格外显著地专门保存场景记忆。这一情形使我相信，场景记忆很可能是脑的整体性质。我们熟悉社会网络的整体性与局部性，套用到脑内的社会网络，我相信场景记忆更像是社会网络的整体性质。

1990年代以前，图尔文发现场景记忆之后，学界曾相信只有人类才可能有场景记忆，因为似乎只有人类才有时间和历史。19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报告表明，海豚、会唱歌的鸟，以及其他一些物种，很可能也有场景记忆，至少，是“类场景记忆”。当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难道其他物种也有时间和历史？这样，动物保护协会就有了充分理由开展活动，广义的环境主义，是“去人类中心主义”。

威尔逊教授在1975年发表《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之后，又写了一本科普读物《普罗米修斯之火》，很深刻，探讨人类精神的起源。社会生物学的思想，在他的第二本畅销书里表达出来成为这一口号：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我们知道，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经济史研究中引入交易费用理论。诺斯的代表作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有中译本）。在这本书里，诺斯引用过两位人类学家的著作，就是博伊德和理查森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基本思路就是威尔逊提出的“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参见我在第一讲里的介绍及英文索引）。威尔逊相信，只有接纳这一假说，我们才可能解释人类精神的起源。

基于以上的知识模块，我们可以探讨人类行为的三个方面，图4.51和图4.52。首先是行为的生物学维度，例如，威尔逊说过的族群发育惯性。你的行为的生物学因素，不受你的个体理性的支配。另一维度，就是人格。你的人格因为你的长期记忆的同一性而要尽力保持人格的自洽，保持人格的不分裂。可是你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如果要求你太激烈地转换人格为着适应各种极端不同的场合，你就可能无法适应，出现人格转换障碍。第三个维度，自我，它要求连续的“identity”。刚才讨论过了，我们中国人不遇到这类问题，只是西方人，在个人主义时代，才遇到这类问题。那么，我们的行为，受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力量的影响，必须在“coherence”和“correspondence”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你们还能记得我写过的行为经济学三元体是什么吧？是的，就是“情—境—理”，这是异曲同工的道理，刻画的都是我们面对的“自我—人格—记忆”这三方面的演化冲突。

这是微妙的平衡，因为少许偏离平衡，就可能有心理障碍发生。所以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里指出，不是个人有病，而是社会有病。

我们继续研究“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假说。图4.53，是我2002年制度经济学的讲义手稿，现在可以利用了。这里索引的两位作者，就是博伊德和理查森，他们的两本著作，第一本被诺斯引用过，第二本是新著，我在第一讲介绍过。图4.53介绍的，是他们的一篇论文，当时是2002年，所以这篇论文是“forthcoming”，即将由《人类学动态》（Current Anthropology）发表，标题的中译是“共享的行为规范可以导致民族特征的演化”。如图4.53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民族的定义，可以是一些行为特征的集合，民俗学家就是这样来界定和区分各民族的。这一方法，逻辑学家称之为“外籀法”，现代的翻译是“外延”定义法——将一个概念的全部可观测的性质罗列出来，就定义了这一概念。与此相对的是“内籀法”，现代的翻译是“内涵”定义法——将一个概念定义为它的实质，只要满足这一实质的，就都属于这一概念。在数理逻辑里面，我们说，概念与集合是对应的，一个概念可以有一个集合来表示，一个集合就是一个概念的表示。于是，数理逻辑的悖论也就是概念的悖论。例如，罗素悖论，或康托的悖论，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问题：一切集合的集合是否仍是一个集合？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无论你怎样回答都可导出矛盾。概念的悖论，意味着概念本身的表达，无论如何也是有矛盾的。当然，这导致我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者的见解，就是说，任何概念都应当是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哥德尔定理，不妨当作这一见解的根据。演化社会理论，也是有鉴于此，才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长期共享同一“文化”，可以形成“民族”——用外在记号来定义。此处记号，是原文使用的语词，蚂蚁和其他昆虫的研究，往往使用“记号”来标识行为模式。套用于人类的民族，也可以，不过，我更愿意改用“行为特征”。免费搭车的人可以借用这些行为特征，怎么办？

这两位作者的根据是，可观测的行为特征，长期而言，能够降低合作的费用。因为，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格雷夫教授关于马格里布商帮的案例研究，商帮的连坐制，如果你这帮商人有任何一个违反了合作规则，那么，我们永远不和你这帮商人的任何一个往来。这样的规则，连坐制，可能降低了监督合作行为的费用，因为它将监督费用内置于商帮自身了。自己人监督自己人，通常比外人监督要更节约费用。当然，这可能违背公平原理，一个人犯规，一帮人连坐。

继续介绍这篇论文，图4.54，这两位作者建立了社会仿真模型，运行了几千代人，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下列条件成立，那么一个民族的行为特征就不会消失。这些条件是：（1）共享的行为特征导致的合作净收益，经过收入分配之后，对个体而言超过不合作的收益；（2）行为特征的存在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容易判断对方合作或不合作的可能性；（3）模仿这些特征的群体，可以实现合作从而这些特征可以扩展到其他群体。

注意，条件（1）涉及分配制度，如果分配极端不公平，那么有一些社会成员无法分享合作的好处，对他们而言，不如不合作，所以，有利于合作的这些行为特征也就不必有了。其次，条件（2）的问题，当群体很大时，会有大量免费搭车的人，其实他们不合作，但为了获取背叛合作的超额收益，他们假装合作，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借用这些行为特征，让自己显得是愿意合作的。仿真研究的主要议题，就是寻找能够使免费搭车不导致行为特征消失的那些条件。他们找到的条件是：行为特征必须足够昂贵，例如，信教、改宗、拥有专用于合作的资本、足够长期的考验、嫁入被认定可靠的种姓，等等，从而在同一代人里面，免费搭车是不合算的行为。不过，他们指出，这样的条件无法排除多代（或移民）免费搭车的行为。博伊德和理查森的仿真，是嵌入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之内，社会成员遇到有相同行为特征的社会成员时，就合作，否则就不合作。这样的策略，已被证明是可以胜出的，在NetLogo的模型库里，有一个模型名称是“族群中心主义”。我们调出这一模型，仿真得到与博伊德和理查森的结论类似的结论。

如图4.55所示，从模型库里找到族群中心主义模型，点击运行。图4.56是初始参数的设定，比较复杂，大致符合常识（图4.55至图4.58，见彩图）。

This modei, due to Robert Axeirod and Ross A. Hammond, suggests that“ethnocentric”behavior can evoive under a wide variety of conditions, even when there are no native“ethnocentrics”and no way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agent types. Agents compete for iimited space via Prisoner Diiemma's type interactions. “Ethnocentric”agents treat agents within their group more beneficiaiiy than those outside their group. The modei inciudes a mechanism for inheritance（genetic or cuiturai）of strategies.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族群中心模型源自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家Robert Axeirod的工作。我提到过这位学者，数学家，转为政治科学家，曾发问卷调查囚徒困境合作解，成名作（中译本）《合作的演化》（1981年发表于《科学》杂志，1984年出版同名著作）。初值的设定，遗传的变异比率是0.005，符合人类学考古发现的数据。

Initiai-PTR的意思是可生育后代的初始概率。两只小乌龟相遇后，合作或不合作，双方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的支付决定了各自有后代的概率，此处初始概率是0.12。死亡率设置为0.10即百分之十。合作策略的费用是0.01。每次运算的移民比率是1，即一只小乌龟。合作策略的受益者得到0.03，这一数值很关键，初始设置为合作策略费用的三倍。新移民以概率0.5成为CD策略的执行者，以概率0.5成为DC策略的执行者。注意看图，CD策略就是只和本族群成员合作，DC就是只和本族群以外的成员合作，DD是从来不合作，CC是和任何成员合作。现在看仿真结果，在运行到1400次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CD在全部行为模式中出现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三种策略的总和。其次出现频率较高的，是CC策略。居于第三位的是DD策略。存活比率最低的是DC策略。再下面的图显示运行到8305次时的情形，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你们可以自己尝试，这一仿真结果不敏感依赖于初始参数设置，除非你要将合作策略的成本等同于它带来的收益，此时DD将占优。这就意味着，只与本族群合作的策略具有鲁棒性。这也就是博伊德和理查森的这篇文章论证的命题：行为特征长期而言可以界定民族性。

现在讨论图4.59，另外两位作者的文章，金迪斯和鲍尔斯，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翻译出版了他们的文集。他们这篇2002年7月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人类合作的起源”——“即将发表”于2003年由MIT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合作的基因与文化起源》（The Genetic and Culture Origins of Cooperation）。

这两位作者强调了人类的语言优势，我写了一段中文在图4.59的下端：“由于语言，人类可将行为后果预先呈现于脑内，节约了获取经验所需的能量，同时使行为具有可逆性。”

金迪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早年参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鲍尔斯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与萨缪尔森论战，并且，他在JEL有一篇文章，“内生偏好理论”。

桑塔费学派，这两位作者是这一学派的领袖，这一学派的仿真模型，最初是基于考古学数据，大约十万年前东非的洞穴经济，以那时的情况设置了初始参数值，然后运行大约10万次，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例如，10万次之后行为主体的策略几乎总是由三个三分之一构成：三分之一的策略是单纯合作，三分之一的策略是单纯自私，三分之一的策略是利他惩罚。这样的结论，恰好从2006年以来苏黎世学派发表的脑科学实验数据得到了支持。

桑塔费学派最初引起学术界注意，是1990年，发表了《复杂性》研究文集。陈平，也是这一思路上较早的研究者。然后，这一学派的研究重点便逐渐被15个小型人类社会的田野调查（参见第一讲关于博伊德的博士生亨利希的工作介绍）吸引并转移到合作为何可能这一更基本的问题上了。

在解释合作为何可能这一基本事实时，作者们强调了人类的“语言优势“，金迪斯和鲍尔斯认为，它使人类获得了合作的认知优势，并使人类的心理结构更容易适应合作规范的要求。例如，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将行为规范的绝大部分，内置为自己的道德观念了。所以才有布坎南的解释——用“道德成本”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都是小偷”（参阅第一讲）。语言的上述功能，使人类的道德规范超出家庭和血缘关系的范围，拓展到超越私人关系的合作范围。这就是图4.60介绍的主题，文化——此处的论述以“制度”为文化的规范表达，怎样可以影响行为策略——有机体的行为策略相当于基因型在具体生存环境内的表现型，于是产生了文化与基因的共生演化。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见解：在一个大群体内部的小群体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这个大群体就越可能找到费用最低的合作方式。我从1997年开始讲授的制度分析课程，强调这一命题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变迁的重要意义——就是允许和鼓励各地之间的竞争。

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国之间的竞争，相当于图4.60所述的大群体内的小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从制度创新与制度搜索的角度看，小群体之间竞争激烈，意味着每一个小群体更加努力寻求有利于生存的行为模式，对于大群体来说，这就相当于增加了许多试验机会，于是可能更迅速地找到最适合生存的行为模式和合作制度。

图4.60的最后一项陈述是：情感作为一种激励，可以特别有效地降低合作费用。因为我们介绍过，情感伴随着个体显著事件的长期记忆。这两位作者认为，羞耻感，比痛苦感更具有社会意义。当然，痛苦可以与其他社会成员不相关，而羞耻总是与他人的注视相关的。情感方式，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可是如果你排斥情感研究，只讨论行为方式，那么你就只能是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不能成为一名行为经济学家。我们说，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行为主体内在的情感方式。行为是可观测的，情感是不可观测的。有些像表型是可观测的而基因型是不可观测的，但基因型是决定性的因素而表型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原理，我们以后介绍遗传学的时候会讲解，它被称为遗传学的“中心法则”。

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假说意味着，在应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时，它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任何成功制度，因为，制度，作为文化的正规部分，必须与基因型的表现型也就是行为模式相适应。换句话说，在一个社会里，大众的行为模式是怎样的，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里可能有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好是坏。另一方面，一个社会里长期实行的制度，造就了大众的行为模式，于是决定了那里可能引入什么样的不同于旧制度的制度，不论是好是坏。

情感方式与行为方式，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它们联合起来决定了一个社会可能有什么样的制度。

图4.61，中国转型期社会，提供了这样的大规模试验场所，许多机会涌现出来，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这里，我仍坚持使用沿着时间维度演化的“物—人—精神”三维空间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现象和理论。

图4.62显示的，是上述的沿着时间演变的三维空间解释框架的进一步展开，即一个社会的构成原则，可以表示为五层次的建构，这就是图4.63显示的文字。社会构成原理，英文是“constitution of society”，邓正来的翻译很正确，应当译作“社会构成原理”而不是简单地译作“社会宪章”。图4.62其余的文字是2002年写的，当时我批评经济学家不关注社会演化理论和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行为经济学已成显学，大学里争先恐后开设行为经济学课程。现在我们讨论社会构成的五层次。

最高层次是道德共识，这是奈特的见解，这是“前宪法观念”，大众必须先有这一观念，才可能有立宪运动和宪章。也是在这一层次，一小群人，长期合作，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些群体内合作的行为特征，如上述，这些特征长期而言就界定了这群人的民族性。然后，宪章只不过是将他们的合作规范写在宪法里，事后承认，或正式地形成法律。

其次是立宪层次，这是布坎南接着奈特的思路提出的见解。宪法原则，就是布坎南1994年那篇文章的标题：“选择选择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是给定可选方案的集合，就是约束条件，然后求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布坎南的立宪原理是：全体民众投票表达意愿，通过这一过程确立一部宪法，约束每一公民的可选方案集合，然后，在宪法约束之下的可选方案集合之内，求约束下的最优选择。晚近的数理研究表明，存在一些“自洽且稳定的”宪法，在这些宪法里规定的修改宪法的规则，同样适用于立宪。这也是布坎南的思想，立宪与修宪必须是同一套原则，否则就会出现比宪法更根本的立法过程，即修宪过程，于是宪法就不再是宪法了。

在立宪之后，第三层次是政府原理，也就是斯密法学讲义手稿的思路。第四层次是经济规则与交换（资源配置过程），这是诺斯提出的见解——经济规则仅在政治规则之后才正常运行。第五层次是微观行为的层次，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解释的层次。

这样的五层次社会构成原理，是静态的，不是动态的。所以有图4.64，我们有必要引入演化因素。平行运用演化生物学的原理，我们可以有遗传机制（repiicator）和变异机制（mutator）。这两大机制的数学模型——“演化基本方程组”，我们将在第七讲和第八讲介绍。个体认知涉及的是“生理—心理”过程，我们在哺乳动物脑这一讲里和关于个体的社会脑假说这一讲里详细介绍。群体选择涉及的是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与局部性，我们在第一讲里讨论过，以后在介绍哈佛大学诺瓦克小组的社会仿真研究时还要继续讨论。

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威尔逊教授的主张，图4.64：基因与文化必须共生演化，否则很难解释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沿着威尔逊教授在《普罗米修斯之火》里的思路，我们必须探讨两个关键性的环节：（1）个体认知，（2）群体选择。

图4.65显示了一些议题，社会仿真的研究，始终没有涉及这些议题。例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需要仿真研究的，但是我没有见到这类研究。此外，权威结构与行为模式的演化有密切关系，我也没有见到相关的研究报告。图4.65左下角的“新政”，指的是我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只在那里，我有机会探讨这些议题。

第五层次的讨论，基于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图4.66。由于理性个体普遍地处于纳什均衡状态，所以，合作为何可能？就是一个基本问题了。社会学基本定理是一种解答：强迫合作，于是有了合作。费尔在苏黎世大学的脑科学研究思路，提供另一种解答：由于脑内多巴胺系统对合作行为有强烈的回报激励，所以出现了合作。第三种解答，是哈佛诺瓦克小组的仿真研究能够提供的：由于社会网络有局部性及其相互作用，所以，偶然地，但几乎必定会持续繁衍，出现了合作秩序。一旦个体已经处于合作秩序之内，个体理性的选择将是合作而不是背叛合作。当然，前提是合作秩序内部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利他惩罚者。

真实世界的解释，往往需要上述三种解释的联合说服力。

图4.67，这也是张五常博士论文的问题意识，千差万别的制度，在竞争中出售同一类商品，张五常于是提出了问题：不同制度怎么可能以同样的价格竞争呢？难道不同的制度之间，没有成本差异？他的田野调查表明，有成本差异，他称之为“交易费用”。不同制度有不同的交易费用，同一类商品的价格，其实是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之和。所以，有些制度的生产费用较低但交易费用较高，另一些制度的交易费用较低而生产费用较高，这些不同的制度，可能以同一价格提供同一类商品。制度经济学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有演化论的视角。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都是竞争场所，在竞争中各种制度有不同的遗传与变异，优胜劣汰，永无休止。这一演化过程，充满着偶然因素。这一原理，请看图4.68，被称为“历史的非严格决定论”，既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完全随机论，而是“非严格的决定论”。

如图4.68所说，动态过程往往敏感依赖于初始参数，所谓“旧金山一只蝴蝶的翅膀多舞动几次可以最终导致纽约的一场风暴”。偶然因素，或随机性，或不确定性，这是演化的几乎惟一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无法确定不确定因素，否则它们就不是不确定因素了。请你们自己阅读图4.68的文字，这是一项很深刻的演化论原理。

为什么我重视三维空间的理解框架？以前讲过的理由之外，还有一项理由，就是图4.69提供的，梁漱溟先生的见解，人禽之辨，什么区分人和禽兽？是心性超越肉体限制的能力。这一能力，使韦伯最初考察的精神生活维度对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至关重要。请你们自己阅读图4.69吧，这些文字表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见解，很重要。

如图4.69所示，人性，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吗？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当然也有人性的表现，不过，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相比，人对自然关系的人性表现往往不足道。我们考察各国语言，关于人性的语词，负面的多，正面的少，不论褒贬，总是多数用于描写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例如，友谊和背叛，你当然可以谈论你和大自然的友谊，不过你可能不会谈论你如何“背叛”大自然。因为这样的描述已经很不自然，不适用。

正因为人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我坚持认为，这一维度的要素是情感。虽然，我说过，直到今天，我们从科学角度进行的情感研究仍很不充分。这一领域，很可能是未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下面要介绍西蒙教授的整合工作。可惜，下课了。那么，我们下星期再回来讲这一模型。

再见。（全场掌声） f2QHgKdhELT5lBZspLypjqiA0o7t+iLWNNUHJh74rhORS+pt3Hy6mKLhqajtS3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