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010年9月18日/下午1 : 00—3 : 00/二教105

每次我们上课，因为教室设备需要针对ipad重新调适，大约10分钟，这段时间我可以提问，咱们一起讨论。请看图2.1右下角的文字，这是一个思考题，上一讲我介绍过，布坎南1994年文章的标题：choosing what to choose。有些同学对这个标题不敏感，可能因为对英文的敏感性较弱，更可能不是英文的敏感性弱而是经济学敏感性弱。其实这个标题已经包含着最核心的问题，注意我在图2.1里面补写的这一行字：“多因多果：为什么我们不是众偷？”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在布坎南询问的状态里，大众不偷，只有少数人偷。那么，偷的成本就很高，因为用来抓小偷的资源很充分，偷而被捉的概率很高。可是如果大众都偷，那么用来防盗的资源就会不足，偷而被捉的概率很低。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你不偷，你反而处于劣势，因为你买而不偷，代价太高，或者代价会越来越高，如果防盗资源迅速增加的话——这些非生产性开支最终会转换为商品价格，由买商品的人支付。布坎南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不偷？也就是说，从何时开始或在何种前提下，大众而不是少数人，不偷。在社会科学“多因多果”的前提下，你们考虑吧，我先讲解我在图2.1里面补写的第一行文字：“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常识，基于常识的二次建构。”上星期我说过，我每学期都要清除学生头脑里“应试教育”的流毒。我们的应试教育传统，继承了科举制传统，流毒深远，极难清除，尤其在2000年以后，随着各级政府教育经费占教育开支比例的迅速上升，中国教育更进一步演变为官僚化的教育。可是，21世纪的教育必须是跨学科教育或问题导向的教育，否则学生毕业之后将很难适应“知识爆炸”的时代。我写过足够多的文章来讨论21世纪的教育，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发表，书名是《跨学科教育文集》，你们可以找来阅读。如果你们是“90后”，那么你们几乎小学教育就开始官僚化了，直到大学和未来几年，甚至毕生的事业，都可能被官僚化。所以，今天我介绍一个“命题0”，它不是布坎南的问题，它是为了你们将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命题。提出这一命题的不是我，而是半世纪以前的一位学者，许茨（Aifred Schutz，1899—1959，奥地利的现象学社会理论家，是维也纳学派米塞斯小组的成员，与小组的其他成员如哈耶克和摩根斯坦保持了长期的友谊，1927年就任莱特勒银行海外关系部主管，此后终身从事银行业。据胡塞尔描述许茨的生活方式：“白天是银行家，晚上是哲学家。”许茨最重要的著作是《社会世界的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命题0”或“许茨命题”是：任何“知识”都是基于“常识”的二次建构。常识之所以对知识人至关重要，许茨命题提供了根本的理由。没有常识，只过着从观念到观念的生活，你的知识不是真知，因为它和你的人生了无关系。你有知识就不如没有那些知识，因为你那些知识阻碍着你从生活中获取常识，这是佛家说的“增上慢”，是毛主席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老子说的“为学日增”——偏离“为道日损”的路线就越远。你装了一脑子这样的与人生无关的知识，你其实是一个无知的人，或许还远不如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你有“增上慢”。

你们学习经济学理论，首要的不是记住一些经济学概念，而是观察现象，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像张五常和周其仁那样，愿意以毕生时间观察生活世界里的“价格”（或“成本”），找到理性行为的约束条件。

常识的积累，前提是你要热爱生活，不可以整日想着自杀。许茨参与维也纳学派的米塞斯小组活动，一开始研读韦伯，但他不满意韦伯的方法论，于是研读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家，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因此许茨深受柏格森哲学的影响，以生命体验为知识的核心要素。柏格森认为，概念，就是用来涵盖生命体验的。如果你使用一个概念而毫无生命体验，这概念对你而言就是苍白的，它毫无意义，你不曾为它的任何部分感动过。我写过一篇文章，给《读书》杂志创刊20周年的纪念文章，标题是“知识过程与人生体验”，就是讲这套道理的，你们可以找来阅读。

我讲课，你们听课，我们的教学过程必须借助许多概念。因为人类语言必须使用名词来传递信息。概念是名词。概念传递的信息，在经济学教室里，首先是真实的生活体验，也就是“常识”，其次才是基于常识的二次建构，也就是“知识”。经济学家常说的“mahing sense”（符合常识），一个理论命题如果不能符合符合常识，我们就立刻有警觉，因为它很可能是错的，当然也可能是对的——以很低的概率。

基于常识，我们就可能获得“问题意识”。这是跨学科教育，或肃清应试教育流毒的第一步。问题意识，1980年代我们争论过这个语词的翻译，不容易，林毓生先生不同意翻译为“问题意识”，因为它源自法国启蒙时期诸如蒙田（Michei de Montaigne，1533—1592）、帕斯卡尔（Biaise Pascai，1623—1662）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这样的思想家的传统，尤其源于帕斯卡尔的思想传统。帕斯卡尔对人类理性持有深刻的悲观态度，据林毓生介绍，美国汉学界思想领袖史华慈教授继承了帕斯卡尔的传统，也对人类前途持有深刻的悲观态度。这一悲观态度，我们从他临终前留给林毓生的那篇“千禧年文章”并要求首先以中文发表，可大致推测出来。“问题意识”的法文是“Probiematique”——可从它的英文解释直译为“问题意识”或“提问的艺术”。我在2009年春季的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上讲解过这一语词，我当时直译它为“问题束”，它是一大堆相互纠缠着的并且人类理性注定无法完全解答的问题，我的这一解释十分接近帕斯卡尔的思想传统。

如果你有生活常识，那么你学习理论的时候就会不断回到你的常识，你会发现问题——要么是理论自身的问题，要么是常识的表达问题。生命体验是真实的，生命之树常青。所以，知识永远是知识过程，不是静止的一堆概念。知识过程是与你的人生体验纠缠在一起的，体验的丰富和深刻，使你的知识（涵盖着生命体验的那些概念）变得丰富和深刻。

有问题意识的学者，是优秀的学者，哪怕读书较少。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不是优秀的学者，哪怕读书很多，至少他不是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优秀的学者永远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从阅读文章的过程中，从现实生活中，从自我反省中。此处，我要引海德格尔的洞见：问题决定了求解路线。如果你只能提出错误的问题，你永远也无法找到正确的解答。许多不优秀的学者，我观察，都是因为提不出好的问题。

如果你们从命题0开始学习这门课程，你们的问题导向的学习和研究，就算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于是，你们忍受和承担着的应试教育或更摧残智力的官僚化教育，就可能最终被问题导向的教育取代。

现在我请你们回答布坎南问题，为什么我们不都是小偷？你举手了，你（王彬彬）回答吧。……你的回答很丰富也很深刻，它包含至少两个问题。首先，你设想有两个村庄，其中一个都是小偷，另一个都不是小偷。然后你解释说，那个都是小偷的村庄将会消亡，因为那里的生活无法继续。长期演化的结果，于是我们见到的村庄都是不偷的了。其次，你试图解释，为什么刚开始就有一个村庄都不是小偷呢？你说，是因为“传统”。

换句话说，囚徒困境的合作解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合作的传统。让我们回到“多因多果”的视角，你的回答很好，是一个挑不出什么错误的回答，它要求事先存在一个传统。但什么是“传统”呢？请看图2.2，我在最初的黑板里面又增加了一些文字。请你们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每一个字都要抄录，我不再重复这些文字，只提出结论来讨论：“常识=可交流的传统”。上星期我讲过，知识有三类，其中只有一类是可交流的，其余的不可交流，只可体验。不可交流的传统占了传统的最大部分，它怎样传承呢？只有生活在传统里的人们才可传承这部分知识，生活体验，于是有这部分传统。即便是可交流的那部分传统，也就是常识，如果完全没有生活体验，也很难传承下去。

19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对西方市场经济冲击极大，导致许多学者转向东方，研究日本，包括它的社会与文化。然后，有一批日本经济学家对西方学者说，我们日本的制度，可以说是“儒家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日本学者提出来的许多不同名称之一，还有诸如“社会市场经济”，等等。西方学者继续追问，什么是儒家资本主义呢？儒家传统是怎样发展资本主义的呢？日本经济学家于是引入一个新的效率概念——“动态帕累托效率”。可是动态的帕累托效率，逻辑不能通，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是一般均衡效率，是静态的，动态化之后，均衡存在定理的数学论证也就失效了，除非你接受——我在第三讲才会介绍这篇文章——Becher和Rayo在2007年JPE文章提出的“演化效率”。记住：演化效率绝不意味着帕累托效率。这样，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这些解释完全消失了，因为无法回答西方学者的追问。如图2.2最下面的文字所说，传统是不断演变的，因为有传统之间的竞争。

解释东方和西方的在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多年以来，有了许多学术研究论文。我在这里概括的是其中我比较相信的，参照图2.3，也就是第一讲的图1.2……你们还记得“方法论问题”吗？我补充了一些文字，写在图2.3的最下面，就是：“（甲）：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乙）：新教伦理主导的社会；（丙）普通法的传统。”请你们作笔记。

在这张图里，甲、乙、丙，都是现象，学者们观察到这些现象，并且指出这些现象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例如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是从韦伯开始的思路，经济学家的数据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发达与新教伦理传统，二者之间呈现正的统计相关性，例如荷兰和英国，是新教国家也是资本主义最初获得发展的国家。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数据分析显示，市场经济发达与普通法传统，二者之间呈现正的统计相关性。其实，哈耶克早已猜测到这两者之间是统计正相关的，他说过，案例法（case iaw）最适合市场经济。这样的统计关系，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框架内，就是经济活动与权威结构之间的统计关系。法律或对律法的遵从，这是一种权威结构，通常我们还可从中区分不同的子结构。

多因多果的世界里，假如上列三种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统计相关性而且是正相关，那么，你怎样推测那些不可观测的原因呢？也就是左侧虚线范围内的因素，你必须建构社会科学模型A—B—C，争取与经验观察达成某种标准下的一致性。请你们自己回答这一问题，举手回答。多因多果的问题解答，我们说这是最大的问题——社会类型学或对观测到的人类社会加以分类的问题。从韦伯开始，它至今仍是社会科学家喜欢探讨的大问题（与基本问题“社会为何可能”密切相关）。相比而言，前述的布坎南问题可以说是最小的问题，但它仍要求多因多果的解答。

问题导向的教育，首先就是提出和探讨问题。没有人举手吗？那么我们来看一张更细致的文化传统的演化图示。我们看图2.4，它表达了一种解释。在每一个维度上，表达出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的一些重大差异。沿着时间，这三个维度的演化，是我阅读所及的最可接受的关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显著差异的解释。

现在讨论表达在这三个维度中的东西方差异，我们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发达形态必须与相应的法治社会配套，这些形态大多在西方国家而不在亚非拉美地区。新加坡不能算发达市场经济，因为政治管制太严格，经济自由度也远不如香港。那么，香港和台湾呢？前者是只有经济自由而没有政治自由的，后者的政治自由刚刚开始有，还很不健全。那么，日本和韩国呢？日本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美国（日元正迅速升值）。可是如果你在那里生活过，你会同意我的判断，日本和韩国仍不算是发达市场的社会，可能还需要许多年。因为在社会情感维度，最重要的因素是法治社会（ruie of iaw）。只要你使用这一语词，你就在那些有生活体验的人脑内激活了这些体验。“法治社会”这一语词激活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到西欧去留下的生活体验，最简单的，例如，那里的人很少使用“锁”，家家户户几乎总是不锁门的。当然你会发现，熟人社会里从来不用锁。可是这里说的是都市，是陌生人的社会。我们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生活问题是找不到锁，出门的时候，总有些不放心。法治成为生活习惯，没有锁门的意识。你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很不同，你不仅锁门而且有防盗门和防盗窗，简直是重重防盗，而且丢了汽车或家里失窃之后，你去报警，警察会说，警力不足，你先给我们一些经费吧，例如，一千元，我们帮你找找。找到了车或物品，你发现已经破损不能使用了。这些体验很不像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的生活体验。由于你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法治，这个语词对你就仍是一个抽象概念，你会说，法治就是民主投票和多党政治，或者诸如此类你从书本里学到的概念。总之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解释，或者用更多的概念来解释更少的概念。这就是无知的状况，因缺乏生活体验而有的无知状况，概念在你那里是贫血的，是苍白的，是很难被具体化的。这样的法治概念，你将来在中国社会里诉求它，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孙中山最初的“民主主义”设想，有一个民众训练过程，军政—训政—宪政，我记得训政阶段的时间最长，在这一阶段，我们学会民主和法治。也就是杜威说过的，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习惯。这样，根据生活体验，我们用“人情社会”来描写不发达市场的社会生活，我们用“法治社会”来描写发达市场的社会生活。

在物质生活维度上，发达的物质生活，与不发达的物质生活，二者之间有区别，你可以体验到这些区别。不必细说，因为这些体验太容易得到。物质匮乏的社会里，例如朝鲜目前的状况，依靠配给制和军事权威来防止由于基本需求得不得满足而发生的社会动荡。在物质丰裕的社会里，则是几乎完全相反的状况，家长们担心的是消费主义会毁了孩子未来的人生。

在精神生活维度上，比较难以体验。因为这一维度的要素，我们讲过，是信仰。尚未获得信仰的旁观者无法获得信仰的体验，从而难以体验精神生活的差异。不过，跟随韦伯的思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间接体验，就是别人的宗教体验写在书本上，我们读过了。另一方面，我们东方的精神生活体验很丰富，在文化传统里，在诸如南怀瑾先生的著作里。这些体验，或多或少可以激活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些有血有肉的体验。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在精神维度上写出“基督教信仰”和“非基督教信仰”这两类精神生活。我们的体验表明，这两类精神生活显著地不同。

但是，这样的解释，我认为不很符合“社会科学”的标准。所以，我写了图2.4最下面的那一行文字请你们思考：何谓科学？何谓社会？

最后，沿着时间追溯，例如追溯三千年以前的情况，我们说，中国和西方，都是自然法传统。西方的，阿伦特考证，使徒保罗最初有自然法思想，“法”在每一个人内心。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我们也有类似的自然法思想。例如，孟子关于“仁”的解释有“四端说”，这就是自然法的思想。

那么，中国和西方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化，从十分接近的自然法传统演化为今天如此显著不同的两个传统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你们将来可能得到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果不仔细研究，只有这张三维理解框架，那就不能算是科学解释，还不是。我知道赵晓，年轻的经济学家，我也喜欢读他的文章。他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论证中国的这种“坏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好的”市场经济，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他说，是中国缺少教堂，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教堂的资本主义，如果中国人普遍地信教，就会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对吗？我不知道，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解释。

好了，这些问题留给你们思考。现在我们继续讲解“小世界”定理。小世界定理其实是一种现象，不是“定理”。这种现象被概括成规律之后，怎样证明呢？最简单的假设，假设朋友的朋友集合相互之间不交。然后确定一个参量，例如，平均每一个人有一千位朋友。我觉得太多，只是为了英文表达顺畅吧。我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平均每一个神经元有到其他神经元的1500个纽带。看起来，小世界定理更适合于神经元网络。

最简单的情况，请看图2.5，平均每一个人只有3个朋友。如果你有三个朋友，左上角的那个节点代表你，那么你的三个朋友各自有三个朋友，于是你可以认识3×3=9个朋友，简单吧。现在拓展这张图的证明，考虑平均每一个人有1000个朋友的情况，于是朋友的朋友数目是1000×1000，英文说“a thousand of thousands is a miiiion”，也就是一百万个朋友。那么，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呢？a thousand of miiiions is a biiiion，也就是10亿个朋友了。那么，10亿的四次方呢a thousand of B iiiions is a triiiion，一万亿个朋友，全世界人口没有这样多，包括死去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超过这个数目。所以，你希望认识里根总统的姨妈，很难，因为是已经死去的人，但根据小世界定理，你和她之间，只需要四层朋友环节，就可“相识”——也即你可以经过至多三个朋友的层次认识一位里根姨妈的朋友。如果那朋友也死了，那么，你可以经过至多两个朋友的层次认识一位里根姨妈的朋友的朋友，依此类推，不可能都死去，因为你还活着并且你的朋友至少有活着的吧。

小世界定理的发明权，引起我们经济学家的注意，我们觉得这种称不上是定理的东西，怎么会惹出这许多麻烦？那是1950年代的故事，社会学家继续探讨小世界现象，直到1970年代，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当时是格兰诺维特，我在上星期六提到过这位教授的名字，他有很强的理论能力和实证能力，他澄清了小世界问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集合相互不交，这样的语言，因为太不现实，所以很难变成可操作的假设。首先，你怎样判断与一个人的关系是“朋友”？你通过朋友认识的朋友，是否仍可称为朋友？依此类推，总会有一个朋友层次，你认识的“朋友”离你太远了，无论如何你不会认为那是朋友。于是，格兰诺维特写了一篇论文，我说过，标题是“弱纽带的强度”。纽带的强弱程度，就取代了小世界的“朋友”概念，参见图2.6，纽带可以从弱到强，一个连续的谱系，纽带的最强一端，我们称为“强纽带”。社会学家调查纽带时，例如在一家医院里调查，他们通常询问一个人，你平均每星期和另一人交谈几次？然后拿着这份例如100个朋友的调查表去询问其他人，全部调查了之后，你可能得到800人的社会的调查数据，一个800×800的矩阵。强纽带意味着每天见面，家人之间的情形。那么，弱纽带呢，社会学家通常将每年联系一次以下的关系称为弱纽带。介于这两极端之间的朋友，只是纽带强度的特例。还可以有“半是朋友”的纽带甚或“亦敌亦友”的纽带。总之，一般而言，纽带比朋友是更可操作的概念。

弱纽带的强度在哪里呢？格兰诺维特论证，强纽带的社会网络，最大弱点是没有新信息。我常说的，今天这饭碗上有一只苍蝇，绿头，那一定是张家的，李家苍蝇是红头的，脚上带饭渣。我在夏威夷观察的本土的熟人社会就是这样，太阳底下完全没有新鲜事儿。现在，你们猜，何时最需要新信息。例如，你们毕业时最需要的新信息是什么？……找工作。对了，就是劳动力市场，他因此而闻名于经济学界。格兰诺维特发现，弱纽带往往给找工作的人带来新的信息。如果全是熟人社会，你找不到工作就永远找不到工作，因为你已经找不到工作了嘛。明白吗？弱纽带含有新信息，格兰诺维特的数据显示，美国加州地区超过50%的劳动机会是通过弱纽带找到的。弱纽带，例如你在鸡尾酒会上认识一位，萍水相逢，但他随口说了一句，某机构正在找某类型的雇员，于是你就去了，录取了。

所以在新信息特别重要的时候，例如，1980年代里根总统的“竞争力委员会”主席，波特尔（Michaei Porter，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大学教授”，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各国的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经过十年研究，他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如IBM、GE、微软这类大公司提出的最著名的政策建议是：引入局外人“outsiders”，也就是弱纽带，将一些局外人引入公司原有的熟人社会。这些局外人，数目不要太多，他们带来了完全不同于既有团队的思维方式和信息，这样最可能产生新观念。注意，在熟人网络里增加陌生人的时候不要太多，别楞往里加。日本人有一段时间特信这一套，一些大公司要求自己的每一位工程师必须轮流到各部门工作一段时间，例如，一名研发工程师，先到市场部工作三个月，再到人事部工作三个月，再到……就这样轮换岗位，他们相信有助于创新，说这样可以分享“隐秘知识”，博兰尼（Michaei Poianyi，1891—1976，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科学世家，他的著作《私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对哈耶克有重要影响）的隐秘的知识。但后来的数据显示，效果不很好，这就是“楞往里加”，不可行。

总而言之，从小世界到弱纽带，这是1950—1970年代的事情。到了1980年代，瓦特（Duncan Watts，哥伦比亚大学和桑塔费研究院的社会学家）用了将近十年时间，研究了小世界现象。他的方法很严格，完全符合科学规范。为了严格定义“小世界”，他引入更细致的概念。下面这篇论文，见图2.7，发表于斯坦福大学主办的“年鉴系列”（Annuai Reviews）。它被认为是特权级的学术刊物，因为每年只发布一卷，邀请权威作者，回顾一个科学领域或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瓦特写了2004年《社会学年鉴》关于网络社会科学这一领域的综述。标题：“网络的新科学”。

为什么是“新科学”？2004年，社会网络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因为瓦特综述的是网络社会科学的新方法，计算机仿真，随机过程，诸如此类。请注意，瓦特列出的四个关键词：图论、数学模型、网络数据、动力系统。关键词很重要，你的搜索水平取决于你是否有恰当的关键词，例如在谷歌这样的搜索器上，我不是说百度，那是少男少女的玩具（笑声）。我不知道谷歌现在是否决定回到中国，总之，我的学术搜索主要通过谷歌完成。谷歌搜索对关键词非常敏感，不恰当的关键词，搜索不到重要的文章。

记住作者的姓名，Duncan Watts，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政治学家，后来是社会学家。瓦特这篇文章，先回到第一讲介绍的图1.17，右下角是小世界示意图，此处标为图2.8。注意：图2.8的两条曲线，最靠近原点的网络结构，在瓦特论文里是“全有序”的社会网络。瓦特研究的是最简单的社会——环状网络，它每一个节点与两个邻居有纽带联系，并且与两个邻居的邻居有纽带联系。这样，每一节点有四个纽带，两个是局部社会的，两个是局部社会以外的，所谓“远途连接”。称为全有序的。什么是全有序的社会？你们关于有序社会的常识是什么？就是熟人社会或乡土社会。以后我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你们必须设法唤醒你们体验中由这一概念涵盖的常识。

全有序的社会，典型就是乡土社会。从外面来一个人，大家都盯着你看，陌生人嘛。注意，由于此处假设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外生的，所以，在一个完全有序的社会里，每一个人认识一些人并且只认识一些人。因为完全有序，所以，他一开始不认识的人，他永远也不会认识。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完全有序就是没有任何新的纽带发生，也没有任何纽带可以被改接。因为我如果改接纽带，从我认识的一个人那里改接到我原来不认识的另一个人那里，就相当于发生了新的纽带，同时消失了一个纽带。乡土社会，很接近这样的没有改接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官僚制度，完全科层化的，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完全有序的社会网络。因为没有人被允许与他原本不认识的人建立直接关系，也没有人被允许割断既有的纽带联系。

我们现在讨论图2.9显示的随机化过程。沿着图2.8右下角的横轴（“随机改接比例”在[0，1]闭区间内取值）向右移动，瓦特规定了一种随机化的方法——每一次随机选取一个节点并将它与一个邻居的纽带改接为它与一个遥远节点的纽带。使用这样的方法，每次只增加最少的随机改接纽带，它使得图2.9显示的那个环状社会网络的乡土社会的有序性越来越低，最后成为“完全随机”网络。中间五条斜线标出的部分是小世界，下面解释瓦特的随机化过程产生的一些结果。

随着随机化程度增加，显著改变的，是这个环状网络的两个整体性质。其一是“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average iength），其二是“团聚性”（ciustering），表现出图2.9所示的变化。

注意，节点间的平均距离越远，意味着世界越大。所以，最左端的全有序网络，称为“大世界”。当随机性增加时，平均距离开始缩短，在完全随机网络这一端，它达到最短。这样可画出一条曲线，在图2.9两条曲线中，它是位于下面的那条。另一个测度，也是网络的整体性质，是团块性（它也是平均意义上的团聚性）。这条曲线位于图2.9的平均距离曲线的上方。团块性也在完全有序的网络这一端达到最大值，然后，随机性增加，团块性下降，在完全随机网络达到最小值。

现在瓦特可以严格定义“小世界”网络，就是平均距离和团块性都还在从高向低转化的中间阶段时的网络性质，也就是图2.9标出“小世界”的这一区域。因此，在小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很远，例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可以覆盖全部世界。同时，在小世界里，团块性也不算低。关于团聚性，你们的常识是怎样的？就是“熟悉”，例如乡土社会，人们相互之间有极强的团聚性。另一方面，不同于很短的平均距离，如果仅仅有很高的团聚性，那么可能平均距离很遥远，例如在图的左端，这意味着各团聚之间不相往来。我们中国福建的山区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这样，交通太不方便，语言分裂为许多方言，走过一座山，你就听不懂另一座山里的方言。小世界的性质很好，因为它既有较短的平均距离，又有较高的团聚性。研究表明，学生社会通常兼有这两种性质。在这样两种性质并存的社会里，信息可以很快地传播，从一个学生小组传播到其他小组，很快，因为平均距离足够短，而且小组内部相互之间很熟悉，分享信息很充分。如果仅仅有很短的平均距离呢？如同图的最右侧，那么，团块性很差，人们相互之间互不熟悉，虽然信息可以传播，却不易分享。

瓦特在文章里计算的，是一千个节点的环状网络随机化过程中，平均距离和团块性这两大整体性质的变化曲线。从他文章里，我引用了图2.9。注意上面一行三个网络的中间这一个的样子，他怎样增加随机性呢？中间的这个网络，与左边的那个网络的惟一区别，就是随机地，有一个节点与它右侧的邻居断开了纽带联系，改为它与很远的一个随机选择的节点的纽带联系。这样改接了的节点的数目，占节点总数的比例，从0到百分之百就是1，对应着从完全有序到完全随机的变化过程。标准化之后，平均距离和团块性都是从1到0变化。上面我们的讨论表明，在随机性最小的左端，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大世界”，但因为团块性很强，所以，我写了“洞穴经济”，这是远古洞穴时代的社会性质。在随机性最大的右端，这样的社会，可以说是“冷漠世界”，典型地就是现代都市社会，你和许多陌生人擦肩而过，距离很短但互不熟悉，完全没有团聚性。冷漠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缺少交流，没有情感生活，这就很不适合于哺乳动物。以后学习了哺乳动物脑之后，你们就会懂得这个道理。图2.10列出了瓦特这篇文章的五个要点，需要你们牢记：

瓦特在另一篇文章里给出了平均距离和团块性的定义，并根据这些定义，在这篇文章里推导出完全有序社会和完全随机社会的平均距离和团块性的估值。真实世界，瓦特在要点1里写道，真实世界介于两极端之间，因此，小世界结构就特别贴近真实世界。注意要点4，瓦特的计算，在完全有序的网络里，平均距离的近似值是节点总数与节点平均连接度的两倍之比。如果假设平均每一节点的度数是10，总节点数如果是1000，则平均距离就是50，意思是，从一个节点到另外任一节点平均要经过50个纽带的链接。这样的世界太大，不如小世界那样方便。在完全随机的网络里，平均距离的近似值是节点总数的对数与节点平均连接度的对数之比，在上面假设的情况下，就是3，平均只需要3个纽带就可找到任何一个人。小世界介于这两极端之间，任何两节点之间大约需要5个纽带。

人类演化是从“大世界”开始的。桑塔费学派“四君子”——他们的名字是：Herbert Gintis, Samuei Bowies, Ernst Fehr, Robert Boyd。其中第一作者金迪斯，早年是哈佛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作者鲍尔斯可能更著名，因为他曾与萨缪尔森论战，并在《经济文献杂志》（JEL，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三份刊物之一，每年四期，邀请权威作者撰写综述文章）撰写过一篇综述文章“内生偏好”。他们在1990年代建立的社会仿真模型，首先参考人类学考古数据，假设在我们人类共同发源地，在东非的那些洞穴里，平均每一洞穴居住着5—20个原始人。这样选择初值，符合人类学事实，因为家庭人数少于5的时候，洞穴经济瓦解。家庭人数多于20时，洞穴无法容纳，必须分出去一部分人。

在东非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鸵鸟蛋的碎片，还有一些用鸵鸟蛋壳打磨的完整的圆形薄片，中央有孔。显然，那些碎片是在手工打造完整圆形薄片时破碎的。以原始人的手，费许多小时，失败许多次，打磨出一些如此小巧且中央穿孔的圆形鸵鸟蛋片，目的是什么呢？当时肯定没有商品经济和货币，所以这些完整的圆片更可能是串在一起当作礼品。但送给谁呢？洞穴的世界里，团块性很强且团块之间很少来往，大世界嘛。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克莱因（Richard Kiein），根据这些发现，写了一部科普读物（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 Wiiey，2002）。图2.11是它的封面，标题是“人类文化的曙光”，请注意副标题，直译是：“关于人类意识大爆炸的一个大胆的新理论”。克莱因论证，一串这样的圆形鸵鸟蛋片代表了很多劳动时间，很贵，惟其如此，一个洞穴赠送这样一串礼品给另一洞穴就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有价值，那是什么关系呢？你们有一本参考书，奥菲克（Haim Ofeh）的《第二天性：人类的经济起源》，在这本书里（图2.12是英文版封面），奥菲克考证，最早的交换，大约150万年前，发生在专门维护火种的洞穴和专门打磨石器的洞穴之间。火种和石材的交换，对于洞穴经济而言，二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分工意味着相互依赖，从而要求足够的信任。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曾考证过，最初的交换，总是发生在朋友之间。所以，“交换”的希腊文最早就有“朋友”的含义。在中国，交换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因为“商”的含义之一是“经商”的民族。夏代是否有交换，不得而知。不过，甲骨文的“朋”字很像是一个人居中，两边各有一串贝，而贝是交易的象征。朋友值得信任，故而可以担任交易双方的居中人。我的一位友人吴雪君，最早向我表述了这一见解。我很信服他的古文字学知识，况且，他的这番考证不仅与古希腊的同类证据一致，还符合我的常识。

除了分工与交换之外，合作还有另一种形态，更原始，因为在猩猩社会里也可以见到这种形态，就是“食物分享”。原始人的洞穴经济，风险很高，假如你这个洞穴的猎手出去半个月没有任何猎物带回来，怎么办？饿死吗？这时候，如果邻居洞穴的食物很多，那么，你可以借来一些食物维持生活。类似地，将来你的洞穴里有多余的食物，也有义务借食物给今天借给你食物的洞穴。这是一种信任关系，基于信任，食物分享成为一种保险机制，有利于族群繁衍。而那些没有这种保险机制的洞穴经济很可能在经历过几次冰川期的打击之后就消亡了。

这样，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桑塔费四君子的仿真研究，就需要解释“合作”者之间的信任是怎样维系的。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有“强互惠性”——互惠性意味着你合作我就合作，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而强互惠性意味着你合作我就合作，你不合作我就惩罚你，而且不论你与谁不合作，我只要知道了就一定要自己支付代价去惩罚你。在后来的文献中，强互惠性常被费尔用“利他惩罚”概念取代。

我说了许多题外的话，是为了让你们有足够时间做瓦特文章的笔记，现在休息十分钟，你们可以继续作笔记。

继续讲课，刚才谈到鸵鸟蛋圆形片串联的礼品，很贵。为何要很贵？我问你们，农村婚嫁要收彩礼，很贵，为什么？许多学者认为彩礼是陈规陋习，应废除。他们认为彩礼越贵就越增加了新婚家庭男子的财政负担（父母接受求婚男子的彩礼后通常不交给女儿）。可是晚近的观察表明，朱苏力介绍过这些情况，女儿的父母亲为什么要求特别贵重的彩礼？因为这是男子的能力和可信任感的依据，有能力的男子通常可以承受很贵的彩礼，另一方面，“沉降”成本越大，随意对待婚姻关系的代价就越高，类似地，西方人离婚时平分家产也是婚姻破裂的代价。张五常和我是老朋友，我们有共同的老师，我们有长期的观点分歧，但我们也相互欣赏。我欣赏他的经济学直觉和他的人生态度，读过他以英文发表的全部论文和他用中文写的几乎每一篇文章。其中有一篇论证“卖字有助于提高字质”，大意是说，他练字，有朋友来求字，免费的时候他写的字通常不如收费时写得用心。所以，卖字比送字更有利于书法的进步。与鸵鸟蛋片必须很贵是一个道理。不过，我的批评是，这样的见解未必能推广到一般原则。因为，我引述巴泽尔（Yoram Barzei，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经济学家，产权学派的领袖，2002年发表专著A Theory of the State）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论证卖血不如献血，因为卖血者的血质远低于献血者的血质。今天不提此事了。

不论如何，一个“大世界”，平均距离太远，但团块性很高，洞穴之内人际关系都是强纽带关系。随机化的另一极端是“冷漠世界”，人际关系几乎都是弱纽带关系，可是平均距离很短，现代社会的大都市生活就是这样，你在街上每天与许多陌生人擦肩而过却从不打算认识他们。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小世界”，我们说过，最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分享。这也是最适合哺乳动物的社会网络，因为哺乳动物是有情感的。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之前的生命形态，没有情感。以后我们要介绍脑科学，今年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如往年重要。你当然可以猜测，例如，蚂蚁也可有情感。但你必须论证这一见解，否则就只是猜测而已。脑科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蚂蚁有情感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将“情感”这一概念用于涵盖哺乳动物演化阶段的体验。如果特别冷漠和距离特别遥远的世界里，情感性的动物都不能生存，当然，我们说，小世界是惟一适合它们生存的网络结构。

下面这篇文章，见图2.13，今年7月发表在《社会网络》杂志上的，探讨社会的创造性。这是社会整体而言的创造性，所以它依赖于两方面的情况，其一是节点性质，其二是网络性质。就这篇文章探讨的主题而言，个体认知能力是首要的节点性质。那么，首要的网络性质呢？你们记得我讲过费孝通先生的命题吧？讲过两次了，你们应当可以背诵。费孝通，1948年，与吴晗合著《皇权与绅权》，前面三章都是费老写的。吴晗，“三家村”，你们未必知道他了。我们这一代在北京长大的人，可能都知道他。费老的命题是什么？那位女同学举手了。……你的回答，正确。让我重复一遍她的回答，费孝通命题：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知识。

波特尔，我们提到过他1985年发表的《各国竞争优势》，他比较了日本和美国的技术进步过程，有很大差异。他发现，美国的技术进步（早期有相当大程度是源于英国）以重大突破（breah through）为核心，而日本的技术进步以日常改善（incrementai）为核心。换句话说，日本的技术进步，不能算是真正的技术进步。波特尔指出，因为日本社会缺乏个人主义精神，它的文化是“反个人主义的”，所以不利于自由创新。重大的技术突破，例如蒸汽机的发明，电讯技术的重要进展，飞机、汽车、计算机，金融工具的创新，技术史学家考证，这些重大进步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少数后来被认为是“天才”的个体头脑。你们是否同意呢？波特尔命题：重要的创新只能产生于个体头脑。你们可能会争辩说，日本自从1980年代陷入经济萧条，至今没有走出经济周期的低谷。我同意这一观察，是事实。不过，技术进步的研究表明，正是在经济周期的每一次低谷，企业的技术更新活动最密集。因为低谷期也就是潜伏期，这时候，我每次讲到这里就会想起周其仁的比喻：谁能在冬天把冰棍卖得火热，谁就能在第二年夏天成为冰棍大王。企业技术竞争的高潮不是发生在经济周期的高潮而是在它的低谷，这是反复被观察到的事实。这样，根据日本经济20多年陷入低谷，你不能推论说日本没有技术进步的原因是经济周期还在低谷，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学家观察到的各国技术进步的历史。

这是网络性质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在探讨这一影响时，我将作者论据的要点写在图2.13上方的方框里了：“互联度太高导致社会成员的相似性太高可降低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互联度太低则丧失合作创新的优势。”日本社会，或任何一个东亚社会，人际的互联度显然很高，这是与欧洲和北美相比而言。另一方面，互联度太低则很少发生合作，大都市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小世界的平均距离和团块性，可能刚好有助于合作创新。

其次，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这篇文章有新意，就是它的摘要里的结论“c”，我译出来写在图2.13最底下那一行：“较低的个体认知能力可导致分工和专业化进程”。注意，我们的常识通常是：个体认知能力越高的社会，整体创造性越高。可是作者们发现，个体认知能力足够低的时候，这些个体可能更容易借助于社会网络里存储的知识来弥补自己认知能力的不足，于是可能改善了社会网络的整体性质，使它有更高的整体创新能力。我喜欢这样的发现，因为它有一些令人惊讶但深层的理由却符合常识。人类的演化就是这样的，那些猿猴很难与丛林里的猫科和犬类竞争，它们太弱小了，于是偶然或必然地，它们学会了“合作”并因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而在生存竞争中胜出。我说过，你们做研究，要学会读摘要，这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训练的一部分。

人类的历史是我们常识的一部分，虽然积淀太深可能我们不自知。人类最初的合作体验，桑塔费学派“四人帮”通过1990年代的社会仿真模型论证过，人类最初的合作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人类最初太弱小，只能联合起来，那些不会合作的人类群体后来都消亡了。

所以，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的那样，劳动其实并没有创造人。桑塔费学派“四君子”的第一次学术轰动，就是推翻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他们宣称：是合作创造了人。

当时，人类还是四足猿，挂在树上的，参与生存竞争的其他物种有猫科和犬类。这里的猫科不是猫，而是虎，大型猫科动物。这里的犬类是狼，不是后来驯化了的狗。虎狼之徒，你能与它们竞争吗？很难想像当时的情况。考古学的证据支持了桑塔费学派的洞见，人类能够生存，主要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合作。第一块石器工具，考古学家找到的，是大约250万年前的，那时的人类被称为“homo habiiis”（能人），拉丁文的意思是“手”很长很能干的意思，我曾很喜欢记作“手人”。人类是四足猿的时代是在大约400万至600万年以前。所以从四足猿演化到能人，中间经过了至少200万年时间，这段时间没有工具，但是有合作。我们从猿类今天的合作方式可以推测当初人类的合作方式，收集了这方面事实的这本书，还没有中译本，因为很新，英文版是2006年的（Peter M. Kappeier and Carei P. van Schaih eds. , Cooperation in Primates and Humans: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 SPringer-Veriag, 2006）。我会在以后的某一节课上，介绍这本书里的一张列出了猿类和人类各种的合作方式的表格。

所以，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结论有新意，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中，比较低的个体认知能力反而导致很高的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从而社会整体有了更高的创造性。

下面这张幻灯片，图2.14，主要是因为程琛的问题而产生的。程琛是我们这门课的助教，也是我在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程琛最优秀的地方——当然她有很多优秀之处，对我准备课程而言，她最优秀之处在于，每次下课之后，她都会有许多好的问题，面对面地问我，或通过信件问我。总之，我每次下课后，都会等待她的提问，然后我改写下节课使用的幻灯片或讲稿。程琛发问如同周其仁那样，一定要追究到底。在教室里，我不指望有很多好问题。因为我知道谢林命题——教室里的学生人数与教师能够得到的好问题数目成反比。以后我们再讨论谢林命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它涉及网络的整体性质，而且谢林（Thomas Scheiiing，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家，对我而言他最出色的工作是关于“微观行为”与“宏观秩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由于他的“冷战”时期博弈论研究以及其他贡献，他和以色列最优秀的博弈论学家奥曼（Robert Aumann，公认的博弈论奠基者之一，以色列民族英雄，晚年从事心理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分享了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仿真程序对网络社会科学有深远影响。

程琛的第一个问题，我在讲解小世界定理说过，小世界最有利于合作秩序的扩展和技术进步，并且我说过，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是小世界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我在讲解中国社会问题时说过，中国社会有历史最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而官僚是科层化的。我说过，科层社会不利于创新和合作。这两方面因素是冲突的，程琛问我，怎么解释呢？我的解释写在图2.14里。

威尔逊（Edward O. Wiison，哈佛大学“大学教授”，尚健在的最著名生物学家，影响最深远的科普著作是《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和《普罗米修斯之火》）在《社会生物学》里提出过，演化的最重要的两种驱动力量，其一他称为“族群惯性”，其二他称为“选择压力”。这两种力量通常作用在相反的方向上，族群惯性反抗自然选择。人类社会从600万年前开始“合作”的演化，文明史的时代大约是1万年前开始的，这样漫长的演化，肯定积累了极大的族群惯性，所以，自然选择的压力可以受到来自族群惯性的强烈抵抗。市场经济的冲击，代表自然选择的压力，抵抗这一压力的族群惯性，在中国，显著地就是官僚政治传统和人情社会网络。我个人的体验是：人情网络往往最大程度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并因此而首先瓦解，但官僚政治则可以不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因此不会仅仅因为有了市场经济就瓦解。事实上，民主运动才是对官僚政治最重要的冲击力量。这样，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很可能是小世界与科层同时存在，前者符合市场原则而后者反抗市场原则。

程琛的第二个问题和我的解答意味着这一命题：现实社会的网络结构通常是社会网络三类基本结构的复合体。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三类基本结构（完全连接，科层或完全有序，小世界）。问题是，除了这三类基本结构，是否还有第四类结构呢？例如，根据瓦特的那篇文章，有没有完全随机结构？我们说，完全随机就不能是结构，因为完全随机了，任何结构都无法稳定存在。

关于中国科层制度的传统，我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里将介绍一本新书，李峰的《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这位作者真是从乡土中国走出去的，他家乡就是陕西“周原”（周朝发源地在岐山）地区的，农民，他参加了丰镐遗址（周朝第二个首都是镐京）的考古发掘工作，后来觉得只有田野经验不够，就去到东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求学，得到考古学的博士学位，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据李峰在这部著作里的考证，官僚制度在中国很可能出现于西周中期。汉代官僚政治只是对这一传统的完善，我很信服。李峰很聪明，从农民家庭，成为考古学一大家。

我们看到，不仅中国大陆目前还是官僚政治与市场经济（小世界）的混合，而且日本和韩国，还有中国台湾，不同程度地都是这样的混合。东亚地区的传统（族群惯性）是儒家主导的，官僚政治是这一传统的政治表现。人情社会也是这一传统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表现。我的观察是，市场经济对人情社会为害最烈，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我首先观察到的就是人情网络的瓦解，传统价值观崩溃了，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离婚率上升，自杀率上升。这一阶段的自杀，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情网络瓦解之后，个人完全无法承受市场化带来的孤独感和生存压力。

其实，我讲的这两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是强烈互补的。你只听其中一门课而不听另一门课，损失很大，也不过瘾。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课堂，可以针砭时弊，你听着很过瘾。

在新政治经济学教室里，我介绍了2009年MIT年轻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iu，2005年克拉克奖获得者）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在这一主题上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这一篇可能是最后发表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了世界银行长期宣称的现代化命题：只要人均GDP增长了，一个社会就必定民主化。

他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未必导致民主化。他用了一个平面直角坐标表现他的数据。纵轴是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指标，横轴是人均GDP。他的数据显示，在人均GDP例如增长到中国目前的阶段，1000美元或2000美元的阶段，会出现一个分岔，一个岔路口，向上的路径是民主化的社会演变，向下的是独裁、专制、官僚化的社会演变。虽然，在这两条演化路径上仍会继续有人均GDP的增长。当然，数据显示，民主化的演化路径可以持续GDP增长到很高水平，而独裁的演化路径则可持续GDP增长到大约前者的50%的水平，此后就没有样本了。

不论如何，阿西莫格鲁推翻了世界银行的一项教条，就是只要给一个社会带来市场经济，它就可以自动地演化出民主与自由。不正确。

现在我大致总结一下讲过的内容。社会网络有三类基本结构——完全连接的，完全科层的（作为完全有序社会的一种），小世界的。同时，社会网络里个体之间的交往有三类媒介——货币、权力、情感；它们分别适合于三类社会——市场、科层、社区。

注意，完全有序的社会，可以是洞穴社会（是一种“大世界”网络），虽然洞穴里有科层（可能是母权家长制），但整体而言不是科层的。所以，为了分类的纯粹性，我使用“科层”而不使用“完全有序”。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在的市场关系还带有人情网络的特点。现在是中秋，你们看到大家互相送出去很多很贵的月饼，人情嘛。这是一个韦伯命题：人情社会的市场经济，是通例。而不带人情的法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而是特例，韦伯说，纯粹意义的资本主义不见于西方社会之外，因为西欧社会有千年的基督教传统，经历了加尔文教派那样的严酷的清教徒训练。

下面这篇文章，图2.15，2005年发表于《社会网络》，作者们研究了信息在小世界网络，这里是学生网络中传播的方式。标题是“怎样在社会网络里搜索”。这篇文章介绍了小世界网络研究的历史，社会学家的小世界实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直持续，这里引述的最新实验报告是2003年的。图2.16也引自这篇文章，那里介绍了小世界研究的基本假设，例如，1978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显示，平均每一个人认识的人数在500—1500之间。作者在摘要里指出，当学生组织太科层化的时候，信息搜索效率很低。一般而言，学生的社会网络不是科层的，而是小世界的。他们使用了美国高校学生电子信箱之间社会交往的海量数据。大部分学生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大部分学生，例如在寻找“室友”的时候，家长担心的是孩子的室友吸毒或其他问题，斯坦福大学“室友”网站，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室友。我不能在这篇文章上讨论时间太久，因为刚才拖延课时较多。

我们在这一学期讲了大量的网络社会科学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学术发表高潮，三年一次，主要是桑塔费学派的社会仿真与合作的田野研究，苏黎世学派的脑科学和实验经济学，以及这一学科传统需要介绍的知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今年情况不同，我说过，今年的文献发表，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大批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报告，这是我修改这学期教学内容的第一个理由。

另一个理由或许更重要。我也已说过，演化理论的视角——行为经济学不能遵照西方主流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课程那样讲授，那是静态的视角，而我希望引入的是演化论视角。为什么呢？这就导出另一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我希望同学们对下列两种思路保持警惕，其一是单纯个体主义的思路，其二是单纯集体主义的思路。我们鼓吹的是兼具个体视角和群体视角的思路。而贯彻这一思路，最合适的方法是社会网络方法。

行为经济学课程目前仍主要在西方的大学里开设，在中国的大学里，只有我最早开始讲这门课，虽然有一些院系有这门课程的名称，但教材和思路完全不同，而且多为西方同类课程的抄袭版。

为什么我们不能照抄西方大学里的行为经济学课程及其思路？我们讲过，行为经济学可以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学”加“心理学”。可是心理学所指的是心理事实，而心理事实在中国人这里和在西方人那里，梁漱溟先生早已指出，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异，正是这些心理差异，决定了一个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一个外国人的经济行为，看起来显著不同，以致任何人，例如一名游客，立即就可指出哪些行为不是外国人的，哪些行为不是中国人的。

因此，照搬西方行为经济学课程及其思路，决不是好的教育。我们要提供一个中国视角。这是第三个理由，让我的课程非常不同于任何行为经济学课程。

另一方面，你们在这里学习行为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最近几年西方大学里的显学。例如，根据2004年的数据，2003年在美国的常青藤大学经济学毕业生的博士论文当中，20%是行为经济学的，也就是说，每五名博士中，有一个是行为经济学的博士。这一比例，在1990年几乎就是零。面对如此迅速扩张的一个学科，目前美国的常青藤联校争夺行为经济学教师，我推测这些大学也争夺行为经济学研究生，你们可以试试。

需要警惕的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师为了生存必须参与我认为是过于激烈的竞争。不像在我们这里，周其仁院长保护我们这样的大熊猫，保护得很好。所以，我们这样有闲暇时间可以自由选择并且思考真正重要问题的教师，在市场化的学术界，是一种奢侈品，属于大熊猫类型。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教育的，我们坚持发展跨学科的教育和研究，坚持探索中国问题导向的教育和研究。因为，在西方学术界过于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人们的视野会被迫收窄，因为每年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在学术分工非常细致的时代，一篇论文的主题太广泛几乎肯定不会有机会发表。所以，发表出来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是“钻研”的文章，不是问道或道问学的文章。可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有道问学的态度。

已经发表的这些行为经济学文章，不仅主题太窄而且思路也窄。你可以选择精专的主题，但可以在叙述时表达宏大的思路。行为经济学在西方的思路，就是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影响之下，被引入经济学的心理学，通常是个体心理学而较少社会心理学。这样就十分缺乏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例如，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社会心理和集体行动，这是韦伯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可是，至今，我没有见到令人满意的行为经济学与行为社会学的整合工作。又例如，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i Kahneman，以色列裔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因为决策行为的“Prospect theory”研究，与Vernon Smith分享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得奖的工作，其实就是仔细地绘制决策者的价值函数——“前景理论”，显得相当狭窄，但可以得奖。虽然，我认为，卡尼曼的思路足够宏大，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分享了那一学派诸如奥曼等人的宏大传统。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核心内容，你们考试必须有这一内容。只在2009年，MIT的阿西莫格鲁开始讲授社会网络理论，仍未必是行为经济学的考试内容。

你们必须记住卡尼曼这张图的三个要点，请看图2.17：首先，第一象限里是收益，但不是收益的全部而是收益的增量，价值曲线是上凸的，说明边际递减。在第三象限里是损失，也不是损失的全部而是损失的增量，价值曲线是下凸的，意味着边际递减。其次，坐标系的原点，是收益和损失的增量的参照点，所以在第一和第三象限的，是参照原点而有的增量。这个参照点，是现在行为经济学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时，使行为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显著特征。第三个要点是，第一象限的收益价值曲线，和第三象限的损失价值曲线，这两条曲线在原点附近的斜率的差异，当然是它们绝对值的差异，大约在2—4倍之间，所以通常记作“三倍”。换句话说，我们对随收益增加而增加的幸福感的敏感性大约是我们随损失增加而增加的痛苦感的敏感性的三分之一。再换句话说，我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通常敏感三倍之多。

卡尼曼的发现符合常识，对吗，我们都是这样的，对损失更敏感。卡尼曼还定量地估计出来，损益之间的敏感性能够相差几倍。这样大的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可以观察到。假如一个理论，它给出的命题或结论，我们在常识世界里完全无法观察到，或者是因为与其他理论的预测的差异太小，或者是因为常识的辨识太粗糙。总之不能在常识意义上形成显著差异，那么，我认为这样的理论没有意义。至少，我会借助周其仁的看法，说这样的理论没有意义。他说过，他不研究真实世界里没有的现象。你们注意，我的课与他的课，是互补的。你如果没有常识，到我这里来听课，可能混混而已。你如果没有理论，去听其仁的课，也可能只是混混而已。不过，你只听常识课不听理论课，或许可以毕业。

而且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参照点（原点）是主观想像的参照点。所以，决策行为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决策，心情不同或场景不同，导致不同的“心理账户”于是引发不同的选择。例如，你一直就有1万元月收入，这是你增加工资或减少工资的参照点，带来幸福感的工资增量只能是月薪超过1万才可以，如果月薪下降到了9000元，你就会有新的痛苦感。如果你从来就没有月薪，给你9000元当然是增加了幸福感。此外，我们读数学系的时候，还捏造出一个“幸福常数”定理：一个人毕生的幸福指数必定是常数。根据这一命题，你如果早年吃苦，我们就预测你晚年可以享福，因为苦乐定常。类似地，如果你早年太幸福，我们就会预测你晚年很悲惨。问题在于，卡尼曼参照点的相对性意味着，如果你从太幸福的参照点跌入悲惨状况，因为有三倍的敏感性，你可能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于是自杀。相比而言，如果你的参照点是早期吃苦时形成的，那么你享福的时候，敏感性只是悲惨境况的三分之一，是可以承受的——民间有“大福难以承受”之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是初步的。以后还要介绍一次，就可以考试了。这里介绍的图2.17只是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两张图示的第一张图示，另一张图，是关于概率权重的，今天不介绍，而且有争议，卡尼曼自己修正过，我认识（审阅过博士论文的）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专业的一名博士，曾建敏，在重庆的西南大学工作，现在专研卡尼曼理论的概率权重曲线的修正。

总之，我们这门课不是西方行为经济学的学术殖民地，我们也不希望你们陷入西方学术殖民地而难以自拔。

下课，明天再见。（掌声）

课后讨论

助教丁建峰、程琛、马英举，刚录取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游五岳，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杨东睿和许彬彬，以及中科院科学史研究生余佳。他们都认为这一讲特别精彩，以致忘记了下课。

杨东睿：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很可能是中国社会缺乏对异端的宽容，先秦时期有宽容，就有技术进步。

丁丁：你这一见解很好，我很同意，并认为或许比游五岳在2010年优秀大学生经济学夏令营递交的文章思路更正确。游五岳的文章思路是，中国社会不允许怀疑权威，并因此压制了技术进步。

张素芬（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强纽带不包含新信息，这命题是否太绝对了？

丁丁：强纽带没有确切定义，英文是“within arm's length”（在一条胳膊的长度以内），家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统计而言，因为平日共享太多信息，以致强纽带已经没有新的信息了。

张素芬：所以，强纽带应当由信息含量界定？

丁丁：是的，统计而言，你可以用纽带包含的信息含量来界定纽带本身。一条胳膊的距离，今天不很恰当，因为你可以每天给在世界另一端的密友一通电话，你们共享例如90%的信息，这是强纽带，却远不是一条胳膊以内的距离。

一位男生：全有序社会，例如家庭，为何是距离最大的呢？

丁丁：是平均距离，不是距离，平均而言，家庭内部人际距离很近，但因为是完全有序的社会网络，所以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距离很远，家庭之外的人数远比一个家庭的人数多，所以社会的平均距离于是很大。

另一位男生：老师，明天我想去听您的研究班课程，可以吧。

丁丁：当然，就在二教421，欢迎你来听课。

另一位男生：我也过把瘾。

第二部分
2010年9月19日/下午1 : 00—3 : 00/二教105

上课了，首先我们探讨一个需要反复探讨的问题，布坎南的命题，选择选择什么，直译。昨天我和许彬彬同学，讨论了布坎南引入的“道德成本”概念为何不很好，因为“多因多果”，许彬彬的解释于是引入了“传统”，在演化论的视角下，文化传统很重要。这就引出两个子问题。其一，个体的合作行为在群体内一定要被足够多的成员“appreciated”（感激、赞赏、评价）。这里涉及的不是价格，而是情感，因为这是一个表达情感的语词，虽然它意味着正面的评价。舍己救人，怎么能由市场定价呢？没有，它在旁观者心里，引发一种感激之情。个体的合作行为在其他个体那里引发赞赏的情感，这对维持合作秩序至关重要。其二，两个群体，一个不偷，一个偷，哪一个更能生存下去呢？简单地看，偷的群体可以生存并淘汰不偷的群体。但威尔逊教授的“社会生物学”——这门学科是他确立的，虽然在苏联和西方，都引发了激烈批评——成功地说服了主流学术界，后来，在2000年，他发表了这本书的再版，增订、扩展、纪念这一学科的最终确立。这些内容，在这门课程里占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所以对你们而言很重要。由许彬彬的解释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使内部合作的群体最终胜出并淘汰那些内部不合作的群体。这就是“群体选择”假说，它至今还是假说，如达尔文的进化假说一样是假说。群体选择，这一主题将占据我们这学期行为经济学的核心位置。因为，这一主题兼具个体视角和群体视角。

怎样定义利他行为呢？如果是一群蘑菇，你无法定义利他主义，因为没有个体之间的界限。根据西蒙的定义，若个体为增加群体的适存度而降低自己的适存度，它的行为是利他行为。适存度，fitness，生物学家怎样测度呢？他们用后代与母代之比，来测度适存度。如果一个人的生存策略有利于增加自己的适存度，那么在一名旁观者看来，他的后代的数目必须逐渐超过母代的数目，这就是繁衍，否则就是消亡。以后我们会详细解释“基因”、“染色体”、“性状”，这样一些生物学的概念。我们将引用贝克尔在一个脚注里引用的威尔逊的“基因适存度”定义和“遗传选择”定义。

在囚徒困境一次性博弈里，我们见到有合作策略，可是这样的合作策略怎么可能长期生存呢？它不是降低了自己的适存度吗？威尔逊的解释是，因为群体选择，所以这样的合作策略可能生存并繁衍。

我们现在可以粗略地介绍这两个术语：“genotypes”（基因型）和“Phenotypes”（表现型）。后者的希腊词根的意思是“表面的”、“现象的”、“非本质的”，所以，这个术语有时候译作“表型”或更科学地译作“显型”——因为由基因型决定的一些性状隐而不显，于是有机体表现出来的那些性状只是显型，虽然有机体同时还载有“隐型”，可能在未来的遗传中获得表达，成为显型。

我们常说，行为模式是可观测的，行为动机是不可观测的。策略是对行为模式的一种描述，所以是可观测的。心理学描述心理事实，包括动机，通常是不可观测的。如生物学家那样，我们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试图做的，是从可观测的“显型”策略，推测那些不可观测的“基因型”行为动机。我的这一见解，请你们认真记住，反复回味。

以上介绍的，是有机体的个体行为和个体构成。威尔逊的群体选择假说之所以引发激烈批评，因为它似乎完全没有生物学的理由。群体不承受自然选择的压力，因为它是社会网络，是流动的，不是基因型。但是，哈耶克早已指出过群体选择的重要意义。他说过，那些偶然接受了正确制度的群体，在长期竞争中逐渐淘汰了那些偶然接受了不正确制度的群体。当然，你可以批评他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他的数据来自人口学观察。

在现实观察里，我们看到许多物种，包括人类，都有同性恋行为，而且这一策略似乎永远不会消亡。那么，是什么机制让同性恋长期延续呢？你不接受群体选择假说，你就很难解释同性恋现象。

继续探讨布坎南命题引出的第二个子问题：传统是否有利于合作？在不偷的村庄里，由于每一个人已经处于有利于合作的传统内，所以，他的理性选择就是不偏离传统的合作行为。可是，我们需要定义传统。上节课我给出了一个定义：一切经过长期历史的检验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知识。其中可交流的传统就是常识。传统的大部分不能交流，只能模仿。

然后，威尔逊和哈耶克的见解：传统之间可以有竞争，这是通过群体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每一个群体有自己的传统，群体之间的竞争于是有选择压力，作用于传统。

我们可以不讨论布坎南命题，如果你满意布坎南的解释。我不满意，所以我需要这样的讨论。

回到图2.14，昨天程琛提问，我解答了，也在课上讲过了。不过，她要求再解释一下，因为我忘记解释蚂蚁懂得合作为何没有淘汰人类。其实威尔逊指出，对蚂蚁而言，演化有两种驱动力量，族群惯性的力量太强大，因为蚂蚁的分工合作秩序不像人类这样可变化，它们完全没有灵活性，都沉积在基因型里了。每一只蚂蚁生出来就规定了只能是工蚁、兵蚁、蚁王或雄蚁这四种分工的一种。从生到死，无法改变。人类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换句话说，我们选择我们的行为，而不是遗传决定我们的行为。所以族群惯性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命运，同样，自然选择也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命运。由于我们有这样的灵活性——也许这一灵活性是因为我们在这两种力量的抗衡之间恰好找到了允许我们有一定程度灵活性的中间地带——由于灵活性，我们的合作秩序可以持续扩展。这是我的见解，也许需要进一步探讨。图2.18和图2.19取自维基百科中文版，时间单位：百万年。图2.19的下半部分取自《大英百科》“大陆板块”漂移条目。

自然选择的力量，作用于有机体，而有机体的性状（显型和隐型）帮助它适应环境，寻找能够幸存下去的生存方式。以人类有机体的演化为例，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虽然地球存在了46亿年，但迄今发现的最古老岩石是39亿年前的，并且，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原生细菌化石保存在35亿年前的岩石中。古尔德（Stephen Jay Gouid，1941—2002，哈佛生物学家，1972年提出“Punctuated equiiibrium”，在世时与威尔逊齐名）1994年为《科学美国人》撰文概述生命的历史，他告诉我们，在地球46亿年历史中，生命的主要形态是细菌，这一形态至今仍是生命的主要形态。直到大约20亿年前，才出现了真核细胞，以单细胞方式存在和繁衍，迟至6亿年前才出现了多细胞生命。此后的生命演化阶段是教科书经典陈述，古尔德持批判态度。不过我们还是引用教科书吧：然后，依照演化顺序，出现了无脊椎动物、鱼类、有骨鱼、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人类。

古尔德的批判是，上述的演化陈述太容易遮蔽真实演化中许多偶然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他提出“间断均衡”概念，将演化过程刻画为一些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相当于生命被死锁在称为“均衡”的陷阱内，直到某些偶然发生的突变导致了今天我们都已熟悉的“黑天鹅事件”，才将演化路径从陷阱里超拔出来。所以，在古尔德看来，漫长的演化史，首先由一些漫长的稳态构成，其次，这些稳态之间有一些瞬间的黑天鹅事件打破既有的均衡态，然后陷入新的均衡态，再等待新的黑天鹅事件……人类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它只占演化史的一个瞬间，是大约900万年以内的事情，古尔德考证说，只是由于数千个偶然因素的巧合，有了“人类”这个物种。他的结论是：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历史路径，只在事后才可能知道。自然选择的力量从来不是惟一的演化力量，因为如果如此，那么，由于多细胞生命比单细胞生命更适应环境，为什么在地球六分之五的历史中，多细胞生命没有发生呢？类似地，为什么最优越的物种只在以往漫长历史的最后一秒之内发生呢？事实上，他指出，在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阶段（约5亿年前）遗留的化石中，出现了极丰富的生命形态，其中大部分消亡了，人类演化的先祖物种偶然保存下来，改变形态，适应更严酷的环境——“生物大灭绝”，已知发生过五次，全部生物的至少90%被“删除”（bio-wipeout）。因为演化路径的不确定性，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为何会有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及为何今天的生命形态全部源自寒武纪那次生命大爆发。

回到教科书的陈述，从有骨鱼开始，脊椎动物，再到哺乳动物和人的演化阶段，最初的物种是刺猬，从刺猬到人类的演化路径，千奇百怪的形态都与我们有亲缘关系。不过，由于族群发育的惯性力量，这些形态有共性。例如，有一篇2009年发表的文章，它的作者考证人类和灵长类以及最初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在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共性——两侧对称性，源自更早演化阶段——独眼鱼。这种鱼因为是独眼，所以视觉系统以及身体，逐渐有了相对于独眼的对称性。

对称性，这是我们见到有骨鱼之后一切动物的共性。如果你非要想像一个物种，只有一条腿和一只眼，不对称，就很不符合族群惯性的原理，哪怕这样的物种有生存优势，有利于生存竞争。这就是在威尔逊的两大驱动力量之间长期的较量，它意味着自然选择不是惟一的力量。

还例如，肥胖问题，这是我们人类在演化早期缺乏脂肪时形成的惯性，我们喜欢的美食大多是发胖的。自然选择的力量今天要求我们减肥，也就是不去喜欢美食。可是，没办法，例如我这样的人，拼力克制着不去吃美食，还是很难，族群惯性嘛。南怀瑾说，今天的人，饿死的远不如撑死的。为什么呢？族群惯性。还有，如果人类技术已经可以制造新物种，为什么不设计一种人，生出一圈眼睛来呢？族群惯性，力量很强大，以致或许根本不可能设计出这样的人种。族群惯性还有更深层的理由，哈耶克的见解，就是因为我们理性太容易狂妄，想重新设计生命和世界。其实，理性很渺小，我们的设计未必正确，我们的设计或许会导致生命整体地消亡。所以，还是谨慎一些更好。

回答图2.14程琛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说，蚂蚁分工的族群惯性太强大，以致自然选择的压力没有办法克服这一力量。于是，虽然蚂蚁有合作秩序，但不能发展到统治世界。

其次，回答图2.14程琛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同时有小世界结构和官僚政治。前者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后者不容易被市场经济的冲击瓦解。昨天我的回答显得太简化，需要再表述。今天，我这样表述：具有小世界结构的社会网络全体组成的集合姑且记作S，具有官僚政治传统的社会的全体组成的集合姑且记作B，程琛的问题意味着，S和B的交集非空，例如中国就在这个交集里。既然如此，科学的方法是，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专用于这一交集，记作概念X。这样，借助于X，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回答中国社会为什么同时是小世界的和官僚政治的。例如，符合“民主政治”判据的全体社会的集合姑且记作D，那么，X与D的交集，就可将东亚社会与西方社会区分开，虽然东亚与西方都有被涵盖X的社会。

与此相关就是我对图2.14程琛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传统社会在承受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时，首先瓦解的是人情网络，你们都见到了，我们农村女性的自杀率远远高于世界水平而且远远高于城市女性的自杀率，这是中国特色。而官僚体制则可能在市场化的冲击下顽固不去，为什么呢？经验表明，只有民主化的运动才是对官僚政治的严重冲击，官僚政治的死敌是大众监督，是新闻自由。其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历史情境内的民主运动，至少已知的一个动机就是要破除“刘少奇集团”建立的官僚主义。已经去世的马里兰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奥尔森（Mancur Oison，1932—1998）早就发表过类似见解。

再返回第一讲我们探讨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解释？下面这张图，即第一讲的图1.12和第二讲的图2.4，现在是第三次显示给你们，关于东西方社会差异的三维度解释框架。同样是第三次显示给你们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第一讲的图1.2，也就是第二讲的图2.3，从甲乙丙三类现象，例如此处是“发达阶段”对峙着“不发达阶段”，“法治社会”对峙着“人情社会”，“基督教文化”对峙着“非基督教文化”，我们试图由此推测出ABC诸种原因。因为甲乙丙之间的相关性只是统计关系，不是科学解释。科学要求因果关系，最理想的是单因果链条，从多因果网络中分离出来某一单因果链条，研究者获得了充分理由相信是这一链条而不是其他单因果链条，能够解释甲乙丙现象的统计关系。例如，行为经济学家目前借助实验室实验，在实验室里，许多因素是可控的，于是，有可能分离出某些单因果链条，并且获得充足理由让研究者相信这些链条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现象。当然，这条路很艰难。

我重复一遍：在多因多果的网络里，科学家怎样令人信服地指出哪一条因果链条是最重要的呢？理想方法是通过实验，在实验中，我们可以只让一条因果链发生作用，我们控制所有其他因果关系不许它们起作用，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数据，称为实验数据。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完全没有施加控制时的数据作为对比数据。如果我们研究的多因多果网络在逻辑上有N个可能的单因果链条，那么经过N次实验，我们可能找到最显著单独起作用的因果链条。如果N次实验得不得这样的显著性（即常识可以接受的那种显著性），那就可能是同时有两条因果链条在起作用，这很常见，于是我们必须每次实验只让两个因果链条发挥作用，ceteris Paribus（经济学术语，即“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一共需要进行N选2组合——甚至N选2的排列，如果因果链条的作用依赖于顺序的话——那么多次的实验。然后，如果仍不令人信服，我们再进行N选3的组合或排列，依此类推，最后，N选N-1的组合或排列，如果所有这些实验的数据相对于对比数据而言都不令人满意地显著，这当然极不可能，那么，我们说，N个因果链条必须联合起来才能解释现象。世界如果确实如此，科学家就很少有必要继续存在了（因为那时只需要全面的观察），所以我认为这一情况极不可能出现。

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家通常无法实施上述的科学实验。这时，我们经济学家需要借助直觉，这是最重要的能力，是我强调的学术判断力。有这种判断力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在N个逻辑可能的因果链条中直接指出哪一条是最重要的。与此相反，缺乏学术判断力的学者，会假装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科学家那样，收集一些数据，建模，统计分析，最后他会报告说，这是最重要的因果链条，因为数据分析没有否证基于这一因果链条的数学模型。其实，他根本没有洞察到那些真正重要的因果链条，而且他也不可能收集到全部数据，他只能收集到一些数据，通常是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最糟糕的是，他太相信那些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有些像是“增上慢”。据张五常估计，每年发表的学术文献，绝大部分是这样的学术垃圾。真正的科学研究，为什么我们说是“天才+勤奋”或“灵感+勤奋”呢？你先付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但最后百分之一的灵感在哪里？就是直觉，你的学术判断力。足够勤奋的人，概率较高，可能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学术判断力。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内容是社会网络研究。有三类好处：其一是方法论的好处，我们说过，要警惕单纯个体论的和单纯群体论的视角，我们寻求的是兼具个体论和整体论的视角。其二，网络社会科学可以修正以往经济学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建立的解释框架包含的那些特别依赖于方法论群体主义的概念，例如我在图2.20里写的“社会资本”和“价格”。其三，下面还要详细解释，就是帮助我们确立社会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仍在发展，网络社会科学是它的一部分。

社会资本，根据它的定义我们已经必须借助于社会网络模型了。可是，你会怀疑，为什么价格也要借助于网络模型呢？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有一章探讨价格的九个维度，建议你们读那一章。那本讲义是丁建峰主持，一群学生根据讲课录音整理的，建峰整理的文稿质量很高，我很满意。我在那里介绍过，价格，真实世界里的，如张五常观察到的那样，其实很少是教科书里写的“一物一价”。张五常在《卖桔者言》里写过，香港人每年春节喜欢摆放橘树，买橘树通常到维多利亚公园，那里会有一个大市场。张五常请我到香港大学教书，我那时租住的公寓就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张五常在那里观察，他发现卖橘树的小摊位相隔不到五米，同样的橘树价格可以相差很多，例如相差30%，这就是问题，因为它违背价格理论的预测。我有类似的体验，我去商店最常浏览的是笔，因为中国很少有好用的笔。我的观察，与张五常的类似。笔的种类虽多，却都很标准，你在这家商店见到这种笔，你在那家商店也可见到这种笔。但同一种笔的价格，却可相差很多，可能在30%或更多，例如，相差一倍。

如果你们头脑里有了关于社会网络的常识，你们就不难理解张五常在《卖桔者言》里对价格理论的批评。一物一价的命题不适用于真实世界。周其仁也研究这类问题，食品的质量问题，与价格密切相关。猪肉的价格，相差极大，有每公斤60元的，有每公斤几元的。你可以说质量不同。那么，你怎样定义“质量”？这是一个难题。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三卷本里曾解释过质量的测度方法，但不令人信服。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我记得张五常自称惟一失败的研究是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他费了几年时间，一无所获。其实，知识产权的前提，是知识质量的测度。也就是一项知识，你如何界定它的重要性。涉及知识理论，于是成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首先，一件物品，例如这只水杯，它的质量依赖于它对你的用途或它给你带来的服务的质量。如果你买了水杯却不用来喝水而是用来浇花，你可以说它质量不高。这个例子或许不显著依赖于我们的常识。再看一个例子，我们买软件的时候，例如更新微软视窗系统，为什么许多大公司越来越不愿意更新微软视窗系统？因为更新系统需要培训员工关于新软件的技能，代价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软件是否好用，依赖于使用软件的人的技能。许多人认为某一软件很差，另一些人却觉得那一软件得心应手。如果他们评价这一软件的质量，就可能有截然相反的分数。通过这两个例子，我希望表述的是：今天的知识论告诉我们，不再有客观的质量标准。一件物品的质，依赖于它的使用者。如果你使用一根树枝犁地如此出色，在刀耕火种的时代，你是种地能手，可是你未必认为拖拉机比那根树枝更好用，于是你认为拖拉机作为工具，它的质量低于一根树枝。任何“手段”只是为实现“目的”服务的。今天，我说：手段的质，依赖于目的本身。

这篇文章，2010年2月发表，“社会网络的可视化研究”。我从它的插图里截取了两张，用来解释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看图2.21，在这样的网络里，社会资本分布极不均匀。中央部分，纽带密集度远远高于左下角和右下角这样的边缘地区。其次，在边缘和中心之间，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节点，如果它们被删除，整个网络就会分裂为若干个更小的网络。这些节点填补了结构洞，它们是社会的企业家节点。根据经济学关于收益递增的原理，我们有理由推测，社会资本产生的合作利润应当流向并聚集在这些企业家节点，然后或许再从这些节点分配给其他地区。因为协调合作并公正地分配合作产生的利润（剩余价值），这是企业家的社会职能。

请注意我的解释，首先是一些观察，例如就这张科研社会网络图而言的观察。但观察仅仅揭示出一些统计关系，它不是科学解释。所以，作为经济学家，我提供了收益递增原理，解释我的观察。你也可以提供其他的原理，必须是在科学知识共同体的学术传统内部经过足够多的重要科学家的论证并达成某种共识的原理，这些原理被认为是科学的，于是你就有了一套科学解释而不再仅仅是统计。

现在来看图2.22，这里显示的是图2.21所示科研社会网络的整体，一张全球网络图。在图2.22的右下方，你们对比就知道，那个局部网络就是在图2.21里展开了许多细节的网络。在全球网络里，可以观察到，存在着不止一个纽带密集中心，例如在刚才所说的那个局部网络的稍上方位置有一个纽带密集的中心，只不过它呈现了相当典型的科层化，含有两个层级的科层网络。可以想像，根据我们的常识，这样的网络常见于一位导师指挥几十名博士生共同完成一项研究任务的情形。在这样两个中心地区之外，值得警惕的是，作者在标题里已经明言，这是社会网络的可视化研究，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视觉的误导。我们应从不同视角表现同一个全球网络，然后决定哪些是核心地区。不过，现在我们只有这一张图，姑且继续讨论。

在图2.22里，我们看到处于中央地区的是一个大型节点（这一节点的正方形尺寸远大于其余地区的节点），它似乎是世界的核心。根据收益递增原理，我们有理由推测，全球范围合作产生的利润都向这里聚集，然后分配给其余节点。

这两张图的可视化表达，让我们有了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三个见解。让我重复一遍。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网络里全部有利于发生囚徒困境合作解的事物的总和”。关于社会资本，我们从以上讨论得到第一个见解是：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里分布非常不均匀。第二个见解是：借助于社会资本而产生的合作，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带来了远高于不合作时的利润，这些利润向着企业家节点聚集并从那里被或多或少是公正地分配给其他节点。

我们得到的第三个见解是：一个节点企业家能力或它填补结构洞的职能是否被满意地履行，可以实证地通过纽带聚集的程度来测量，也就是节点的度数。我们在解释“幂律”的时候已经使用过这一指标。也因此，幂律帮助我们刻画和预测社会资本的分布状况。

一旦出现了社会资本（纽带密集度）的不均匀分布，我们知道，就会出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剥削。可是，我们怎样定义“剥削”呢？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是剥削，我们怎样对待受剥削的人的情感呢？今年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夏令营，有一名学生报考我们的研究生，面试的时候，他说他的志向是要创立“穷人的经济学”。我们询问之后得知他是农村苦孩子，曾因家贫而辍学，后来考入吉林大学。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情绪，可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它。事实上，公共政策在我们头脑里唤醒的常识，相当大部分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关。避免财富的两极分化，这是当初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要动机嘛。

现在休息十分钟。

课间讨论

孙腾：老师，我本科是生物学专业的，我的问题是关于族群惯性和自然选择压力的，我认为族群惯性可能与ecological niche（生态龛位）密切相关。当生态环境稳定时，族群惯性可以带来优势，而环境发生激烈变化时，族群惯性就可能整体消失了。

丁丁：是的，很可能如此。不过，族群惯性整体消失的时候，族群也随之消亡。生态龛位可能仅指小生境里面的优势生存策略，而族群惯性则可能指更大的生态环境里一个族群的策略优势。“龛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它表达了外因与内因的结合，恰好造就了一个物种，比其他物种更适合生存在这一局部生态里面，龛位的意思是这里有一个空位置，大自然随机造就了许多物种，其中某一个偶然嵌入这一空的位置，感觉很合适，于是有了这样一种生存优势。

孙腾：所以，我认为族群惯性其实就是生态龛位的优势策略变为族群的习惯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形成任何习惯，我们的选择就会太困难。

丁丁：正确。不过，你注意，威尔逊讨论过生物界的两种策略，你一定知道吧，R策略和K策略。我们可以将一切生存策略排列在这两种策略之间。你说的族群惯性对应于K策略，可是还有R策略。此外，威尔逊还指出过，族群生存的优势还依赖于通讯技术。蜜蜂通知觅食伙伴时跳舞的方式，鸟求偶时唱歌的方式，以及羚羊求偶时的表达方式，等等，都很重要，因为“性”是生物界普遍稀缺的资源，所以最原始的生存竞争是性伙伴的竞争。由此形成的竞争优势，应当是族群惯性的重要部分。当然，人类族群的文化优势也是族群惯性。

可以上课了。现在我希望解释清楚幂律的严格定义。它是一种统计律，不是因果关系。它是一种整体性质，不依赖于个体性质。例如，爱因斯坦的头脑当然很好，但根据幂律，欧洲当时的情形，概率极高地可能涌现出爱因斯坦，因为当时在欧洲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头脑。至于哪一个可以是爱因斯坦，无关紧要。事实上，在瑞士理工学习数学时，爱因斯坦的数学老师，闵可夫斯基，据他后来回忆，爱因斯坦并不聪明，甚至相当愚笨。所以，我们的紧迫感在于，一定要培养100万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然后，自然会涌现出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哈耶克表述了类似的见解，用他的术语就是“匿名的少数”，人类社会总是被匿名的少数拯救。注意，是匿名而不是预先知道姓名，否则只要培养和保护“贵族”就可以了。哈耶克说，一个伟大社会的制度特征，就在于它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方向上探索，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未来可能降临的灾难中，哪一个方向的探索可以拯救我们全体；拯救我们的英雄，由于大自然和我们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必须是匿名的——于是只能鼓励一切方向的探索。

幂律是偶然与必然的关联律。所以我常说，有了幂律，你就不应继续讨论古典哲学教科书里面的“偶然”和“必然”，因为这一主题过时了。幂律一方面揭示了必然性，一方面代表了偶然性，图2.23。

图2.23旨在严格定义幂律。关于幂律的常识是什么呢？我讲解过一次了。例如，你的家乡已经出现了1000次十年一遇的洪水，那么你可以预期，根据幂律，家乡很可能会有一次百年一遇的洪水。这只是一类常识，你可以有许多领域里的生活体验和许多不同种类的常识，只要你讨论重要性的等级，你的常识就与幂律相关。

为了严格定义幂律，我们在社会网络的语境里讨论幂律。如图2.23所示，横轴表示节点的纽带数，即“度数”，纵轴表示对应于每一度数的纽带的数量。网络的纽带数可能相差千百倍，所以更方便的表示是关于度数取对数。这样，横轴刻度就是均匀的，于是可以有线性关系，也就有了“幂律”这一名称。例如，在图2.23的横轴上，我使用了以10为底的对数。于是，第一个刻度就是10，纵轴刻度对应于横轴的这一刻度的刻度，就表示拥有10个纽带的节点的数目，例如，可以是150，依此类推，沿着横轴，第二单位刻度就是100，即10的2次方，然后，第三单位的刻度是1000个纽带……直到不再有常识可以借助，就是10的“γ”次方，这里γ是整数。我们人类的数学想像力不足以想像10的很多次方，例如1000次方，会感到抽象。从常识到科学，二者的区别体现在这里了。

无论如何，在横轴刻度上越靠右端，节点也就越重要，因为纽带数量意味着节点控制着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幂律的严格表述是：在图2.23里，节点的纽带数的对数，和拥有相应的纽带数的节点数的对数，二者之间呈现一条斜率为负值的直线关系。至于这条直线的斜率究竟是什么数值，取决于研究的现象类别；不同类别的现象，有不同斜率的幂律。但幂律的统一表示，就是一条负斜率的直线，很简单，也很神秘。

幂律刻画的是统计关系，所以，我将经济学原理写在图2.23最下面，“因果律：规模报酬递增（AC递减），利润，剩余。”现在根据图2.24，我们来讨论这一因果律。

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平均成本（AC）递减。关于平均成本，常识是什么呢？一家餐馆供应的炒菜，每一盘的平均成本，等于全部菜肴的总成本与全部已经卖出去的菜肴数量之比，假设这家餐馆只做一种菜肴而且只有一个尺寸的盘子。递减的AC曲线，意味着卖出去的菜肴越多，每一盘菜肴的成本就越低。这是规模增加导致的成本递减，于是当价格不变时，每盘菜肴带来的利润就增加。

这样，从平均成本递减规律，我们需要讨论“利润”和“剩余”这两大核心概念，我说过了，“租”，是研究生水平的经济学的惟一核心概念，它的一个特例，是“利润”。它的另一个特例，是“剩余”。其实，根据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作者，奥地利学派第二代宗师之一，不过他更同情社会主义，他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在西方和中国影响深远）的理解，利润是价值剩余的一个特例。

图2.24，我说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概论。可是，平均成本递减，这样的讨论通常不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教室里。一旦出现了AC递减的情况，老师可能就“挂黑板”了，因为这一情况无法与一般均衡兼容。

而价格理论的基础是一般均衡的存在性。或者，你可以问老师：在教科书里，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价格等于边际成本。那么，现在平均成本递减，这时的边际成本曲线是在平均成本曲线的下方（图中两条曲线交点的左方）。那么，如果价格仍等于边际成本，企业就亏损了，在完全竞争市场里怎么会有长期亏损的企业呢？你这样一问，你的老师多半没有话可说。但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讲授经济学原理，是从1930年代的经济学开始讲，那时有许多论战，澄清了你今天问的这些问题，但后来的教科书不写那些论战，于是你的问题可以难倒只讲教科书不讲思想史的经济学老师。

我讲经济学，从1930年代讲到1990年代，才算结束，就是我的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现在，我们讨论“利润”，它从哪里来呢？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不可能有利润，根据教科书经济学，任何大于零的利润都会引来新的企业，新企业只要将商品价格压低一点儿，就可将价格稍高的企业驱逐出市场，于是市场价格现在更低了，利润更少了。依此类推，最终的均衡应当是零利润价格。

可是我们的常识是，利润确实存在而且普遍存在。那么，利润从哪里来呢？这是希克斯临终时提出的问题，他说他最希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从会计师的角度解释利润。

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熊彼特引入经济学的，就是“剩余”（vaiue surpius）或“价值剩余”。根据熊彼特的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企业家能力，但没有剩余就无法提供企业家能力的激励。所以，当我们在常识世界里体验到社会在发展的时候，例如在中国社会里，毫无疑问地，我们的体验是，这里的发展和改变速率远高于在美国或欧洲的情况。所以，我们体验到了发展，那么，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定有剩余，否则就不会有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剩余从哪里来？你们需要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我介绍过这本书，写在我的综述文章“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里，大约1993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不过，你们需要懂得一般均衡的思想，否则就很难懂得熊彼特在这本书里解释的利润的起源。

以上的解释，是幂律这一统计关系的因果律的解释，这样才完成了科学解释。在图2.24里，价格高于平均成本的部分，就是利润，这个量是大于零的，它被马歇尔定义为“准租”，因为它是“不必要的报酬”，如同地租一样。为了诱致要素占有者向某一生产过程提供要素服务，马歇尔认为，社会只要提供刚好能够补偿要素服务的机会成本，就算是必要的补偿，这就是“价格=平均成本”的社会公平原则。可是，利润的出现使价格大于平均成本（如果假设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话），多的部分，有租的性质，不必要。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权威是斯蒂格勒，他是贝克尔的老师，他讨论过这一主题并有重要的贡献，就是“市场权力”（marhet Power）这一概念。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市场权力就是价格与平均成本之差占价格的百分比。例如，若一种商品的售价高于平均成本10元，而它的售价是20元，那么提供这种商品的企业就享有50%的市场权力。显然，市场权力不必小于1，如果企业有能力将商品的价格维持在平均成本的数以倍计的水平上。中国的银行业就有这样的权力，因为银行服务的价格，定义为贷款利息高于存款利率的差额。中国的银行，普遍享有世界平均水平数倍的利差。如果平均成本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的假设），那么中国的银行有远大于1的市场权力。

当市场权力大于0的时候，我们说，存在着垄断。所以，斯蒂格勒定义了市场权力，就可以定义相对于完全竞争状况而言的垄断的状况，因为当且仅当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时候，市场权力=0。在两条曲线交点的右侧，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未必能被满足，博默尔（Wiiiiam Baumoi，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80年代提出“contestabiiity”概念，晚年专心于企业家和创新机制的研究）和斯蒂格勒称为“充分竞争”的市场。

也就是说，市场权力＞0的企业有租，也就是有利润（剩余）。可是，图的左侧提出一个难题：怎样分辨“权力寻租”导致的市场权力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市场权力呢？二者都有租，但前者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后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权力寻租的定义，我在图2.24的上方写了，就是通过“游说”获得有利于垄断的立法。而技术进步则是不断将AC曲线向下移动。租是可观测的，而产生租的力量往往难以观测，请你们思考：是否可能以及怎样建构能够将上述两种产生租的力量显著地区分开来的经验指标？

边际成本（MC）是观察不到的，注意，商学院教授最反感经济学家使用边际成本概念，因为它根本无法观测。市场价格和AC是可能观测的，但需要参考我写的价格的九个维度。市场权力的计算不依赖于MC，它只需要比较市场价格和AC。现在请你们思考的，是寻找一些不依赖于不可观测的量的指标，可以区分垄断的两种力量——权力寻租和技术进步。这样的指标特别有用，尤其对中国和美国的反垄断法实践。微软的一套软件，定价超过100美元。可是，ipad的软件，昨天我买的一个，5美元，这是比较贵的，大量的软件售价是2美元或1美元。那么，平均成本呢？微软的平均成本不可能这样高，于是，你怀疑，微软有租和垄断。

可是，你怎样测度微软的垄断呢？在反垄断法庭，微软的案例是最重要的案例之一，经济学家因此划分为支持微软的和反对微软的两派。反垄断法实践的案例，我印象里，可以与微软案例相比较的，是美国制铝（Aicoa）的案例。

虽然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可是它很重要。例如，在中国社会，权力寻租现象太严重，可能是一切有租的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量。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中国经济虽然迅速扩张，但在这一扩张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却争议很大。经济学家大致同意，我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引进外资带进来的，独立研发的占比不高。作为比较，微软公司的扩张，有多大的部分归因于技术进步呢？有许多批评微软的文章，无论如何，我的观察是，微软占据了这样大的市场份额，还是相当程度上依靠了技术进步。我的感觉是，与以往的版本相比，Windows7明显好用。努力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这是目前我们公共政策的主要方向，报纸的表达是：经济模式的转型。不严厉压缩权力寻租在租值中的比重，我认为是不可能实现这一转型的。在这一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更紧迫。或者说，如果不改变政治运作的方式，任何显著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已经不再可能了。

依靠权力寻租形成垄断，与依靠技术进步形成垄断，这两种垄断都可以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例如，若用基尼系数来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正常的社会，我们说过，基尼系数大约是0.35或更低。可是基尼系数是一个集结量，它没有结构，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不喜欢没有结构的或没有微观基础的集结量。财富或收入分配的网络结构，是一种结构。今天我们讨论基尼系数必须同时讨论结构，例如网络结构。图2.25，这篇文章就是这一思路，标题是“经济的小世界”，这两位作者试图用小世界社会网络结构来解释财富分配的幂律。

我在文章标题的下面写了一行字：“财富分配的幂律可由小世界社会网络和黏着偏好得到解释”，这大致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什么是黏着偏好？上星期我解释了，一个节点拥有的纽带数量越高，它就吸引越多的节点与它建立新的纽带连接。而纽带集聚越多，这一节点控制的社会资本量就越大，或借助于社会资本而发生的合作，由此而有的利润流向这一节点的就越多。因此，只要有黏着偏好，只要网络结构是小世界的，我们知道，这两个假设都符合我们关于市场经济的常识，于是，幂律成立，财富的分布或收入的分配，服从幂律。

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服从幂律，这是相当残酷的一项结论。因为我们不喜欢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社会现象。可是，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不能承认基尼系数0.35的不平等，我们就很难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的观察，0.35的基尼系数大约对应着占人口20%的群体占有80%的财富总量。为了社会进步，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或承认这一状况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可是，相对地，0.55的基尼系数，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这一基尼系数意味着占人口1%甚或0.1%的群体占有95%的财富总量。各国经验表明，这一状况特别危险，因为这太不公平了，通常会引发持续社会动荡和政治的崩溃。

现在结尾，也就是进入下一讲的开篇。以“社会网络”为这门课程的开端，三大好处的第一项好处，上面讲过，就是它帮助我们确立最正确的视角，兼具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的视角。图2.26，这篇文章探讨了这两种对立的视角孰优孰劣，“马克思和黑格尔论述的个人与社会：超越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批判”，2007年发表于《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我很少读到这份刊物。这里的关键词包括个人与社会——你们已经比较熟悉，还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你们可能尤其不熟悉黑格尔，最后，标题里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你们不很熟悉了。

奈特（Franh Knight，1885—1972）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老师，大家公认的老师，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大学我们中心的教室里他太著名了，他在1934年的微观经济学讲义开篇就指出过，市场经济其实有很多的邪恶方面。

1934年的时候，奈特和维纳（Jacob Viner，1892—1970）——张五常知道这个人，他们两人联合讲授那一年的微观经济学——那时候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这些后来的领袖人物还没有毕业。在讲义的开篇，韦森访问美国的时候，我托他找这套讲义，很难找，奈特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姚洋访问康奈尔大学时，我托他找奈特读博士时的资料，没有找到。韦森去哈佛访问，他利用图书馆之间的调阅系统帮助我找到了这套讲义，从一个很偏僻的大学的图书馆调来，制作了扫描版光盘让丁建峰带给我。

我引用过多次这篇讲义的开篇，大致是说市场或资本主义制度隐含了一种邪恶，如果我们任其积累就可使自由接近完全消失。奈特的洞见在于：我们对自由市场应保持警惕，因为毕竟它是靠着激发我们人性的贪欲及其他阴暗要素来创造财富。如果任其自由发展，那么迟早有一天，它将毁灭自由本身。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如果太不公平，经济的两极化就导致政治的两极化，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最终会炸毁资本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消亡了。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逐渐确立一种有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

作为市场经济学的思想导师，奈特为什么要批判市场经济？他主要是体验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两极化倾向日趋严重，社会动荡日趋激烈，1934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市场是有代价的，当这一代价太高时，我们批判市场，我们寻求改进市场的途径。

作为对比，今天，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当然他有理由这样做，例如，人们相信，是“华尔街的贪婪”导致了这一次金融危机。不过，我们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最近我读到福布斯的新作《资本主义怎样拯救我们》（How Capitalism Will Save US），也许在中国出版时不能使用这样的标题。这本书很出色，针对当前的反自由市场思潮，福布斯用自己的体验，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市场。现在我必须解释，为什么既引述奈特对自由市场的批判文字又引述福布斯替自由市场辩护的文字？因为，市场，不论自由程度如何千差万别，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任何具体的市场经济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就可以有体验和常识。基于这些体验和常识，我们可以评价市场，具体的市场而不是抽象的市场。奈特批判的是具体的市场，基于他那时的体验。福布斯辩护的也是具体的市场，基于他此时的体验。我们要评价的市场是中国目前的市场，具体的，基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体验。这就涉及成本问题了，每一个人的体验，归根结底可以转化为他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的代价——他自己支付的代价（物质的和心理的）的评估，如果他相信这一代价过高，他就反对市场经济。例如，下岗工人，付了太高的代价，当然要反对下岗，他们相信让他们下岗的，是新的经济体制，于是他们就反对市场经济。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不久，大约1996年的时候，我去访问德国，在西德和东德都体验过。我在耶拿（东德的城市）访问期间，那里的学术秘书是卡尔·马克思大学的博士，她很懂哲学，哲学博士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她领取很低的工资，因为失业率高达25%，每四名东德雇员就有一名是失业者，美国只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才有过这样高的失业率。我遇到的东德人，他们对市场体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要么是反对的，要么是赞成的。哪怕他失业，他仍然赞成市场体制。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值得付出失业的代价，对吗。哈耶克早就警告过我们：自由绝不意味着快乐，因为你必须承受独立选择的全部后果。除非你放弃独立选择，让国家计划委员会替你选择你的生活。你可能快乐，但失去了自由。我在东德遇到了许多失业但赞成市场化的人，我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们，自由是需要勇气的。

你们学习经济学的“成本”概念，我说过，经济学本科生要学会处处见到“代价”，也就是指出“价格是什么”。研究生除了学会处处见到价格之外，还要理解“租”这一概念。租或者利润，是企业家活动的激励，这就意味着它是决定价格的，它导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于是价格有了变化。所以，研究生阶段的经济学基本训练是：处处见到代价并且指出“什么决定价格”。也就是找到那些决定了价格变动的令人信服的因素。那么，毕业之后，假如你成为经济学家了，你的基本训练是什么呢？那时候，我引述张五常的老师艾智仁（Armen Aichian），他曾经说过：价格决定什么，比什么决定价格重要。因为制订公共政策的时候，经济学家讨论价格决定什么的问题。我的课程关注公共政策，我们说是“政策基础”课程。在公共政策基础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价格变动或定价机制的变动，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例如收入分配的后果，或技术进步的后果。这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也是经济学训练的主旨。

奈特的市场批判思想，还表达在1942、1944、1946年《Ethics》发表的他的三篇论文里，你们可以在JSTOR下载。阿罗提出类似的命题，大约1970年代后期，不过我们下午研究生班才会讨论阿罗命题。

作为注释，马克思和黑格尔，取自这篇文章，图2.27我写的文字：整体论可爱，但不可信，因为它缺少可行的研究方法。个体论可信，却不可爱。

另一位思想家，爱因斯坦，曾写信给一位工程师，当时爱因斯坦已经流亡到美国，摆脱了纳粹统治，那位工程师则仍然每天忍受着纳粹统治带来的痛苦。于是爱因斯坦在这封感人至深的私人信件里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创造是个体的，从来就是个体行为。但是自由，却是整体的。请你们思考爱因斯坦的命题：为什么自由是整体的？爱因斯坦经历过纳粹时期，他体验了真正不自由的生活，基于他的体验，他宣称，自由是整体的事情。太深刻了，我今天不讲解。图2.28是我从《爱因斯坦谈人生》这本书里截取的爱因斯坦这封信的中译文：

你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论证自由的：宽容，这是一种整体性质。没有宽容的社会，个人自由也将消失。爱因斯坦的体验，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在走向一种整体的不自由，我们社会的宽容精神正迅速减少。充斥着报纸和网络的，是激烈的不宽容情绪。官方和民间都是这样。我们需要呼吁新闻的自由，比新闻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呼吁宽容，而宽容是民众的整体性质。其实，自由的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培养宽容的精神。记住爱因斯坦的体验：自由是整体的事情。虽然，创造是个体的事情，创造性的个体需要宽容。

昨天课间休息时，我们讨论“李约瑟问题”，你们知道的，他发现中国技术进步速率一开始领先但随后就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了。为什么呢？最近考入我们中心的一名研究生（游五岳）提出一个假说：中国的皇权政治压制怀疑的精神。这一见解肯定是有道理的。这时旁边一位北大数学系的同学（杨东睿）指出，中国之所以后来的技术进步缓慢，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宽容。我当即点头赞同，因为他的见解当即击中了我的情感。

英国科学的泰斗是牛顿，当然他毕生大部分时间并不从事科学研究，你们知道，他多半时间从事炼金术研究。他的信仰，与当时英国国王的信仰严重冲突。所以，他很可能受到宗教迫害。是洛克保护了牛顿，洛克与皇室关系密切，他写了两封信，“论宗教宽容”。如果没有宗教宽容，历史学家估计，牛顿就会消失。

今天，我们说，哈耶克与社会主义者的论证，有可能解决。因为我们开始确立“演化社会”的理论，这是图2.29上写的以网络社会科学开始这学期课程的第三项好处，我们可以习惯于演化论视角。演化理论有可能最终发展一种兼具个体论与整体论的方法。社会网络，MIT的阿西莫格鲁去年也开始讲授。

小结：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发展依赖于个体的创造性，因为创造是个体的事情。可是个人创造精神需要社会宽容，宽容是整体的性质，没有宽容，个体自由也就消失了。所以，自由是整体的，创造是个体的。

现在我们可以介绍哈耶克的主题。林毓生曾告诉我说，这是一本非常艰难的小册子。我相信你们可以读懂这本小册子的附录，因为你们学习了两星期课程，知识结构恰好铺叙到此处。哈耶克晚年的作品表明，他肯定是在1989年发表《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以前就注意到了演化理论，甚至，在写作《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时期，也就是中学毕业之后刚刚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时期，他就已经意识到社会演化理论将是他毕生理论努力的目标。

维也纳学派是由一些小圈子构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里克小组和米塞斯小组。哈耶克的老师是米塞斯，另一方面，哈耶克说过，庞巴沃克是他家族里的叔父长辈，而维特根斯坦则是哈耶克的远房表哥。我曾提及许茨的见解——“知识是基于常识的二次建构”，许茨当时也是米塞斯小组的成员，还有波普、塔尔斯基、哥德尔，等等。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不是哈耶克，而是庞巴沃克。这里出现的一连串著名学者的姓名，我不打算提供他们的西文姓名和简介，因为他们姓名的中译名已成惯例，读者很容易自己检索。图2.30是附录B的一部分。

我记得是在1980年代改革初期，我参与了赵紫阳委托马洪主持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项目，我是“数学专家”（因为我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当时参加这一大规模研究项目的“专家”超过了四百或五百人。在那里，我努力向其他成员学习经济学知识。我们那时候每天骑着自行车跑很远，去讨论中国体制改革和人类前途这样的问题，还很幸福。有一天，姜洪，他是我参加的“人口与就业”研究组的组长，他突然说了一句：庞巴沃克曾说过，如果马克思活着读到《资本论》的第三卷，他一定会发疯。我希望考证这句话的出处，却无从查找，直到读了哈耶克最后的这本小册子《致命的自负》见到在它的附录里有这件事，所以我将这篇附录的相关部分拍照给你们看，就是图2.30显示的英文段落。请你们仔细阅读我写的中文。马克思生前只见到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他去世之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手稿整理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庞巴沃克那句话的意思是，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矛盾在第一卷里尚未出现，非要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才成为无法挣脱的内在矛盾。所以，若马克思活着见到这一理论结局，将会非常痛苦以致陷入疯狂。所以，附录B很重要，尤其对我们中国读者。

哈耶克这本小册子的英文标题是：“The Fatai Conceit”，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Errors of Sociaiism）。这样的标题，旨在说服社会主义者：你们太相信人类理性了，这是理性的自负而且是致命的自负或狂妄。哈耶克指出这是人类理性带给人类的永恒威胁，美国现在就面临理性狂妄的威胁。其实，理性实在很渺小，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者赋予它的资源有效配置任务。理性能力的极端有限性或有限理性假设，我们知道，这是演化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如前述，哈耶克很可能早已关注演化社会理论的进展，但因为这一理论很不成熟，所以，他用了七个“附录”（A, B，C, D，E, F，G）相当于读书笔记与思考片断，每一个附录不过几百字，总共数千字，勾勒出他的社会演化理论设想。

最近几年，哈耶克这本小册子的附录，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不过，这本小册子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中译本（有一本译文错误特别多而且删除了这七个附录）。我认为国内冯克利最有资格翻译这本书，可是我没有见到他的译本。

请你们注意图2.31显示的附录B标题：“人类互动问题的复杂性”，它直接就是我们这学期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图2.32显示了附录C的标题：“时间与结构的复制及涌现”，这是我们在介绍哈佛大学的诺瓦克小组的研究工作时将会讨论的主题，在谢林模型里也会遇到这一主题，我称之为“宏观秩序涌现命题”。这一命题的详细展开，你们可以读冯克利中译本《哈耶克文选》最后一部分，“复杂现象论”和排在这一长篇论文前面的那篇较短的论文“解释的限度”。

注意作笔记，我写的文字：“著名的附录C，演化理论，假以时日，从大量的简单局部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必能涌现更复杂的结构。”这一段文字，概述了哈耶克的“涌现秩序”思想。

哈耶克命题的关键词是“涌现秩序”（emergence of order），他论证，没有一个微观主体（个体或群体），不论多么聪明，有能力预先知道从大量哪怕是极简单的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是怎样的。这当然意味着社会计划的不可能和理性的狂妄。由于附录C的重要性，我全文拍照放在这里了。

在图2.33显示的附录C引文的上方，请你们记录我写的中文：“哈耶克使用的关键词：简单结构、复制过程、优胜劣汰、适应性。”这里，“复制过程”（repiication）这一术语，我们在第七讲介绍生物演化基本方程时将给出一个严格定义。哈耶克使用的这些关键词表明，他很熟悉演化理论并试图平行地运用这一理论于社会科学领域。现在你们可以继续作笔记，特别是我的这一行文字：“……他正确地预见下述社会演化的基本原理：单子复杂交往涌现宏观秩序的不可预见性。”

哈耶克的涌现秩序命题，在这里被我称为“社会演化基本原理”。我的表述也有所改变：“单子”，是莱布尼茨的概念，它们如“素数”那样单纯，具有不可再分性。只不过，莱布尼茨假设单子之间没有交往，而哈耶克假设单子之间的交往是事物演化的原因。不可预见性，这是涌现秩序的最致命的性质。我们将会反复遇到“不确定性”这一主题，演化、创新、利润，以及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几乎全部主题，都以不确定性为背景。

我建议每一位数学系的同学，如果来听这门课，一定要熟悉“多主体仿真”（muiti-agent simuiation）这一方法。理解哈耶克命题，最方便的就是使用多主体仿真软件模拟不确定性的环境与社会变迁。哈佛的诺瓦克小组，多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这一主题上。在他们的仿真软件里，多主体的每一个都是最简单的，只有最简单的行为规则。然后，有数千个这样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宏观秩序涌现出来，是不可预期的。最初研究这样的仿真程序的，是2005年与奥曼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这一程序称为“谢林程序”。我会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到教室，为你们演示谢林程序。

哈耶克的关键词的第二个，是复制过程，上面我已大致解释了。在哈佛小组的仿真软件里，数千个行为主体的社会里，有死亡和出生。死亡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由优胜劣汰原则（适存度）决定的。出生的主体，也有多种可能的规则。其中哈佛小组实验过的，是四种“生死规则”。例如，在带有局部结构的社会网络里，新生节点的策略是按照它的全体邻居的策略以加权的方式计算出来的。

我们看到，虽然哈耶克当时主要的论敌是社会主义者（19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但他仍能深入论战的理论基础层面，超前于他的时代，探讨了演化社会理论的可能要素。这些探讨，后来写成文字，就是图2.34的这篇文章“解释的程度”（右侧）和更冗长的文章“复杂现象论”。这是冯克利的中译本，《哈耶克文选》封面（左侧）。

在“解释的程度”第一页，哈耶克的论述十分接近我们反复强调的“社会现象是多因多果”这一见解。

在“复杂现象论”里，哈耶克全面论述了他设想的演化理论的各要素。目前，社会网络的研究方法，是最适合研究哈耶克涌现秩序的实证方法。

涌现秩序的思想，可以溯源至柏格森和怀特海，图2.35，在这张幻灯片里，我们继续阅读哈耶克。注意，在这里他写道：“相互之间存在简单关系的要素之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新”模式的浮现……”这一段文字，虽然翻译不很符合社会演化理论的术语，但仍可反映出哈耶克对演化社会理论的熟悉程度和惊人的洞察。

接下来是图2.36，继续哈耶克的这篇文章，他在这里批评了统计学方法，“本质上是通过消除复杂性来处理大量数据的”。

以上引述的这些见解的深刻性，是令人惊讶的。现在下课，我们下星期讲授最重要的一张图，行为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全场掌声） NiikCj2Y3qAAH72NvmQ+vB/XqQjycotWNLCy+AQu/Nct5rL8mKDDJeSISbjip2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