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010年9月11日/下午1 : 00—3 : 00/二教105

与以往的课堂教学不同，这学期，我希望同学们作笔记。因为今年的教学软件我使用了ipad，它很小巧（对教师而言就很方便）但功能很弱，只能串行运算，不像通常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可以“多任务运行”，手写的时候也不能像我们用黑板时那样可以写那么多字；我在这上面只能一页一页地放映预先写好的幻灯片。自2004年以来，我喜欢使用的“心智地图”软件（目前有三种这样的软件在竞争），现在尚未有ipad版本。心智地图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表达网状的多因多果联系，于是成为PPT线性表达方式的必要补充。我授课的思路总是倾向于复杂和发散，所以心智地图对我的表达就特别有帮助。你们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心智地图软件，最好的一种是Buzan's imindmap 4.0，我很喜欢。其次，是微软公司的Concept Draw，表达方式比较僵硬。第三种是Mindjet Mind-manager 8.0，在博赞4.0之前，我用它绘制心智地图感觉很好，我推测，我们这门课目前“最资深”的助教丁建峰同学（他是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惟一博士生，并帮助我整理出版了《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至今仍使用这一软件。

我尝试了各种为ipad编制的手写软件，只有两种，我最喜欢。其一是“黑板”（Chaih Board 1.5），似乎是一家日本的公司研制的，手写的感觉最舒适，当然，一次不能写很多，充其量写二十几个字，然后拍照存档，擦掉之后，继续写。如图1.1所示，我希望你们作笔记，就是要记录这块黑板上每次出现的二十几个字。因为可写的字数很少，所以必须很重要才写。第一讲的标题页以及它后面三页幻灯片上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重要议题。由于重要，所以是我们后面将会多次遇到并反复探讨的。这也意味着需要采取熊十力先生谈到读书方法时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严肃态度。

双学位教育，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主修专业，以经济学为辅修专业。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试图理解同一门课程的最新知识和基本问题。这样的教育，注定了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例如，你们最初遇到或可能提出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通常关注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经济学家？我们说，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如果深入探究下去，都要触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以后我们会反复探讨这一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与社会学家有何不同？与法律学家有何不同？与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有何不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不同。你们修经济学课程，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习如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要掌握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学期结束时，我推测，或许，你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现在你们未必能够回答。

社会科学家要解释的现象，有些像自然现象，很不像人文现象。但是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不能如自然科学家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建构一些单因单果的链条。社会现象是韦伯说的“多因多果”现象。请看图1.2，你据以开始你的解释的某些事情，很可能是你要解释的另一些事情的结果。

白色虚线（上方正中至右下侧的弧线）表示“现象”的集合，那里面标出了现象甲和现象乙（由于涉及更深刻的讨论，所以请你们不要思考怎样界定和区分不同的“现象”），甲和乙，例如，是统计相关的。让我们将场景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如果你是医生，你不妨想像，现象甲是“发烧”，现象乙是“拉肚子”。仅根据统计相关性，你无法判断究竟是发烧导致拉肚子还是拉肚子导致发烧。因为你知道决定了甲和乙的是另一些事情，如图示，在另一条虚线（左侧）范围内的不可观测的一些因素（我们称为“原因”），记作“A”，“B”，“C”。又如图，原因A和B共同决定了现象甲，并且原因B和C共同决定了现象乙。那么，当然甲和乙可能是统计相关的，如果原因B的影响很大。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是从现象甲和乙的统计相关性质，判断原因B或A或C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不重要的，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将要反复遇到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最根本困境。我记得韦伯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当然，如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是一个精神太敏锐的人，以致当他意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方法论困境时，不得不在七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忍受精神崩溃的危机并住在精神病院里。也就是说，世界的无限复杂性，能够让韦伯这样的杰出学者住进精神病院。但是出院之后，他写了最伟大的著作，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今天这一讲是“导论”。以往的五年，在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讲里，我尝试过五种不同的开篇（导论）。去年的课程，我从这五个开端开始讲授，到学期结束时，我大概只有时间讲完这些开端。所以，我的经验是，与其同时有五个开端，不如武断地选择一个开端讲下去。但是如此便会遇到上述双学位教育的问题，因为不论我选择哪一个开端，总会有某些专业的同学对其更熟悉而另一些专业的同学更陌生，对于期末考试而言，这样的开端就显得不公平了。不过为了有时间讲完这门课程，我们只能接受某种不公平的开端。

行为经济学没有教科书，这是一项基本的事实。我们将要介绍或综述的这些文献，大约250篇（我替你们阅读然后融合在我的讲义里），涉及许多学科，目前尚未见到在这样广泛领域内令人满意的整合（教科书）。

上述事实，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很可理解的。首先，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从而毫无定型可能的学科，故而很难在学术共同体内就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这样的情形下，一位谨慎的学者当然就很不愿意撰写一部注定是短命的教科书。其次，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大学里渐趋严格的学术分工，演化至20世纪中期，使学科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并由此而形成了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在内的各种旨在客观测度科研和教学业绩的指标体系及与此相应的官僚化（旨在排除私人判断）的评价过程。为了获得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机会，论文作者必须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论域，力求使用最狭义的术语，从而避免通常并不熟悉相关专题的匿名审稿人的负面评论。于是，行为经济学对如我这样的旁观者而言，就有了强烈的支离感，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完全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有一套令人满意的逻辑框架来容纳它所研究的现象。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我们目前已有的行为经济学参考书或辅助读本，可列出几种。图1.3：《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中译本），由凯莫罗（Coiin Camerer）和另外两位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家（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和拉宾[Mattew Rabin]）主编。我要介绍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三位主编。凯莫罗是加州理工（Cai Tech）的教授，也是行为经济学家公认的领袖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比较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他的专著《行为博弈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中译本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凯莫罗是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博士，专业方向是“行为决策理论”，1990年代中期在加州理工任教至今。拉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讲座教授，1993年他是伯克利的经济学助教，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博弈双方公平感对博弈行为的影响。2001年他因行为经济学研究而获得克拉克奖（John Bates Ciarh Medai），这一奖项当时还是每两年颁发一次，而且只是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才有获奖资格，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获得克拉克奖要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难。为此，凯莫罗和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萨勒（Richard Thaier，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领袖）2003年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文介绍拉宾学术贡献。（图1.4）JEP是美国经济学会三大刊物之一（另外两份是AER和JEL，即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要读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故被称为经济学的“科普期刊”。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两位作者特别强调，拉宾多年来在“伯克利人民共和国”（the Peopie's repubiic of B erheiey）任教，故不可能不关注道德问题（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作秩序在人类社会里的扩展过程”密不可分）。拉宾本科专业是数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学位是在MIT经济系完成的，然后就到伯克利任教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自1960年代起就是美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校园里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今年秋季学期，拉宾在伯克利讲授的经济学课程（Economics 219A），名称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三位主编的第二位，罗文斯坦，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ii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这所大学几乎可说是行为经济学的发源地，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因决策过程的行为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去世）在那里建立的学术传统承前启后，将194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传统融入卡内基学院深厚的管理学和行为学传统，培养了诸如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学派领袖，并因此获得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姆森（Oiiver Wiiiiamson，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之一，并因此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罗文斯坦比拉宾资深，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预期与跨期选择”。据拉宾介绍，他“无所不知”。

另一本参考书，《当代行为经济学手册》（图1.5，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 Morris Aitman ed., M. E. Sharpe，2006），尚无中译本可用，收录了六十几篇文章。可是这些文章，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和演变的领域里，不能成为“经典”，所以很快就显得过时，不能作为我们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

我们将介绍的，是最新发表的论文，通常是今年或去年发表的。在北大校园里，你们可以免费下载“Eisevier”服务器提供的近两千种英文期刊，可以检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各领域最新发表和（为防止学术作弊和审稿疏忽而提前数月挂在服务器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即将发表的论文。此外当然还有提供“过刊”的服务器“JSTOR”，可以检索以往远至维多利亚时代发表过的经典文献。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读这样大量的文献。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了，每天浏览几千篇这样的文章，从标题和作者的姓名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学术相关性，下载之后还要阅读。每天坚持这样的工作，坚持十年，我有些厌烦了。我的海量阅读最近几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西方文献发表有一个大约“三年”的周期，我指的是从峰值到下一个峰值的时间长度。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每三年一次发表高峰。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上一次是2006年，更早的一次是2003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我观察，出现了这样的周期。当然，还可据此预期，下一次发表高峰期应在2012年。你们错过了，所以，去年选修“行为经济学”的同学们比你们更幸运，因为我为他们准备的文献几乎都来自那一次发表高峰期。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关键词是“社会仿真”和“诺瓦克”（Martin A. Nowah，哈佛教授，生物学与演化社会仿真学派的领袖人物）。而2006年那次发表高峰的关键词是“脑科学”和“费尔”（Ernst Fehr，苏黎世学派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袖人物，被认为有等于或高于凯莫罗的诺贝尔奖获奖概率）。如果还有同学听过我2003年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那么他们应记得那一年我们的关键词是“桑塔费学派”及其“合作的演化”研究。

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如西蒙曾嘲笑的那样，哪里有不研究行为的经济学呢？最初，大约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西方的学术版图里面有“行为科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学”。稍后的学术演化中，这两方面的研究时有重合，例如“生育行为的经济学”和“犯罪行为的经济学”。故而大约在1980年代，正式地有了“行为经济学”。沿着它的传统溯源，我们知道休谟，尤其是他的挚友亚当·斯密，被认为是最初的行为经济学家。休谟和斯密代表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的“情感学派”，自然，在这一传统里包含着心理学与经济学在20世纪的融汇倾向。当代的行为经济学，被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学”加“心理学”。

什么是“行为”？你们当中有许多物理学院的学生，请问，物理世界里有“行为”吗？按照我们日常语言的约定，既然是物理的世界，就只有运动而不会有行为。我们说“物体运动”或“质点的几何运动”，而不说“质点的行为”。那么，行为是不是化学的事情呢？你们会看见很复杂的化学反应，生命很可能就产生于这样的化学过程。这是一个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我们常说“生命”是可以有“行为”的。也就是说，行为是生命的表征。从原核生物（Procaryote）到微生物及至人类，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有行为。那么，我们怎样定义“生命”呢？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有专门的讨论和解说。

现在我们可以将“行为”现象加以分类，例如，我们将行为划分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并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各种行为。个体性和群体性，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将要采取的视角。我们力求兼具这两种视角，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行为经济学理解框架。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是个体主义的，也叫做“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优先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才考虑集结一群个体行为去试图解释群体行为。这样的问题意识使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清楚地区分开来，并因此而长期饱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请注意，我们这学期的行为经济学，是兼顾着个体与群体这两方面的行为经济学，或多或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避免经济学的过于狭隘性，同时也避免社会学的过于宽泛性。

以上的阐述，我概括为图1.6的第一行字：“行为：个体、群体”。第二行的三个关键词是“价值、判断”和由它们导致的“选择”。但是有从第三行字发出来的两个关系链接：“心理”和“约束”，前者意味着影响价值和判断的心理因素，后者意味着对选择行为的约束条件。在心理因素与约束条件这一层次，我们可以界定或理解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写在“心理”与“约束”之间的括号内）。

第二行文字表明，行为的研究者——行为学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它进入经济学也已近30年了——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行为的主体，只要它有生命，它的行为便预设了一套价值和价值判断的评价系统。在这一体系的指引下，有“选择”行为。我问你们一个虽然不如刚才那个问题（即“什么是行为”）重要但具有第二级重要性的问题，丁建峰是我们这门课的老助教，刚才他同意我可以给学生“印象分”。就是说，在你回答问题时，我看着你的脸，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对你印象很好，你就可以得分。现在，请你们描述或给出定义：什么是判断？哲学系的同学不要举手，请社会学系或读过经济学的同学举手。……我只能等待一分钟，没有人举手。那么，请你们告诉我：什么是“选择”？这个问题比“什么是判断”容易。

你可以回答吗？我好像认识你。（全场哄笑）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在我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见过他的面孔（他是马列学院的研究生孙腾），现在他也来听这里的课？请你回答吧。……好的，你请坐吧，你的回答相当深奥，用到“格子”，你认为“选择”就是，将备选的事物，依照基于过往经验形成的某种既存标准，分别装进由于过往经验而事先存在的一套格子里的这样一种过程。我确实有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定义和讨论了知识“格”的表达方式。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关于选择而不是关于判断。我看见前排另一位同学举手了，我们请他（数学系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许彬彬）回答。……你现在的回答让我立即想到德布鲁的那本小册子（Gerard Debreu，加州伯克利的“大学教授”——有资格在各院系开课的教授，因一般均衡理论研究获得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4年去世。那本小册子是他1959年的博士论文《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可选方案相当于各种可能手段的集合，选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各种可能目标的集合，在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个映射，称为“选择”映射。这位同学显然不是经济系的，我可以听出来。你们两位的回答的结合，就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了。在一个可选方案的集合里，也就是你（许彬彬）说的手段的集合。……可是你怎样定义“手段”呢？这很难回答，例如，布坎南（James Buchanan，因公共选择理论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写过一篇论文“Choosing What to Choose”，并因此引发了许多猜测，人们认为有两个布坎南——早期的是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者，晚期的是伦理约束下的个人主义者。布坎南问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我们不都成为小偷？例如，在超市里，我们为什么买矿泉水而不是偷一瓶矿泉水？其次，在定义了可选方案的集合之后，我们有一个目标或希望满足的全部欲望的集合。这个集合的严格定义，也很困难，现在不能讨论。在定义了这两个集合之后，我们有一个选择算子，它在手段的集合里确定了一个子集，在这一子集上，目标集的某些目标可以更好地实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映射，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里，必须是“最优的”，并且是“全局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是最优的呢？根据价值，也就是第一行文字解释了的。但价值是怎样来的呢？这是“演化论”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里，为选择行为提供了优化准则的价值，是行为主体长期演化的结果。例如，就口味而言，我们多数人更喜欢吃甜的而不喜欢吃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因从我们还是猴子的时代开始演化了数百万年，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口味。如果不涉及公共选择，口味也可正式地称为“偏好”。贝克尔（Gary Becher，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因成功拓展经济学理性选择原理于广泛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一名助手拉约（Luis Rayo，1998年墨西哥理工经济学学士和硕士毕业并留学美国，2002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2002—2006年，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2006年至今，芝加哥大学教授）2007年在《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了一篇论文（“Evoi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旨在解释人类演化过程如何使我们的偏好达到均衡从而稳定地表现出今天可观测到的一些重要性质（生物学家称为“性状”）。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h）论证，我们的偏好来源于三重历史：（1）种群演化的历史，（2）社会与文化的历史，（3）个人史。

那么，什么是“判断”？我的回答，判断就是两难情境内的选择。如布尔丹的驴子那样，我在两堆等距离稻草之间的选择，很难，因为等距离，所以我不知道应当先吃哪一堆稻草，于是我可能饿死。判断是两难选择，因为有至少两种相反且同等强有力的原则将我夹在中间，我必须抉择，否则就毁灭。这就是判断不同于选择的本质之处。判断意味着创造，因为如果没有创造，选择通常不会是“两难的”。当你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通常不是创新行为，它只是遵循以前发生过的案例而已。当你不知道怎样选择时，你有了创造的机会。

如图1.6所示，行为必须涉及的因素是“选择”，虽然不是任何选择行为都可观测。注意，让经济学家显得与众不同的另一方法论因素是经济学实证原则。我们经济学家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务求有可观测的数据，从而有统计关系和由统计关系推测（并用数学方法）建构因果链条的可能性。否则，经济学解释就不再是科学的，而变成一种文学解释了。文学的特征是：因刻画了不可重复的人类经验而无法接受任何科学方法的检验。

包含在“判断”这个概念里面的，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概念，你一定会看到这一要素。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判断，是在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情境内作出决断。

现在讨论图1.6的第三行文字，我请你们回答：什么是“约束”？这可以说是具有第三等级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印象分是3分。因为方法论第一重要；其次是为什么“判断”这一概念意味着创造；然后才是约束，也就是五常教授所说的，经济学千招万式最终化为一招一式，其中的那“一式”，就是“约束条件”，“最优选择”是那“一招”，合起来就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那位同学，请你回答。很好，标准的经济学回答。换句话说，当你选择什么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是在约束你自己，限制自己不要去偷矿泉水。布坎南1994年那篇文章，其实引入了一项成本，他称为“道德成本”，就是当你违背了道德自律时你感受到的幸福感下降的程度。这是一种心理成本，为了补偿幸福感的下降，你限制自己不去偷矿泉水。当然，如果你们懂得经济学原理，你们就不难想像，当幸福感和道德感在边际上相等时，你对自己的约束达到均衡。可是，我们可以批评布坎南，因为道德感难道可以有边际变化吗？例如，我们在出卖灵魂时，难道可能只出卖到某一个边际量就停止，而且剩下的灵魂仍保持是灵魂吗？信仰难道可以连续地被放弃，而且余下的仍可称为信仰吗？显然，根据常识，我们不能同意布坎南的这一思路。这是我对布坎南的批评，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一主题上来。

现在可以解释第三行文字中间的那个概念了，就是“成本”。我每学期都要讲解它，我常说，如果你修本科生的经济学，那么你只要懂得一个概念就足够毕业了，那就是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如果你是经济学研究生，那么你还需要懂得另一个概念，就是“租”，你也就可以毕业了。不讨论“租”概念，请你们回答：什么是成本？……这位女生说，成本是必须放弃的那些。请补充，为了什么必须放弃什么？另一个机会？你有眉目了，因为他已经补充了一些。你放弃的是，剩下的集合里面的可选方案的什么？英文表达最简单，当然，如果经济学是国学的一部分，那么“成本”概念用英文表达就一定是最复杂的。现在因为经济学是西学传统的一部分，于是“成本”概念的英文表达几乎无法翻译成中文。……请那位同学继续补充吧，你是哪个系的？英语系，可以了，你不错。不过，你和这位女生都要回答：你们放弃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英文定义特别简单：Cost is the highest aiternative vaiue，请你们背诵这个英文定义。它怎么翻译呢？是在可选方案集合里被你的选择放弃了的那些方案当中可能为你带来最高价值的那些方案的价值？这是很糟糕的翻译，但很清楚。……这位同学的补充很重要，贝克尔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演说里指出过，追求最大幸福，这是经济学假设一切行为的目标函数。不过，他强调，这里的最大幸福，是行为主体想像中的最大幸福（未必是真实的），英文应是“Perceived maximization”（是基于真实感觉的“想像”，而不应简单译做“统觉”）。为什么不是贝克尔当初使用的“imagined maximization”？因为后者有胡思乱想的意思，太不真实。例如，你可以在梦境里最大化你的幸福感，但醒后就幻灭了。这样，在上述三项要素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就定义了经济学的“成本”概念。

再回去讨论布坎南引入的“道德成本”。什么是道德的成本？首先，为了界定道德成本，我们必须界定包含道德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以及包含道德行为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如前述，诸如信仰、灵魂和道德这样的事情，通常具有“全有或全无”性质，也就是说，要么你是道德的，要么你是不道德的。是否存在诸如59%道德和41%不道德这样的状态呢？很可疑。关于比道德要求更高的信仰，早如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指出的，你要么有信仰，要么无信仰。这两种状态之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深渊。要获得信仰吗？你必须有纵身一跃的勇气。这里不存在“边际”量，因此渐变是不可能的。

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你必须勇敢地提问，你必须敢于“思考”经济学，而不是仅仅“接受”经济学。

现在请看图1.7，这里第一个关键词是“价值”，它被划分为两方面：群体的价值观和个体的价值观。这是以后我们需要反复进入的一个议题。

价值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介绍过，按照小密尔（John Stuart Miii，1806—1873）的理解，价值就是“importance feit”（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解释下，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可表达成所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一个排序。这样我们应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重要性”？这导致我在2004年以后每学期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上引用的怀特海的见解（参阅Aifred North Whitehead, 1938，Modes of Thought, Macmiiian），我称之为“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里，按照怀特海的表达，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总是面向实事的。金岳霖先生治西方逻辑学，但他对汉语有令人惊讶的把握，用他的语言说，重要性是一种“真正感”——“真”（不假）而且“正”（不邪）。

继续引用前述哈耶克“三重演化”的见解，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或任何动物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形成了一些专为外界刺激信号分类的“格子”。反复遇到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性的刺激信号，就诱致相应类型的格子的形成。在这一基础上还可形成格子之间的关系，进而有更复杂的关系。一层一层地从较低级的脑区涌现到较高级的脑区，最终映射到“自我意识”脑区，被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各种重要性在我们脑内的表达过程。哈耶克在年轻时，大约是我们高中学生的年龄吧，就猜测到脑内有这样的表达过程，只不过他后来始终没有时间返回到这一重要工作上，以致晚年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件里感慨，说他毕生惟一重要的学术作品就是这本《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尚无中译本，不过，同学们可以参考阅读我专为这本书撰写的文章“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他指出他的这一心理学思路在西方学术界后继乏人。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将会反复讨论哈耶克的这一思路，将它视为社会演化理论的核心思路。

图1.7的另一关键词是“判断”。前面说过，判断必须是两难的抉择。我们之所以有判断的冲动，是因为要追求价值。故而有从“价值”到“判断”的关系箭头。但判断的基础，或影响判断的重要因素，是“认知”——这里出现的第三个关键词。在2004年以前的经济学课程里，我已引入认知科学。在那些年里，我在课程里必须介绍的一个模型，就是海纳模型，它也是这个学期我们必须讲解的第一个模型（两个版本，图1.8）：

凡重要的内容都需反复讲解，或至少要出现两次。海纳模型重要，所以今天我先讲解一次，是最初的讲解，以后还要再次讲解。海纳模型的核心结论是有些令人惊讶的：越是理性能力完备的行为主体，它的最优选择行为就越是不可预期。设想有人对股票市场走势的洞察如上帝那样，全知全能，那么他的最优选择在我们这些智能较低的人的观察中，必是如“白噪声”那样的完全随机行为。在智能的另一极端，是所谓“零智能”假设。我们假设一些动物，智能远比例如蚂蚁更弱，那么这些动物的行为，在对它们而言“变幻莫测”的环境里，只好是循规蹈矩的，于是在我们这些智能较高的观察者看来，这些动物的行为具有很高的可预期性。

海纳模型的结论符合我们的直觉。经济学家很注意理论命题是否与直觉或常识保持了一致，这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我们对那些令人惊讶从而是标新立异的命题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因为它们“反直觉”或“反常识”，于是可能有新的知识，但更可能有错误（理论推演错误或模型结构错误），这是我们在长期经济学训练中形成的一种警觉。海纳模型，虽然方法标新立异，但它的结论符合直觉，所以我们接受它。海纳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宏大，“可预期行为的起源”。不过，在得到上述结论之后，海纳开始广泛运用他的结论。他试图用这一模型解释极其广泛的现象，从科学范式和技术进步路径依赖，到经济行为与文化传统。这就引起广泛的反感，因为学术界很忌讳“ciaim too much”（直译“宣布得太多”，在日常英语里是“张狂”的意思）这样的行为。你必须保守一些，低调一些，否则就会引发警觉，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你承认有一些错误甚至有致命错误为止。海纳这篇文章是198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由于他声称他的模型有如此广泛的应用从而引发了许多批评。到了1985年，他修改了原来的表达，在同一份刊物上再次阐述他的模型。我给你们阅读的就是这一篇，海纳模型的第二版，索引为“Heiner 1985”，虽然我在索引时写的是“Heiner 1983”。

继续解释图1.7，“认知”依赖于“能力”——这是第四个关键词。这样，关于“判断”，真正重要的只有这样两大要素：其一是“价值”，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其二是“认知”——由认知能力决定，就是说：你的认知能力让你能知道多少信息，并且你能处理多少信息？这样一个认知能力的问题，它导致了“海纳模型”及其结论。

往年的行为经济学课程，讲到这里，我们就一定要探讨什么是“理性”。如果如经济学家通常假设的那样，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理性”，那么当然就不会有海纳模型及其结论。可是这样完备的理性，接近或具有上帝那样的全知全能的人类行为，在现实里面根本没有。所以其他学科的学者长期以来就批评我们经济学家，说我们如此愚昧，多少年了，学术的基本假设就没有进步。其实呢，我们认为完备理性假设很好用，容易有数学表达，也容易实证检验。如果我们假设不完备的理性，那就很难应用优化过程的数学理论，从模型推演出来的命题也不容易检验。那么，谁最早建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模型呢？是西蒙教授，他借助于计算机寻优算法的观念来描述决策行为（Herbert Simon，1955，“A Behaviorai Modei of Rationai Choice”，Cowies Foundation Paper 98，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i. LXIX）。以往在这门课程里，我们总是按照论文发表的时序，先介绍西蒙模型，索引是“Simon 1955”，再介绍海纳模型，索引是“Heiner 1985”。今年我们不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学术思想的逻辑顺序，先介绍海纳模型，再介绍西蒙模型及其寻优算法。西蒙得到诺贝尔奖可说是偶然，因为他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他是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管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但他不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

从“能力”到“认知”，虽然只是一个关系箭头，却包含了例如劳动经济学家的主要努力。劳动经济学的努力表明，我们很难测定认知能力，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先天禀赋决定？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由后天教养决定？这就是所谓“nature vs. nurture”（自然对教养）的争论。所以，在测度和解释从“能力”到“认知”的关系时，虽然我们这门课程并不深究，但在其他经济学课程里，尤其在劳动经济学课程里，这一关系占据着重要位置。

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继续讲解第三张幻灯片（图1.9）。

在从“认知”到“选择”这一议题的研究中，我们积累了最多的争议较少的研究报告。除了上节课结尾时介绍的劳动经济学家关于认知能力的研究报告之外，我们还应当介绍一些关于决策者依据的“信息”的见解。亚当·斯密最早发表这方面的见解，就是所谓“充分知情且公正无偏的旁观者”（fuiiy informed and impartiai spectator），这一假设在他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里占据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正确的决策，要求决策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当然，“信息”这一概念的定义，比较麻烦。可以借助香农（Ciaude Shannon，1948，“A Mathematica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信息论的定义。但是如果使用香农的信息定义，你知道信息含量最大（包含了最高程度的不确定性）的知识表达或陈述，其实就是“无知”。例如“现在下雨并且现在不下雨”这样的陈述句，包含了最多的可能性，也就是最大信息含量，却不能有任何“知识确定性”，这也就是无知。所以，信息论定义的信息，不太能够平移到社会科学领域里来，至少不好用。

哈耶克有一个信息定义，上节课这位同学（孙腾）的回答已经涉及了，就是生物在长期经验中感受到外界刺激信号并形成一套专用于分类的神经元网络系统（ciassification system）。例如一只猴子看到一棵香蕉树，它的神经元网络分类系统，视觉信号从（脑袋后部的）枕叶映射到更高级的层次，表达为“可吃”这样的信号，再进一步涌现到更高级的脑区，表达为例如“美食”这样的信号。另一方面，猴子还必须从包括（脑袋的上部）顶叶在内的其他脑区接收到例如“可能被获取”这样的预期行为后果的信号。基于这样的充分信息，它就有了冲动爬到那棵树上去取香蕉。根据哈耶克的“三重演化”见解，这只猴子可以从它母亲那里知道这棵树上的香蕉是不是可吃，是否会吃完就死。当然它也可以自己体验这棵树上的香蕉是否可吃，如果它吃了而没有死的话，这样也可习得知识，也就是形成神经元网络的分类系统。以上的叙述表明：知识或分类系统可以储存在个体脑内，也可以储存在群体里面。而群体常常以社会网络的方式存在，这就是图1.9左半部分的含义。

信息的来源，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我们将介绍一篇今年7月份发表的论文，关于“社会的创造性”（creativity of Asociety）这样一个主题（Siddhartha Bhattacharyya and Steiian Ohisson，2010，“Sociai Creativity as a Function of Agent Cognition and Networh Properties：A Computer Modei”，Social Networks）。这篇论文表明，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体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可以用拓扑学的语言描述：社会是一个网络，网络有自己的“中心”，有“科层”，还有一些以后你们会熟悉的网络社会科学家使用的网络拓扑结构的术语。

网络社会科学的文献将是这学期的阅读重点。今年既然不是发表高峰，我们将要介绍发表高峰期之外的那些文献。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呢？让我提前告诉你们：今年文献的突出特征是关于“社会网络”（sociai networhs）。这一主题，最初在社会学系里面讲授了大半个世纪，也叫做“sociai exchange”（交换社会学），与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密切相关。大约有80年的历史，然后，大约在2009年秋季，在MIT的经济系，2005年得到克拉克奖的那位土耳其人，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iu），我常说，如果按照“代群”来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很可能是他那一代人的第一位得奖者。他的知识结构最完整而且研究领域最广泛，从劳动经济学到增长理论，再到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去年秋季，他开始讲授“社会网络科学”这门课程。为什么今年是这一领域发表高峰呢？如果你去Eisevier检索“sociai networh”，你至少可以找到上万篇论文。然后你在网页的左侧“限制”搜索结果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发表的期刊文章（不要书评之类的），也应当有150篇左右与“社会网络”相关的论文，这是相当惊人的。社会网络的方法，好处是将个体行为嵌入于群体之内，这当然违反了经济学家通常采取的方法。这样的社会科学，可以叫做“网络社会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方法论视角，也是我们这学期讲授的主要内容。当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时候，群体结构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一结构反过来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是我们要反复进入的第二个议题。第一个需要反复进入的是方法论议题，刚才我们在解释图2时讨论过。在自然与社会的各学科当中，生物学家最熟悉这第二个议题。

继续讨论图1.9，一个群体，不是完全没有结构就可存储信息或知识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早已论证过（参阅费孝通、吴晗，1948，《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它可能积累什么样的知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积累下西方社会所积累的那些知识。因为，许多知识——刚开始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在特定社会结构里，可能不允许被传授，例如，大家都知道西学刚刚传入中国时和洋务运动开始时的那些故事。请你们记住费老提出的这一重要命题：你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你就有什么样的知识。

这样，在图1.9左侧嵌入一个关于信息来源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的命题。然后，假设了左侧表示的信息来源之后，我们还需要讨论信息的另一来源，就是认知的“外部环境”及其不确定性，表示在图1.9的右下角。

诸如买房子这样的决策，对你们来说有些太大，不合适。不过对你们的父母而言，是合适的例子。我常被亲友问到房子的问题，因为他们说我是经济学家，尤其还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于是请我回答，他们现在究竟是买房好呢还是卖房好。今年快要结束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明年房价走势的问题。如果明年房价跌，我现在就要卖出。如果明年房价涨，我现在就要买。这样，你们看，出现了不确定性。决策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刚才我们介绍了海纳模型，我们知道，如果外部环境极端变动不定，那么你买房或卖房的决策就应“墨守成规”。当然，这些陈规都是被以往经验证明或多或少有利于生存的。因为，如果一项陈规特别有害于生存，根据我们将要介绍的演化学说，就会发生一个问题：特别有害于生存的陈规，怎么可能长期存在呢？难道遵守它的那些生物不是早应当消亡了吗？所以，凡今天被我们观察到的陈规，通常是或多或少有利于生存的，只不过，哈耶克指出，有许多陈规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无法赋予理性解释的。

我年轻时就知道一位投资天才，他是华尔街公认的天才，中文译名是林奇（Peter Lynch）。他是神童，他就业于富达投资基金（Fideiity Investments），这缘起于他为当时富达的总裁做高尔夫球童时表现出特异的投资直觉。在富达基金工作若干年后，1977年，林奇接管陷入危机的麦哲伦基金时，这家基金只有1800万美元资产。但1990年林奇离开这家基金时，它的资产总值惊人地增长到了140亿美元。他怎么管理这家基金呢？在十年时间里，他坚持每天走访三家企业，只要见到办公室里种着树，他转身就离开。因为，办公室里种树，是奢侈的。林奇认为，如果企业管理人用股东的钱买奢侈品，通常这家企业就不值得投资。林奇为美国的大众，尤其是家庭妇女，写了许多投资学通俗著作。他有许多广为传播的投资名言，其中一条，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不变”。数据显示，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策略。我们都知道的一则笑话，如果你打算在股市里赚钱，你最好今天买了股票明天就进监狱或进庙里当和尚，十年以后你出来了，你有很高的概率会成为百万富翁。不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自己特聪明，今天买了明天卖，整天倒腾那些股票，在股市里进进出出，你们知道，这样的策略一定会，或有极高概率会亏损。不是吗？在最近这次上证股指从6000点以上跌至1500点时，多数散户的亏损率是70%，而多数基金的亏损率是30%。为什么呢？因为基金经理的行为有很强的规则性（即“不变”），在很广泛的监管之下，如果基金经理今天买明天卖，很快就会有证监会人员来检查是否违规。除了很强大的监管之外，通常接受过金融学专业训练的基金经理，都懂得遵守林奇讲给家庭妇女的那些陈规。这样，基金亏损率远小于散户亏损率。

所以，当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你最好是减少动作。关于信息我们能说的两件事情，一个在图1.9左上角，一个在图1.9右下角。就是这些。下面是图1.10，为了解释海纳模型的一些深层含义。

决策环境，什么是“环境”？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将环境限制为决策环境——决策行为所处的环境。决策与决策环境，当做一对概念，就容易把握了。

随着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小到大，我们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是怎样的呢？根据海纳模型，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就应当是由高向低变动。当不确定性极低时，我们观察到个体理性。这里，请注意，我在括号内写了“理性”，因为我们这门课程至今没有定义过“理性”，所以这个概念不能被视为是清晰的。你们在其他经济系课程里学过理性的定义——成本概念已包含了这一定义，the highest aiternative vaiue。这就意味着，此时个体行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理性的。你只要在我们的教室里，就一定不要使用经济学理性概念，先搁置它，否则你没有理由坐在我们的教室里，如果你相信你已经懂得了理性，你听我们的课没有意义了。我们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完备理性假设，当决策环境高度地不确定时，理性失去了清晰定义，此时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并不懂得理性。

为区分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强的“理性”（rationaiity），我们用“reason”（王国维译作“理由”，比“理性”宽泛许多）表示更弱的理性程度。英语里我们说一个人是不可理喻的，“he's unreasonabie”，或者，在法律用语里，“beyond reasonabie doubt”（毋庸置疑），再怀疑下去就超出正常理性的范围了。这些日常语用表明，理由比理性更弱。赵紫阳内阁时期，弗里德曼（Miiton Friedman，1912—2006）几次到中国来提供咨询。那时我们的公共政策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对张五常说：你们的政策不理性，逻辑不通嘛，“计划”怎么能与“商品”联合使用呢？这一口号违背了理性的基本要求。理性最弱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自相矛盾（consistency），例如，你说：现在外面出太阳，同时现在外面不出太阳。这句话就不满足理性的最弱要求，我们说它“不自洽”（inconsistent）。弗里德曼说：你们不理性。可是我们知道，诸如布坎南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也知道，中国的事情其实挺合理的（布坎南说：It's a Puzzie but it worhs），只是不容易用西方的理性来解释，所以“令人迷惑”。布坎南说中国的事情令人迷惑但管用，这就是一种“理由”，它比理性弱，由于太弱，可能显得不理性。

如果环境不确定性继续增加，那么就要有行为灵活性的大幅下降。这时出现了行为规范，尤其是存储在社会里的那些规范（群体规范）。许多社会规范，个体虽然很难理解，但因为违反规范可能遭受社会制裁，也就不得不遵守，久而久之，群体生存得越久远，对个体而言这些规范的“合理性”就变得越显明。哈耶克倾向于将这样的理性称为“演化理性”，与完全基于个体经验的“建构理性”相对峙。

什么是“reason”呢？我们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合理性吧？一个人待人接物从无差错，也是一种合理性吧？所以，相当大程度上，理由是社会的，不是个体理性的，也叫做“社会影响”——贝克尔称之为“社会对个体理性选择的重要影响”。这样，从“理由”，逐渐地，我们见到了“规范”。更高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文化传统”。我们每学期都会用大约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解心理学的人格理论。“Personaiities”，复数且小写的人格，不是神学家论证的三位一体的单数且大写的人格（刘小枫译作“位格”）。例如，你是一个神经紧张型的人，这意味着对你而言，合理的行为不能让你的神经太紧张。其实你在例如“大五人格”测试中的神经质这一维度的得分超过普通人，所以你感觉神经不太紧张的情形，普通人就根本无感觉了。这也就是说，由哈耶克“三重演化”过程所导致的重要性感受，可以积累在我们的个人性格里。并且在统计数据中，当我们进行个人之间的比较时，就表现为人格差异和人格测试的不同得分。事实上，目前最流行的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五维度”（也称为“Five Factor modei”）人格测度，按照各维度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O（openness）C（conscientiousness）E（extraversion）A（agreeabieness）N（neuroticism）”，其中至少三个维度或要素——责任感、外倾性、宜人性——与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密切相关。

社会影响通过三种途径施于个人：其一是模仿，尤其是对成功者的模仿。其二是教化，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还有在职培训和自学等方式。其三是遗传，许多行为是遗传决定的，你很难改变这些行为，例如你的人格。晚近发表的对大批受试者的长时期跟踪调查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如果用人格五要素模型来测度，在25岁至83岁这段时间里，他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很少发生改变。

所以，社会结构里存储了大量的决策知识，让个体能够应付极不确定的决策环境。根据海纳模型，在最高不确定的决策环境里，我们只能依靠文化传统。这是符合直觉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不可能遭遇比目前严重多少倍的危机吗？当然可能，例如民国初年，刚刚推翻了皇帝，不确定性远比现在高得多呀，那时的人经历了多少重大事件乃至内外战争，你说他们怎么可能投资呀？就连身家性命能否保住都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社会，仅近代以来，经历了那么多年剧烈动荡，才逐渐趋于平稳，导致了这一次改革开放的浪潮。我们的传统，五千年以来经历的剧烈动荡想必更甚于近代的，例如王国维认为，殷商到西周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不论如何，我们的传统能延续到今天，这就意味着它“管用”（it worhs），虽然可能令人迷惑。哈耶克说，我们，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传统越久远，它的合理性就越不能根据一时一事是否合理来评价。我们适应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是被传统选择的，并因此而更可能生存下去。这一见解，在我们介绍社会网络的演化仿真工作时，还要反复遇到。

下面列出文化的各种定义。你们可以跳过去，也可以浏览一下。文化的定义多达几百种，这里只给出11种：（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这也是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采用的“文化”定义）；（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这与我们刚才关于社会影响的解释密切相关）；（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与这一定义相关的是情感的人格学维度）；（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群体规范与此相关）；（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社会的网络结构里存储的知识）；（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的行为；……（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文化”的定义。那么，在“文化传统”这一概念里，什么是“传统”呢？下面的引文选自希尔斯（Edward Schiis，1910—1995，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学导师）的《论传统》（Tradition）及其序言：“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做是传统。……可以看出，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与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不过‘传统’一词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即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注意，希尔斯此处刻画的传统，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将要使用的演化着的传统的概念。

上面的这张幻灯片（图1.11）介绍了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因为，学术界公认，希尔斯的重要贡献是论证了“传统”具有某种克里斯玛性质。例如我们中国人，不论在海外生活多少年，仍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亲切的感情，难以割舍，最终回归自己的传统。这就是希尔斯说的传统的克里斯玛魅力。希尔斯是很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毕业的华人当中，林毓生教授曾是他的学生，甘阳曾是他的学生，李猛也曾是他的学生。

文化传统的演变，可纳入这样一个理解框架，图1.12。这是我在多年教学中常常使用的一张示意图，它有三个维度。请注意，这一理解框架可以容纳几乎任何社会科学概念或任何社会现象，其用无穷。

首先是“物质生活”的维度，人类社会从游猎到农耕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都可置于这一维度上。其次，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例如，从皇权的社会演变为民主或现代的社会，人们的情感也发生改变，这就是“社会情感”的维度。在人类情感当中，几乎没有不是社会的情感。可能有例外，就是“宗教感”。在今天，学术界达成共识：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件。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看法，那么你应选修一门宗教学的课程。除了信仰之外，其他几乎可以列举出来的情感，都是社会情感。第三个维度是“精神生活”，这里可以发生导致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例如在欧洲社会变迁过程中，如韦伯论证的那样，宗教和信仰的改变，有决定性的意义。图1.13是我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使用过的一张示意图，专为描述文化的表达过程，可供参考。

你们从图1.13文化表达过程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对文化表达几乎处处存在的重要影响，这就引导我们到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界面——所谓“社会资本”问题。接着这一问题，我要介绍七篇论文，与网络社会科学和社会资本的问题密切相关。为什么要讨论“社会资本”？因为这一议题最适合成为我们兼具个性与群性的演化论方法的第一个应用案例。如前述，个体嵌入在社会网络内，个体理性与群体规范相互作用，许多这样的个体的相互作用可以涌现一些或多或少具有我们将要学习的三种稳定性当中某一种稳定性的宏观秩序。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参见图1.14。

首先澄清“社会资本”概念。还有5分钟才下课，我们有足够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谁能给出一个社会资本定义？我等你们讨论，然后我会给出一个今年的定义，在今年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新界定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什么是“资本”？我们知道，根据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毕生最重要的著作是《利息理论》，他被当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至少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和表达最清晰的经济学作者）的理解，任何可以产生未来收益的事物，就称为是一项资本（有时也称为“资产”）。这样就有“费雪公式”：一项资产的价格等于它未来各项收益折现值的总和。费雪公式的左边定义了一项资本的价值，在完备市场假设下也是它的市场价格。费雪公式的右边定义了构成资本价值的各项收入的折现值——出现在这里的参量有：（1）折现率，（2）各时期的净收益，（3）残值。如果一项资产的价值超过了它的购置成本，就出现了利润。

我们讲过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其次是“价格”——作为成本的特例，不要以为价格与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格是市场揭示出来的成本（the highest aiternative vaiue）。如果没有市场呢？仍有成本，虽然未必有价格。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只有“价格理论”这单独一门课程是最重要的，其余的经济学课程都是价格理论的应用。那么，有市场或没有市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何为市场？”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许多争论，最后，贝克尔的老师，芝加哥学派公认的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权威斯蒂格勒写了两篇结论性的论文（George Stigier，1957，“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iiy Contempiated”，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voi. 65，no. 1，PP. 1—17；with Robert Sherwin，1985，“The Extent of the Marhe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i. 28，no. 3，PP. 555—585），算是说清楚了“市场”这个概念。尤其是第二篇论文，以统计科学的方法给出了“市场”沿时间和空间的清晰定义，令人信服。

现在继续讨论“资本”概念。我说过，假如你读经济学研究生，那么你需要懂得成本之外的另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租”——资本是租的特例。租，引用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三卷本）里给出的一个定义，就是“一项要素的超过了必要报酬的部分”。于是我们需要定义“必要报酬”，这导致马歇尔给出的“准租”（quasi-rent，或Pseudo rent，“拟租”）解释。

最新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这样的，在这篇文章的摘要里写着：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内存在的全部有利于囚徒困境合作解的那些因素。如果你居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囚徒困境”，那你只能去问助教。在我看来，你可能不够资格选修这门课程。在一个经典的“2×2”（两人和两策略）的囚徒困境博弈里，如果没有特定制度安排，合作策略是难以发生的，因为此时理性的个体将选择停留在不合作的格子里（2×2，故支付矩阵有四个格子），预见到这一情形，双方于是都停留在不合作的格子里。如果将这一博弈格局运用于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群，那就意味着社会或人群的瓦解。

我讲过，全部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要解释“社会何以可能”。全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至今为止，是要解释“合作何以可能”。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定义如图1.14，是内生演化的社会资本，注意，这里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再是给定的，它是内生的，是演化的。如果合作的人群规模太小，那么它会完全消失。如果合作规模超过了例如三分之一定律所要求的范围，那么它会扩张到全部网络。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课程，明天再见。（全场掌声）

第二部分
2010年9月12日/下午1 : 00—3 : 00/二教105

……我们教室的电脑可能不认识ipad这样的新产品，需要教学设备室的工人来调整，可能十分钟左右，这段时间，让我们复习昨天讲的内容或解释“囚徒困境”博弈。不知道囚徒困境博弈的同学，请举手。……那就是说，没有谁不知道囚徒困境博弈了？好的，那么，请举手回答：什么是“囚徒困境”？

没有人举手？我来讲解吧。所谓囚徒困境，顾名思义，源于警察与小偷的故事。不过我更喜欢用的故事，是两位印第安人在一条狭长河谷里捉兔子，这时他们面临囚徒困境。兔子可以沿河谷向两端跑，所以必须两端各有一名印第安人把守。这样，两人向中间推进，可使兔子无路可逃。问题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先捉到兔子，那么他可以拒绝与另一个人瓜分这只兔子，这是不合作的策略。他也可以与对方平分这只兔子，这是合作的策略。囚徒困境发生的前提是：（1）如果我和你同时采取合作策略，那么我们各自的福利就都会比我们同时采取不合作策略时更好；并且（2）如果我合作而你不合作，那么我的福利会比我们同时采取不合作策略时更差并且你的福利会比我们同时采取合作策略时更好。对称地，如果你合作而我不合作，那么你的福利会比我们同时采取不合作策略时更差并且我的福利会比我们同时采取合作策略时更好。

囚徒困境博弈，可以有许多不同版本。最弱的版本是“滚雪球博弈”：你和你的邻居早晨起来发现都被昨晚的大雪困在家中，如果你和你的邻居合力铲雪，可以比你或你的邻居单独铲雪更早走出困境。当然，你或你的邻居愿意单独出来铲雪，哪怕知道对方是“搭便车的人”，因为，单独铲雪总比饿死在家里好得多。这一博弈更常被称为“鹰—鸽”博弈，双方势均力敌，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其中一方败走。介于“滚雪球”和“囚徒困境”之间的，是“公共品”博弈：你和你的邻居商量修一条路，自愿出资。双方知道对方可能“免费搭车”，但最优的选择仍是修路，哪怕是独自出资。不过，有时候公共品很贵，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分摊它的成本，否则公共品就不能存在。这时，公共品博弈就成为多人（不必是两人）的囚徒困境博弈。囚徒困境意味着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就是，对于一群理性人而言，社会何以可能存在并延续了这许多年呢？

昨天讲完课后，我想到一项恼人的任务，我每年讲这门课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有这项任务，可是昨天我却忘记提醒自己增加一个“第0页”幻灯片（第1页幻灯片是这门课的标题，图1.1；第2页幻灯片是昨天讨论的基于多因多果假设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图1.2），在第0页幻灯片上应写着我的这项任务：与你们头脑里的“应试教育”流毒斗争。每年我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试教育的流毒，就是你走进任何一间教室，你的目的就是挣学分，别的任何事情你都不关心。换句话说，应试教育的行为就是“学费约束下的学分最大化”。挣学分，你最关心的是教师怎么考试以及考试内容。首先就是教科书，必须有几种指定教科书，最好还有指定章节，这样你最节省时间，可能都不必到教室来了。我们医学院的学生背书的功夫最强，他们读书不是一本一本的，而是以重量论。几位同学聊天，可以这样问：今天你读了三公斤书吗，还是五公斤书？可笑？是真的。我认识医学院的同学，很优秀，头脑很好，尤其是背书的功夫，令人惊讶。其中一位曾对我说：老师，你们经济中心的课程对我来说很轻松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医学院学生背书能力最强，考试前只要花一些时间背书，就都通过了。

我们说，这门课程是问题导向的。其次，它是一门社会科学课程。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为何可能？这是西美尔在一百年前提出来的（Georg Simmei，1858—1918，与韦伯和舍勒并列为德国三位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发表于1903年的文章“大都会与心智生活”对当时刚刚崛起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影响深远，他发表于1900年的著作《货币哲学》则持续影响着当代社会思想，他的文章“How Is Society Possibie？”1910年和1911年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i. 16，PP. 372—391）。

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因为囚徒困境普遍存在，理性的选择原本应是不合作。可是，现实世界里，合作是普遍的。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是多次重复博弈，那么理性选择可以有囚徒困境的合作策略，只要折现率充分接近1，这在家庭关系中，或血缘接近的群体里，是一种正确的解释。可是，我们观察到的许多合作行为，是在囚徒困境的单次博弈里发生的。“非典”时期的志愿者群体，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最著名的雕塑家，倡导英雄行为，著有《艺术论》，最重要的雕塑是《思想者》）雕塑中的“加莱义民”（图1.15），四川地震中的英雄行为……总之，危难之中常有与我们毫不相关的陌生人舍身搭救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怎么可能长期延续？这类现象，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不能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行为经济学框架内可以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并因此成为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了。我们谈论市场经济，就必须谈论单次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很苍白，因为它不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没有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不健康的市场经济。

这就是我要补充完成的任务，昨天讲课时，我忘记了这项任务，回家之后很后悔，决心今天补足。我们的课程是问题导向的，我们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中国问题”——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经济生活中，它表现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在政治生活或文化生活中，它表现为其他类型的问题。

现在我们继续讲昨天的主题，我们应当讲解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JEBO（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即《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它曾经是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期刊，可是因为制度经济学在过去十几年内已经不再发展了，所以今天，这份刊物转型为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期刊。类似地，主流经济学的GEB（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即《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杂志也发表了许多行为经济学论文。还有一些行为经济学文章是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和《自然》（Nature）杂志上的。此外，第三类型的行为经济学文章发表在《理论生物学》（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杂志和诸如《脑成像》（NeuroImage）杂志这样的医学期刊上。第四类型的行为经济学论文，通常是关于网络统计学和社会仿真研究的，发表在诸如《物理学A类》（Physica A）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样的刊物上。你们在北大校园里可以免费下载，只要在Eisevier服务器上，例如，输入这篇文章的标题“sociai capitai, inciusive networh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就可以了。

1884年，当罗丹正埋头于《地狱之门》的创作时，加莱市当局邀请他制作一座忠魂碑。义民赴难这一事件，源出于法国的历史年鉴：14世纪百年战争时期，加莱市被英军围困将近两年，市民的生命危在旦夕。经过双方的谈判，英王爱德华三世提出残酷的条件——加莱市必须选出六个高贵的市民任他们处死，并规定这六个人出城时要光头、赤足、锁颈，把城门钥匙拿在手里，才可保全城市。这是法国人民永难忘怀的历史悲剧。加莱市本要求罗丹制作义民中的一个，但罗丹了解到历史后，答应只收一个雕像的报酬而塑造六个雕像。

《加莱义民》分为两组，前边三个一组，后边三个一组，他们身材相似，站立在一起。中间一个头发稍长，眼睛向下凝视的，是最年长、最有声望的欧斯达治，他迈着沉着的步伐向前走去，不看四周，也不迟疑和恐惧，他那刚毅的神情，显示了他内心的强烈悲愤与牺牲的决心。由于他的坚强，鼓动着其余的人。最右边站立的一个稍为年轻的人，皱起的双眉和紧抿的嘴流露着悲愤，两手紧握着城门钥匙，他茫然望着前方，似乎感到命运的不公平，在心中无声地抗议着。右边第三个义民，死亡使他恐怖，他用双手遮住眼睛，似乎想驱散噩梦，但仍不能避开这个悲剧的命运。左边第二个，内心表现出无比的愤怒，那举手向天的手势，不是祈祷，而是对上帝未能主持正义的谴责。他目光向下凝视，半开着的口似乎要说着什么。他身边的一个义民，年纪较轻，他似乎被迸发出的爱国热情所冲动，但由于想到转瞬间将离开人世，不免引起生离死别的悲愤情感，他蹙起眉头，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奈何的神态。在他们身后的一个义民，两手抱头，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虽然后面的三个义民没有前面的那么坚定勇敢，但他们仍然为了全市人民作出自我牺牲，这种壮举同样值得尊敬。

群像富有戏剧性地被排列在一块像地面一般的低台座上。这六个义民的造型各自独立，然而其动势又相互联系着。组雕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充满着可歌可泣的义举形象的整体。罗丹以彻底逼近真实和深入探索的精神、尖锐的心理刻画和强烈的性格表现，震撼着人民的心。这件作品的结构，对纪念性形象的理解，以及对英雄人文的阐述，都具有革新的意义，显示了罗丹艺术的辉煌不凡。

请看图1.16，这篇文章的要点，我写在第一行里：“社会资本存量可随社会交往技术而改变，可随社会结构而改变，也可随精神生活而改变，影响经济绩效。”

注意这一语词“经济绩效”，诺斯（Dougiass North，因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得到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年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就是用了这一语词“Performance”。刚回国的那些年，我和周其仁都讲授新制度经济学课程，他讲本科生的，我讲研究生的。后来我发现这门学科没有新的进展，它停滞了，不应继续讲授了。所以，我转而讲授行为经济学。当然，其仁的课程可以继续讲授，因为他讲中国的情况，而中国的制度实践的新事物层出不穷。而我是讲授理论的，理论多年不更新，我当然就要转型。

这篇文章标题用了“economic Performance”，经济绩效的根据是什么呢？作者使用了一个新概念，就是“inciusive sociai networhs”，它必须与“exciusive”相对而言，才是正确的，可译为“包容式的社会网络”，于是还有“排他式的社会网络”。后者，我们在美国常青藤联校这样的老牌名校的故事里知道有许多例子，例如，那里的大学生们有一些秘密组织，新成员加入时必须承受酷刑或类似的考验。这样的秘密组织通常是排他式的社会网络。这篇文章论证的是，包容性的社会资本产生了重要的经济绩效，而这类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里积累的水平，就可解释不同社会结构在经济绩效方面的显著差异。

最典型的“排他性社会网络”，就是中国传统的同姓家族，儒家的、伦理本位的家庭组织。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早年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家庭结构，她认为日本的家庭组织是“包容式家庭”，而中国家庭是“排他式家庭”。在继承财产方面，日本人可以承认养子或义子的继承权，例如，株式会社的老一代领导人可以将产业完全移交给基于企业家能力而选择出来的外姓继承者而不交给没有出息的儿子。这样的故事，我在中国社会里就很少听到。所以，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只好是排他式家族企业，遇到没出息的儿子怎么办？这些家族企业就只好衰落。因为我们至今无法产生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性市场……说到这里我又要扯远了，什么是资本市场？它的实质是什么？大约1990年代中期，几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讨论了这一问题，得到一致的见解：资本市场的实质是职业经理人争夺公司控制权（corporate controi）的竞争过程。你们仔细想想这一问题吧，如果没有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性市场，那么在资本市场里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中国的故事意味着，这是一群投机者，他们进入资本市场的惟一动机是短期牟利。注意，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学特征是：他们追求和维护自己的经理人名声及其市场价值。冯根生，是青春宝集团的董事长，有一次市场上传闻他要退休，青春宝的股票跌了10%左右，我告诉老冯，这就是他的市场价值，折合人民币几亿元。有恒产者有恒心，职业经理人是有恒心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因为他们的恒产是由资本市场价值来表达和维系的。所以，中国经济的隐忧之一是缺失了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性市场，从而资本市场主要成为短期投机的场所。

由于我们的家族是“排他式的”，浙江的家族企业家遇到没有出息的子女（富二代），又找不到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性市场从而难以甄别优秀经理人，当然就只能衰落了。这是我们的家族企业与日本的家族企业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异，或许它可以部分地解释中日两国民营经济的绩效差异。浙江的民营经济，浙江企业家称之为“小狗”经济，一群家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共同生产一种商品。家族企业规模虽小，但一大群“小狗”分工合作，规模就足够大了。但是，我持悲观态度，我认为上述的接班机制毕竟要发生负面的影响，现在或许看不出来，但百年之后呢？我是很悲观的。

不论如何，经济绩效是经济学的一个大词儿，包含了许多实证研究。现在回到这篇文章标题的第一个关键词，“社会资本”。昨天下课前，我问你们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社会资本？并且我给出了一个定义，你们当中有昨天在这里听课的，应能记得吧？什么是社会资本呢？一句话，对给定的社会网络而言，社会资本就是这一社会网络内有利于囚徒困境合作解出现的那些事情的总和。

你们现在知道了吧，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这样定义了社会资本，就是要解释陌生人之间一次性囚徒困境的合作解为何可能出现。但不是一切陌生人之间的合作都可能，因为有些社会资本具有排他性。例如，北京大学的文凭，可以在大陆找到工作。但你在台湾找工作呢？我听说台湾也承认北大的文凭？（学生们提醒：是刚承认的。）好的，那就说去年这时候你拿着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到台湾去找工作，能找到吗？我们说，机会比你在大陆的少很多。这就是社会网络的排他性导致的，文凭是能力的信号——以后我们在解释间接互惠性的时候还要讨论能力信号问题——但在大陆被广泛认为可信的能力信号，在台湾社会网络里尚未积累足够的信誉，至少不如台大毕业生的文凭更可信，于是你无法享用台湾那个社会网络里积累的社会资本。香港也有一段时间如此，他们对“大陆佬”有一种怀疑的眼光，认为你们都被“洗过脑”，我们这些人去香港教书比较早嘛，所以被怀疑地盯着看，觉得是被共产党洗过脑子的人。现在当然了，香港人欢迎大陆佬，因为他们带去了经济好处，包括我们政府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的政策。

这些故事表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不会轻易发生，它需要什么呢？这里的关键词是“社会资本”——社会网络里储存着的有利于合作解出现的全部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千差万别，没有一个统称。例如，有一种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口语称为“good Sam”（好山姆），有一部电影描写好山姆，他特纯真，从来不相信有坏人，被别人坑害了之后还是不相信有坏人所以还要继续帮助陌生人。我们常说的那种“好人”——不是政治上好，而是日常生活里说的“这人特好”的那个“好”。这类人的行为就特别支持合作，因为他的策略是单纯合作，不论你是否会背叛合作。这很像耶稣基督，你打了我的左脸，我还要让你打右脸，当然，这是后期的基督形象，不是早期的……这涉及基督教思想史，就不讨论了。不论如何，我们的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单纯合作的人，他们构成了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

真正的普通人不是圣徒，他要与你合作之前，由于每个人都想避免最糟糕的情形发生，所以他需要对你产生某种信任感。今天，“trust”这个问题，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例如，史密斯教授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里，这篇演说发表的时候很长，大约70页，里面有一个很长的附录，其中主要的篇幅，就是关于信任和可信任程度的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报告。

所以社会资本概念，如上定义的那样，过于宽泛和庞杂，无所不包，一切事情，只要有利于合作，就是社会资本。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本，我们必须拆解这一概念，分别澄清它的诸种要素。例如，史密斯研究了“信任感”（trust）和“可信任性”（trustfuiness）。这当然是社会资本的一个要素，或者是一个核心要素。

然后，行为经济学家研究了将近15年，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15个小型人类社会里进行田野研究，关于在真实人类社会里的合作，研究团队包括了来自各领域的学者，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数学家。大约2006年，他们的这些研究报告发表在一部综述著作里，作者是亨利希（Joseph Henrich），他在1990年代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人类学家博伊德（Robert Boyd）的博士生。博伊德，我们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应当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这本书里引述了博伊德关于合作演化的研究工作。博伊德的长期合作者是理查森（Peter Richerson, UC Davis的环境科学家），他们在2005年合作发表了一部著作，标题是“Not by Genes Aione：How Cui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iution”（不仅仅是基因：文化如何转变人类演化）。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假说，这是哈佛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ison）教授为了解释“精神”的起源提出来的假说，在他的名作《普罗米修斯之火》（Prometheus Fire）里面。那本书，是威尔逊教授在写了最畅销科普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1975）之后的另一本畅销书。

亨利希当时是博伊德指导的博士生，这段故事写在凯莫罗2003年《行为博弈论》第二章里，有一次他整理田野研究数据，发现囚徒困境的合作策略频繁出现以致他认为是收集数据时犯了什么错误。他于是去请教博伊德，两人讨论了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不是数据问题而是经济学博弈论假设出了问题。这样，他们开始组织一次田野研究，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之久，他们的这项长期研究，在几乎15年里决定性地影响了行为经济学的演化方向。2006年6月23日那一期《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综述（我们以后会介绍那篇文章），这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为“显学”。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信任感普遍缺失。如果一位学生拿着某著名学者的推荐信来找我，首先我会怀疑这封信的来历（因为造假容易），其次我会怀疑这位学者的动机（因为学术风气败坏）和判断力（因为学者普遍不努力问学）。总之，今天的中国社会，陌生人相互之间的猜忌程度远远超过了信任程度。网络社会科学家会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利于信任感的传播。那么，一般而言什么样的社会网络结构最有利于信任的传播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rumor（谣言或传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网络里的传播，是有利于合作还是不利于合作？没有定论，需要研究。根据新闻学的一项原理，新闻自由是有利于减少谣言的。不过，谣言也可能有助于合作。例如，官员受贿不利于经济合作，但贿赂和受贿可以有千百种方式规避基于确凿证据的法律惩罚，于是那些不依靠确凿证据的谣言和传闻可能有助于人们辨识一名官员可信任的程度。在网络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三个概念很常见：rumor, gossip（街谈巷议），reputation（名声），你们听懂这三个英文单词了吗？街谈巷议可以是谣传也可以是真的。名声，基于你的表现，别人会评价你的表现。如果你在一家公司诚实工作并且绩效卓著，你到另一家公司求职的时候，例如到微软公司求职，那里的人事总管可能听说过你的名声，很好，他会努力争取聘用你。如果你名声很坏，从来不合作，那么你求职可能失败，如果社会网络可以不太扭曲地传播你的名声的话。那位人事主管可能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你，问你怎么会离开上一家公司，甚至可能暗中调查你辞职的原因。谣言，有贬义，但它含有真理性。无风不起浪，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介绍的是行为经济学家的田野研究。行为经济学还有其他的数据来源，例如“社会仿真”（Sociai Simuiation）。上述的田野研究影响了哈佛的一群网络社会科学家，诺瓦克（Martin Nowah）领导的小组，他们近年发表了一大批社会网络仿真的研究报告，而且是在诸如《科学》、《自然》、《理论生物学》这样的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他们的几名博士生去年来过北大校园里讲演，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习他们的这些研究工作。我们北大的一名博士后研究生，伏锋，就在诺瓦克小组做博士后研究，他和诺瓦克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成为北大校网的头条新闻。Sociai simuiation，主要是研究在什么样的社会网络结构里，合作的名声可以得到传播。第三类数据来源，是实验经济学。唐方方老师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应当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吧。现在还有这门课程吗？如果没有了，那么你们可以跟丁建峰老师学习实验经济学。他是我的老助教，也是我的博士生。社会网络研究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斯坦利教授（H. Eugene Staniey，与A. -L. Barabasi共同确立了网络的幂律原理），是MIT的统计物理学家，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物理学A类》（最近兰州大学的几位学者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社会网络仿真的论文），和《社会网络》这样的刊物上。斯坦利最著名的工作，是关于网络社会的“幂律”（Power iaw）的研究。这一学派的工作，被称为“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社会网络的概念，1950年代已出现在社会学家的文章里，后来，格兰诺维特（Marh Granovetter，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以“嵌入”概念和“弱纽带的强度”等论文影响了一整代社会学家的网络社会学研究）在1970年代发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网络的。统计物理学家研究社会网络，因为结晶体和化学反应这类物理化学过程中，也有网络现象。他们的贡献是大量使用计算和仿真，根据网络的拓扑结构对社会网络加以分类，这样就可能找到那些最有利于合作的网络的拓扑结构。

由于我们这门课没有教科书，所以我要对本科生讲解怎样阅读文献。几百篇文献，怎样阅读呢？你们到Eisevier上查阅文献，动辄就是数千篇，怎样阅读呢？总不能每一篇都下载阅读吧？我的经验，现在讲解一下：首先是“学者的境界”，不是混事儿的学者，是真正的学者，到了这一境界，只需要盯着每一篇论文的标题和作者姓名，就应当有能力判断这篇文章是否值得下载。因为你每天浏览这些期刊，久而久之，你从目录就可判断出相关领域的重要文章。

次一级的境界是研究生水平的，例如我们丁建峰同学达到了这一境界，你们是本科生水平的读者，需要更多的训练。这一境界的读者，他们可以根据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摘要，根据这三项信息准确地判断这篇文章是否值得下载。因为你在研究生阶段已经熟悉了相关领域的许多文献，为顺利答辩你的论文，你通常要背几百篇文献，可是为了找到这几百篇与你的论文相关的文献，你可能要浏览数千篇文献。所以，我们称之为“魔鬼训练”，博士论文撰写文献综述的阶段，是一个魔鬼训练过程。但博士生的思考深度或许没有达到学者境界，所以仅从一篇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姓名，还不能判断文章本身的重要性。这时候，你需要读摘要。因为英文论文的摘要有固定的格式，标题当然是最重要的，它必须反映这篇文章的核心贡献。其次就是摘要，它必须列出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和主要结论，以及达到这些结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编辑在考虑一篇稿件是否应进入匿名审稿程序时，首先要看文章的摘要，是否写了动机和结论。

学术读者的最低境界，本科生水平也包括在内，当然，你们都可以有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的水平，但阅读学术文献不仅仅依赖于英语水平，更主要的是依赖于你的学养。我知道一些大学生，英语考试分数远远高于其他同学，可是面对一篇学术论文，每一个单词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读不懂那篇文章。这就是学养的不足，不是英语能力的不足。学养不足的学生，可能根本不知道相关领域的任何事情，这样的学生，只读一篇文章的摘要，不太可能猜对这篇文章的内容。这时候，我的建议：仔细阅读全文。这类事情是没有办法偷懒的，天才不能省略勤奋，事实往往相反，天才往往更加勤奋。本科生的阅读方法：全文阅读，然后，回去读摘要，看看你对文章的理解是否与作者写的摘要一致或吻合。如果你的理解不同于摘要，那么，你应检查自己的阅读是否准确，因为摘要是文章作者自己写的，一定比你对这篇文章的理解更准确吧。这样的学术训练，可以让你将来顺利地撰写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通常，博士论文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

怎样读文献，我讲解完了。下面继续讨论合作问题。图1.16这篇2003年JEBO论文的新意在于，它论证，包容性的社会网络，而不是排他性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合作秩序的扩展（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于是产生更大的经济绩效。

统计物理学家的社会网络研究有一些重要结论，根据这些结论，我们可以观察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并且找到一些最有利于合作的拓扑结构。

最常见的社会网络，如图1.17，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在中国官僚政治体系里最常见，它的结构是完全的“科层”（hierarchy），纵向的科层结构，也称为“等级制度”。例如，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实行了干部的级别工资制度。我记得至少28等级（根据杨奎松提供的资料），后来改为18级，大约是科长或股长这一级或更低一些，总之是很低的工资。实际领取的工资，党的干部最高是3级，毛主席领取这一级别的工资，每月500元。当然，民主人士和科学家例外，严济慈领取1级工资。科层制度最严密的是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钱穆认为当时对“流品”的追求达到极致从而社会几乎难以为继。

第二类拓扑结构，运筹学的图论，我们称为“全连接”（compieteiy connected），这类网络相当于图论里全连接的有向图。每一个节点（node）到任何另一个节点，都有纽带（tie或edge）连接。注意，是直接的连接，所以称为“纽带”。一般而言，从一个节点到任何另一个节点可以通过许多中间节点抵达，称为“Path”（路径）而不称为“纽带”。全连接是纽带连接，任何人与任何人直接认识。这种社会现在很少了，社会学家称为“熟人社会”，例如一个村子里，人们甚至知道每一只苍蝇是从谁家飞出来的。张家的苍蝇是绿头的，李家的苍蝇是红头的，诸如此类。出了村子，我们就很难说谁认识谁。

第三类拓扑结构，称为“小世界”（smaii worid）网络。因为我们有时候遇到陌生人，但聊着聊着发现有共同的朋友，于是感慨说“这真是一个小世界呀”——it's a smaii worid, right？几十年前，一些社会学家为“小世界定理”的发明权争吵起来，现在读他们那时的争吵，简直是一塌糊涂。不论如何，所谓“小世界定理”是什么呢？根据我知道的版本，大致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到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之间，至多通过5个中间人就可达到。也就是说，你随意想像吧，例如，你希望认识美国总统，那么，根据小世界定理，在你和奥巴马之间，至多有5个纽带（中间人），就一定能让你和奥巴马相识。

请你们对图1.17作笔记，因为字数很少，所以很重要。最下面这行文字，是小世界网络的一些重要性质。我写着三个词：“流行病学”、“合作”、“知识”。我们北大的博士后研究生伏锋，刚才提到这个名字，因为他和诺瓦克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流行病爆发的文章，基于“小世界”的拓扑性质。这篇文章讨论的是流行病学原理，非典这样的流行病为什么突然爆发，在中国社会里，老百姓不喜欢接种疫苗，为什么？可能人家不信任你的疫苗，假货太多嘛。不论如何，在小世界网络里，如果大家都不接种疫苗，那么流行病就可能突然爆发，迅速拓展到全世界。

小世界拓扑结构，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最有利于合作秩序的扩展。类似于流行病的爆发，在小世界里，合作秩序也可能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此外，知识也可以在小世界网络里迅速传播。冥冥之中，可能存在一个最有利于传播某类知识的社会网络。

今天我不给你们证明小世界定理，明天或许来证明它。先介绍一下，如果人口总数是10亿，那么，小世界定理意味着，当然需要一些基本假设，它意味着，从你到这10亿人的任何另一个人，至多只要三个中间的朋友连接就可以抵达了。基本假设很关键：你的朋友的全体朋友的集合，与你的全体朋友的集合，这两个集合之间不能有非空的交集。注意，如果这两个集合的交集非空，那么很难有小世界定理，因为极端而言，你和你的任何朋友可能完全共享同一个朋友集合，于是你永远无法走出朋友集合，也就是说你永远无法认识你不认识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小，是因为你的朋友的朋友总是认识一些你不认识的朋友。这样一圈一圈地扩展，你可以和全世界的人建立联系。这是一个符合我们直觉的结论，我们接受它。

与此相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脑内的大约600亿个神经元，由它们结成的网络，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适合什么样的知识传播呢？根据最近十年，尤其是根据2006年发表的一些论文，我们大致相信，脑内神经元社会的网络结构十分接近“friendship circie”（朋友圈子）的拓扑结构。这些神经元网络的结构为什么不能接近例如企业家的网络结构呢？因为脑内神经元之间不能有太激烈的竞争，对吧？直观而言，它们必须足够友好，否则就可能精神分裂。

现在讨论图1.18，你和你的朋友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为什么会有特定的网络结构呢？这是因为“友谊”或维系着朋友圈子的那种关系（媒介）的特殊性质。这是社会学家的见解：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根据媒介可划分为三类，如图1.18所示：其一是货币媒介的社会网络，它的典型结构是“小世界”。其二是权力媒介的社会网络，它的典型结构是“科层制”。其三是情感媒介的社会网络，它的典型结构是“友谊圈”。

根据媒介来为关系网络分类，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关系千差万别，怎么分类？加芬克尔注意到社会交往的媒介，有某种单纯性，只有三种媒介。还有其他的媒介吗？可能还有，例如，你可以争辩说，例如以“声波”或“光波”为社会交往的媒介。你看出来你所说的媒介与社会学家所说的媒介有何不同了吧？你说的是社会交往的“技术”媒介，加芬克尔说的是社会交往的“价值”媒介。货币、权力、情感，这是三类价值，它们对一个人具有一定重要性。可是声音或光线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说这个声音很重要时，我们指的是作为内容的声音的重要性，而不是作为技术的声音的重要性。

三类媒介当中，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常见的是“货币”。基于货币媒介的是什么？商品和商品的网络，还有一部分不是商品。我们说过，“成本”（cost）可以不表现为“价格”（Price）如果市场不存在的话。所以这个单词，张五常的翻译最准确，他主张翻译为“代价”——有市场时是“价”，无市场时就是“代”价。现在通用的“成本”，是日本味道的翻译，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经济学不很正确的理解。因为“成”的意思是“既成”和“完成”，这就放弃了经济学“成本”概念的“机会成本”这一含义，而“代价”这个语词则没有放弃“机会成本”这一含义。

事物在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些“代价”，可以表现为价格，也可以不表现为价格而仅仅是成本。没有价格的事物，包括了情感。有许多情感是有代价的，虽然没有价格。生命有代价，但通常没有价格——很难找到买卖生命的竞争性市场。

权力，是第二类媒介。通过权力的传递，一层层地扩展出去，就形成了科层组织，以及介于水平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各种组织，只要有权力的传递（赋权）。

情感，是第三类媒介，它最复杂，研究得最不透彻。在社区里，主要是情感媒介。邻居之间的关系，情感是主要的。昨天晚上我出去忘记关门，你替我关门，但你不能今天找我说昨天你替我关门所以我欠你15元钱。情感关系不能用货币来计算，它也很难用权力来计算，你替我关门并不意味着我今后就接受你的领导。初步的考察，我们说，权力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强制服从，货币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平等交换，而情感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互惠但不必对称——甲和乙相爱若以双方爱的存在为依据就是互惠，但有时候甲喜欢乙而乙却不必喜欢甲。

虽然没有透彻研究，不过我们大致知道典型的友谊网络的结构。如图1.18右下角的那个椭圆形，边界有许多小毛刺儿，你们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朋友圈子的结构。全世界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和……一直到第四层的朋友，就足够了，因为世界的总人口不超过一百亿，如果平均每一个人有一千朋友（虽然用英语很容易表达但我认为这个数字太大了），那么通过我的朋友认识的朋友总数就是一百万人，当然，必须假设朋友的朋友集合与我的朋友集合不交。依此类推，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千的三次方，就是十亿人，然后，一千的四次方就是一万亿人。在图1.18右下角，我们看到的是朋友圈子整体的样子，你的朋友圈子和朋友圈子里朋友的圈子……四次方，就是这个样子。姑且记住是2006年发表的调查报告吧，三年发表周期，这样容易记。有一些研究者收集了爱尔兰的十几岁青年人的朋友数据，绘制出社会网络图的样子，就是图1.18的右下角那个样子。注意，每一个人的朋友圈子组成局部的朋友网络，就是那些小毛刺儿。然后，在每一个朋友圈子里有一个或两个朋友人脉特别广泛，他们的情感可以传递到更远的朋友圈子里，所有这样的有特别广泛人脉的朋友的网络关系，就组成一个完整的大圈子。这一点很重要，以后我们定义企业家功能时还要回来讨论社会网络的这一性质。还有一些作者，专门去收集监狱犯人的朋友关系的数据。囚犯的友谊关系，很有趣。因为，囚犯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朋友关系带有很强的团伙性质——局部性。例如，你在监狱里住过一段时间，你认识了同室的一些朋友，你以为出狱之后可以忘掉这些朋友吗？几乎不可能，他们永远都是你的朋友（笑声），他们会找你，会永远跟着你。不论如何，囚犯的朋友圈子的网络结构很接近图1.18右下角描述的样子。演员，有人研究了好莱坞演员的朋友圈子，也是这样。还有，我们脑内数百亿神经元结成的社会网络，日本的一群学者运用拓扑学分类方法计算了各类网络的相似程度，他们发现脑内社会网络的结构更接近朋友圈子的结构。这是说，在网络的三类基本结构中，神经元网络的结构与其说更像货币关系的市场网络或权力关系的科层网络，不如说更像朋友圈子的网络。

休息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课间休息有十分钟思考这个问题。“知识”是以什么为媒介的？知识当然可以传播而且有知识的网络。它是货币吗？是权力吗？还是情感？显然都不是，因为你很难用金钱就买到新知识，你也很难命令知识人带给你新的知识，你或许可以用情感激发知识，但似乎也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图1.17最下面的那行字里写了“知识”这个词。小世界网络最有利于知识传播，可是我们需要探讨，知识在小世界里传播的媒介问题。

现在休息十分钟。

上课了。知识虽然可以传播，但媒介是什么？我可以想到的，除了图1.18列出的三类之外，当然就是“语言”。但语言也有局限性。人类知识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可交流的”（communicabie hnowiedge），其二是“不可交流的”（incommunicabie hnowiedge）——有这样的知识，师傅带徒弟就是这样的知识。例如，你让师傅教你游泳，你说咱们不下水，你教我游泳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游泳这样的身体动作知识不能传授只能从模仿和练习逐渐获得。许多实践知识都是不可交流的，绘画、声乐，都包含大量不可交流的知识。判断力的运用也是这样，你必须亲身实践才可以掌握。人类还有第三类知识，涉及到我们长期记忆的两种类型，其一是外显的记忆（deciarative memory），其二是内隐的记忆（impiicit memory）。研究记忆的大师，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德国心理学家，专研记忆，发现了著名的“遗忘曲线”并提出著名的“学习曲线”）说过，人类的记忆其实是过目不忘的。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忘记任何东西，一切东西，只要在你经验里的，都存储进去了。当你说忘记的时候，其实是你找不到而已。这样，三类知识当中，语言可传递的其实只是第一类（可交流的知识）。

我讲完了知识问题。我讲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重复。因为我只要重复自己讲过的内容，就开始出汗，古人所谓“汗颜”，我有体会。于是我特别注意不让自己不舒服，不重复。这就要求你们认真做好笔记，有问题赶快去问助教。

请看这份期刊，我很少阅读，只是为你们这学期准备课程时，我检索一个关键词，就见到了这份期刊，《高技术管理研究》（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我听着怎么像国家科委办的刊物？（笑声）“高技术”按照惯例我们译作“高科技”（high tech），可是根据吴敬琏先生最近几年多次发表的见解，“技术”不应与“科学”混淆。它们各自的发展规律不同，“科”“技”联用，是中国人的误解。

这份期刊2009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图1.19，标题是“The Sociai Networhs of Coiiaborative Process”（协作过程的社会网络），两位姓名不像是中国人的作者写的。他们研究知识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知识的传播过程。知识的生产过程需要很多知识人的协作，所以标题里有关键词“协作过程”。协作过程是一种合作，于是可能发生囚徒困境，也就是不合作。学术界的不合作行为很多，你们熟悉的是学术腐败，我们学术界有更严谨和细致的区分，有些行为不是“学术腐败”而是“学术不规范”，例如写论文引用他人的成果但索引却缺失了。很难明确界定，说这就是腐败了。还有一种合作，博士生写了文章，博士导师要求做第一作者，否则，导师对学生说，你如果是第一作者，学术刊物根本就不会发表这篇文章。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目前的规定，博士生的导师是第一作者，博士生是第二作者，那么发表了文章之后，这位博士生在计算分数时被视为等同于第一作者。这些都是中国的现象，很奇怪也很有趣。每年都会发生这些问题，因为讲师评副教授，需要发表规定数目的文章，博士生开题，需要发表规定数目的文章，副教授评正教授也需要发表规定数目的文章，诸如此类。所以“第一作者”在评定时很重要，如果是第二作者，评定时只能享受例如三分之一第一作者的比重。当然，在新的规定下，由于不再根据对文章的学术贡献的比重排名，那么一篇学术文章的质量如何？这涉及信任感，我们对文章作者们的信任感。例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浙江大学一位院士，长期在北京居住，但兼任杭州的院长，又要满足规定数量的文章发表，于是他发表的文章很多但主要是与别人合作的，而且他也没有时间与那些合作者交换意见，后来这些文章被揭露是抄袭的，沸沸扬扬，浙江大学因此明确规定不许再有身在外地而却兼职杭州的院长。

我们将会反复使用一套软件，NetLogo 4.0，你们到美国西北大学网站，搜索软件名称，可以免费下载。安装之后，运行，你们在“文件”菜单里可以见到“模型库”，里面有各类应用模型，其中名为“网络”的模型库里面有一个模型是解释连接偏好如何影响社会网络结构的，模型名称是“黏着偏好”（Preferentiai attachment）。下面这三张图（图1.20，图1.21，图1.22），引自上面这篇论文，里面显示了“黏着偏好”的影响。什么是黏着偏好呢？以交友为例，你认识的朋友越多，愿意和你认识的人就越多。这就是黏着效应，人们倾向于找那些已经有了许多社会联系的人建立社会联系。这里出现了“幂律”，我们以后要详细介绍这一定律。

在图1.20里，纽带的意思是它连接的那些作者，他们之间相互引用过论文（所以用单向箭头表示）。图1.21显示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就是联合写过文章的作者的网络。现在你们可以用刚才介绍的那套软件自己仿真，几分钟之后就可见到这样的情形，在图1.20右侧，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社会网络，比左侧的这些两个节点的网络大了许多。在黏着效应的影响下，社会网络的演化常常出现这样的不平衡发展。我们将要介绍的幂律，刻画了这样的倾向。一般而言，从大量的很不重要的社会关系中，总会涌现出稍具重要性的一些关系及其网络。然后，从大量的稍具重要性的社会关系中，总会涌现出一些更重要的社会关系……依此类推，层层涌现，幂律刻画的就是各层社会网络在数量上的比例。

黏着效应的经济学应用，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杨格（Peyton Young，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教授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演化博弈论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学习博弈论的领袖人物）写过。杨格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和你生活的社会里有两种货币，金币和银币，你每天出门需要考虑带哪种货币，当然，你希望遇到更多的同种货币，这样你的日常交易就有更低的交易费用。于是你和其他人在货币类型的选择上，就都有了“黏着偏好”。可是你要预期别人出门时带的货币的类型，而同时别人也要预期包括你在内的人出门时带的货币的类型，这是一个互相预期并且预期可能不收敛的过程。

由于黏着效应的影响，杨格的社会仿真结论是：只要预期带有一些不确定性，金币和银币就将互相颠覆。典型地，带金币出门的人占据主流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带银币出门的人开始占据主流，在不确定的一段时间之后，金币再颠覆银币，诸如此类。所以，杨格提出的均衡概念是“truncated equiiibria”（间断均衡），因为再也没有永久维持得住的均衡了。这是不确定性的作用，我们将会看到，不确定性几乎就是创新和演化的同义词。杨格研究得到的另一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上述过程的均衡的具体形态，间断均衡不满足周期性，不可预期，随机出现并且不可重复。这意味着哈耶克早已推测到的宏观理论的基本原理（参阅“复杂现象论”，《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从大量的微观社会交往过程中涌现出什么样的宏观秩序，没有人可能预先知道。

图1.21表现的是论文合作者的社会网络，所以不再使用单向箭头，而是使用无向纽带来表示合作关系。也是在右侧，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研究团队。在左侧出现的是许多小团队，每一团队只有两位合作者。

以上的两张图显示的是1995—1999年期间的协作关系网，下面看图1.22，它显示了现代的协作关系网，它是根据2000—2004年期间的数据绘制的。显然，协作过程演化为一个更大规模的网络。现代技术进步，例如互联网的普及，极大降低了社会交往费用，技术进步诱致了社会变迁。网络规模迅速扩展，可能涌现出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宏观秩序。很明显，这里出现了一个“中心”。这是网络拓扑学的一个术语，位于中心的节点可以有极大数量的纽带，连接到其他节点。我们用“度”（degree）来测量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程度。只有一条纽带的节点，度数是1，依此类推，有N条纽带的节点，度数是N。幂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用横轴表示节点的度，用纵轴表示对应于每一个度的节点数目，那么，度数的对数与节点数的对数之间呈现一条斜率为负值的直线。度数，在网络研究中，刻画了节点的重要性。于是，幂律就刻画了与各级别的重要性对应的节点集合规模的一个排序。

现在我们看到，在图1.22显示的社会网络里出现了一个最大规模的团队——“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外围有许多规模小得多的研究团队。西方社会的医院体系就有这样的情形，中心医院将患者的身体检验工作外包给分布更离散的许多化验室，中心医院只承担那些最复杂也最前沿的检验工作。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团队，和许多更小的团队，构成了一个科层体系。资源的配置通常也遵循这样的科层制度，中心医院承担的工作利润率最高，但它不必占有最大部分的利润。只要回报率最高，就足以吸引第一流的人才，因为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是回报率。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可以雇用几万工人，但平均工资很低，因为它的中国部门的回报率不足5%。但它在德国的设计部门，可以只有几十名雇员，工资极高。因为他们的工作，利润率极高。虽然，这家公司的中国部门或许占了总利润的80%，但雇员工资仍极低。

这篇文章，图1.23，它的第一作者，胡，计算机专家。他们研究怎样使社会网络或知识网络的数据更直观，也就是网络的表达问题。当然，他们需要研制软件。目前网络直观表达（visuai representation）是一个重要课题，因为数据太多，不同的表达角度，可能诱致研究者提出很不同的抽象模型。你们在这个网址：http://pajeh.imfm.si/dohu.php可以下载一个免费软件，“Pajeh”可能是一种蜘蛛，但不会是黑寡妇那样的蜘蛛吧。这个软件很好用，你输入一些简单数据（例如12个节点），它给你一幅很直观的网络图，二维和三维的都有。还有一个软件，很难用但特别强大。我硕士毕业的研究所现在是中科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院，我那时的同学汪寿阳现在是那里的领导，他有一个博士生，鲍勤，专研社会仿真。我请鲍勤到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我主持的跨学科教育中心讲过两次社会仿真课程。她推荐我下载这套软件，名称是“repast”，可能是将过去再现给你的意思吧。软件规模较大，比NetLogo大若干倍，可是太难用，我运行过，基本不懂。

这两位作者研制的直观表达软件显然很优越。图1.24是他们得到的一个全球网络的局部表达，里面有一个中心，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虚线圆圈围着的那个节点，它代表知识网络里一个核心人物，他在这张图里的名字是“MattiAS”。注意，如果现在你将这个节点（“MattiAS”）挖掉，你告诉他让他回家休息一年。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消失将使以他为中心的整个网络瓦解，在这里，瓦解为三个部分。其中图上方的那一部分仍有相当规模，但毕竟少了大约50%的节点。这样的网络结构，我们称为“星状结构”（a star）。它是一种局部结构，不同于刚才我们介绍的网络的整体结构（全连接、科层和小世界）。

我们需要知道网络的整体性质，我们还需要知道每一个局部的性质，局部性质是以节点为研究对象的，所以称为“nodai Properties”（节点性质）。例如这个“MattiAS”，他可能在三个团队里都工作了很多年，熟悉那里的全部业务和人员，而他的科研组织能力远远超越了任何一个团队的规模，所以，他成为这个网络的“中心”，核心人物。你让他回家休息一年？网络就会完全瓦解。

中心节点的这一职能，经济学家称为“企业家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企业家就是网络的中心。企业家占据中心节点的位置，如果我们将企业家删除，则中心节点就空了，这个空缺，社会学家称为“结构洞”（structurai hoie）。记住，结构洞与企业家，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企业家是结构洞的填补者，结构洞是为企业家准备的位置。现在请看图1.25，这是一张整体网络的直观表达。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企业家，否则社会就停止发展了——企业家是创新能力的人格化。可是一个社会未必能找到合适的企业家来填补自己的结构洞。结构洞的存在，就是对企业家的激励，因为结构洞吸引那些天生适合填补它的人，而且结构洞一旦被填补，就产生超额利润。因为局部的利润之和通常远小于由局部整合而成的整体的利润。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结构可能遮蔽结构洞，例如官僚政治或身份政治的社会结构，就可能遮蔽许多结构洞，也就是扼杀许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才。社会学的结构洞理论于是成为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的一部分。对发展经济学或新增长理论而言，是更重要的一种补充。哈耶克希望解释的“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的社会结构，它的特征就是结构洞和企业家的不断更新和扩展。

社会网络的结构可能压抑企业家才能的扩展。例如，幂律刻画了社会网络的一种整体性质。由幂律刻画的这一性质，可能诱致强烈的科层制度。在基尼系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幂律。典型地就是中国的财富分布状况，以前还有以色列和拉丁美洲各国，所以这样的分布也称为“拉美模式”：财富的大部分，通常超过90%，由占人口比例极小——通常低于5%——的人群占有。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统计而言，常见或正常的财富分布是：80%的财富由20%的人口占有。当然，其余的20%财富由其余80%的人口占有。你可能认为这还公平吗？是的，这是相当公平的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商学院教科书里常见的“2∶8”定律，是说，20%的雇员做了80%的工作。这是事物的常态。社会网络也是如此，80%的财富其实是20%的节点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正常社会的财富分布大致也有一个“2∶8”定律。对应于这样的财富分布，收入的基尼系数大致是0.35或更低。

中国呢？很不正常。不仅因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0.45警戒线，改革之初，我们的社会非常平等（未必公平），因为基尼系数低于或等于0.3，后来逐渐地不平等了，尤其是2003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增加，以致近年来我见不到基尼系数的公开报道，这类报道已经被控制了。不过，经济学家自己还是可以估计基尼系数的，我收集的资料表明，我们的基尼系数现在大约在0.5或更高。这意味着90%或更多的财富由总人口5%或更少的人群占有。

不过，世界经济整体而言，各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赛斯（Emmanuei Saez，因研究收入分配的杰出成就获得2009年克拉克奖）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等于或高于0.6，这是很高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这样高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5。超过了呢？学术界担心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我们现在每年群体性事件数万起，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警戒线。总之，“1:9”现象是需要警惕的。

财富分布呈现幂律，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在下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需要探讨的主题。这里，我们只讨论社会网络现象。如果财富分布呈现幂律，社会网络很可能是严格科层化的。可以这样想像：一小撮为富不仁的人，不足总人口的1%，占有社会总财富的90%，他们从不与下层社会的任何人交往或通婚——如韩国电视剧里表现的一样，他们相信年收入只是他们的万分之一不到的那些人是“贱民”（untouchabie），他们通过预先修建的秘密通道从自己的住宅进入一些专为他们准备的豪华商场（参见最近关于伦敦一栋豪宅的秘密买主是中国人的报道）。

我们从社会网络的仿真研究知道，极端科层化的社会里，合作秩序几乎是无法扩展或生存的。于是长期而言，这样的社会必定瓦解。因为，希克斯（John R. Hichs，1904—1989，因早期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而与阿罗[Kenneth Arrow]分享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凯恩斯小圈子里，他被认为是在最广泛领域内有着原创贡献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在《经济史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里面有过论证。希克斯指出，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中央集权国家（科层化的社会网络）崩溃的直接理由，是财政枯竭。因为官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活力就会消失，以致财政收入枯竭。

科层的程度太高，不利于合作。这样的网络，经济绩效会越来越差，最终导致社会解体。你们看，我们的主要议题，总是归结到经济绩效这个问题上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这门课还算是经济学的课吧（场内笑声，因为这门课早已太不同于常见的经济学课程了）。

网络的局部性质依赖于例如企业家这样的个人（节点性质）。我们说过，网络的整体性质，不依赖于个人，因此才是整体性质。我们的方法论是“群体—个体”并重，这节课就是从局部结构解释整体行为，上一次我们从整体性质解释局部行为。对于企业家或结构洞的填补，个人性质至关重要。如果你占据了一个结构洞但你没有企业家能力，例如，你协调分工的能力极差，或你组织团队合作一塌糊涂，或你任用亲信而且分配好处极端不公平，那么你占据的那个结构洞依然就还是一个结构洞，没有填补。中国历史上，任人唯亲的制度，往往如此。官僚政治，也往往如此。

我们来观察图1.25这张整体社会网络，它是2008年发表的，我用文字标出了“结构洞”、“边缘”，以及“边缘可以人数众多”。作者也标出了两个结构洞和它们的边缘系统，他们称为“core-Perephery structure”——你们可以见到连接度最高的一些节点构成的核心以及它们的边缘系统。

这一整体网络图让我们容易想到“友谊”关系的网络，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庞大的椭圆形“朋友圈子”，还有许多小毛刺儿。然后我们看到“核心网络”——它由两个“中心”连接组成，占据了整体空间中间偏右的部分。如果将两个核心删除，则剩下的朋友圈子就只能环状连接了。

我们现在讨论这一整体网络结构的经济后果及其分配，尤其是它的利润或财富分布。填补结构洞的核心人物，我想到的是生物学研究圈子里的克里克（Francis Crich，1916—2004，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因发现遗传基因双螺旋链结构，于1962年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来转入脑科学研究领域）。克里克的头脑非常特殊，据分享了同一奖项后来更著名的沃森（James Watson，在纽约冷泉港研究院主持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科普名著《DNA》里的介绍，克里克是几乎总能猜测到正确答案的天才，双螺旋链结构是他猜出来的，但他不动手，他只猜测，沃森特别佩服克里克这一才能。他不是生物学家或化学家或医学家，他在各领域内都有猜对正确答案的才能，后来他是位于美国加州南部（La Joiia, Caiifornia）的苏尔克研究院（the Saih Institute for Bioiogicai Studies）的研究教授，继续猜正确答案，2004年他去世之前的研究兴趣是解释“意识”现象。克里克这样的人物，特别适合于填补全球网络的结构洞。天生的企业家，他的兴趣就是填补结构洞，他根本不在乎诸如诺贝尔奖这样的事情。我佩服的是这一类人物。

天才人物的出现，你需要等待，因为你无法计划或预期天才人物的出现。天才人物是涌现出来的，这是幂律的另一用途。让我提供一个简要解释：假如你希望出现一个爱因斯坦这样的头脑，那么，幂律意味着，你需要先涌现100个仅次于爱因斯坦头脑的头脑，而为了每一个这样的头脑，你需要先有1万个更次级的头脑，诸如此类，你最终可能需要培养100万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再例如，你的家乡发生了一千次十年一遇的洪水，那么根据幂律你预期会有一次百年一遇的洪水。

偶然性，不确定性，可遇而不可求，这时，不依赖于任何个体的局部性质，整体而言，重要性是逐级涌现的，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看到因为企业家填补了结构洞，所以合作的规模极大地扩展了，于是有了规模收益，也就是超额利润。钱，多了许多，怎么分配呢？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这就是真实社会。年鉴派的领袖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i，1902—1985，历史学法国年鉴派的创始人）考证过，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样三个阶段的社会演化过程中，市场经济的通例是“上层”和“底层”的两极化现象。上层市场交易是秘密进行的，远途贸易商与君主之间，阴谋与爱情，诸如此类。底层市场则可以是完全竞争模型刻画的那一类，但其实不重要，因为规则是上层制订的，利润的流向是自下而上的。这里有幂律，有科层化，有密谋，还有官僚政治的可能。社会就是这样，你不满意这样不公平的财富分配，那么你能推翻它吗？推翻它，你必须支付的代价就是创新的消失，因为填补结构洞的企业家激励将会消失。所以，完全的平等，其实不公平。

最后，我们看到在庞大的“朋友圈子”外部，图1.25右上角，出现了被作者称为“branched sub-groups”的子网络。社会网络的这些现象，我们称为“复杂现象”，如哈耶克反复论证的那样，它们是涌现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这样的宏观秩序，哈耶克称为“涌现秩序”。我要求你们牢记哈耶克的涌现秩序思想，以及相关的基本原理。

那么，在科学研究的社会网络里，幂律可以用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参与文章的合作者的人数来测度。这就是图1.26的含义：真正重要的作者，人数极少，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由幂律描述。在这张图里，纵轴是合作论文的数目，横轴是对应于每一合作论文数目的作者的数目。只有极少数的作者，他们每一位参与合作的论文数目超过八篇，大多数作者，只参与合作了一篇或两篇论文。

这里我们不取对数，那么幂律就表现为曲线，如图1.26那样。所以，人类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只能等待着爱因斯坦这样的头脑的出现。可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努力，等待大自然演化出更多的天才头脑。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应当明白，根据幂律，我们不能等待，因为要涌现爱因斯坦这样的头脑，我们要夜以继日地培养一百万名北京大学毕业生。否则，我们就毫无希望。只有这样，我们民族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看今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图1.27。这些作者，一位德国人，两位日本人，还有一位美国人。他们使用的数据来自维基百科的社会网络，这样的想法，许多人都有，但没有合适的技术来获取和直观表达维基百科网络的数据。这群作者显然是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有了这样的技术，能够用软件记录每一作者的IP地址，然后再将每个IP的文字发表视为一个事件，用一个点来表示，于是每篇文章都可以有一条写作路径，先经过那个IP后经过那个IP，最后达到那个IP地址。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出色。

首先，维基百科的文章是最广义的合作文章。我们都知道，维基百科自己写明了是“自由的百科全书”（wihipedia, the free encyciopedia），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合作，现在已经有几百万篇文章，还在不断增加。例如，这里引用的例子，是“Austraiia”（澳大利亚），这一词条的参与者（文章的“编辑”）多达四千人。我没有读过这一词条，我建议你们去读。当然，作者们认为，这样的文章质量极差，因为只要你稍微知道一些关于澳大利亚的事情，你就会写几句，例如，一个编辑说，某一餐馆好吃，你去吃过；你也写，什么呀，根本就不好吃，诸如此类。几千人的澳大利亚体验，见图1.28，真可谓千差万别，写出来的文章，完全没有重点和思路，所以被认为质量最差。他们发现，真正重要的文章，以点击率来描述，其实是大约数千位最活跃的作者写的，虽然，参与维基百科合作的作者有数百万人之多（因为多数是每篇文章只有一个IP地址）。在这样多的文章里，他们找到2580篇文章是“feature articies”（可译作“主题论文”或“专论”），与我们经济学数据相比，这可算是“海量”数据了。这是英文维基百科的情况，其他文字的文章比英文的少得多，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使用了日文、韩文和芬兰文等小规模社会网络的维基百科数据。

例如，“辛普森审判”，这当然是当时最有争议也被最广泛地关注的一个论题，一个特征性事件（feature event）。类似的议题还有，例如“烧国旗”、“堕胎”或“人权”等等，最近的一个广泛争议的议题是：在纽约市“9·11”事件的原址，是否允许修建一座清真寺？另一类主题文章就是科学论文。

他们发现，主题文章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少数专家就狭窄主题撰写的科学文章，例如“太阳黑子的性质”，因为主题精微，一位专家写完之后，通常无需再改。第二类是由数千人参与编辑的通常有广泛争论的议题文章，例如“辛普森审判”。最有趣的是这类文章作者的行为——为区分2010年这篇文章的作者和他们研究的作者，我要将前者称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将后者称为博客文章的“编辑”。作者发现，编辑的行为有两类，其一，他们称为“自大狂”（ego boosters）。“ego”，根据荣格（Cari Jung，1875—1961），自我有三重，最开始是“ego”——最狭义的自我，然后，你的狭义自我如同一根微弱的蜡烛，它有自我意识，有理性，这根蜡烛在远比它更大的自我——“seif”里面游荡，这个自我犹如一座“mansion”，如人民大会堂那样大，是一座黑暗的大厅，理性之光只是一根蜡烛，它一点一点地照亮第二重自我，最终，如果你的自我意识坚持探索你的第二重自我，那么最终你将走到这座黑暗大厅的边缘，最外缘，假如你获得勇气突破这里的黑暗，荣格说，你将看到第三重自我，它就是“非我”。

自大狂的行为，图1.29显示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反复回来修改同一篇文章的编辑。这篇文章的编辑路径从左上角开始，走到接近图的中部之前，到现在为止，每一个IP地址只参与了一次就不再参与。但在中部以后，你们看到，出现了一些自大狂，这些IP地址反复参与这篇文章，也就是说，编辑了一次，隔了一段时间，很可能看到不同观点出现在这篇文章里，于是返回来修改或删除不同观点，又隔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修改或删除不同观点，就这样围着这篇文章转悠，IP路径在这儿形成了线条很粗的小回路。自大狂，ego-booster，意思是狭义自我疯狂扩张，他们参与编辑文章，主要目的是自我扩张。图内文字显示，这篇维基百科文章的主题是“莫扎特在意大利”。

另一类型，作者们称为“cooi farmers”（酷农夫）。这是一群素质很高的编辑，他们选择很重要的题目撰写文章，而且通常只负责开篇，由其他编辑继续撰写，相当于“播种”，让庄稼自己生长，所以是农夫，但这种行为当然很酷，故而有“酷农夫”之名。思想，你们知道吧，真正有意义的思想，几乎必须以酷农夫的方式传播。我现在也尝试做一名酷农夫，在胡舒立团队的“思享家”网站写我的博客，最近我尝试只开篇，由网友们完成，初步的效果很好，颇有些“对话的逻各斯”的样子。酷农夫编辑行为如图1.30（见彩图）所示，其中有“编辑战争”。

这几位作者分析得最精致的就是这篇文章的编辑行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某一位争议性人物，但他某一天被警察抓走了，于是引发了编辑战争。因为关于他的词条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就是图1.30左上角那张小图里绿色的编辑路径。有拥戴他的人群，也有批评他的人群，就是蓝色的编辑路径（上中图右下方），他们一开始都是另一词条的编辑。这一事件（他被警察从寓所抓走）发生之前和之后，编辑行为就有了戏剧性。图1.30显示了六张小图，从左上角开始，随着时间推移，最后终止于右下角的那张小图。上中图显示事件刚刚发生时，新闻事件嘛。这里出现了几个红色的IP地址，他们把批评的意见引到拥护的意见当中来——啊，某某人昨晚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发生了什么事？目前还不知道，但我以前就不喜欢他，现在你们这些支持者明白了吧，我是有道理的，你们可以读读这些以前反对他的人的见解。于是就有了两个独立词条的交汇。右上图，绿色和蓝色形成显明的两个阵营——编辑战争开始了，红色夹杂在它们之间，大约是少数的酷农夫。左下图，战争白热化，双方的编辑纠缠厮杀，死缠烂打，错综复杂。中间下图，战争接近结尾，因为新闻事件通常只有短期的延续性，社会记忆的很短的。冷却了的事件，很难引起网友们的兴趣，于是众人散去。右下图显示，双方再度分裂为两个独立词条，互不相干。

作者们更细致的数据收集工作，是网络的“个别交谈”，他们发现三名最活跃的编辑（酷农夫），这三名编辑保持与许多编辑的“个别交谈”的社会纽带，并由此激发辩论，他们不断续木柴维持火焰旺盛。图1.31（见彩图）显示，围绕这三位编辑的IP地址发生的“个别交谈”情况，极活跃，而且有四种颜色，代表着不同观点。

以上是酷农夫的行为模式。现在请看图1.32，作者们要显示的，是自大狂的三种行为类型——snahe, wheei, star，从左向右看，最左边的编辑路径如同一条蛇，说明参与这篇文章的编辑都是一次编辑，写了之后不再过问，哪怕有别的编辑再篡改他的文字，只有蛇头的那几名编辑有自大狂行为，因为文章到了他们那里就不再是蛇形的而是分叉成两派意见，反复删改。中间的那条编辑路径形状如“轮”，说明存在一些反复争论并据以修改这篇文章的编辑，于是你改了之后我改，之后他改，然后你再改他改了的，我再改你改了的，循环往复，我们都是自大狂。最后是右边的编辑路径，形如“星”状。有两三位编辑非常顽固，绝不允许文章偏离他们的观点。

作为自大狂分析的案例，作者们继续提供了下面的三张图示。据作者介绍，图1.33，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某一领域内最重要的科学家。他的编辑行为确实非同一般，这篇文章一开始的编辑路径很正常，蛇形，延伸至图的中部，有几位编辑反复修改它，直到遇见这位大科学家，便引发了激烈的坚持自己观点的编辑行为——最核心的那个粗线条的小回路。这意味着文章的观点被牢牢地控制着，不允许任何偏离，虽然这里有了更多的编辑来参与这篇文章，看起来他们最终都抵不过这位科学家的顽固努力。我估计，他表现出自大狂行为，或者主要是为了维护科学真理的纯粹性。他或许相信，必须保持科学解释的完全正确性，否则就可能误导广大读者。同时，他必须有足够精力来维护这一条目的完全的科学准确性。

接着，图1.34显示出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某种宽容，因为在方框之内的那部分编辑路径其实转了相当大的一个圈子才再度被他控制的。

接下来的事情很有趣，图1.35，作者们介绍，这里的这位自大狂（不是上面那位科学家）或许在地球的两个不同地点用了两个不同的IP地址（图中着重）反复修改轮流控制同一篇文章。

日文的维基百科数据，在文章和作者的重要性统计中呈现出幂律。如果我们用点击率来测度一篇文章的影响力，那么点击率最高的文章，通常是由数目最少的作者完成的，如图1.36所示。

下面这篇文章，图1.37，2009年发表于专门研究社会网络的杂志《社会网络》。这篇文章研究了黏着偏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导致宏观的幂律现象。最简单的黏着效应是“三角”机制，在儿童的社会网络里常见。三角，就是只有三个孩子，他们结成密切的网络。这样的网络最初形成时是一个三角形，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两两相识，注意，不是全连接。但是，共同的朋友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孩子如果知道他的朋友认识另一个朋友而他不认识那位朋友，那么只需要不长的一段时间，通过家长或孩子们自己的介绍，他也就认识那位朋友的朋友了。研究幼儿园里社会网络的专家告诉我们，三角关系是儿童社会交往最重要的机制。

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了网上商店的社会纽带是怎样黏着的。我们知道一家网店，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访问者链接到其他网店，如果你这里没有他们索求的物品的话。可是有成千上万的网店，你通常只有一个侧栏的一段可以放置“友情链接”，至多15个链接，当然，你可以另开一个网页专门提供链接，但那就给访问者造成不便，网上的交往，只要多一点点不方便就可能少招揽许多顾客。所以，链接的资源稀缺，你要精心选择链接。作者研究的就是这些链接的偏好，他们发现，如图1.38所示，基于黏着偏好可以形成链接的幂律，但这里的幂律主要与网店的多元化程度有关。越是经营多元化的商店，就越有被链接的可能。换句话说，链接的选择服从黏着偏好，但“黏着”在什么东西上呢？他们发现店主黏着在多元化这一性质上。一家网店可能不去链接那些拥有最多链接数的网店，如果这家网店的经营与它自身相比太单一。

下课了。下星期我会在一开始就提出问题，要求你们讨论一些必须反复探讨的问题。再见。（全场鼓掌） 8kyjMhGl6ZiyP+h4PO5EJRpL2A+hfgMIW4+1S/+Obl6v8SzrFFENBlCJa/UF2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