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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过去是一个充满迷雾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战争的直接测量数据因保密原因存在大量空白，甚至因军事的战略和战术欺骗、鼓舞士气而存在大量的错误和误导；另一方面，即使能够获得全面和真实的战史资料和数据，也因为缺乏合适的数学及逻辑模型而难以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科学总结和研究。但本书通过全新的科学工具，完备地获得了可以准确描述战争过程的真实因果规律，从而将笼罩在战争问题上的迷雾彻底吹散，将一切战争的谜底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切科学都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方法：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与以测量为基础的研究对象信息获取。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瑞士军事理论家A.H.若米尼认为唯一合理的战争理论就是以研究战争史为基础的理论。战争史是获取战争研究对象信息的最合理测量渠道。利用数学工具来研究战争一直是战争理论研究者们追求的目标。在A.H.若米尼的军事理论研究中就大量引入了几何学的数学工具，作战线理论是应用几何学非常成功的范例。但即使如此，过去依然难以对战争获得完全科学的研究规范，其原因在于以往的数学和理论工具，无论是几何学、统计学还是牛顿力学的体系结构不能完全适用于描述战争。在缺乏完备适用理论模型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得到完善的研究结果。因此，尽管若米尼对几何学的酷爱揭示了大量战争的精确规律，但如果仅仅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直接得出结论却很可能是错误的，或不完善的。例如，他认为进攻远远优于防御，这样的观点使他受到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批评。直到今天，军事理论依然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其实，若米尼的著作本身书名就是“战争艺术”，而不是“战争科学”。
在这些古典军事理论之后发展的大量军事理论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与特定武器技术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经验总结，而很难想象建立一种可以超脱于特定武器技术的、具有永久普适性的军事科学体系。马汉的《海军战略》、杜黑的《制空权》、H.古德里安的《坦克——前进！》等等，以及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兵器、空军武器、海军武器、信息化兵器、热核兵器、太空武器等概念尤其显示了与特定武器技术紧密相连的军事理论。另外，很多的军事理论往往只是研究战争的某一个方面，如后勤战、破交战、协同作战、战争史等。
在战争研究的科学化过程中，兰彻斯特定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从1914年开始，英国工程师F.W.兰彻斯特在《工程》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交战中的数量法则：远距离交战的时候，任一方实力与本身数量成正比，即兰彻斯特线性律。在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任一方实力与本身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即兰彻斯特平方律。尤其是其平方律最为受人关注，它意味着武器装备的劣势，可以通过数量的优势得到很好的弥补。如果武器装备的毁伤效率只有敌方的1/4，只要数量高于敌方1倍，就可以拉平武器装备的劣势，因为2的平方为4。平方律的证明是通过如下微分方程来实现的：
dn(t)/dt=-αm(t)
dm(t)/dt=-βn(t)
式中：t表示战斗时刻。 m(t) ， n(t) 分别表示战斗中t时刻蓝方、红方在战斗中生存下来的战斗单位数量。 α 、 β 分别表示蓝方、红方在单位时间内每一战斗单位杀伤对方战斗单位的比例。
假设蓝红双方战斗力相等时，会有如下关系：
（dn(t)/dt）/n(t) = （dm(t)/dt）/m(t)
即：
-αm(t)/n(t)=-βn(t)/m(t)
α/β=（nt/m(t)） 2
以上关系就是平方律。
在特定假设下，还可以推导出更多的结论。如，以上微分方程还可以做如下推导：
dn(t)/dm(t)=αm(t)/βn(t)
α(m 2 0 -m(t) 2 ）=β(n 2 0 -n(t) 2 ）
假设最终n(t)首先为零，即蓝方将红方全歼，则有最终蓝方剩余战斗单位数量为：
m(t)=√α-β
在兰彻斯特研究的基础上，B.O.库普曼等将双方作战单位数量作为随机变量，并运用马尔可夫过程来描述交战过程中出现的毁伤情况，从而得出随机型兰彻斯特方程。S.J.梯曲曼等从平方律、第二线性律的微分方程组中各取一式，以描述游击战中正规军与游击队毁伤的情况，并由此得出“混合律”。S.邦德等研究了兰彻斯特方程中毁伤率系数与敌对双方的射击状态、武器战术技术性能参数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了描述合成军交战并包含部队增援与非战斗毁伤等方面的广义兰彻斯特方程组。H.K.威斯等将战术决策者所采用的策略作为决策参数纳入兰彻斯特方程，并运用最优化理论研究了“最佳战术决策”等方面的问题。J.H.恩格尔等运用历史上一些著名战斗（美军二战中攻占硫磺岛战役等）中双方伤亡的数据对兰彻斯特定律进行了验证。兰彻斯特定律还在运筹学、企业营销等领域获得很多研究和应用。
但是，以上研究都是继承了兰彻斯特的微分方程基本数学框架，这一数学框架存在如下缺陷：
（1）对双方杀伤效率需要有相对理想的假设，否则其数学模型研究起来会非常困难。
（2）即使在相当理想假设的前提下，一般也很难直接求出 m(t) ， n(t) 的数学解析式。因此，对于实际 m(t) ， n(t) 的计算通常还是依赖于编程的计算机数值计算，这样每改变一种假设和条件往往要重新编程，分析效率较低。
（3）实际交战过程中，杀伤效率 α 、 β 很可能不是常量，而是呈现可变的、可用 α(t) 、 β(t) 表达的变量。一旦如此，兰彻斯特微分方程将更难求解。
（4）科学并不仅仅是数学模型，而必须是数学模型与测量紧密的结合。对于战争和军事来说，还需要与有效的战略战术相结合。以战史和战略战术为研究传统的军事家，往往对将战争过程变成一个确定的数学模型感到迷惑和不解。战争过程的艺术性正是表现为通过战略战术的运用改变双方的杀伤效率，以及通过军事调动改变双方参战的军队数量，但兰彻斯特模型研究传统很难体现出这些。因为进行这种数学模型的研究往往需要较深的数学功底，因此常常是数学专业的学者们喜爱单纯的兰彻斯特模型研究，而战史研究和战略战术研究的学者们又很可能对数学模型望而生畏。因此战争和军事研究的科学化需要数学模型、战史、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甚至后面会谈到的经济学等知识紧密结合才能获得最有效的结果。
（5）出现线性律和平方律两个不同的规律和模型，影响了理论统一性。而本书将给出单一的数学模型，并在完全统一的公理基础上推导出所有不同类型的战争规律。
（6）没有充分考虑敌方资源转化因素，而这一因素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非常突出和重要的方面。通过历史上空前的优待俘虏政策和统一战线策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不仅在物资上“因粮于敌”，将对手变成自己战争资源的“运输大队长”，而且通过大量转化敌方的士兵资源，使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中迅速增长。
（7）S.J.梯曲曼对游击战的假设（伤亡率与自身作战单位数量成正比）与真正的游击战本质相去甚远。游击战的本质绝非简单的“游击队参加的战斗”，更不是伤亡率与自身数量成正比，而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以突袭型作战实现的“使强大敌方击毁效率趋零化”。一切突袭都具有使敌方击毁效率趋零化的特征，但游击战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的突袭只能在整场战争初期保持这种状态有限的时间，当敌方从遭受突袭中清醒过来后，交战就会越来越转入常规的互相消耗型战斗。但游击战是一旦从突袭状态将要转入常规互消耗状态时，进行游击战的一方就会迅速撤出战斗，而完全不管实际达成的战果是什么，都要坚决避免陷入常规消耗型的战斗。因此，游击战的精确本质是“无必须达成战果目标的全过程突袭型0伤亡作战”。这个定义其实还只是对游击战交战模式的定义，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游击战还包含了“以非战斗方式消耗敌方”的运动战等模式。游击战远远超越了传统军事理论的范畴，但它们却都很好地体现了本书所描述战争手段的本质——消耗敌人，保存和壮大自己。传统军事理论仅仅把交战，甚至主力会战看作是消耗敌人的真正模式，但事实上它包含了交战、敌方资源转化、对敌方的疲惫、诱导敌方的自然损耗等众多手段。很多战争历史事实表明，敌方的非战斗损耗（疾病、饥饿、酷寒、炎热、事故、过于远途和恶劣环境下的运输和奔跑、为避免落入敌手而自我毁灭等），甚至远远大于交战中的直接物资和人员损耗。
（8）战争本质上是战争各方互相消耗的循环因果过程，它必须采用循环因果律才能进行精确的描述。
本书采用循环因果律基础上的离散循环因果序列数学工具，完全突破了兰彻斯特研究体系以微分方程或马尔科夫链为基础的研究框架，从而完全克服了以上缺陷。
在本书作者另一本书（参见汪涛：《生态社会人口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的附录中，作者详细讨论了循环因果律，这一基本逻辑规律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讨论了这一规律在生物进化、人类进化和人口领域的应用，本书将展示这一规律应用于战争过程将带来的根本理论变化。
本书通过建立“战争循环因果序列”和“战策循环因果序列”，重新分析、计算和解释了历史上的大量实际战例。以此为基础，有效推导出了“兰彻斯特定律”等以往战争规律研究中归纳的量化规律，以及诸如《孙子兵法》、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杜黑的《制空权》、马汉的《海军战略》等战争经典名著中量化的正确用兵原则。不仅如此，作者以全新数学框架为基础，更进一步推导出了“交换比定理”“存量比定理”，以及远比兰彻斯特定律更为一般化的“战策定理”等战争最基本的数学规律。这个研究框架不仅可以适应作战单位的任何变化，而且可以很容易适用于毁伤效率在战争过程中任意变化的情况。
这些数学规律本身都是超越于具体武器技术的。它们获得了对战争过程空前精确和系统的理解，并使在过去相当大程度上只是作为艺术、技术和哲学来看待的战争，真正变成与物理学相同的科学。因此，本书既是循环因果律在战争和军事领域的理论应用，也是反过来以战争和军事领域的研究证明循环因果律强大的普遍适用能力。
如果说兰彻斯特定律等是战争领域的开普勒三定律，本书建立的就是关于战争的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牛顿力学是第一个完善的近代科学体系，她用最精简的三大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即可解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一切运动规律并且要求不能出现任何例外。正因为如此严格要求，才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本书建立的战争理论用最精简的三个数学框架：“战争循环因果序列”“战策循环因果序列”“战争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即可有效解释一切战争的规律，并且不容许有任何例外存在（有些类似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要求，但并不完全等同）。战争循环因果序列甚至还可看作是战策循环因果序列在恢复量全都为0情况下的特例。
如果只是简单地运用兰彻斯特定律，或其他传统军事理论中的原则，都很容易发现存在大量反例，这是传统战争理论，以及更广范围来看的社会科学中常遇到的情况。这样的不能有效解决反例的理论难以成为真正的科学。如果发现反例，必须予以合理的解决，而不是满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能符合70%-80%以上的情况就不错了”的传统认知。
作者在研究如何从理论上有效解释粟裕所指挥的孟良崮战役等战例过程中，建立了“战争维”的概念。这一概念补充了以往过于粗糙的“战场”和“战区”概念，有效地消解了经验型的兰彻斯特定律，以及各种传统军事理论规律存在的大量反例。
传统的军事理论可以告诉人们：胜利之神永远垂青于实力更强大的一方，但他们不能最精确地说出什么叫“实力更强大”的一方。本书可以精确地告诉人们，胜利永远属于“处于战争维中战斗单位数量的平方乘以击毁效率”数值更大的一方。
孟良崮战役，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中心开花战略为什么根本不可能成功？国民党军队可能存在的最有效战略战术是什么？直到今天，台湾的军事将领们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搞清楚，甚至今天的大陆军事理论家们对这场战役粟裕为什么会成功也不是完全清楚，因为没有战争维概念，这些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真正从理论上解释清楚的。
通过“战争维”“0伤亡作战”、以“崩溃点战损率”精确描述的“战争意志”等边界条件的引入，消解了所有发现的“反例”，并且使所有反例，全都变成了更加有效地验证本书提出战争理论的有力证据，战争史上大量战例中的疑难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而这些新引入的概念，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全都可以逻辑地归入到战争循环因果序列和战策循环因果序列的边界条件或特定数值假设中去。
本书利用全新的理论和工具对大量历史上的战例进行了重新的分析，从中得出全新的结论。它们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全是通过数学计算后得出的结论，因此结论极为清晰明了。其每个结论不仅是用于解释特定的战例，而且都对历史上的大量同类战例用相同的结论去进行相同的解释，从而达到真正科学的程度。而过去单纯“就史论史”的解说，可以得出几乎无数的解释，似乎各个不同解释全都有理，却都无法令人真正信服。因为同样的道理用到另一个战例后，就会发现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甚至同一个战例，从不同参战者角度来看，用相同的结论也无法去解释同类的史实。传统对战争研究的结论遇到每一个战例，就给出一堆不同的特定解释，到另一个战例，更是另外一堆特定的解释。但本书所得的一切结论，都要求是在所有同类战例情况下，解释应当是完全一样的。能做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
本书另一个重大的理论基础是将经济学原则全面引入战争研究。克劳塞维茨的一个经典观点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本身只是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战争工具本身主要只是体现为一种消耗与“投资”，也就是成本。要使这些成本体现出效益，就需要经济学原则来评估一切战争行为，即投入产出比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原则来比较不同战争工具实现政治目的优劣差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大量体现了经济学的思想，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只有这些才是可以计入账本的成果”等表述。但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把这一经济学原则明确地提出，并把它作为基本的原则。将“政治”作为战争的目的也很容易因为政治本身的含混不清而失去方向。因为战争是一种相当充分体现军人意志、英勇、胜利等精神价值的活动，这很容易使某些战争参与者忘掉战争手段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旦脱离这一点，就会导致为战争而战争的“乐兵者亡，利胜者辱”。经济学原则的引入，将可以使对战争终极目的研究获得精确的科学工具。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确在战争史上空前地达到了普遍最优的状态。但直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产生这一军事思想的中国，对其进行的理论总结依然仅仅局限于经验性规律的层次。本书所提出的战争理论，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如何在各个方面都充分地体现出投入产出比最大化和利润总额最大化原则，从而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最优的军事战略策略。这一最优策略绝非仅仅适用于陆战，而是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战争类型和战争过程。因此，本书可认为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系统数学化和公理化。
既然战争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就必须在超越战争手段的更广层面上对各种可以实现目的的手段进行对比分析。各种和平方式同样是实现目的潜在的工具和手段，当和平方式实现的投入产出比与利润额高于战争手段时，就没有理由采用战争方式。仅仅热爱和平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找到实现和平的科学条件，当这一条件客观上不能满足时，战争方式就难以避免。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找到获得和平的完备判决公式和条件。因此，本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将和平方式变成普遍手段解决问题为目的而对战争问题进行的研究努力，但它所获得的却是使人们对神秘的战争过程，比一般专业的战争研究更加一览无余的精确和系统，从而纠正了过去大量错误的战争观念和对很多战例的错误理解。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极为广泛。网络是资料来源的主要渠道，也是我研究的主要方法。网络的突出优势是知识间的相关链接性和信息的广泛性，它是一个发现知识信息资料相互关系和索引的极佳工具。例如，当搜索“马关条约”时，百度百科的相应条目里会出现“三国干涉还辽”条目，并且只要简单点击就可以进入相应的条目。虽然这些条目中具体信息未必准确，但它可以很方便地使对相应历史事件中间的各个脉络不是很清楚的人，可以快速地对相应研究对象有全面系统的“知晓”。如果没有网络，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很多知识和信息的存在。我所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有百度、GOOGLE、360搜索、维基百科、微软的必应等，这些都是免费信息的获取渠道。另外，微信公众号、博客、军事网站、网络论坛、电视中的军事节目等都是我获得相应信息的来源。
但网络上的资料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其数据的准确性。这需要对搜索到的信息进行准确性的校正。一般来说，纯粹战争历史事实的资料被人为修改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如战役名称、时间、事件名称、人物、武器型号等。而对人物评价性的数据则相对较容易被人修改，例如双方在战役中伤亡的数字等。这些数据本身甚至都容易受到双方当事者人为的修改。在网络数据准确性校正上采取的方法是进行多个不同信息来源的比对，另外以中国国防部网站（ http://www.mod.gov.cn/ ）等权威网站资料进行较高信息准确级别的验证。收费的CNKI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是获取正式期刊信息的主要渠道。战争研究网站（ http://warstudy.com/index.html ）有大量经典战争理论和战争史书籍资料的免费电子版可供参考。除著名的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名篇，还可找到很多史料的书籍如美国T.N.杜普伊所著的《战略之父汉尼拔的军事生涯》。我在一些数据提取上并非只是引用单一来源数据，而大多综合了多个来源数据。例如，第九章中为清楚表明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使用武器的情况，引用了文登里战役的案例。中国国防部网站资料中并未说明志愿军各种反坦克武器的型号，如只是提到76.2毫米加农炮，我是综合多个信息来源确认该武器型号为苏制ZIS-3型76.2毫米加农炮。
如果没有网络手段的帮助，作为一个非军事专业的研究者是不可能极为高效率地完成如此庞大和系统研究工作的，尽管本书的写作过程严格说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岁月。另外，为保证一些关键数据的准确性，也采用了较多学院派的作者的专著，如徐焰将军所著的《铁血苏德》（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等。
在此，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始终给予我支持的我的太太陈雯。她不仅为此牺牲了很多作为家人应得的时间，而且为我的写作资料进行了很多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