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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的大量筑建，说明掠夺性战争的剧烈；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群的大量出现，则说明部落联合体的普遍存在。联合体的不断扩大和战争的日趋频繁，促使联合体间进一步结盟，组成更大的地区性联合体。随着联合体内部社会结构、社会分工、经济活动和外部关系的复杂化，联合体的管理体制也日益复杂。如《尚书·尧典》记尧时已设置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秩宗、典乐、纳言等职官；随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要求愈来愈高，联合体首领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许多联合体逐渐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陶唐氏部族首领尧、有虞氏部族首领舜和夏族首领禹，就是中原地区三个最大的部族联合体的领袖，并相继成为间接控制中原地区的盟主。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继舜为中原盟主时，战争更为频繁。据说“国之不服者三十三”。禹不仅“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还曾“伐共工”并灭相柳氏。当时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征三苗之战。禹继尧、舜率领中原地区不同族系的各个联合体，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将实力最强的江汉地区苗族系统的大部落联合体击败，吞并了其中一部分部落，赶走一部分部落，更进一步地走向部族融合的道路。据《左传》哀公七年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这时禹已成为凌驾于万国之上的，以华夏族为中心、包括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酋邦、部落大联合体的盟主，创造了建立国家的条件。与此同时，禹的权力也达于集中的顶点，如《国语·鲁语》说：当他召集诸侯们在会稽开会时，“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种处置，当然是极不正常的，但它却说明：国家权力的最终形成已指日可待了。禹死后，虽然仍接传统习惯，以由禹生前推荐的东夷族酋邦首领益为中原大联合体的盟主，但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击杀益，夺取了中原大联合体的统治权，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后，组建了6个师的常备军，并充分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青铜冶炼技术，制造兵器，同时在禹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歼灭了与夏对抗的有扈氏和平定了叛启的武观等，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当时夏王朝直辖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方国的武装力量，不存在被攻击的忧虑，所以很少新建有防御设施的城市。又由于夏王朝的王都经常迁徙，据古文献记载的不完全统计，从禹至桀17王，共变更王都13处。这13次都城，地望比较明确的：安邑、晋阳、平阳在山西，阳城、阳翟、斟寻在河南，斟灌在山东西部，东西相距2000里，这样频繁和远距离的迁徙，使夏王朝都城规模不可能很大。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基本上沿用先夏时筑建的城堡，或在其旧址上重修及修葺。即使其后期建造的王都，也仅筑有围墙宫城，而没有高厚的城墙。
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据说是夏桀所居的都城斟鄩。遗址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外围没有城墙，仅在遗址中部发现两座土围墙宫城。一座稍大，围墙筑在夯土台基上，台基高约3米，边缘部分为缓坡，宫墙就筑在缓坡内缘上，墙内全是宫殿遗址。宫城略呈方形，仅东北角凹进一块。面积约1万平方米。仅南墙有宫门。另一座稍小，城址西南距大城约150米。南墙宫门内侧有东西塾（耳房），系门卫所居。宫墙的夯筑技术，较平粮台城墙有所发展。基槽是在台基夯土上重新挖掘的，槽底铺有未经加工的红砂石和青石，础石中部立有木柱，作为墙骨，然后在木柱四周积土夯筑。这种结构，可在厚度不大的情况下，相对提高墙的高度。墙宽约1.9米，四面墙的结合部，墙基加宽，墙体类似榫接，以增强结合部的牢度。从军事上看，高宫墙只能起到遮蔽、隐蔽及障碍作用，不能登上城墙进行战斗。
二里头宫城平面图
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原有龙山文化时的城堡，但不久即废弃不用。至岳石文化时期，又在旧城址上新建一稍小于旧城的新城。城为长方形，面积17.5万平方米左右。夯筑城墙基宽16.6米，残高3米。依当时筑城技术推算，估计原高约6米，顶宽约9米。大致为夏王朝建立后构筑的。此城地处东夷族人活动地区之内，显系东夷族某一部族联合体所建。当时东夷已有许多酋邦或部落联盟，如有穷氏、有仍氏、有缗氏等。早在禹时，东夷就不服禹的命令。《战国策·魏策下》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启杀益后，夏王朝与东夷的矛盾更趋尖锐。启死后其子太康嗣位，曾发生“太康失国”事件，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直到“少康中兴”，灭掉有穷氏，夏王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和巩固。城子崖的新城堡，可能即在启至少康这几十年中，因战争需要而重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