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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林彪背着毛泽东，编造假情报发出“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准备打仗。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强迫命令身患重病的刘少奇在10月20日前必须离开北京。
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要他们在开封市找一处独立的院子。条件是：住房宽敞、有水、有电、有暖气。
刘建勋、王新立即派秘书组长马纯一到开封市与驻军一军共同办理此事。
马纯一和驻军一军的人先看了几处房子，觉得都不满意。
第二天早饭后，一军副政委王敬春说：“原开封市人委北侧有个小院，在北土街10号。”
大家一同去看，觉得这个院子非常符合北京提出的要求。
马纯一画了张平面图带回郑州向刘建勋、王新汇报。
刘建勋、王新也认为这个院子符合条件，就打电话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报告。
很快，他们就得到答复：同意用此院。
王新立即通知一军将这个院子管起来，以最快的时间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一军派人打开小院大门，打扫卫生并进行消毒，检修水管、电路，预备10个人用的床以及床上用品，备好供10个人就餐的灶具、餐具。
上级还下达命令：对外绝对保密。
10月17日，王新接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电话，电话中说：“今天晚上，有一架飞机从北京到开封机场降落，你和刘建勋必须有一个人去机场，确保‘客人’顺利安全到达住所。”
当天20时，北京西郊机场停放着一架安－12飞机。一位身患重病的“客人”被用担架抬上了飞机，飞机立刻起飞了。
王新带着马纯一、管宗波大约在21时到达机场。
22时许，机场干部向王新报告，北京来的飞机马上就到。
此时，机场各种信号灯、跑道灯齐明，由远及近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
等飞机停稳以后，从机上下来两个人，他们走到王新与一军的首长面前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招呼机上人员下飞机。
前来接机的一五五医院护士实振德与几个战士走进机舱，看见床上躺着一位老人，身上盖着一条米黄色的毛巾被。
待要下飞机的时候，拿掉毛巾被，换成一条粉红色的被子。
老人始终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几个战士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走下了飞机。
在将要离开机场的时候，王新告诉马纯一、管宗波：“担架上的老人，就是刘少奇！”
当时，随同刘少奇前来的，有中央专案组的邢某、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医生董长城及两名护士。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有两人出面，约王新和一军首长，到靠大门内侧的一个房间里谈话。
王新让马纯一一同进去做纪录。
北京来人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们奉中央指示疏散到这里来，有医生、护士，自备有专用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不到不得已，不会麻烦地方。”
接着，他们又说：“首长让我们转告你们，前一段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的工作任务就此告一段落。今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打扰你们，省、地、市及军的领导不能到这里来看望，我们也不再惊动你们。但请你们对这里保证安全，不被干扰和冲击，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此外，他们又提出三点具体要求：
1、派一名军队干部做联络员，协助办理日常事务，派一个排的兵力，担任该处的警卫值勤。
2、派司务长、炊事员一人，以便单独起伙。上级规定不让我们到外面任何地方就餐。
3、由军队为我们接通专线电话，提供一台保密电话机，便于同北京直接联系。
其实，他们所提的这三条要求，一军早就已经做了安排，而且大部分已经落实。
随后又商定，由一军组织了一个应急治疗小组，随时听候调遣，保密电话机由省里解决。
当天晚上，王新和马纯一、管宗波返回郑州。
第二天，王新向刘建勋汇报了这些情况。
随后，一军派专人带来了一部保密电话机。
从此以后，由一军负责刘少奇等人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专案组的人则直接同北京保持联系。
刘少奇刚到开封，就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再加上着了凉，脑炎复发，高烧达39度，呕吐得很厉害，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不能自进饮食，每天医护人员定时给予鼻饲。
刘少奇一直不能说话，他手中握着一个小葫芦，没有检查设备，有的急救药物还要到数公里以外的一五五医院取。
11月5日，刘少奇又一次发高烧，抢救两天后降到37.2度。
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刘少奇特别配合治疗，他虽然说不出话，但神志还清醒。
就在刘少奇退烧后的第二天，北京陪同来的人返回了北京。刘少奇的医疗工作全部由一军和一五五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负责，具体由一军保卫处长张金贵负责安排联系。
刘少奇再一次发高烧的时候，张金贵向北京汇报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正常处理，把驻军医院最好的药拿出来并组织抢救。
11月11日夜，医生刘应干向张金贵提出，病人已经极度危险，应通知家属探视。
张金贵用保密电话向中央连续报告三次病情，得到答复：你们尽量抢救！
12日6时40分，刘少奇终因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逝世后，一军政委徐文礼专程来郑州，向刘建勋、王新汇报刘少奇病故的情况。
刘建勋当即向中央电话请示，刘少奇后事如何料理。
当时得到的答复是：中央派人去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