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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至1982年12月，由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担负升国旗的任务，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升旗的场面也不够庄严。
1976年10月24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型集会。
广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扬眉吐气地手擎着红旗、标语，举着欢庆胜利的横幅，载歌载舞，欢歌笑语。
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飘扬得更加绚丽。
解放军接受升降旗任务后，便由原来重大节日升降国旗改为每日升降国旗。
1983年1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卫戍区警卫第二师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在1982年12月28日深夜，奉上级命令，原警卫二师六团十一连改编为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进驻天安门担负天安门广场升降和守卫国旗，以及天安门广场、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警卫任务。
那天晚上很冷，路上已经看不到几个行人，当军车载着战士们驶进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时，战士们都显得有些激动。
军车缓缓地驶过了金水桥，开进了文化宫西北角的一个院子里。
战士们纷纷跳下车，敏捷地将行李搬进了平房里。
当时，屋子里除了几张架子床，几乎什么也没有，一盏25瓦的电灯泛着黄黄的暗光，炉火也烧得不旺。
五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带领全班战士动手收拾屋子，给炉火加煤炭，一会工夫，屋子里就变得暖和起来。
当天晚上，董立敢一夜也没有睡好，他在想：“我们由解放军转为武警编制后，上级领导决定由我们五班担负国旗升降和护卫任务。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一定得把任务圆满完成。”
在当时，每天由一名战士怀抱国旗来到旗杆下，将国旗拉上杆顶。
后来，改为两个战士并肩从天安门城楼走出，一个扛旗，一人护卫。
每天早晨，两名战士躲过来往车辆和行人，来到旗杆下。当时，旗杆基座被护栏封闭，每次升旗时，战士们必须先跳进栏杆，然后顺梯子爬到两米高的旗杆基座上，将国旗挂好，再回来扳动升旗的电闸。
国旗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标志和象征，代表着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这种简单的升旗方式，的确不够庄重。
这一事实，无时不困扰着战士的心，同时也激发起战士们要设计有自己特色的升降旗仪式的设想。
在董立敢的带领下，战士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设计了一个个方案，经过反复构思演练，一个简单庄重的升降旗仪式产生了。
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每天升降旗的时间，为了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使国旗与红日同时升起。
董立敢带领几个战士开始记录每天日出日落的时间，找出规律。
他们先是确定了一份每10天变换一次的升降旗时间表，后来经过多次到北京天文台去查阅北京地平面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并结合在广场的观察记录，编排了“国旗升降时间表”。
董立敢还了解到，太阳从开始冒出地平线到完全离开地平线的时间是2分07秒。于是他就想：“能否把升旗时间也控制在2分07秒呢？在太阳刚冒出来时启动国旗按钮，太阳完全跃出地平面的时候，国旗应该正好升到旗杆顶端。”
董立敢将他的想法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
后来，上级通过了董立敢的建议，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处对电动升旗装置重新进行设置。
从此，我国有了第一套规范的国旗升降仪式。原来的两人升旗改为3人升旗，其中一人擎旗，两人护旗，正步前进。
刚开始升旗的时候，正是北京的隆冬季节。
国旗班的战士们也跟其他执勤部队是一样的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这身衣服穿着显得很臃肿，扛着国旗走起来手脚也摆动不便。
董立敢每当看到有人举起相机给升国旗拍照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这样越看越别扭，也有损国旗的尊严，能不能以后升旗不穿棉衣、棉裤，也不戴棉帽子呢？
晚上开班务会的时候，董立敢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说了。
当时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大家穿着棉衣还觉得冷风刺骨，更甭说穿着单衣单裤去升旗了。个别战士脸上带出不情愿的表情。
董立敢这时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军蓄意制造分裂南方几个州，不承认林肯政府，甚至为国家统一象征的国旗也被他们禁用。
一天，南军攻克了弗雷里克城，一队队士兵涌入城中，一面面星条旗被他们撕扯下来扔在了地上。满城不见了一面国旗。
就在这时，一个叫巴巴拉·弗里彻的老年妇人走上街头，她头发花白，连腰都直不起来，但她勇敢地拾起一面扔在地上的国旗，慢慢地走回了家。
不一会，这面国旗就被挂上了旗杆，在弗里彻家顶楼的窗户外面飘扬着。
南军将领很快就发现了这唯一飘扬着的国旗，他愤怒地命令正在行进的部队停下来向这面国旗开火，密集的子弹瞬间将这面国旗撕成了条条洞洞，旗杆也被打断了。
但是，就在这面旗帜迅速下落的时候，弗里彻老人却一把抓住了它，她从窗户里探出了大半个身子，使尽全力挥动着旗帜，并向南军大声叫道：“如果你们必须开枪，就向我这个老人打吧，但请你们别向我们美国的国旗开枪！”
南军将领脸上的愤怒慢慢变成了羞愧，他突然向士兵们吼道：“谁碰这位老人一根头发，我就让他像狗一样死去，出发！”
于是，弗雷德里克城的街道上，那面弹痕累累的国旗一整天都在路过的南军士兵们头顶飘扬……
战士们听了董立敢这个故事，他们都被感动了。
排长袁岳首先表示，他积极支持董立敢的建议，并决定由他们俩第一次着单衣升旗。
第二天，当袁岳和董立敢穿着单衣，在滴水成冰的早晨，精神抖擞地走过金水桥时，长安街上和广场上的群众都用一种惊奇而又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们。
董立敢又想到，两个战士的升降旗仪式，在广场宽阔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孤单，而且这个简单的仪式对天安门、对于这面共和国第一旗而言，也不能充分显示出其应有的尊严。
一天，董立敢在广场上游动值勤，忽然听到广场东边的人民大会堂前，传来礼炮和军乐声，他知道又是某国元首访华在检阅三军仪仗队了。
这时，董立敢看到3名身着军礼服的仪仗队员，迈着矫健的步伐，为来访贵宾开道，显得非常地威武和精神。
当天晚上，董立敢躺在床上想：“对了，就应该像仪仗队那样，一人擎旗，两人护卫，昂首挺胸，正步前进。”
想到这里，董立敢赶忙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把他的设想写成了报告，第二天便给中队干部审阅。
大队、支队、总队的领导很快就批准了董立敢的升旗方案，并决定于1983年2月1日试行。
这就是一直沿用了8年之久的由3人代表国家升降国旗由来。
每逢重大节日，升旗手由齐步改为正步，显得更加庄重、规范。国旗班也就随之而诞生了。
国旗班的战士们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为了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形象，他们进行了近似残酷的训练。
上体挺不直的，身上就背上十字架；脖颈歪的，便在衣领上别上别针。稍有不慎，别针就会毫不留情的刺到脖子。
单就一个站功，就会让战士们练得连高低铺都上不去。
刚开始，有的战士不适应，刚站10多分钟两腿就发软，晕倒在地。
但是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仅仅两周的时间，每人连续站立5个小时不在话下，惊人的毅力，坚强的信念，造就出共和国国旗的捍卫者。
国旗班自诞生之日起，便以自己特有的威严，特有的风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尤其是中小学生，把国旗班的战士们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学习的楷模。
战士们除出色地完成升降旗任务外，还对外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解国旗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
1990年，国旗班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