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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日，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后的第一个黎明，北京市供电局一个名叫程宏年的老人，扛着五星红旗，穿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城楼前，将国旗升上了蔚蓝的天宇。
天边已经露出了淡淡的白色，新一天的太阳将要喷薄而出了。
广场上没有几个人，但程宏年还是非常庄重地仰望着祖国的东方，当太阳刚刚在地平线上探出头来时，他将手中的五星红旗缓缓地升了上去。
1949年10月1日至1950年底，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由北京公安纠察总队负责。
1951年至1976年的26年间，由于当时负责升降国旗的供电设备由北京市供电局负责，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
胡其俊下了夜班，已经是第二天3时多，他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当时，胡其俊怎么也睡不着，他一会起来看看表，一会又看看表，生怕晚了。
天刚蒙蒙亮，胡其俊就赶忙穿好了衣服，到天安门管理处领来国旗，然后一口气跑到广场的旗杆下面，仔仔细细地将国旗系好，将它抚平，然后望着天边，等着太阳出来。
当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重大节日、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
胡其俊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
当时，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胡其俊个人估计。
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胡其俊吃了不少苦。
因为当时升国旗对胡其俊只是一件“业余”任务，他得照常在班组里上班。
而且，北京风沙大，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一点遮挡，有好几次，胡其俊在升旗时被狂风卷下两米高的旗杆基座。
但胡其俊总是连身上的土也顾不得拍掉，就再一次爬上去，迎着风将国旗升起来。
由于风沙大，国旗经常被风吹破。胡其俊遇到大风天的时候，他必须守在天安门，以便随时更换被风吹坏的国旗。
在严寒的冬天，胡其俊迎着刺骨的北风，有好几次在冰冻的地上滑倒摔伤。
但胡其俊心里感到非常自豪，他接受了升国旗的任务以后，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头脑里多了很多神圣的东西。
胡其俊从那时起，就开始留心报纸上登载有关国旗的故事，其中有一件事对他感触最深：
1958年4月3日，“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在日本长崎百货公司开幕，按照以往惯例，会场上悬挂中国国旗。
5月2日，台湾驻长崎领事对会场悬挂中国国旗向日本外务省抗议，并要求取下中国国旗。
外务省当即劝告展览会的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取下中国国旗。
更令人愤恨的是，5月2日16时，有两个日本暴徒闯进了展览会会场，扯下了悬挂的中国国旗。
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并没有对肇事者给以严惩。
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谈话，严厉谴责日本内阁破坏中日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等一系列敌视中国的行为。
为维护国家尊严，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他交流。
另外还有一篇文章，也给了胡其俊极大震撼，那就是范敬宜先生写的《抚今追昔话国旗》：
亲爱的年轻人，当你们正看庄严的五星红旗冉冉升上祖国蓝天的时候，你们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一种最值得珍惜的权利？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稀奇啊？我们国家是在履行一种仪式罢了。不，这不是简单的仪式，而是得来不易的珍贵权利。
在旧中国，上海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它有一条校规：校园里只能悬挂美国国旗，不准悬挂中国国旗。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激于爱国义愤，圣约翰大学的华籍教师不顾美国校长的恐吓、阻挠，举行抗议集会，破开荒第一次在校园里升起一面中国国旗。这一下激怒了美国校长，他疯狂地当众把中国国旗撕毁，踩在脚下，这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公然践踏和侮辱啊！它激起了广大中国师生的无比愤慨。于是，一批爱国的中国师生，愤而辞职、退学，并且组织起来，创办了光华大学。光华，寄托着他们光复中华的爱国之情。
请想一想，在旧中国，中国人民连在自己的国土上升国旗的权利也没有啊！
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考入这所大学的。那年的10月1日，就在当年美国校长撕毁中国国旗的韬奋堂前，竖起了一根新的旗杆。全校师生肃立在它的周围，举行升旗仪式。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周围的老师、同学的眼睛里都闪着泪花。一些当年被迫离校的学校校友、老教授，竟倚着旗杆失声痛哭……
时光流逝，34年过去了。但是，当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而且经久愈新。它经常在催我自新，促我自强。在软弱的时候，想一想是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在联合国大厦门前、在世界性运动会体育馆里升起的，周身的热血又重新沸腾起来。
……
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升降国旗25年，成为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