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轻视对手,一意孤行。《资治通鉴》通过两件事,来表达智伯的狂妄,一个是他做的,一个是他说的。
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轻视对手,一意孤行。
智伯乘车去巡视攻城情况,他坐在车上,另外两位也在车上,不过位置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车可以同时乘坐三人:尊者坐在左边;保安陪同叫骖乘,坐在右边——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坐汽车后排右边是尊者;中间是御(驾车的意思,就是车夫)。智伯坐在最尊贵的左边,魏桓子驾车坐在中间,是他的车夫,韩康子骖乘,拿着武器护卫他。都是卿大夫,但这么不平等。智伯说了一句话,不无轻佻:我今日才知道,大水可以亡人国的。霸气十足呀。可是这个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担心。担心什么呢?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安邑是魏国国都,平阳是韩国国都。
两位盟友的心思很快被智伯身边谋士絺疵注意到了,因为韩、魏的忧虑,可能在脸色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了,这个絺疵就观察到了。他提醒自己的主公:“韩、魏必反。”智伯问:“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就可推知。晋阳城亡在即,这两位不但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嘛。如果赵完了,韩、魏担心它是下一个。”智伯就问韩康子和魏桓子:“有人说你们要谋反了。”两人矢口否认:“哪有的事,这一定是奸人为赵氏充当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从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我们都期盼着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怎么会这么做呢?我们完全不可能冒犯您呐!”智伯居然相信了这两个人的辩解,毫不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魏、韩有胆量反叛他。所以魏、韩当初的骄兵之策,已经起到作用了。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韩康子、魏桓子呢?”智伯问:“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絺疵说:“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这两位狠盯了我一眼,就赶紧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知道我说的话,知道我读懂了他们的心思。”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絺疵害怕了,找了个机会出使齐国,溜了。
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
智伯根本不相信魏、韩有胆量反叛他。所以魏、韩当初的骄兵之策,已经起到作用了。
被围困在晋阳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了,他秘密地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唇亡齿寒,我完了,下面就轮到你们了。这两人心中忧虑的正是这个,当下双方一拍即合,约定第二天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伯。就在约定的时候,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掘开水坝倒灌入智伯军队营地,智伯军队一下子就乱了。韩、魏两家趁机从侧翼进攻,赵襄子从正面攻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被灭,三家尽分晋地。
(赵襄子)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大败智伯之众。
五十年之后,就出现了《资治通鉴》开篇所讲到的,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为诸侯的事。
司马光在这里有很长的一段评论——“臣光曰”。他说了一番道理,对于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说如果得不到圣人,得不到君子,与其得一个小人,还不如得一个愚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小人本事太大了,他一使起坏,那可让人受不了;愚人没什么本事,想干坏事也干不成。他意思是说,智伯是才胜于德,是小人,所以他当领导以后,就出事了。
对于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段评论里有司马光对他那个时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事件的影射,他甚至有激愤之词。人性到底是恶还是善,孟子和荀子都争论不清楚。就今天的角度来看,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更根本。但是在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人品高下还是重要的。
在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人品高下还是重要的。
司马光对领导者修炼有很系统的看法。
他曾经跟宋神宗谈到,人君即领导者,领导素质有三个标准:仁、明、武。什么是仁?仁就是懂政治,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育万物、养百姓,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行事,考虑的只有自己的私利,刚愎自用,不仁之名当之无愧。
领导素质有三个标准:仁、明、武。什么是仁?仁就是懂政治,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育万物、养百姓。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是不是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氏更有德呢?恐怕也不尽然。可是我们有一点是看得出来的,赵襄子懂得城池固然重要,物资重要,但是人心的拥戴才是最重要的。这说明,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智伯那五个优点,都是匹夫之能,都不是领导应有的能耐,以“官人”为能,安排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是领导者的能耐。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智伯的能耐是做事的本事,不是当领导的本事。领导不比具体做事的本事,领导比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让别人为你去干事,今天把这个本事叫作领导力。智伯恰恰缺乏领导力。领导力最重要的体现是人们愿意跟你干,愿意跟你走。可是智伯不行,智伯狂妄霸道,而且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能听絺疵的正确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机敏和细致。
安排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是领导者的能耐。
当然智伯犯的错误,不光包括战略层面,还有战术层面的。说话不谨慎,行为太张狂,招来另外两家,曾经是自己盟友的韩、魏的疑忌。这个临时统一战线解体以后,本来是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一对三的劣势,智伯焉得不败?其实,智伯也曾立有赫赫战功,为智氏家族威望的确立,也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最终的覆亡结局,与狂妄自大很有关系。
智伯犯的错误,不光包括战略层面,还有战术层面的。
总之,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手下的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资治通鉴》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固然跟三家分晋的时代有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因为《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看的书,尤其需要提醒皇帝:怎么带队伍,怎么管理他的这个团队。智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例证。对于皇帝来说,他一定要看到这么一个前车之鉴,让他觉得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能再重蹈智伯的覆辙。
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要让手下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