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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中国学者写出了较以往更多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国际关系著述。这其中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是各种版本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或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中国大学生必须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之一，它的目标是塑造中国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因此，这门课程的教材应该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教材。从这些教材中，中国的学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状况变化着手来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时代特征演变，以阶级划分为基础来分析二战以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各种类型的国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诉求，同时介绍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外交的沿革和当今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原则。这类教材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其主旨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要求以及日本、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的增强（世界多极化）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矛盾、边界与领土纠纷以及国际贫富分化是破坏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为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变革旧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外交原则是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另外，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写出的较有影响的面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教材有：梁守德、洪银娴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宋新宁、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周敏凯的《国际政治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梁守德、洪银娴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作者在此书中，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界定国际政治的诸多范畴（如国际政治行为体、国家利益、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分析国际政治的主题、国际政治的发展动力、国际秩序与机制以及国际政治所处的时代环境。
在大学教材之外，中国的学者也写出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际问题的论著，如《当代资本主义论》（李琮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李琮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实》（李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王正毅，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王正毅，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当代资本主义论》中，中国学者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这样的新特点：（1）尽管战后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了，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经济关系上仍处于依附地位；（2）美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领导地位；（3）经济集团化趋势在加强；（4）经济关系中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的干预与调节得到加强；（5）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重要特点。由此，中国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种种矛盾，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加强，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从而使国际关系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调节。”
在《国际体系研究》一书中，李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近代世界体系的演化与发展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世界体系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是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改造世界的产物，同时国际体系的不断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不断得到解决的结果（如战后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是对近代自由放任的国际体系的一种扬弃，1991年后的全球化国际体系是克服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矛盾的结果），但目前的国际体系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产生的贫富分化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国家间会产生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另外，世界秩序的霸权国与世界秩序的异质国家（如中俄）是否会产生冲突仍存在着未知因素，因为尽管像中俄这样的国家已经在冷战后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经济上已经从这种体系中获得一定的收益，潜在地有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动力，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在经济分配上感到不平等，政治意识与制度上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并不一致，经常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的牵制和改造的压力，在军事上具有一定的反抗世界秩序中心力量的能力，因此，中俄两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反应既有维护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
王正毅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一书中应用世界体系论研究了东亚、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并表达这样的思想：历史上东亚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区域国际体系，但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以来，以中国为中心为东亚体系受到破坏，逐步瓦解，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自中国加入世界体系后，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而世界经济体制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目前中国就是要利用世界体系发展自己，同时要变革这种体系，使之有利于自己，而美国对中国的强大会感到是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这与李滨的观点有类似之处。
除了上述的总体性的教材和著作外，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大量专门性的国际关系方面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涉及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更多地关注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如世界秩序与国际格局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成因及影响、和平共处、全球化问题、国际恐怖主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对外战略思想、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战略。另外，中国这一时期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论文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西方一些国际关系界重要学术观点和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理论基础进行批判，如对“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的批判。鉴于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与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学主要关注的方面不太一致。从总体上来说，这些论著侧重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调和平与发展、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提供学术支持。而以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点关注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和批判与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一直是中国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苏联与东欧集团会解体成为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不断解释的问题。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它们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落伍，这是世界秩序与国际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位学者提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合于模仿型大工业技术建设的体制，它在成功地迅速实现工业化之后，便丧失了活力，缺乏从大工业向新技术体系转变的创新能力”，从而导致了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竞争中落伍，这是苏联解体和世界秩序变化的根本原因。
还有的中国学者更全面总结了苏联东欧集团剧变的原因，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是：（1）经济建设滞后，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动摇政权的基础；（2）执政党政治集权过度、民主不足、个人专断、官员腐败，日益脱离人民群众，失去民心；（3）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4）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直接推动。
上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关于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趋向，中国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卫灵认为，当代民族主义的成因在于：（1）世界政治格局的剧变，两极格局的解体使长期被意识形态因素制约和掩盖的民族矛盾充分展示出来，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经过长期压抑后，以极端方式迸发出来；（2）经济全球化使众多发展中国家没有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加剧了南北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3）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为一些民族分离势力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条件；（4）一些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是导致极端民族主义重要因素。对于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向，他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政治民族主义会趋于衰落，经济民族主义也会以相对缓和形式表现出来。
庞中英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成因，他认为：（1）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利益的冲突的机会大为增加，竞争的烈度和强度也涉及全球范围，为了国家的利益，就不能不援引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2）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和民族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是民族主义力量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发展提供了契机。
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把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看成是近来民族主义负面作用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化问题也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除了翻译介绍大量西方国家左翼学者的学术作品外，自己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全球化对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有的中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而资本主义在这一进程中不仅把其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而且也扩散了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扩散到了全世界，造成了世界性民族间和社会阶层间的不公平，并且带来了诸如难民、环境、邪教、毒品、极端民族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这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威胁，要使全球化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有的学者还指出，全球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多样化，国际关系中经济问题的地位上升，超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问题凸现在各国面前；而且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国际组织来谋求制度霸权。
就冷战后国际冲突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伴随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世界范围出现了利益表达与认同危机，传统的国家在一定程度失去了社会整合功能，尤其在世界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这往往引发这些地区的民族或宗教冲突；各国的经济密切联系，使得有能力发动冲突的国际行为体的数量增加；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在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刺激下往往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从上述观点看，中国学者往往把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归咎于资本主义，认为西方大国利用全球化实施霸权主义。
“9·11”事件后，中国学者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有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把国际恐怖主义根源归因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落后和贫富悬殊、冷战掩盖起来的民族冲突与宗教矛盾迸发、精神危机与邪教。
还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的脆弱性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总之，中国学者把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归咎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贫富分化，归咎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精神危机。
由于和平共处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倡导的外交政策，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和平共处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和平共处的研究侧重于阐述和平共处对世界和平的意义，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与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一致性，并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但是，也有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如有一位学者认为：（1）和平共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2）和平共处并不违背国际主义原则，“无产阶级维护本的民族利益，搞好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事业，也就是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是履行国际义务的根本体现”，是在社会主义不够强大条件下的一种策略；（3）和平共处既是一种政策目标，也是一种国际关系状态，或者说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过程和平衡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谁也不能战胜谁的均势状态，它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和平共处是目前社会主义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表现，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特点。
在对中国政治家的外交/对外战略思想研究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特别是邓小平的外交/对外战略思想是中国学者近十年来研究的重点。比如这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有，裴坚章主编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俊彦所著《大外交家周恩来》（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梁守德、刘文祥所著的《邓小平的国际政治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滕藤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而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领袖人物的外交/对外战略思想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这其中以研究邓小平的外交/对外战略思想为最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学者中出现对邓小平外交/对外战略思想研究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遵循他晚年外交思想制定的。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对外战略思想的研究都是以一种崇敬的态度去挖掘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外交的巨大贡献，分析他思想中的深刻内涵。但是中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国际战略思想主要内容、核心与重要原则、特色与特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如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国学者就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主要内容可分为六个方面，即：（1）“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论；（2）“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新的战略对策；（3）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强调国权重于主权，反对干涉内政，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结盟，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4）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当头，对外政策上超越意识形态；（5）实行全方位开放；（6）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也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分为五点：（1）“世界大战可以避免”，（2）“和平与发展”主题论，（3）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4）“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5）把国家利益与安全把在首位。
中国学者通过研究邓小平的外交/对外战略所要揭示的，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对外战略思维是基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基于扩张与谋求世界霸权。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战略也是近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学者对此写出了大量的文章。有的学者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因为冷战后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性，世界秩序面临着新的变化，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利益与世界秩序密切相关，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强调领导地位，塑造中国的世界角色。
相反，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目前所的国际地位，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保持“韬光养晦”的策略，因为中国仍是世界经济中的外围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向着有助于资本主义中心大国方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环境没有向好方面转化，同时也不具备引导世界秩序的物质和道义力量，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仍是“求生存、求和平、求发展”的战略，必须保持“韬光养晦”策略，同时在这一策略基础上有所作为，为中国赢得相对好的和平发展环境。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战略问题随着后来“和平崛起”（有的中国学者仍用“和平发展”）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在中国学者间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只能实行和平发展的战略。尽管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中，中国学者一般没有用太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论述这一问题，但在实质上，中国学者在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的课题，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之路不应该重复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之路（扩张掠夺之路），它的发展应该给世界带来共同的富裕与和平。俞新天在《认识与避免当今世界的冲突与战争——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文中指出，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有利于国内发展，而且也是对国际和平与繁荣的贡献，走和平发展之路可使中国人民避免付出一些本不该付出的代价，国家资源和由发展而产生的财富，不但可以普惠人民，而且可以将其一部分投入到国际互利合作中，使中国人民和所有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都能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得到好处；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机融合起来，使中国与世界携手应对威胁，共享安全；从预防冲突和化解冲突角度看，和平发展可以构建更广阔的合作平台，解决可能产生冲突的矛盾。
除了上述的热点问题之外，中国学者近十年来还对西方国际关系界一些重要观点（如“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进行批判。这其中共同之处是：民主并不能保证国家间的和平；只有维护主权，才能保障人权，人权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还包括生存与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保障政治平等与自由的基础。尽管中国学者的许多分析不一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这种批判的目的是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辩护，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的新干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