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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发生的具有全球重大意义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相适应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昌盛势头。这是一个正在开垦的领域，是一个吸引了越来越多有抱负的年轻学子的学科。本书讲述的是中国和平崛起阶段国际关系学的“故事”；更准确地说，它要介绍和探讨的是最近十年（1995—2005）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这一方兴未艾学科内部的各种流派、代表人物及其特点、承上启下的特征以及存在的缺失。
下面，我想分别简要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阶段、各个主要分支和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当前阶段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背景及内容。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长历程，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讨论，更谈不上成熟的阶段划分意见。以下五阶段划分仅仅代表笔者个人的看法。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零星探讨、缓慢萌芽的时期。根据石磊先生的看法，“建国以前，中国的仁人志士、爱国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列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方的侵略和中外关系领域，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资料汇编。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另外还有一些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国文周报》、《世界知识》等”。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向导》、《群众》、《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些党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社论、专论和文章。抗日战争时期还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一批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丛书，国民党统治区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对东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李石生先生也指出，“解放前后上海《世界知识》社就有一些学者研究国际问题，如金仲华、钱俊瑞、刘思慕等。他们成立了国际关系学会，还出版了《战后国际新形势》、《论美苏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法》等论著。”
王军博士通过检索与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资料发现，建国以前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并不少见
。它们中不乏国际政治教材，国际问题专著，亦有编译与翻译作品，以及与外交部相关的各种资料、报告等，甚至还有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关于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书籍以及与我们最近几年兴起的各种国际问题研究“黄皮书”相似的年度形势分析系列。
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散乱、零星的状态：缺乏整合的机构，没有统一的规划，研究水平比较低下，教学工作和招收学生具有“零敲碎打”的特征，学科概念和方法论的探讨很少，基本谈不上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对话。不难理解，这种局面与那时中国国家整体的虚弱、分裂状态是相一致的，也与中国整个的新闻媒体、教育事业和研究事业的不充分发展相吻合。
第二阶段（1949—1963），学科建设的初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事业发展奠定了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中国的各种文教事业才真正起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及国际问题才开始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包括大量的建交国和非建交国与我国的各种政治经贸关系，促使领导人决定创建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最典型的莫过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下属外交学系的组建和后来的扩展。到1955年，人大外交学系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主要培养外事人才并进行相关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一块基石。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事业，与中国外交及政治体制那一时期的“一边倒”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的榜样，成为中国学科建设的教科书导向。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旨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则“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
除那些介绍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外，中国有关人员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供给中央决策和职能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和调研报告，公开发表的论文很少，独立研究的学术著作是不被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主要是对策研究，确切地讲是注释性、追踪性报告或建议。不论机构设置或研究主题乃至思维方式，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及教学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
第三阶段（1963—1978），“极左”思潮主导的时期。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第二阶段的延续，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唯一大的不同是最高领导层对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的重视，以及相应在制度建设及经费拨付方面的强化。显而易见，中苏分裂乃至对抗的格局，使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感受到“反修防修”的急迫性和在世界范围重新谋划战略格局的必要性。因此，除一些重大政策性调整之外，年轻人的培养和相应的对策分析得到了更大的重视。1963年，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
出台。根据其精神，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并陆续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机构，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是一个包含两重性的过程：一方面，这些院系研究所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均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均不同程度地朝专业化方向迈开了步伐，比如发展出若干研究方案及教科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培养了一大批在80年代前后支撑中国教育事业和研究工作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及教学加强了“革命的氛围”，同时大力批判苏修美帝，援助发展中国家，国别研究与专题研究和教学中也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第三世界问题、资本主义总危机等课题的探索，相应的成果出了一大批。
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革命语言与反帝语言成为话语中的主基调。当时的热点议题反映了这一特点。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题目有：“拉丁美洲土地改革与土地制度”，“各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对美帝国的揭露”。
可以说，虽然中苏在政治上分裂了，国家间关系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但在思想脉络上中国与苏联仍然处于“光谱”的同一端，教学、研究及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总体上观察，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缓慢成长，但未跳出苏联的影子和路数。
第四阶段（1978—90年代初），大力借鉴欧美经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开放学习的热潮，这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的面向”（邓小平用了“三个面向”的表述，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相关事业的兴旺。首先，研究和教学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壮大，超越了传统的重心（即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中心）。外交部系统、安全部系统、军队系统、大专院校系统、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新华社系统，都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力量；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理论研究的“中心基地”外，东北、西北、华南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结合本区域的地理、需求和对外交往特点，逐步形成了独有的国际研究方向及特色。其次，从原先的简单化的“政策注释”的单打一局面，逐渐形成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并重的格局。在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努力了解、借鉴国外经验，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同行的成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引进和学习浪潮”。第三，出现了一批国际问题方面的专业刊物，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西欧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观察》等等，为学者和教师提供了发表自己见解和展开批评的园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富有活力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眼看世界、竭力向发达国家靠拢的阶段，它与六七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革命”、“造反”和“推翻旧秩序”的精神，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号召所取代。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
之前，这一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像整个中国学术氛围一样，尽管学习、借鉴外部世界的热情高涨，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沉下心来研讨外国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而更多地是注意一些带有政治变革意涵的思潮和观念（如“政治多元主义”、“新权威主义”和“政治现代化理论”），与此同时却缺少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应当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政治体制和社会气氛方面的原因，也是学术界自身的各种不成熟冲动所致，它与“文革”后年代的拨乱反正有联系，体现出中国学术精神生活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的一种自我释放和矫枉过正。不管怎么说，这一阶段有了大的进步和扩展，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般的新起点。
第五阶段（冷战结束至今），世纪转换、世代交接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适应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之大背景的时期，是中国学者的批判意识和自主意识得到不断加强的时期，是知识更迭、新人辈出、学派流派涌现的时期，也是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一个时期。不用说，苏联的解体和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转型过程的复杂艰难）、两极格局的结束和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称霸，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和各种反全球化抗议的兴起，以及生态危机的深化、能源争夺的加强、地区冲突的不断、核扩散阴影的扩大、宗教及种族间隔阂的加深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等问题的显现，都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新的警醒。中国学者也在反思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过的简单化改革思路。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中国人更多地走向世界，中国学术界自然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领域。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更大互动，是相关学科建设的兴盛和更多年轻人对国际问题兴趣的增加，加上政治气氛的日益宽松，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增设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专业及课程乃至国际关系院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有40多个国际关系学院，其中多数是90年代以来新建的），越来越多的报刊杂志和电视广播增设了国际问题的专栏、频道，外交、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方面的研究、教学越来越像是一门“显学”。在这一时期，引进外国同行作品的速度更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流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方面的很多著作迅速有了中译本；中国学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是难于计数，单从数量上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和外交学方面的教材就不下数百种）；不仅许多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或叫“国际关系”）的院系所，连一些传统上与文科不沾边的理工科院校也成立了国际关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那批学术领导人逐渐淡出、主要是从欧美回来的一批中生代带头人仍相当活跃的同时，一大批中青年骨干（其中多半拥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以上学术职称）迅速崛起在各个新兴分支领域，拥有了逐渐上升的发言权。这批四十岁上下的“希望之星”的优点是，有幸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特殊时期，从事研讨的政治气氛更加宽松，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主张把理论与中国现实做更紧密的结合，专业和外语水平都不错；尽管目前阶段他们仍有一些弱点，包括思想理论的不成熟，但这批青年学者却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这一领域的方兴未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全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思想探讨和制度建设都曾陷入低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预想不到的方式解体，昔日的超级大国沦落到二等国家的行列，原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转型的艰难，现有唯一霸权国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狂妄与蛮干，都预示着两极时代的特殊氛围（各自推崇自身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学说、排斥对方的思想影响力）不复存在，提示了必然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低潮期和原社会主义世界的迷茫期。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却因为“9·11”事件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挫败等事态，被注入新的刺激因素；擅长剖析资本主义外强中干一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研究，也因此而进入新一轮的“抬头”过程。
从上述简略描述里，人们不难察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事业的艰难和希望所在。最近十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教师和研究者所承担，他们的外语比较好，很容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等地左派思想家的批判性论述，对诸如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深刻矛盾、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等现象加以剖析
。然而，这一时期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的现象。尽管中国党和政府在国内政治生活里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新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如何加之运用，却缺少成熟而完备的答案。譬如说，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外部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各种手法所致，还是执政党内部的原因造成，或者起因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和封闭状态？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强权，为何盛而难衰，又为何（譬如说）与老欧洲的一些重要盟友渐行渐远？中国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行世界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进程，显然到目前为止获利多于损失，但从国际博弈角度看，这种趋势是否能保持下去，比如说美国甘愿见到一个位于亚洲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崛起吗？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思想至今是否还有效用，能否落实到中国外交决策的具体措施方面？诸如此类还可以列出很多。回答它们并不容易，原因是，在中国，诸多传统解释与现实生活过程脱节，意识形态的说法与实际的政策措施之间无法保持连贯。其实这种矛盾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批判和否定，而现实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基调强调的是合作与协调的一面，尤其是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长期战略对话和稳定关系，它自然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临了艰难的解释工作。
从研究方法观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依然是多数人遵循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有一些人借鉴“西马”角度，从反对帝国主义新霸权、强调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入手；最新的动态则是，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如何创造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
，为人类未来、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模式。不管是哪一种视角，都远未达到系统和成熟的程度，在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到当今国际关系系统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我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思想、社会批判理论、民族宗教学说、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批判、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形式与后果的分析，等等，均有不可消解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解释力，也都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及完善。
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学派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的主流之一，哪怕是在相对扩展缓慢的时期，它仍然是第一大流派。这与各种现实主义思想所追求的“国家权力”、“民族生存”等目标有关，与它们对当下重大利益的敏锐把握有关。正是这类特质，使得现实主义思想必然受到政治权威的青睐，得到国家政府的采纳。但近些年来，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面临了日益增多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中间包括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出现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冲击、国际制度的推广带来的对传统强权政治的约束、全球性问题的深化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安全议题的“泛化”以及人权议题的抬升对主权意识的削弱，等等。在全球各地区、各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里的现实主义学说虽然花样不断翻新，遭受的质疑抨击
和“一支独大”地位的下降，却是非常相似的。
在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虽然近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现实主义的元理论、核心概念（主权、冲突、霸权、国家利益等）和研究方法（如计量统计学和科学方法论）等领域取得了某些突破，但总体上讲，现实主义学说似乎成了一个“受嫌弃的大孩子”，其影响力呈下降趋势，在年轻学子那里尤为明显。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反计划经济模式的市场化改革潮流不无关系，反映出社会生活中“国家重心”的降低和知识分子批评意识的增强。不难见到，现在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和各种期刊，很少讨论和刊登论述国内外（新）现实主义进展的东西，即便有也多半带有批判和超越的味道；很多博士生做论文时，经常以建构主义和国际制度理论为参照系，鲜见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创新。这是一个真正两难的处境：一方面，现实仍然十分需要理论，政府迫切希望学术界创造出有份量的论策之作，为执政党的对外部署和外交部门的复杂博弈献计献策，这看上去是推动国关学界尤其是权力政治学派的强大诱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内外各种原因，现实主义学派的名声不佳，年轻一代的跟进水平远达不到被期待的程度，相关的研究成果不用说在国际上难以得到承认，国内的影响力也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学说及迅速崛起的建构主义风潮相距甚远。
问题本身孕育着解决问题的希望。我以为，传统现实主义流派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忽略和轻视国际关系中的进步与变化，有意降低全球化进程里不可阻挡的国际规则的铺展及其作用；二是拒绝承认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顽固坚持国家议程和高政治的“神位”，并因此而否认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利益和非传统疆界的重大价值。如果意识到这种缺失与问题，努力改进现有的工作，现实主义思想仍将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有影响力的学说。著名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吉尔平（以及最近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福山），在承认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多边机制的约束力方面，正在做出有成效的改善。显而易见，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界并不缺变革的动力，现实主义流派也有提升的很好机会，像一些出色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
，即融合与借鉴其他学派新近发展的工具箱，用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现实的挑战，回答崛起中的中国与现在世界秩序磨合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如东亚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全球能源竞争背景下的大国战略协作、霸权稳定秩序下的多极化推进、“文明冲突”阴影的加深、国际反恐斗争的教训与中国的应对之策，等等）。年轻一代的中国现实主义学派，若能充分借鉴吸收其他流派的长处，也会有大的跃进。
隶属自由主义学派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是近几十年来上升势头迅猛、自身根系庞大的一支，可以说它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学门下自由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这一学派分支探讨的诸多内容，如全球性危机与全球范围的治理、全球伦理与全球价值、各国各地区的相互依存、国际制度与各种规则、国际规制对国家的改造、国际组织为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如NGO）开设的不同平台、国际组织本身的惯性与内外博弈，既有政治哲学的新意涵，又有方法论的独特贡献；它们折射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即：一种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开放为基石的过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逐渐消蚀了冷战时代的政治对峙和冲突逻辑，而这一过程到了90年代更发展到鼎盛期，塑造、侵削着全球不同角落的各种体制和意识形态。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学派，受到双重因素的鼓励：一是国际环境的上述变动趋势，一是国内政治经济氛围的宽松化与市场化。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学派逐渐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与现实主义学派低迷徘徊的局面不同，它呈现的绝对是一个上升的态势；与目前刚刚叫响、仍主要着眼于理论框架、来自于学者自觉的建构主义学派也不一样，它与实际发生的社会生活紧密吻合，得到后者源源不断的强大推动。不过，与西方的同道亦有所区别，在中国，“自由主义”仍然是一个多少有点敏感的字眼（纯粹经济学的内容可能除外），它旗下的政治哲学、历史观念、国际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国际制度学派和全球治理学说在内，常常必须依托“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国家优先”的抬头，绝大多数学者和研究人员自觉努力将国际制度理论适合于中国国情，即把它优先同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常见的事例有关于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CTBT（核禁试公约）、APEC（亚太经合机构）、PKO（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的案例讨论。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的一大特色。
展望今后一段时期，我认为，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仍将保持活跃的姿态。其根本的动因自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的势头；从邓小平引导的重大转向之后，中国这艘大船已经不可逆地驰向了全球化的大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理论也具有了更多“全球主义”的色彩（这里，为方便起见，我没有区分使用“自由国际主义”、“国际制度学说”和“全球主义”等概念，虽然道理上它们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差异）。另外一个理由是，目前阶段看上去归属这一学派的很多年轻学者
并不明确宣布他们的定位，而是宁肯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主要港湾，在各个理论岛之间穿梭和观测，从而带来事实上的跨学科跨领域探索过程，带来传统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外壳消融和其他流派（如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及方法加入进来的多元化趋势，典型事例如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组织、规则、制度和惯例的多层多样（有时显得自相矛盾）的大量研讨及其作品。也许出于个人偏爱，我甚至觉得，这个学派是所有理论流派里最有前途的一个，它在当代中国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的生长，将逐渐呈现枝繁叶茂的树状结构。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的一支新军，大体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才形成了自己的“编制”。它也是国际关系学界（无论中外）崛起势头最猛的生力军，无论人数、影响力或是发展前景。有关建构主义崛起背景的讨论已有很多，比如，人们谈到了较早时期语言学和后现代思潮的作用，谈到了分析哲学和解构主义的启示作用，谈到了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思辨传统在当代的变异及其后果。单从国际关系学本身的成长来看，我认为，它的出现是出于对长期主导学界的理性主义各种思想之缺乏反思力和沟通平台的一种不满，建构主义的功能也由此体现出来，即：它好似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专门用来剖析各种现有思维范式（特别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主导性范式）的结构缺陷，切割、除去妨碍不同理论之通约性的重大障碍，揭示现存分析框架革弊兴利的路径。解构是建构的题中之意，建构是解构的转承起合。本质上讲，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理论，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史以来首次问世的一种系统全面的“反思性工具”。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建构主义研究，据笔者观察，不仅起步早、步速快，而且有创新、作用大，某种程度上这一工具在中国的使用效能超过了它的起源地欧美发达国家。在秦亚青
等人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用以往罕见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投入这一领域，不仅迅速翻译了国外同行的大量作品，更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观点和建议
。他们的独到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强调建构主义理论的社会学转向（虽然这在国际上仍是有争议的命题），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过去的国际体系、大国权力、战争与和平等高政治议题，拉向这些范畴的形成根源，拉向国际政治的国内背景，拉向更宽广的视野和话语。这反映出崛起阶段中国青年思想富有朝气和开创性的追求，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意识的变动性及其特质。其次，特别重视不同行为体之间互动的过程（即所谓的“主体间性”），而且与西方同行更为技术性的解析有所不同，中国学者把“国家进步”和“社会本位”的思考有意纳入互动的方向；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隶属这一学派的不但多是中青年，这些教师和研究者在与国关学界传统三大主流（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关系上，比较亲近理想主义的变异——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具有进化主义的内涵和改良主义的风格。第三，中国的建构主义理论研究者更加专注于“国家权力”、“国际制度”、“文化认同”三类范畴的辨识，赋予传统的体系论（结构论）、依存论、战略文化论以新的解释；单据本人有限的了解，近几年大量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到了这三者之间的再定位再思考，很多人并且拿中国的案例加以运用（例如涉及东亚一体化的不同进程评估，伊拉克战争的多角度透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后果分析等题目），展露出极有希望的理论成长苗头。
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我以为，与传统主流的几大流派相比，建构主义理论的建设力弱于它的解剖力，它的政治哲学意涵相对模糊，不像它的工具论、方法论、解释学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尽管上面讲到了中国学者在“社会学转向”的努力，讲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对思想界的默化效应，这一理论学派至今依然未能像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那样提出鲜明的变革议程（譬如说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方面），或像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那样提出“权力”、“生存”和“自助”的国家战略，或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提出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最高和最低纲领。与植根于近代丰厚历史的“老理论”不同，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更具学院派色彩，更多发轫于书斋和课堂等学术圣殿。这是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缺点，取决于人们观察的角度。如何使建构主义研究解读政治、走向公众、带动策论，而不只是思想界本身的解构、重塑和赏析，可能是下阶段中国建构主义国际关系探索的重大任务之一。无论如何，我想说，这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领域。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有关是否应当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学派的议论日渐增多。不过，中外对此议题的理解和兴趣相当不同。从国外来看，既有学术兴趣，也有战略关注的成分，研讨者的队伍和讨论的内容相当庞杂：从人员上讲，有一些华裔学者、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有外国的“中国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专业分析者（美英两国居多）；从内容看，涉及到诸如中国人关于“和平崛起”及后来的“和平发展”概念的解释、中国军方和研究界对《孙子兵法》等传统战略文化的探讨、“北京共识”的中外解读比较、中国学界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多边主义研究的进展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中国人使用的某些特殊词汇（例如“韬光养晦”、“多极化”、“和谐世界”、“战略机遇期”）后面的真实意涵，等等。总之，国外在这方面的关注，权力政治的因素占有重要份量，人们希望由此发现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解释后面的“底色”，了解中国的实际战略策略目标。
相形之下，我国大陆学术界的兴致似乎更加单纯，更加侧重学理。人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同时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度，能否创造出有生命力的“中国话语”、“中国视角”和“中国命题”，能否摆脱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上的霸权束缚，能否在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不仅提高中国学术的水平、而且提出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独特理论，诸如此类。依我看，这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即冷战结束前后的论争，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到90年代中期告一段落，其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有中国的特色理论
，它实际上与邓小平推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最初的倡导多少带有政治宣示的味道，反对者也有相应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诉求，总体上探讨的学理层次不丰富、水平也不算高；后一阶段是最近的十年，争论的焦点转向“如何做”的问题，更多审视了中国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缺失、长处与短处、启动的机遇和约束的条件、相对坚实的内核与逐渐消融的外壳等方面，探索工作进入到新的层次与领域，争论者各自使用的“工具”也有所更新。
我个人算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参与者，始终坚持如下主张
：第一，大国与中小国家不同，后者很难创造出得到公认并且共享的“公共产品”，而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一定有它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有它独具特色又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和思想传承，有它不依附别国的大国意识和取向，包括内政和外交特性、思想和理论特质、身份和认同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印度就像美国、俄罗斯一样，迟早会显现这种东西，只是要看条件成熟与否和环境适合与否。第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不是叫出来的，更不是政治压力下给逼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一个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的学术探索事业；中国特色或视角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只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过程一道萌芽和壮大，只能依从学术自身成长的客观规律逐步深化和完备。必须想清楚，它将是一个相当艰巨而漫长的进程，绝非依靠领导讲话动员、“毕其功于一役”的任务。第三，在眼下阶段，推进这一进程的主要路径，不是纠缠于过于宏大的命题，而是更多要靠具体的问题研究、扎实的案例分析和冷静的反思立场，通过解决问题得到充实，在克服障碍中获取进步。这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水平高得多的发达国家同行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引进和借鉴的工作远未结束。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中外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基本上，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规范的手段进行研究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有专门刊登以计量统计和数学模型分析国际关系的学术刊物，方法论的研讨在那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检验是判别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不用说欧美历史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精密科学和实证逻辑，这种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及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发生所谓“行为科学革命”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例如，摩根索和沃尔兹的差异，就很好地折射出不同世代美国国际关系大家的不同特点：前者的历史学背景和人文主义色彩浓厚（虽然《国家间政治》同样拥有严谨的体系论思想和清晰的阐述层次），而后者显然有更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和受到更为严格的科学思维逻辑的训练（尽管《国际政治理论》的作者对人性的了解和把握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大多数同行，在他早期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里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大体上，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在清华、南开等大学，陆续开设了国际关系方法论的课程；相关的著作及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增多的趋势。博弈论、数据分析、微分方程模型、概率统计、内容解析等方法，都可以找到其应用者，发展的势头较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另一方面看，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了“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在很多号称“学术”的著述里，缺乏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起码的引用和评估，让人看不出作品的原创性和知识背景。市场经济下面某些浮夸和浮躁的不良风气，妨碍着许多人坐冷板凳和下大气力，去拿出扎实精准的数据和论据，去参照原本必须参照的东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批评工作也很少，对于上述现象缺乏严肃细致的梳理和解析，特别缺乏依据扎实的案例和过硬的数据展开的批评。据我看，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依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
。
展望未来，也许需要做以下提醒和建议：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到目前为止，国内仅仅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即200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个杂志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和象征性的契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非常不够，我们还应有分门别类的各式研讨，包括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名义组织的有计划有目标的方法论推广和评介工作。其次，一些起领头作用的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应当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就我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言，《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今后几年将大力推动这方面的事情，尤其要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学者方法论意识和能力。我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探索水平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严格意义上讲，国际战略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独特的范畴、对象和方法，把它放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框架下面谈论，似乎有点“委屈”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战略理论不论在中国外国，从一开始它就与外交、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有天然联系，它的很多命题及思想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再好不过地提示了这一联系。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历来并不缺少战略思维和战略问题的研究，缺乏的只是国际战略的一般理论，缺乏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的兴趣。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变化，尤其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的这些年有所改善。突出表现在，标题为《国际战略学》或《国际战略理论》的教科书和专著开始出现
，对中外国际战略研究和战略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的探讨逐渐增加，一批专业性国际问题研究期刊设置了［国际战略研究］或类似抬头的专栏，军队和地方一些重点院校越来越多地招收国际战略研究方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战略”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的缺失。我认为，上述国际战略思维的抽象化和层次提高过程，是中国迅速崛起、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复杂化之现实的折射，是中国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学术界期待超越单纯“撞击反射”式研讨之迫切要求的体现。国际战略学的研究，包括相关的制度性设置和资源投入，旨在使单纯的战略问题应对变得更加扎实，使中国过于朴素的传统战略思维变得更有学理基础，更有连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的十年左右，可能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时期。不过，像整个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样，我们国际战略研究的理论化水平还不高，重大创新成果（特别是得到国际公认、产生广泛影响的成果）有限，方法论意识相对淡漠（一个例证是，在中国，绝少听到有关国际战略学界召开学科性及方法论会议的消息）。假若向国外同行查询，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有广泛影响的属于中国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理论），大概只有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当代的毛泽东游击战学说
；孙中山、邓小平等伟人思想中的国际战略成分，仅仅是部分地得到挖掘、研究和承认；至于一般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者的作品及其论点，在国际范围被引征被参照的程度更是相当低，尤其对照美国国际战略学者（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福山、米尔斯海默等人）的作品而言——这种情形当然不止是用汉语和英语国际通用性的差异能够解释的！
面向未来，我以为，除开一些具体的课题安排，一些技术性的改善之外，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工作至少应考虑以下大的改进：一是体制上，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努力打通军方主导的国际战略研究与地方科研院所同行以及外交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步消除目前这种“几张皮”的局面；即便是一些重大而敏感的研究项目，例如航天航空开发的总体计划、台湾问题的军事解决方案、对一些潜在的涉及其他大国的战略安全隐患的处置意见、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之总体思路与阶段目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安理会改革的指导性意见、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高层次战略对话方向，等等，也应当邀请主管部门和操作者之外的专家学者参加（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层级）；适时建立权威性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相关机构，在最高领导层的指导下统筹解决布局和协调的工作。二是研究工作中，不仅要加大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理论和重大问题的投入力度，而且应当允许与主流说法不完全一致的其他思路有表达的机会，允许民间的研究机构和公众媒体加入到评判与建言的行列中来
。国际战略研究固然有它的特殊性和敏感之处，但如果保持开放的姿态又能够把握好分寸，我想完全有理由期待有更多的人和机构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令中国的国际战略学有理论“厚度“、有更扎实的社会基础，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上述两方面合起来，总的意思是，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胆子要更大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些。国际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略有不同，在这一特殊领域，领导者和主管部门的开明态度与理解力，对于学科的系统建设和思想的深入探讨，对于有胆识有远见的大战略的问世，显得格外重要。
从国际范围看，全球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由一批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撰写的题为“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的两份报告，好似警世宣言一般，提醒世人注意全球性问题的加剧趋势，批评了现有的国际安排、国家体系和思想观念对此的麻木不仁。尽管在那以前早有不同的人做过类似的批评和研究，只是在“罗马俱乐部”这两份有巨大影响的报告发布之后，全球性问题的研讨和全球化进程的反思才真正提上各国知识界和政府的有识人士的议事日程，全球化研究才算是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这方面的追踪相当迅速。80年代就有一批有关全球化的译作问世，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间更是全球化思想深入人心、全球化研讨受到热捧、全球化研究成为“显学”的一个时期。究其原因，可以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球化大浪下为数不多的“弄潮儿”；正是这种机缘，与国内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氛围配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人格外青睐全球化研究的结果。在思想理论方面，不能不提到李慎之先生
的特殊启动作用：90年代初李慎之倡导的几次会议和他后来撰写的几篇振聋发聩、受到广泛争议的文章，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讨努力和著述发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化问题的探索，对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这方面的关注，起到了引导和推助的影响。短短的十余年间，有关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工作，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最初时段的多数中国研究者，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一个不以个人和少数国家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科技提升及一体化的进步浪潮，人们对此当然抱有一种热烈欢呼和拥抱的态度。这也是改革开放头些年中国刚刚入“快车道”的心态折射。这一派的学者，主要是从器物和技术的层面研讨全球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球伦理、全球治理、全球制度的各种设想
。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有各种批评声音和消极因素（例如全球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国所在的东亚区域于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化持批判立场的人数增加，反省和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宰的“全球化冲击”的作品与日俱增。这些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自欧美留学后返国的高级专业人士，对全球化进程的“美国色彩”有相当深刻的认知，基本上把全球化视为二战后“新古典自由主义”美式秩序的一种全球性推广。对当代国际制度本质的剖析，对美国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诱导全球化进程的企图进行批判，是这一派人士时常祭出的不二法宝
。第三种声音来自于中国官方及主流的学者和媒体，一种更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取道中庸”的立场
。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态度，既强调看到经济和科技之全球化铺展对中国的机遇，又要对它的政治后果和信息冲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散保持警觉，即使是在纯粹经贸、金融和技术层面也主张区分精华与糟粕以“趋利避害”。在这一派的分析光谱下面，全球化过程既有“光明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人为导向的某些“阴暗面”。它好似一柄真正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劈荆斩棘，也可能伤害自身。总之，假如梳理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全球化研究的论述，基本上可以把它们分门别类、划入上述三类范畴。
不过，尽管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初显思想学派的林立之势，这类讨论的原创性和理论含量仍嫌不足，对外部世界也无多大影响。所谓“原创性”不足，是指我们的探讨范围和命题本身，并未超越国外一些同行早已做过的工作；而“理论含量”的缺乏，是指目前全球化研究对于国际关系学的范式冲击仍然有限，现有的各种研究工作虽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很难找出纯粹理论和方法的像样改进。同样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我们的各种不同声音在国际舞台上传播很少、沟通不畅，以至于我在各种国际场合经常被问到诸如“中国是否译介过全球化研究的外国作品？”“中国学界是否有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之类的奇怪问题。在很多外国人（包括相当多的对华友好人士和“中国通”）看来，中国仍然像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学术苍白无力的一个“前理论区域”。对此我们应有十分清醒的估计，有做艰苦努力的准备。
在国际关系学的所有分支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甚至可以说，远在国际关系学正式创立之前，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著述已经闻名遐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外扩张必然性的分析，列宁以及他那一代的苏联和西方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论述，都是近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例。其实，不论古今中外，在真正的大思想家大战略家大政治家眼里，政治和经济原本是不可分的，所谓这“学”那“学”只不过是瞄准特定的需要、被人为的切割而已；看看孔子的《论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治理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以及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均渗透着“大政治”的智慧，也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经济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大原理。不过，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门学问，就不得不根据学问本身的要求界定它的形式和内容。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所谓全球化和相互依赖过程，启迪于这一过程中后期欧美一些著名学者的作品（例如金德尔伯格、理查德·库柏等人关于后霸主时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论述，吉尔平、苏姗·斯兰吉奇等人关于国际权力、国际战争、国际金融、地区一体化等重大进程之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这些分析在新的层次上以新的视角“回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提醒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这一宝库的整理发掘。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展与欧美同行几乎是同步的，它同样得益于邓小平推动的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进程让中国逐渐融入现有的世界体系，在获得重大好处的同时也体验到它带来的各种麻烦与问题。中国学者同样注意到，单一的工具箱无法应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而必须“复活”一度被冷冻被遗弃的政治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把它应用到国际政治、安全和外交等现象的分析之中。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黄金时代：不只是在学科的对象、范围和方法上有许多争论和著述，人们更在不同流派学派IPE的比较方面，在对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危机和进展的追踪方面，在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最新进程的评估和批评方面（典型事例如我国与WTO的关系、与联合国的关系、与现有军控体系的关系、与世界银行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与国际能源开发和运输体系的关系、与全球生态保护趋势及绿色和平运动的关系、与有关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关系、与形形色色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等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当代西方一些有价值有借鉴意义的学说，努力把国际政治学的新旧理论和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各种激进思潮），同经济学（尤其是新开发的）那些引人注目的理论进展（如理性选择论、多重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地区功能主义等）结合在一起，多学科、跨领域、统筹地加以运用。也许是从经济学这个被誉为“社会科学里面最完备的学科”受益颇多，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比国际关系学其他分支更加强调研究内容的规范化和假设命题的检验过程，包含了更多的数据分析、统计报表、方程模型之类，这在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那里尤为突出
。
在赞扬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领域的某些缺失与不足。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学科定位的模糊。与国外的状况一样，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从业者们，至今仍在为IPE究竟是独立的“一级学科”还是国际关系学下属的亚学科的问题争论不休。在中国条件下，这一争论不止有形而上的意义，更有实际的资源配置和利益驱动的考量，比如说涉及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人才培养、资金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即使在教育主管部门和重点大学内部，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也混乱不堪，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的发展。另外一个问题，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不高及与政策应用研究之间的不协调（更严重地说是“断裂”）。一方面，不难看到如汗牛充栋般的专著、教科书和论文，但这些东西中有大量是仅仅为了评职称、报项目和会议发言所用，其间不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之作（或缺少理论的创新、或缺少通俗易懂的解说、或缺少扎实的案例、或缺少有针对性的建议）；另一方面，政策制订部门和相关的研究机构的多数人士成天忙于事务性应对，并不看重潮水般涌来的“作品”与对策建议，很少认真研读和努力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结果要么是将学术界的东西“束之高阁”，要么应景式地搞一点调研、听一点意见，“结合”依旧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它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研究者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限制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本来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的功能。
国家利益的研究，在中西方有非常不同的遭遇。在欧美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学里面，国家利益范畴始终占有核心的位置。据考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已有研究者专门探讨了国家利益的界定、范围和分类；直到现在，这种讨论始终没有止息，譬如讲美国人近些年来划分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的不同国家利益等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特别是权力现实主义）始终明确地将提升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研究工作的中心目标。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不同说法，美国的政治人物从来不讳言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方面任何别的内容（例如意识形态的追求、具体的地缘政治目标或者学者的研究工作）应当保持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在西方，有关国家利益的政策目标、理论研究和现实做法之间保持着逻辑的连贯性。
对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国家利益问题，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首先，从原则上讲，民族国家利益往往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所强调的“国际利益”发生矛盾。研究者的取舍由此而变得比较微妙甚至困难。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像在转型前的苏联东欧国家一样，谈论国家利益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学术研究在这方面经常会闯入禁区。谈论和研究国家利益，可能被扣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帽子。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束缚逐渐放松，追求国家利益不仅不是一件麻烦，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鼓励。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船的引航人和掌舵者，对于开辟这方面的思想言论空间，包括他本人对国家利益的强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理论的鼓舞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探索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90年代中期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的出版及其跟进的各种著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从理论上分析，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利益，与党的目标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追求之间，仍然有不够明晰之处，恰似在国家内部政治生活里关于“法大还是党大？”的争论一样，研究者常常有在发生具体冲突的场合“孰先孰后”的困惑，至少理论上这一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以为，这是制约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瓶颈所在。
从发展前景讲，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是有希望的。这里不仅指理顺上述关系的重要性有可能逐渐受到重视，也指在具体方面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海外影响力的增大、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体效应逐步显示而逐渐拓展和深化。就我现在考虑的内容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探索的：其一是区分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顺序（核心、重大、一般利益等等），做好各自理论的论证工作；其二是根据新的形势，加强对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和国际社会实现途径的研讨，把这类讨论提升到更广阔的空间；其三是研究国家利益实现的博弈过程，也就是说看到整体利益下面各种利益集团的作用，研究不同利益的表达方式及其在“合力”中的份量，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样的复杂大国是需要的。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界定国家利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和修正的过程
；曾经正确的定义和内涵可能不适合新的形势和条件，而过去和现在没有纳入的很多因素，可能最终会进入人们的考虑范围，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工作应保持开放、灵活的态势。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权问题的研究探索，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开始的
，近十年有相当快速的进展
。对于国际政治的这一核心概念，中国人的探讨有独特的背景。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年代曾饱受主权遭割裂和践踏痛楚，因而独立之后格外珍惜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利；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核俱乐部成员资格的重要国家，一个在成长快车道上行驶的巨大经济体，因而拥有了日益增强的维护主权的实力。多少有些矛盾及落差的一个现象是，现在有很多国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中国人自己倾向于仍把自己国家想象为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家。历史的惨痛记忆，加上目前仍未解决的与周边一些国家的主权纠纷，特别是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东突”分离主义势力的隐患，这一切，与上述复杂想象结合在一起，使得主权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变得十分重要、敏感和难解，主权研究也具有复杂、多面、变动的特征。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当然是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相关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挑战。这方面如军事安全和领土主权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和与日本的海洋边界纠纷问题），如经济主权和安全问题（典型的话题有，当外资大举“入侵”，特别是中国加入WTO、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后，如何避免中国的命脉产业受到外方控制、如何保障民族产业有一个适应和生存的过程，等等），如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问题（譬如说防止不良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渗透及“和平演变”的问题）。这类研讨代表着主流和主导的声音，成果非常之多，不胜枚举。它们既延续了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传统，又根据日新月异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新时期应对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的不少思路。与此有别的另一类，是结合全球化的实践、国外同行的新进展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探讨主权观念的新形态、新发展、新趋势。它与前一类的讨论角度不同，出发点各异：一个是忧患意识，一个是革新意识；一个侧重问题的一面，一个细究机遇的一面。就探索主权观念创新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也有不同的取向与进展：有的指出世界范围主权“层化”的趋势，试图为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和政府的某些制度创新提供理论基础；有的不赞成将“主权”观念与“人权”观念二元对立，认为应当承认有限度的国际干预，强调进步的时代、进步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必须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捍卫国家主权；有的主张把主权的实现视为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简单是传统法理意义的静态概念；还有不少人研究和借鉴了国外（主要是欧盟）的经验，提出有关主权新的实现方式的设计性案例。这些探讨虽然尚未取得广泛共识，但它们的认知和接受度有上升的势头，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对此感兴趣的居多。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主观的、客观的各种原因，主权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开，还存在不少尚未涉及或有待深化的领域和课题。台湾问题是最典型的一个。据我了解，海外华人学者和台湾一些研究者，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法理构架，有不少有深度、有意思的设想，其中不光借鉴了欧盟等地的经验，更建立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特点的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比之下，我们这边的研讨气氛要弱得多，成果不多且千篇一律，个中原委值得深思。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和学者在国际场合，对于诸如“卢旺达悲剧”之类的事件，往往缺少响亮的声音，拿不出自己的方案。究其原因，我想不光是出于职业性、习惯性的谨慎，也不完全是因为台湾问题等敏感因素的约束，还由于我们对这类危机缺少研究，对里面包含的国际法解释不太熟悉。中国人理解的国际法，多半是老式教科书里讲授的，与现在的解说倾向及其法理依据有一定差距，后者不仅有条件地承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同时看重主政者的责任和行使主权的方式。仔细观察一下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动向就会发现，类似“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人道主义干涉”之类的说法，不全是少数西方大国的政治图谋和对外宣传，里面也含有面向未来的全球社会及其政治伦理的某些要素。对此复杂构成的国际法学说和主权解释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从未做过细致深入的探讨。如果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就没有理由延续这种局面。
与主权问题相同，安全问题的研究一向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像国外同行一样，中国学术界对于安全与主权两个范畴的研究，其内容有很多的重合与互补。因此，在介绍主权问题之后，以下对安全问题研究的讨论，只涉及这一分支下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我认为，最近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安全理论的研究，大体有几个特点：第一，与冷战后总体国际形势相适应，也与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保持一致，中国国关学界对国际安全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是谨慎乐观的，多数人认同邓小平时代开始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总的趋势”的大判断，研究工作上体现为，在不放松军事安全警惕的同时，加大了对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讨，“非传统安全问题”近一时期在学术界的热议
及在官方文件中的频繁出现，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第二，不仅在器物层面上中国学界的安全关注不断扩展，人们的安全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和充实，突出表现为国家安全的议事日程逐渐得到全球安全和人的安全（包括社会安全）这两类新的安全议题的补充，它显示出在新的氛围里中国研究者更加自信，开始培养自己的国际意识和社会意识，虽然全球安全和人的安全的研究尚未达到与国家安全主题平起平坐的地位。第三，中国新一代的安全研究者认真研究了国外同类工作的成果，特别是保持了对超级大国美国的各种重大安全范式和命题的密切追踪
。标志之一是，流行于美国的几乎所有大的安全理论和新概念，如“民主和平论”、“先发制人论”、后“9·11”时代的大西洋安全同盟理论、新保守主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的中美对抗说、奈的“软实力”观念、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等等，都有中文译本和评论，包括相应的内部分析和政策建议。第四，在长期对安全问题做定性的和宏观的讨论之后，最近这些年定量的分析有所增长，传统的安全研究习惯受到某些批评，用议程和模型推导预测国家间冲突概率的作品不时显现，危机预防和处理的观念正在形成中
，更加讲求精确、更有检验意味的研究工作逐渐浮出水面
。第五，一些中国学者强烈意识到西方安全研究的局限性，在尽量减少“美国化”的程度和影响的同时，倡导发掘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可以创造性转换和升华的成分，尝试建立有中国视角和内涵的安全理论，虽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工作相当吃力不讨好，整理和重建的过程才刚刚起步。
安全研究含有太多的线头，很难用如此短的篇幅一一说清，上面的介绍仅仅是若干主要的线索。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安全理论和安全问题的探索有特殊的重要性，非常值得我们投入更大的气力。但这种探索又不可能有定于一尊的模式，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出于不同的兴趣肯定会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安全理论的发展仍应着眼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个流派各种思想均有大发展的机会，尤其要鼓励年轻学者做有针对性、有科学规范、有现实基础的案例分析，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内的安全理论分支“枝繁叶茂”。在目前阶段，我个人以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水平还处于“中初级阶段”，中国学者要想马上做出原创性很强的大理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情况调研和案例分析上，譬如说看看在主权或能源纠纷的时候如何解决“安全困境”、在处理不同层次的安全难题时又如何建立它们之间的“动平衡”，把现有的一些工作做细做好，把公认的一些难题处理妥当，在此基础上再制订更高的目标，“聚沙成塔”、积小功至大胜。像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特色的形成一样，安全理论的深化及其中国特色的出现，将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逐步成长的过程。
民族主义的研究涉及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不同学科，我这里只能就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讨论做些点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际政治、安全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对民族主义的兴趣在日益增长。冷战的终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新一波民族分裂浪潮的抬头，对这种兴趣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至今的十几年，国际关系学界对它的赞扬和针砭一直不绝于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民族主义、宗教认同、文化文明之类的话题，在国际关系研究日程的位置比冷战年代大大提升。其实，像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的那样，具有“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等色彩的多个风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港湾的出现，并非全新的现象，而是一种“回归”，即近代国际体系的思想家早已具备的分析传统的再现——在古典政治思想里，国际关系本来就是包含血缘、民族、文化、领土和权力多重因素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界在最近的短短十年迅速接近了这一传统，尽管相关的研讨和作品多少仍显得粗糙、稚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受到了广泛的抨击，但文化和认同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亨氏的两本书（《文明冲突率》和《我们是谁？》）可以进入引证率最高的外国政治理论著作行列；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研究界一直十分关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解体浪潮、民族矛盾及其冲击波，分析其造成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冲突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的这几年，中国学者结合中东海湾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重新审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不少有份量的著述问世；有关部族、族群、种族、少数民族、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血缘和种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主体和非主体民族等概念，有关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构成理论、国家疆界与民族成份的不重合理论（跨界民族和泛民族主义理论）、宗教与民族构成的关系等理论和说法，有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关系的论述及其再思考，有关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不同少数民族的最新实地考察和某些重新解释，有关主要位于中国西部一带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新型恐怖主义的活动特性及其解决方案，等等，在中国研究者的笔下都有反映
。
看到进步的同时，也应承认不足的一面。我个人以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主要问题之一是，有关民族问题研究的各种职能部门、各种学术期刊、各种研究群体、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协调和整合，基本上是泛泛而议、各说各话的局面，其严重程度超过国际关系学界其他分支领域。中国国际政治和安全的群体，与从事纯粹民族学、人类学和宗教文化学的队伍，很少有交流的时候，以至于前者探讨的内容在后者看来可能“太浅”，而后者对当今国际政治和安全动向及其规律的了解存在同样的毛病。不用说，近十余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当代民族主义现象的理论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头，与欧美同行（无论是左派思想家或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达到的水准，还有很大差距。对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给世界范围民族主义新一波浪潮的涌动，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评估；对于基督教的欧美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走向，对这两大民族体系和宗教文明的恩恩怨怨，我们尚未拿出有深度、有预见、有影响的力作；对于遥远的非洲大陆根深蒂固的部族民族主义现象，对同样遥远的拉美地区正在兴盛的各种民粹主义思潮，中国研究者刚开始接触；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各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潜流，包括它们的生成、形态、后果，我们只是近几年才意识到其巨大的冲击力。总之，中国学界对民族主义这样重大问题的已有成绩，离中国的巨大规模、悠久历史、发展势头所要求的东西并不相称。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
从20世纪50年代始，有关地区主义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便在西方萌生，其中特别是西欧区域集团化的各种研究占有重要位置。从早期的功能主义学说、安全共同体理论、传播过程与一体化的关系的研讨，到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新地区主义理论、社会连带主义、复合安全理论等等，欧美学者始终领风气之先，创造出无数有活力、有思想性、有广泛影响力的地区主义观点和研究方法。理论的创造是与实践的发展相一致的。由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所引导、所牵动的全球范围的经济集团化、一体化浪潮，刺激了学者的思考和这一领域的探索。20世纪后半叶见证了地区主义理论与实践从欧洲一个局部向世界各个角落的推进。它是这一时期人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地区主义的研究在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切地讲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如下主要特点：首先，地区主义概念及其研究的方法在开始阶段作为一种“舶来品”，引进、介绍、消化、吸收的工作占有很大份量。与国际关系学的多数分支不同，对于中国国关学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安全共同体、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制度安排和观念形态等待，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在现有的成果里，翻译过去的各类作品，尤其是欧盟的案例分析和有关区域化进程的理论著作，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范式和各种相关术语的主要来源。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是，研究地区主义问题的作者都是中青年
，在这一领域完全见不到中老年研究人员的影子。其次，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实际需要和进程的强大推动。在中国，人们对于这类东西的兴趣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培养出来的。那场亚洲地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挑战教育人们，邻居的安全也可能是自身安全的一部分，经济的全球化正在造成“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相互依赖格局；而且，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给予韩国、泰国和印尼等国的经济援助，带来了出乎中国人意料之外的积极反响，加速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查阅文献就不难发现，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和中国政府随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的“新安全观”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著述才迅猛增长，成为一支新近崛起的“偏军”。最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地区主义尚算不上中国国际关系队伍的“主力兵团”。水平不够高，人数不够多，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甚至缺乏专门的教材和课程，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仅仅是在北京、上海的少数大学和研究所设立了课题和研究中心。一切只能算是开始。
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多种原因。一方面，从操作层面观察，中国只是与东南亚各国形成经济自由贸易区格局，在安全和政治的合作领域仍有不少障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更是矛盾重重，严重制约着东亚地区的整合与人们的信心，因而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仅仅处于全球地区化进程的初级阶段。此外，在中国，不管是政界还是学界，主流的看法是把地区化进程看成是国家利益实现的一种补充进程，看成是政府主导、经贸打头的对外政策过程，因而对它的纯学理的、着眼中长期和提升公民觉悟的研究偏少。在这里，对于地区主义的理解，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比如，与欧洲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更看重地区一体化的博弈过程和获利结局，而对这一进程带来的约束冲突、加强自律、增进法制的潜在效果注重不够。我认为，它也反映出亚洲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哲学相对落后的特性。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东亚地区主义依然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难题，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探索并没有给出成熟的答案，譬如说地区主义的领导权和启动契机，制度性整合与非制度性整合的优劣比较，经济一体化的法理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安全共同体形成的认同条件和观念背景，政府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合作同地区层面的社会交流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所谓“亚洲价值”及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地区合作及深度一体化进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大国权力关系（尤其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存在）对亚洲经济合作过程的影响，全球各地区（包括次区域）内部整合过程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迪，等等。解决这些难题，不只需要学术的努力，可能还需要政治的智慧、经济的成熟以及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之间的真正沟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国通常对联合国不会太感兴趣，至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政府政策很难结合。例如，美国虽然有不少联合国问题专家，他们的位置比较边缘化，其声音也没有多少影响力，从来不对主流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发生作用。中小国家则是联合国的天然盟友，它们总是把这个最大也最重要的国际论坛，视为自己表达发言权的一个难得的平台，看成是多边主义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北欧，加拿大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学术界对联合国及联合国研究的重视，对多边主义理论的兴趣及大量成果，就很能说明问题。对比之下，中国既不太像美国那样不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也不似中小国家那样倚重这类国际机制，而是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改变和国家利益的需要，逐渐加大对联合国和所属的各类国际制度（安理会、维和机制、联大及秘书处等）的投入和研讨。不过，迄今为止，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仍然算不上一个热门领域，至多是作为一支“偏军”而存在，对整个学界的理论创作和范式研究的冲击有限。
一般认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我的看法是，直至1995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才小有气候。那一年，中国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一批过去默默无闻的耕耘者开始崭露头角，像现在依然是中国联合国研究群体中主力成员的李铁城教授（语言文化大学）、郑启荣教授（外交学院）、钱文荣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陈鲁直大使（外交部）、李东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等人及其成果，便是在那以后逐渐为人知晓
。依笔者一孔之见，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这类研究受到国内外政治气氛的很大制约，有合适的氛围时被炒得很热，缺乏焦点时就无人问津。例如，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年，也是酝酿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争论达到高潮的年份。争取入常的“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在这一年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也触动了包括中国、巴基斯坦、意大利、阿根廷在内的许多有宿怨的邻国的敏感神经，围绕联合国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攻防战在这一段时间精彩纷呈，中国的媒体和公众显示出强烈的兴趣，各类出版物和报刊文章也格外地多。这段时期的联合国问题分析和研讨，俨然是一副“显学”的模样。考虑到中日关系近一时期的特殊紧张胶着状态，不难理解联合国研究的上升趋势。当日本等国败走麦城、安理会改革方案无疾而终之后，各方面对联合国的兴致又显著下降，比如说，我主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基本上收不到关于联合国问题的稿件。其次，在为数不多的联合国研究成果里，两类分析占了很大比例：一是与中国有关的情况介绍，一是有关的政策建议，纯粹学术性、原理性和方法论的探讨，而与中国关系不紧密的实证案例分析则非常少。例如，关于联合国宪章在新时期调整动向及方案，联合国系统内部惰性及其解决路径的分析，联合国处理一些落后的中小国家面临危机的思路和政策之利弊的追踪，联合国改革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进展之间的联系，等等，我几乎没有见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关注。与此相应，这类研究在中国主要是由半官方的“联合国协会”推动和资助的，完全民间的和学术的工作比重很小，譬如讲最近几年在国内少数重点院校（北大、外交学院、复旦大学等）开展的“模拟联合国辩论活动”就有这种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曾经饱受西方大国压迫和干涉之苦，中国又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在国际社会和各类重要国际组织中日益引人注目的发言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和认同，给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的“联合国定位”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即它是中国利用多边平台制约美国等西方国家霸权的一个工具，同时也是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场合。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联合国研究的方向。优势也好、劣势也罢，贡献也好、缺失也罢，中国学者的工作将围绕这一范围展开，在可预期的未来很难超越这一限定。
国际关系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最近一二十年内发展起来的。在西方，以20世纪80年代末《千禧年》召开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讨会为标志，这一分支崭露头角，其对主流学派的批判和独树一帜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已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的批判理论、后现代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道，构成非主流学派营垒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这段时期，随着两极霸权约束力的消失，也由于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寻求对当代国际关系重新解说的新视角与新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后冷战时代的氛围推助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见解的发散。
在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有双重来源：一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抬头的女性学的一般理论中得到启迪，这些通常体现在社会学、家政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大地上萌发了生机活力，在国际关系学这门相对落后的学科之前已推出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从欧美国际关系学界最新的进展中受到鼓舞，并且直接地、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范式、视角和论点。比较起来，前一种启示比较间接和模糊，后一种借用更加直接和有力。据我的观察与了解，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者有这样几个特点：她们多半是最近几年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或教授副教授头衔的中青年教师，一般都有独立的著述或译作发表
；对国外最新的文献资料相当熟悉，不仅追踪密切而且有自己的批评意见，期待有中国人的创造性视角和成果；在平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十分努力，在各自单位均为科研教学骨干，具备了相对有利的学术生长“小环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李英桃、胡传荣、何佩群、范若兰、郭夏娟、胡雁等来自不同院校和部门构成的研究小组，通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地区第一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教科书。这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教材，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北外、上海、浙大、复旦和中山大学等作者所在的重点院校讲授，成为培养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后备力量和促进这方面能力建设的一部重要作品。
我曾经指出，在本质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既是实践中不断扩大的国际范围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思想表现，又是新的多元的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的一种衍生物，同时受到旧的、主宰性的军事对抗格局及其思想表现（权力现实主义）之颓势的激励。它所要探讨的，是长期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如何事实上塑造传统国际政治的主题（如外交、安全与战争）及偏好，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建立和推广男子世界观（强权至上和国家中心）及所谓“高级政治”的研究纲领（如博弈分析、结盟战略和大国重心），如何有意无意地将文化、伦理、习惯、风俗等因素排斥在决策操作和理论分析的视角之外，如何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发展出一整套男性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的范式、术语、规则和定理，以及如何最终造成妇女在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和全球发展中的“屈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检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比如说，它对主流范式的冲击远没有达到“震撼”和“动摇”的程度，不少人依然对它不屑一顾；这中间固然有学界各种偏见在作怪，有传统主流学派的强大干扰和抵触，同时，须看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自身的局限性（理论论证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和说服力，弘扬自己观点和整合其他资源的能力不够），承认这一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后发劣势不可避免带来的影响。话虽然这么讲，我个人还是看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远景，毕竟它生长在一个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一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新月异的社会，一个希望有更好的国际形象、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的国家。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多走几步。
除上面提到的各分支外，近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还在以下一些领域和问题上有所进展，虽然无论规模或水平都不比那些“大兄弟”，同样值得一提：
● 英国学派研究
最近七八年，英国学派被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学界给予了很高关注，不仅翻译了这一学派的很多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怀特的《权力政治》，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布赞等人的《新安全论》等），更发表了很多研究性文章和评论，甚至有以此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
。一个以某个外国命名的国际关系流派，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非常罕见的事情。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英国学派对国际秩序、制度、法律及其基础的解释，与中国人对现有国际体系及其西方背景之日益增长的关注，形成某种“相遇相识”、“既爱又恨”的复杂联系，从而引导出中国学者的兴趣和追踪；二是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学的“美国重心”之间，构造出一种有趣的不即不离、异同交错的画面，它给中国人思考和创造自己的国际关系学说提供了启示；三是新一代英国学派传人之一的巴里·布赞，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些活跃人士（如秦亚青、王逸舟等）有密切的学术交流，不只是作品译介过来，而且他本人十分关心中国这种非西方大国在理论上的动向，并且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和推动。我估计，考虑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近对非美国的各种国际关系学派的兴趣，“英国学派”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 哥本哈根学派研究
“哥本哈根学派”一词在中国专业期刊上的出现，比英国学派更晚，相对而言对它的介绍和分析也略少。这一主要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欧一带的思想流派，依据这一地区近代历史形成的传统，侧重探讨地区共同体基础上的安全复合体形态及和平主义理论渊源，对美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军事安全观念做了学理的和政治的批评。正是由于这些构成要素，哥本哈根学派在它自身面临新一轮不景气局面的同时，却在中国从事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一些学者那里获得了知音；近两三年，尽管数量上还比不上英国学派，它的思想观念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尤其是哥本哈根学派关于不同的领域安全（军事、经济、生态、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和不同的层次安全（个人、社会、国家、地区、全球等层面的安全）的界定，以及布赞强调的“安全化”、“去安全化”等非传统安全观念，与近些年中国人所说的新安全观不谋而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 国际关系伦理研究
研究国际关系伦理的中国学者不多，比较知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浙江大学的余潇枫以及清华大学的韦正翔（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北京大学的何怀宏），这几位均有专门的书籍论述此一主题，对国外的文献相当熟悉，也对中国国际关系伦理研究实现创新的问题很感兴趣。不过，他们各自研究重点和思想来源又有所不同：时殷弘专长国际关系史和大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利益/伦理—战略/大外交”的一整套独特思路
；余潇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一向有很深造诣（如对《易经》的精彩解读），近三五年又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非传统安全》教科书，因而他的国际关系伦理观融合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些精华与当代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某些新进展
；韦正翔外语极好，曾长期在国外深造，她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几本著作，试图把传统的权力政治学原理与现代伦理的一般知识，再加上中国在新时期的需要结合起来
。我注意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重点高校，近些年来也涌现出一批关注当代国际政治与伦理之关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种情形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这方面日益增多的来稿显示了这一迹象）。
● 国际政治中的人权与国际法研究
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成果数量比较少，研究水平不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始终是素不相干的“两张皮”，各自对对方新的进展无从了解和应用；二是人权问题迟至90年代中后期才成为一个可以让学者做研究的话题，而且“政治正确性”的要求依然存在。不过，据我个人有限的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若干进展：比如，过去认为人权概念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势力的宣传攻势，现在则肯定它的存在；只强调人权中的“发展内涵”，现在同时提到了它的公民政治权利要求；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人权”与“主权”割裂开来的倾向严重，现在更多的人细致观察和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法学界对于国际法进展的新解释功不可没，一些知名的中青年法学家（如贺卫方、莫纪宏
）的努力起了作用；中国执政党“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以及实际生活中公民权利受到更多保障、公民意识逐步得到增强的趋势，改善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氛围。但必须承认，相对其他分支而言，这方面与其说有进步，不如说进步不够，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
● 政治文化分析
浙江大学的潘一禾教授在这方面着力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政治文化研究者中佼佼者。她已出版的几部专著，涉及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的兴起、东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及其方法、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中国本土文化安全等论题，很有个性也有一定深度
。此外，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作为中国建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对政治文化的讨论也有贡献，例如他翻译的温特作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及里面提到的“三种政治文化”，在年轻的理论爱好者那里颇有口碑；他本人关于三大主流学派之“权力、制度、文化”特性的定位，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结合“政治”与“文化”两大范畴的努力。然而，总体上评估，政治文化的讨论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不活跃，尤其对中国自身这方面的弱点显然批评不足，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某些落后面的妨碍。
● 比较政治学 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政治学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教学的主课之一，无论理论方法或案例分析，都有雄厚的实力和众多的成果。相形之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仍然定位不清，部分掺杂在国际关系学领域，部分属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范围，教学、研究都是如此。仔细辨认一下，能够察觉近年来隶属国际关系领域的比较政治作品数量的上升，涉及的题目很杂，具体观点和论据之多也不胜枚举，但我认为这方面最大的缺点是理论方法的讨论不多，对比较政治学的一般规律了解很少，急功近利的策论多，而着眼长远的学术努力基本见不到。另外，像政治文化分析一样，它的发展不充分受到了某些外在因素的制约，比如，很难想象哪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会对中国现有的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做批判性的分析，这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生态（环境）政治学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各类专业期刊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生态政治（也叫“环境政治”）的讨论，作者大多是高校的教师，涉及的内容譬如有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落实在国际范围展开的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博弈、绿色和平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国外和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影响、“非典”和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疾病造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生态（环境）政治思想的崛起及其理论表达，等等。在我看来，由于自然科学知识有限，这些教师虽有兴趣，却多半分析得不透彻，尤其算不上严格的生态政治理论分析。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的庄贵阳和陈迎两位年轻博士，可能是既有科学背景、又有国际政治意识，对环境政治（特别是国际气候制度的各类后果）有深刻认知、熟悉前沿动态、写出一些有国际水准作品的专业人士
。这方面，国家气象局、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华大学以及外交部条法司也有少数对此颇有兴致的人士，只是他们的技术性色彩更浓、国际政治学的知识相对欠缺，谈不上是生态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这一类人的声音尽管不大，却有缓慢而稳步增加的趋势。它一方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开始意识到环保问题重要性的大气候，另一方面反映出这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和推动。
● 国别与地区问题研究 单从人数上衡量，中国的国别与地区问题研究队伍最为庞大，占了整个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人员很大一个比例。作为一个自身不断成长、对外部世界兴趣日益浓厚的大国，中国能够找出研究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区域和国家的专家，对于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探究更是有众多的追随者，有日益增多的著作、论文和期刊（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科片就有《拉美研究》、《西亚非洲研究》、《美国研究》、《欧洲研究》、《日本学刊》、《当代亚太研究》、《俄罗斯中亚研究》等全国性专业杂志）。改革开放的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的最近十几年，可以看成是中国的国别和地区问题研究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中国本身像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内部的研究能够分出各式各样的层次和领域，重点和优势不尽相同：在沿海区域和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等），一直领风气之先，全国性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讨论基本上在这一区带展开，其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全局性、大战略的色彩；西北方向的国际问题研究，与当地的民族构成和地理位置有关，更多关注与中亚及俄罗斯相关的命题，如所谓“三股恶势力”问题（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西南方向的国际问题研究，与毗邻的东南亚各国近似，把焦点放在诸如防止毒品走私、枪械泛滥、海上犯罪之类的跨国事态，以及开辟西南大通道、与东盟乃至印度的关系等内容上；东北方向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北亚各国（朝鲜、韩国、日本）有关。我的大致评估是，虽然规模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别与地区问题研究的水平并不算高，理论化的程度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有学者呼吁建立“欧洲学”、“美国学”或类似的这学那学，实际的推进非常缓慢。很多研究人员和教师过多陷入国别与问题研究的技术性细节，缺乏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训练。
在介绍完学科进展之后，我想对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约束条件做些讨论，对未来的拓展做一点批评性思考。
从政治结构看，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决定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总体方向。从根本上挑战这些基本原则的言行，在中国大地上不可能有存在余地。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存在与发展的大环境。它也决定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本质上不仅有别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原则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好似一个巨大的重力场，不仅表现在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平日的政治文件里，同时体现为具体的预算、课题、机构设置上，引导着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是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标签能够简单定义的：越南这样的国家在大小和复杂性方面完全无法与之类比，朝鲜、古巴等国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它们都不像中国那样规模巨大且动感十足。邓小平所倡导、所赋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构造乃至人文精神方面，都有独特的形式与内涵，都有不断修正和变化的动向，都远非传统的意识形态标签所能涵盖。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它突出表现为大原则与具体言行的复杂组合和深刻矛盾：总体的、宏观的要求坚持基本的原则不动摇，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未落实到具体工作尤其是对外交往层面；与欧美日的交往（不管是经贸关系还是人员往来）是对外交流的主渠道；年轻人出国深造留学的选择对象多半是西方发达国家，而非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世界；在外交和国际政治场合中更多采取的是合作、谅解与忍让的策略，而非斗争、革命或改造的办法。这些现象，不仅带来广大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困惑，也造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模糊认知。就国际政治而言，尽管谁都可以说一套总的原则，当具体到每一个体的人的教学工作或研究课题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究竟如何表达与落实，是很成问题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阶段的一大“特色”，一个很难厘定其性质及边界的有趣现象。
从学术梯队的知识结构分析，不难发现类似的复杂性：首先，目前阶段占据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重要位置的一批骨干，其最初的成长阶段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比如说都背诵过《毛选》和苏式的教科书，都目睹了父辈们的挨整过程，自身也都有当知青的经历，很少有人愿意回到从前的极左年代。然而，这批人所受的高等教育多半是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实现的，其中多数具有在欧美深造的经历（不论是攻读学位还是进修访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知识结构比较庞杂，与他们的父母大相径庭（后者那一代人曾经以能到苏联和东欧地区留学为莫大荣耀）。这批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最大受惠者，是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和逐渐发挥学术影响的。根据调查
，这批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政治特有的话语系统比较熟悉，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较多的掌握，同时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注重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方式；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中国中生代学者的文史知识底子相对薄弱，与西方同行相比理论及计量分析的能力又有欠缺。就目前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流派分类而言，这批作为“一线主力”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除个别人把自己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外，多数更愿意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派、自由主义制度学派、全球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等“美国式”划分法界定自己的偏好；但从发表的作品和平时的演讲里观察，这批学者的学术思想有相当大的交叉性和变动性，不少人一方面融合了西方各种主流理论的要素来构造自己的著述，同时越来越多地对美国人的霸道行径感到不满，对美国模式（包括政治模式、发展模式和理论思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因而开始鼓励更年轻一代的学生并站在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写作。严格意义上讲，这批中生代学者作为过渡性的一代人，其思想折射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复杂图像，是多种历史经历和多种理论逻辑的混合体。
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不谈，单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性质而论，后冷战时期最深刻的印记是深刻的认同危机及丰富多元的理论生长环境。与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后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同，现在的多数中国研究人员和教师并不真正认同世界革命信念；与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改革思想家不同，今天的年轻学者又不那么迷信西方的学说，尤其是从美国模式那里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和强权政治理论；自然，与中国老式的学问家不同，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钻故纸堆和“重振国学”，也极少见到应用传统儒家学说解释现实世界的成功事例。虽然上述三种情形都能找到政治上的代言人，但保守而沉闷的说教与生动而实用的做法之间每每总是形成巨大的反差。“中”、“西”、“马”等重大思想观念和价值，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光谱里，各自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时却很难以一家之言来整合学界；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说，儒家思想宣扬的“和而不同”论，以及新近冒头的民族主义思潮，各家各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地盘内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赞同者和批评者。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国关学界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现在的政治气氛更加宽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比过去降低了约束与惩罚的“硬度”，只要不触犯大的底线，通常学术上的激烈争论甚至某些“有问题”的政治观点的存在是可能的。再如，在改革开放的现阶段，中国各个省区的自主性得到很大发展，除主要干部的任免、军队的调动和部分财权外，地方各级政府几乎拥有了一切权力，包括资助本地教育和科研事业、推动对外学术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权利，加上民间资本和外部资金的介入，使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大地方自主性得到扩展，类似“非中央外交”、“次区域对外战略”的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及影响。以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为例：中国目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三个不同的次区域特点：西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东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核扩散与生态危机、经济停滞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西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毒品走私、油轮泄漏、艾滋病、海盗猖獗和其他海上犯罪等跨国性麻烦，它们各自所在位置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研讨也有自己的优势
。与极左年代不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生动多样的景象。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的中国学术界陷入了价值认同的混沌状态；或者用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的话讲，出现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不妨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中国的人文世界中就是缺乏真正的权威；我们中国就是发生了权威的危机”，在经历了各种“反传统的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那种非常没有生机的活动，那种使人觉得疏离的活动，那种与现在生活习惯距离很远、非常勉强的活动，实在不能产生真正的权威性，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不能使人对‘权威’产生敬佩之心，不能从敬佩之心中根据权威来发展自己。另外，当内在的权威发生深切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发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自己传统的崩溃使他内心很烦躁，常用并不能言之有理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传统。这种勉强的，以情绪为基础硬搞的办法，常常不是发荣滋长的途径，不是很有生机的办法。首先‘硬搞’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其次，在实际环境中常常会使得别人发生很大的反感。所以常使维护传统与反对传统的产生强词夺理、相互争论的关系。这样并不能对维护传统在现代的环境中发扬，用我的话讲，很难使传统达到‘创造的转化’的结果。”
他的批评总体上是中肯的。
我们的讨论已经提示了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缺失。如果不是与落后的时代对比，而是采用较高的尺度衡量，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乏主体意识。中国价值、思想和学问的根基何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占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究竟应当怎样在国际舞台立足和发挥作用？“我们是谁？”亨廷顿的提问也不妨拿来用一下，反思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本体。在我看来，事实上这些问题是缺少深思熟虑的，很少有人追问它们。像我以前多次指出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乏哲学支持。现阶段的毛病是，政治化、市场化的课题和任务太多，充满匠气和功利色彩的东西太多，为获奖项、评职称、争经费所用的心思太多，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可能严肃地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反诘，没有“智慧之学”所激发所启迪的思想和语言环境。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规范程度、逻辑严谨程度和学问人的自尊精神相对较弱。这不只是抨击政治行政的不当干涉和市场逐利的贪婪勾引，同样是反省中国学人由于长期受抑制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不饱满、不振奋。自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身缺少科学理性探讨的传统，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科自身的退出机制，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回顾与反思等原因。因此，除了探讨中国国际关系学特有的时代烙印和政治背景（所谓“外部性”）之外，我们还需要做知识学意义的酌量与反思，探讨和理解“学科发展”的含义，看看这一正在兴盛的学科下本身存在的缺失。
看上去，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是一种趋向多元化的可喜局面：它既是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的多样，又是思想流派、理论学派的多维，还是探索领域、归属类别的多元；没有人怀疑，这些多样、多维和多元的情势，无论广度或影响力都是史无前例的，都可算了不起的进步。然而，在这种繁荣兴盛的现象背后，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危机，而且有迷失在多元化森林里的危险。这是一种以往未曾有过的“失重”。多元化势头的形成，是对长期思想禁锢的一种挑战和反动，而持续的多元化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理论神像的坍塌和权威话语的丧失，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服从老的训条戒律，是无穷尽的求新异、“非传统”。于是，一个严肃但令人困惑的学理问题提了出来：在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盛行的现时代，在思想多元化刚刚萌生的当代中国，是否还存在值得向我们的读者、受教育者和公众推荐的国际关系“经典”？如何评判被推荐作品的水平，由谁来提名和认可，又怎样确认不同理论的效用？如果说相对而言各个流派学派的作品水准尚可在特定的“圈内”大致认证的话，那么整个学科范围的规范、权威性以及经典性质怎样认知和规定？假设求新异、“非传统”的多元化努力，代表着有生命力的东西，代表着崭新的创造性过程，那么这些新东西的价值是什么，整个过程不同阶段的区分点在哪里，有没有特定的界限或标识？是否还存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不同观点、流派、类型都可以接纳的共同话语和知识平台？显而易见，假使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均为否定的话，就有可能加剧目前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各说各话、互不往来”，从而无法推动学术研究的正常批评与水平提升。
现在的问题是，官方教科书认可的“经典”大多有很重的意识形态痕迹，基本上是根据国家大政方针的“主旋律”写成；具体到国际问题领域，现有的教科书完全围绕诸如“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外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政治多极化格局”等口径展开，国家重心和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浓厚；而许多研究人员和教师（特别是从欧美归来的一批人）推荐的或被追捧的“经典”多半是西方的、特别是当代欧美的，譬如说，美国人喜欢谈论的“三大主流学派”、“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国际制度论”等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子那里拥有最大比例的读者群。二者的沟通几乎谈不上。不妨以经济学——一个比较发达的学科——作为参照系，看看国际关系学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与困惑，某种程度上同样存在“中”、“西”、“马”的对垒，但必须承认，经济学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知识领域或者说学科，尤其在经过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以后，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概念体系越来越深入人心，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在中国像在其他市场经济体一样被理解和接受，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同角色逐渐明确，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的过程日益透明，经济现象的评判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共通性，人们至少是用“相同或近似的语言”切磋争辩。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面对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挑战，经济学家探讨的“假问题”比较少，探讨问题时水平的高下容易鉴别（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中国有很高知名度，其见解赢得了从中国政府高官到普通学生直至大众传媒的重视），在经济领域中外交流比较容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放弃放慢多元化的进程，但它大体保证在“同一个平台”上推进。在我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仍缺少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共同知识的架构。
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我认为，认真思考并区分下述两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越来越有必要：一是服务型、应用型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是学理型、审视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头一种理论的重要性毋须多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然与某些中小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它十分需要、也有理由发展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学说和国际战略思想，如对各种大国关系的分析和应对思路、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不同设计、国际安全的总体考量和局部冲突的解决方案、全球性南北关系改善的政策性建议、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和能源供应的稳定办法、处理本地区内部各国经贸纠纷的不同路径，等等。面对这些重大的挑战和难题，面对国家和民族的诸多期待，教师和研究人员应当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献言献策”上面，何况在中国条件下绝大多数人都是吃国家的“俸禄”，做这种努力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学与文学、考古、语言等人文学科不太一样，它天然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关系，存在太多太重的“高政治”，势必引起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的高度关注，一旦出现差错便可能造成大的麻烦，因此对这方面的需求不能不有很敏锐的估计。涌向政策建议和应用研究的大有人在，无论水平高下，至少不用愁追随者的源源不断。困难之处在于理解和接纳国际关系理论之非“服务”的一面。在当下中国，人们常常把“基础研究”挂在嘴上，试图以此区分“应用研究”。我以为这一说法容易造成歧义，因为所谓“基础”到底还是要为“上层建筑”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应当还有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人的眼界与气质，面对复杂情况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献身科学与忠诚面对真理的精神，等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服务”或“建议”所能容纳的。
著名思想家韦伯在“以科学为业”的演讲里说道：当一个人立志以“科学”为业时，是在向自己提出特殊的要求，那就是理解“科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永远承诺追求这种价值。它需要的不只是热情和兴趣，需要灵感、天赋与创造力，还需要科学工作者的人格；“在科学领域中，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这种人格是指，他会坚持“为科学而科学”，而不看重通过应用科学而能带来商业上的或技术上的成功，能更好地提供衣食保障、做出阐释和进行统治。
韦伯还指出，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对政治结构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进行探讨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同时拥有两者，但真正的科学家须明白自己与政治家的功能是有别的，科学家安身立命的东西是后者而非前者；他能提供其他的职业无法做到的东西，例如思考问题的方法，对审视能力的训练，使人的大脑变得清晰，在观察事物时注意完整性
。按照这一标准，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学者，不只能够考虑来自政府的或企业家的请求，譬如说建议在国家安全关系或贸易争端中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他还会发问：现有的一切如何是有意义的？还有哪些看似不可能的可能？好的“学问”，既是“学”，更是“问”。他会不停地质疑呈现给他的表象，评估已有的结论和建议，拓展更大的想象空间，致力于提升心智与认识力。他总是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索的状态，思维的维度始终指向新的未发现的世界。这样的人才算“以科学为业”。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伟大思想家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并不是根据纯粹的现实性来思考。“如果不扩大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前进哪怕一步。除了具有伟大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外，人类的伦理导师们还极富于想象力。他们那富有想象力的见识渗透于他们的主张之中并使之生气勃勃。”
对这类“不可能性里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非常缺乏的。例如，中国学者很少讨论，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进步”与“退步”，如何脱出现有的国家权力博弈怪圈，怎样发现国际政治中的“小人物”，依靠什么来推动所谓非主流学派的成长，在批评他国错误政策的同时如何反省本国政策的失误，在分析别人教科书荒谬之处的同时怎样检讨自己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在批评譬如说布什失察的同时如何防备并审视自身视野可能存在的盲点，等等。它或许可以证明，我们多数人的“学术努力”，仍然不太像一种探索性的事业，仍然与“以科学为业”的要求有相当距离。
上面多次提到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进步”的重要。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何以为“进步”，又如何取得这种“进步”？这里，不妨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中获取一些启示。根据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述：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思考力的提升，既不可能从“白板”开始，也不可能仅仅依赖“观察”；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发现的意义“取决于它修改我们以往理论的力量”。
“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这样一种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并且还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正因为如此，只有对于科学才可以说我们经常从错误中学习，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说到进步。”
科学哲学所说的“进步”，不仅不害怕犯错误，相反它看重的是出错之后的反驳，是汲取教训的能力，是纠正错误的速度。“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尤其强调，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如人们时常设想的）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他指出：“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被发现是假理论，仍然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方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
正为因如此，科学哲学家眼中的进步，表现为“猜想与反驳”的动态获取知识的过程。波普尔提出：“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会突然发生，当我们的预期落空或我们的理论陷入困难、矛盾之中时，尤其是这样。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一种理论内部，也可能发生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还可能作为理论同观察冲突的结果而发生。而且，只有通过问题，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坚持一种理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因而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尽管观察可以引出问题来，不期而然的观察、也即同我们的预期或理论发生冲突的观察尤其是这样。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总是通过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每一有价值的新理论都会提出新问题，和谐的问题，如何进行新的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观察检验的问题。而且主要正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一理论才是富有成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做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这使我们回到了这一观点：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
衡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的进步，不光要看单纯“量”的扩张，例如新涌现的各类国际关系学院所，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标，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专著和译作，越来越多的课题和调研项目，更要注重这些东西是如何超越过去，有哪些新的内涵和创造性，它们对以往的理论和思维定式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以及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怎样看待这类变化。从这个角度评判，现状是不让人满意的，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那些相对成熟的学科（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我以为，关键是我们这门学科尚未在古典意义上的“质疑、反驳、批判”与“范式扩大、知识增长、能力提升”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建立这种联系的必要性。严肃学术批评的缺乏是最容易见到的一件事实（例如现有的书评要么很少，要么只有赞美之辞）；深层次的体制障碍依然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假理论”（例如，受到广泛针砭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里有许多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包括一些有才华的中青年作者在内，多数人在“首创”自己的命题时，似乎从来不参照、不评价国内同行的同类工作；相关的主管部门显然不太愿意鼓励具有“反驳”或“证伪”性质的工作（“主管部门”概念本身，便与科学发现的逻辑之间形成矛盾）；当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某些见解与官方正式的提法相左时，最终总是前者被迫放弃或修改（有关“和平崛起”的话题被“和平发展”的表述取代的故事意味深长）；对很多人来说，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不像是一个饶有兴致、富有想象力、在批评中不断创新的领域，而更多地被当成要么是“圈钱”的事情，要么是“太敏感、碰不得”的雷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想指出，上述妨碍性因素里面，既有个体性的毛病即教师和研究人员素养方面的问题，也有机制性的弊端即政治权力与市场利润介入不当的问题；假使低估这些妨碍性因素的消极作用，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探索事业有质的提升。
有关国际关系学之“中国特色”的讨论，近一时期重新热烈起来。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加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论点论据，例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三个源泉”的看法（即中国古典中的精华、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思想成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的新鲜经验）；二是中国实践达到新的阶段，国内外都要求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总体上，我赞成加强这方面的探讨，思维只有在辩论中才能更加清晰和深刻，我也希望和相信中国国际关系学最终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但面对当下的具体情势，我仍然主张用反思性态度，更多审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不充分的一面，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同行的差距，看到中国传统风格的特点之不适应当代变革的内容，以“知耻者勇”的态度改进自己的工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与西方同行相比，我们的案例研究做得不够好，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不太精细，没有数量的或实际的依据，大量的论作都是在做“宏大叙事”，缺乏细致说理和逻辑严密的论证。坦率地讲，其中不少属于中低水平的重复劳作。细究一下，这类现象也许不能完全怪罪我们的作者，弊端与积习里有很深的历史原因。像冯友兰先生很早指出过的那样，中国哲学的气质及思维的方式从一开始便与西人有别：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作品多半比较简短，多半看上去缺乏系统的推理与论证，与西方著作相比名言隽语有余而比喻例证不够，主张微言大义，言有尽而意无穷，道不可道、只可暗示。
他举例说：“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
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对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今天的中国教师和研究人员长于宏论而短于案例、喜好类比而弱于推理；别的学科的情况不敢妄言，我相信用这个说法来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还是适合的。
李泽厚先生对这一现象更有深刻、精彩的解说。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里指出，“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中国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它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它们分别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从哲学看，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虽然非常丰富而成熟，但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
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更明确地进行了鉴别：“与古希腊哲学‘爱知’为特征，寻求宇宙的本源根底，以了解自然、追求真理为己任不同，中国先秦哲学大都是一种社会论的政治哲学，它以‘闻道’为特征，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实际，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和‘治国平天下’。西方基督教曾促使与实用无关的理性思辨和情感幻想充分发展，从而精神变得精致，中国哲学却执着于人世实用”。
此外李泽厚还指出，中国思维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不是宗教，因而它没有非理性的信仰因素和情感因素来阻碍自己去接受外来的异己的事物，这本是好的地方，但也容易造成改变和同化外来思想中与本系统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使其丧失原意”的倾向。
在分析和比较了中西思想传统的各自短长之后，这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中国青年思想有极大影响的哲学家语重心长地提醒说：“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今天，在保存自己文化优点的同时，如何认真研究和注意吸收像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使中国的实践（实用）理性极大地跨越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便是一件巨大而艰难的工作。它也将是一个历史的漫长过程。”
我很欣赏和赞成李先生的见解。就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前景而言，无论如何必须确认，我们必须补上缺失的一课，即用更加细致的、推理的、逻辑的、精确的、实证的方法，改进和完善外交、安全、战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即便我们这一代人或这几代人做不到这一点，也要教育和推动后来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意味着减弱对亚青等人所提到的“三个源泉”的发掘努力，相反它会令我们的“工具箱”增添更多的东西，令中国的思维方式更便于让国外的同行了解和接纳，尤其令那些今日困扰我们的多重障碍因素降低其消极性，令中国人的学术和思想在一种开放的姿态下充实、提升和发扬光大。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是众所周知的一个重要政治判断，是我们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各种国际场合经常说的一句话。它宣示了当代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善意。应当说，这种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总体考虑之上的判断，确能找到很多依据，仅从思想史讲，就有孔子的“仁”“义”“忠”“恕”学说，墨子的“非攻说”和“兼爱论”，孟子的“王道说”和“恻隐说”，以及传统中国人的“天下观”、“求大同存小异”的境界等。人们可以把“仁爱”与“合和”看成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们也是今天应当大力发掘和鼓励的。当代中国外交倡导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谐世界”理念，都能找到思想的传承性。但是，政治判断毕竟不等于学术分析，“历来爱好和平”的判断终归过于简单，它用于对内教育时无助于年轻人洞察历史，对外宣示时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我们学者在做研究工作时，还应仔细梳理中国历史和思想系统里的其他线索，把它们分门别类、区隔定位，然后有针对性地考察对后世的不同影响，进而提示今天的中国外交如何扬长避短、增信释疑。比较中会发现，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的“和平主义”并不一样：后者抗拒一切形式的暴力，倡导无条件的和平，对国家机器及其动员方式多持抵触态度；而前者看重军事的“师出有名”，主张“伐无道、诛暴虐”，强调主政者有责任推动正义战争，类似思想在官修正史或民间演义里可以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诸子百家里有兵家、法家、“权术势”的各种流派，有“上兵伐谋、下兵攻城”的各种韬晦。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不乏各类冲突、战乱、征伐，包括某些严酷无比、令人心悸的残杀事件。对于这些，中国的史官文化总有自己的不违反道统的解说，听上去似乎有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展现的，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多样、充满变化和起伏的画面，其中既有令民族自豪、让外界敬重的宣示，有各种慷慨的经贸和金融援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援助，1997年对亚洲一些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的援助，近几年对非洲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对印度洋一带受海啸袭击国家的援助），有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出色表现（在柬埔寨、中东、非洲和中美洲等地执勤的中国军人受到的都是最高的赞誉），有解决朝核问题时的建设性、创造性的重大外交举措，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摩擦和麻烦，如涉及雅尔塔体系的列强博弈，涉及主权纠纷的武力使用，涉及邻国及周边区域的其他冲突，像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苏珍宝岛争夺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的“擦枪走火”，等等。既有的权威教科书对这些事态的各种解释，我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对它们的研讨分析，是不充分的和缺少数据的，至少可以说没有建立起科学严谨、令人服膺的解释框架。不用说，它们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和矛盾，可能造成社会内部的某些困惑和外部世界的某些不解。放宽讨论的范围，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里，粗略、笼统、含糊的说法还有不少，如“大国关系时阴时晴”，“热点冲突起伏不定”，“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难以撼动”，“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屹立不倒”，“某某边界或岛礁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是外部某些别有用心势力的一贯阴谋”，等等。不能不承认，这些听上去简约生动、富于暗示的说法，在外交斗争的国际场合，在时间有限的研讨会上，使用频率之高、赞赏或批评者之众，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另外，它们对于政治策略的运用很有好处，也是我们经常出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须掌握的“工具性词汇”。然而，严格用学术尺度衡量，按照科学的标准思索，这类表述包含的歧义太多，内在的逻辑推理模糊，可供佐证的事情往往大相径庭，属于似是而非的非科学命题；基本上，它们无法取代学术之网的筛选和分析家者精细的解剖，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结论和学理之言，不易在国际同行之间交流沟通，很难形成学科建设的梯次步骤。我们当然要懂得，政治的和外交的表达，在借用历史典故和用语的时候，只能也必须采取“合用的样式”，即选取传统思想文化里较有利的线索作为根据，但作为学术研究和客观审视的过程，研究人员更多要寻找可靠的证据，挖掘大量的可验证的事实，通过公认的分析范式或程序，对之梳理解析、探究根源，发现背后的东西，权衡不同的利弊长短，揭示真理性的知识与权宜性的考量之间的分野。关键是，我们的研究者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是否证实或证伪了这些问题，它们对于扩大民族的视野或提高人的心智有什么作用，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或思考方法的转换有什么价值。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的事业仅限于写“形势报告”，或与各个部委“政研室”的工作等同起来，那样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我说这些看法，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以往的外宣口号和教材提法，而是着眼于改进我们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提升中国研究者、学问家的审视力和想象力。无疑，在现今中国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真正客观、准确、精细、系统的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也是进步中的政府、公众乃至整个民族所需要的。
概括地讲，中国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落后至少表现在：
● 现阶段多元化的蓬勃发展，缺乏科学定向的坐标和共同知识的平台，相反，它看上去比较像无所约束、四处伸展的树杈和藤蔓；
● 相对于应用型的研讨而言，审视型和批评性的严肃学术努力很少，为科学而科学、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的人格精神未受到鼓励；
● “进步”范畴未受重视，这不仅指对国际关系现实中的进步缺少研究，还包括知识学意义上对“发现”、“纠错”价值的忽略；
● 对长久以来沿袭下来的中国传统表述方式，尤其是其主张“微言大义”并带来逻辑严谨性不够的弱点，没有很好地思考和批评；
● 在我们习惯使用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词汇里，普遍存在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问题，许多事件和趋势的解说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
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假如细究下去，还可发现其他缺失，如：
● 在叙述的精确性方面，包括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做得比较差，譬如很少有高质量的计量研究成果；
● 在阐述政治哲学方面，尤其是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提供独立而深刻的思想见解；
● 在范式的批评与超越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提供国际上有影响的概念、方法和系统的学说，鲜见对这门知识的进步有任何重大贡献；
● 在理论的渊源与构造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少认真思索与仔细梳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的传承或交叉关系；
● 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鸣极少，“理论的理论”在这个新拓展的学科领域里属于最少开掘的角落。
我建议，对于我们这一学科发展的不充分性及其原因，应当展开深入讨论，像国外这一领域过去的“三次大辩论”那样，把各种问题暴露出来，让更多的人产生紧迫感。这可能不失为目前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获得提升的一条捷径。
最后就读者手头这本书说几句话。
《中国国际关系学：1995—2005》主要介绍的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情况，或者不那么严格地界定，是“和平崛起”最新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状况。我和副主编袁正清博士并不想面面俱到，搞“平均主义”。经过推敲和比较，我们选择了十几个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分支领域”），选择一些学有所长的中青年学者，分门别类地讨论近些年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支领域多数属于“新开垦的处女地”，从议题到内容均为新论，例如全球化研究、国家利益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现实主义研究、建构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联合国研究、地区主义研究、英国学派研究、学科方法论；有部分算是“旧瓶装新酒”，即老标题下放入新观念、新视角或新方法，如国际战略研究、主权问题研究、安全理论研究、民族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问题的论争。在我看来，当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好比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过去这棵大树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枝干，且由于风吹雨打烈日晒，枝不壮、株不旺、叶不绿；现在这棵大树伸展出许多支干和分杈，株株呈现枝繁叶茂的长势。理论上，每一章都应有对早期进程的简短回顾，对引进的各种成果的审视，对目前阶段的热点和问题的重点讨论，以及各位作者对各自研讨领域前景的大致展望。至于各章的撰稿人是否能超越自身知识局限、不带偏见地做出归纳，我不为他们打包票，更不能替读者做判断；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即所有这些作者都是他们所论及领域的活跃人物，是某种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本世纪的同时代人”，不管有多少缺失，他们的归纳整理工作是认真的。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它承载的信息量大小、资料归纳得系统与否，而在于它展示了冷战结束后中国国际关系学快速成长、多元分杈、良莠并生的生动画卷，提示了世纪之交这一学科代际过渡的问题与希望。
愿这本书为所有想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展的人士提供所需的信息，愿它为推动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重大进步做出贡献。
2006年7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