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单元
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顾名思义就是“对精神进行分析”。这里的“精神”是一种特指，和通常意义上的精神不大一样；因此有必要界定一下。首先必须区分“brain”、“mind”和“psyche”这三个看似相似却意义的外延和内涵都不尽相同的概念。brain指生理意义上位于人体顶部的大脑，医学上广泛使用这个术语，指该部位的生理结构、功能、作用。虽然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分支已经把文学分析和生理学意义上的“大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但一般情况下“大脑”和文学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mind”倒被文学评论家谈了几千年。公元一世纪罗马演说家朗吉纳斯（Longinus）在《论崇高》（ On the Sublime ）中讲述的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修辞方法来煽动听众的情绪，打动听众的心扉，启迪听众的心智。到了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作家更是不遗余力地追求抒情效果，诉诸读者的主观感受。这里频繁出现的“mind”一词虽然常常也被译为“精神”，但和精神分析学所谓的“精神”大相径庭，因为浪漫主义的“精神”一般泛指人们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感受常常流于空泛，很难进行科学归纳，更无法进行理论分析。与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一样，精神分析学作为当代“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可能把这样含混的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结构主义一样，精神分析学旨在探求人的精神的深层结构，这个精神就是“psyche”。

和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家一样，现代心理分析学者从一开始便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以便形成特定的、便于操作的研究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理论框架，最终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心理分析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流派纷呈。在理论研究方面，精神分析学和其他主要的批评理论（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后结构主义、读者批评等）相互结合，派生出各种新的批评话语。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不同的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使用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出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如荣格（Carl Jung）、霍兰德、拉康（Jacque Lacan）、德勒兹和加塔里（Pierre Félix Guattari）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 [1] 。所有这些理论现在都被统称为“新”心理分析理论，但是它们都是从“传统”的心理分析理论发展而来，所以本单元将重点分析“经典”（classical）心理分析理论，即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二十世纪前后所提出的心理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三年级时便开始在大学生理实验室进行神经系统的研究，并为此耽搁了其他功课，比其他学生多读了三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做了三年临床实习医生，继续精神、神经方面的研究。1885年他任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并赴巴黎师从著名神经病学家让·夏尔科（Jean Charcot），开始对癔病（也称歇斯底里）和精神病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维也纳后，他开办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专治神经疾病。弗洛伊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尽管当时维也纳医学界对此不屑一顾。但弗洛伊德很快便从对神经的生理研究转到对精神的心理研究，并在1896年创造并使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

但当时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分析”还只处于初始阶段，主要指临床的治疗方法，如以讲述疗法（talking cure）为主的心理疏导等，尚没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但很快弗洛伊德便指出，传统神经病学过于注重形而下的大脑（mind），对形而上的“精神”（psyche）多有疏忽，而后者才是精神疾病的主要根源。接着他便着手对“精神”进行界定，产生出著名的精神结构说，至此精神分析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23年之前弗洛伊德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界定“意识”，因为意识人人皆知，但对它的了解只限于“观念、情感、心智活动过程及意愿”。这种对意识的理解不仅流于肤浅空泛，而且阻碍心理科学对“精神”的进一步认识，因此弗洛伊德决定重点探究一下“伴随心理活动的生理过程，从中发现心理的真正本质，并对意识过程进行一番新的评价”（Freud，1949：34）。其结果便是“意识体验的三层结构”：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意识（conscious）是这个结构的最外层，指人对外界的直接感知，也是文学传统中常常谈起的东西；尽管这种感知有时难以表述和归纳，但总的说来意识可以由语言来驾驭。一切思维活动都力图进入意识范围，但大部分思维活动都在途中遭到“过滤”而不可能最终达到意识层，这个中间的阻碍机制就是“前意识”（preconscious）。前意识指的是“可以进入意识层面的无意识”；即前意识本质上是无意识的组成部分，虽然一切思维活动都有可能短暂地进入前意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思维活动有可能通过前意识（如集中注意力或在别人有意识地引导下）直接被感知到，即进入意识层。大部分的思维活动都无法直接通过前意识的警戒线，只好借助特殊的办法（如借助各种伪装）以间接的形式在意识中得以体现，弗洛伊德把这部分思维活动内容称为无意识（unconscious）。它虽然不会被人们直接意识到，但由于其容量巨大 ，并且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所以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指出，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三个部分并不是界限分明，而是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三个部分还可以相互转化，如无意识可以通过人的有意识努力变成意识，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深深地埋入无意识中。

1923年弗洛伊德进一步修改了以上的精神理论，提出了“人格的三重结构”说。在这里心理过程是三种力量冲突的结果：本我、自我、超我。本我（id）是“一团混沌，云集了各种沸腾的兴奋”（Freud，1961：94）。本我受本能的驱使，遵循“享乐原则”，尽最大努力使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这些欲望和冲动是本我运作的原动力，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长期积淀在自我之中。自我（ego）处于本我和感官意识（perceptual-conscious）之间，用理性和审慎来“保护”本我，使其既接受本能的冲动，又因为时时担心（anxiety）而把这种冲动限制在理性所允许的范畴之内，使之遵循“现实原则”，以换取本我的安全和成功。超我（superego）则是外部世界在人内心的反映，表现为人人都必须遵循社会道德准则这样一种意识，也就是俗称的“良心”。超我是本我的压制者，依靠的是“求善原则”。在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结构里，自我的处境最为艰难：它既要承受本我的欲望冲击，满足本我的欲望冲动，又要使这种冲动符合超我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所以身受三重力量（本我，超我，外部世界的规范）的压迫和钳制，举步维艰。和前一个结构一样，弗洛伊德也一再强调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不应当截然区分。

弗洛伊德没有明示以上两个精神/心理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但他曾绘了右图，想更加直观地反映两者的存在方式。从图中可见，无意识和本我十分吻合，前意识和自我也基本重叠，只是自我和本我在位置上更低于其对应的无意识和前意识，或许弗洛伊德想说明本我和自我包含的内容更多，隐蔽得更深入。超我和意识虽然十分接近，但严格说来似乎并不在相同的层面上，或许因为感官意识包含的内容比超我更大。两个心理结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一个结构的重点在于揭示“无意识”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所以被称为“id psychology”（本我心理学），而后一个结构则重点揭示自我的处境，所以被称为“ego psychology”（自我心理学）。需要指出，弗洛伊德一再表示这两个结构只是一种“比喻”或者形容，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得已做法，并不见得十分可靠，读者切忌机械地、绝对地理解它们。此外，既然第二个心理结构的重点是自我，就不要轻易地指责弗洛伊德无限扩大本我的能力和作用，因为弗氏认为揭示本我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我，以更好的控制本我：“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钳制它的）自我”。

为本我的运作提供能量的是“本能”（instincts），这些原始的冲动驱使本我不断地向自我冲击，以实现欲望的满足。在无数本能中弗洛伊德确定了两个最基本的本能：爱和死。死的本能最能体现本能的一般属性：回复到原生状态，因为人的原生状态便是生命尚待开始的状态，即生命开始前的状态（Freud，1949：19）。也就是说，死的本能实际上表示生的初始，是生命周而复始这个循环链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需要注意的是，弗氏的“死亡”和“生命”是相互连接的，“死亡”是“生命”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此外，弗氏揭示人的死亡本能，同时也是对人性本质的揭示，说明人有着潜在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如果疏导不当，就会给他人或自己乃至人类文明造成危害。尽管死亡本能的表现随处可见（大到人类战争，小到儿童的毁坏欲甚至排便反应），但弗洛伊德把它作为心理学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加以提出，无疑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文明面临史无前例的威胁有密切联系。

和死亡本能相反，爱的本能则是保存物种，延续生命，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libido）。这里的“爱”（love）是广义的爱，包含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种族、人类的爱，但弗氏承认，在所有爱的形式中，两性间的爱是最基本最强烈最重要，所以有人把“libido”译成“性力”，尽管这种称谓并没有包含弗氏使用该词的主要用意。也由于这种译法，有人把性力作为人的第一驱动力，把性力－本能－享乐原则联系在一起，批评弗洛伊德理论为“泛性论”（pan-sexualism）。需要指出，弗氏的确非常重视“性”（sex）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并且从一开始就不忌讳谈论性，而且他的诸多假设都离不开“性”。但给弗氏理论贴上“泛性论”的标签倒有可能导致误解，因为弗洛伊德谈论的“性”或者是一种隐喻，或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性，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生理意义上的“性”有很大差别 ；弗氏对性的态度是纯科学的，不可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泛性论”；而且性本能或本我虽然强大，弗氏却设置有遏制机制。因此，说弗洛伊德拔高人的生物本能，视性本能为人一切行为的动机，忽视形成人格的社会条件，把社会的人降为动物的人，这些常见的指责都可能是出自对弗氏的误解。

弗洛伊德还阐述了力比多的发展阶段：口唇（oral）期，肛门（anal）期，生殖器崇拜（phallic）期。这个时期（从出生到五岁前后）孩童的性兴趣对象是他自己的身体，弗氏称为“自我性爱”（self-eroticism）或“前俄狄浦斯”（pre-Oedipal）期。随着力比多的进一步发展，孩童的性对象转移到他者（父母）身上，意识到以父亲形象为代表的外部权威的存在，从而进入俄狄浦斯期：男孩产生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女孩产生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虽然弗洛伊德本人对俄狄浦斯期的阐释差强人意（恋父情结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但人类心理的这个发展阶段对弗氏来说却至关重要：它说明了“自我”和“超我”的存在，亦即一个人开始具备独立人格，成为自在的个体；它说明个体已经跨出了封闭的小家（nature），向社会和群体（culture）迈出了第一步；此外，外在权威意识的产生伴随着道德感的建立，这个道德感将伴随并影响个人一生的发展（Eagleton，1985：156）。因此，有人批评弗洛伊德只谈个人不论社会，只探内心不问现实，这种批评并不见得准确，至少不代表弗氏的本意，而且，这里仍然需要在比喻的层面上理解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学说首先是作为心理学理论提出的，在神经、精神病的临床诊断、治疗上多有实践。他认为，本我中的种种本能欲望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如梦）得到宣泄，否则就会出现神经症状（neurosis），如部分肢体的麻木甚至瘫痪；严重时自我完全被本我所控制，出现精神症状（psychosis），如完全把幻觉当作现实就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弗氏采取的常见治疗方法是“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患者通过自由联想，把进入思维中的一切讲述（transfer）出来，医生从中发现病人的心理冲突所在，使这种病人平时意识不到的冲突进入他的意识，最终消除致病原委。好莱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奥斯卡”经典片《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某精神病院新来的院长爱德华表现出种种心理症状，令同事们感到困惑，警方证实他冒名顶替，怀疑他是杀害真院长的凶手。女精神病医生彼德森通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疗法，最终使冒名顶替的爱德华解开了意识障碍：由于误以为在幼年时害死了自己的弟弟，他一直受到犯罪情节的控制，并一直想逃避这种控制。彼德森通过分析爱德华自由联想中出现的各种象征，最终找到了杀害院长的真凶——刚刚卸任的原院长勃特森。

但是上例只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想案例，弗氏本人在临床治疗中想象成分往往会大于实证分析。他的一位女性病人年方十八，端庄貌美，思维正常，出身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却迷恋一个比她年长十岁的放荡妇人，受到父亲的呵斥。一次其父见她又和该妇人在一起，便白了她一眼，女孩即刻冲向铁路要卧轨自杀，令其父不解，因为现场并没有出现火车，所以携女儿至弗氏诊所求医。弗氏追踪了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史，尤其是幼年性心理经历，认为该女恋父情结强烈，其同性恋行为完全是为了报复父亲对自己的“不忠”，而卧轨自杀实则是一种心理补偿：卧轨之举和“堕落”（fall）是同一词，乱伦行为当然属于堕落，所以该女孩在扑向铁轨（fall）的瞬间实现了自己儿时想和父亲亲近的本能欲望（Freud，1920：203－219）。如果说弗氏关于女孩恋父情结的叙述尚可信，关于“堕落”的分析则十分牵强，因为女孩本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可能根本就不知道“fall”有如此的文化意蕴，而且在非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这种意蕴更不可能产生，所以弗氏“诊断”的普适性便十分可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在本世纪上半叶确实风靡一时，进行弗氏心理治疗在欧美也一度成为时尚，是一种身份的表示，因为请得起心理医生是有产的标志。但就精神病治疗而言，单靠“谈话疗法”得到治愈的案例非常之少。到了五十年代初，精神病的治疗有了突破。医生们发现通过药物可以控制精神症状，使病人从“本我”的状态下回到“自我”，而弗洛伊德对精神病的药物治疗则语焉不详。此后，科学家进一步发现精神病的发生和大脑的生理创伤有直接的关系，这对弗洛伊德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弗氏的创新就在于把心理学研究从生理（brain）转到心理（mind）。虽然弗氏理论在神经精神病领域里已经显得陈旧（尽管谈话疗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治疗手段），但在其他领域（如人文领域）其影响依然经久不衰，尤其在文学研究中 。因为文学是“人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人的心理。弗氏理论虽然属于自然科学，但在内容上和文学创作颇有相通，如心理/思维障碍和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弗洛伊德虽然依赖实验室观察和实证，但其理论的很大部分是想象推断的结果，如“心理的三个部分”或“人格的三重结构”便蕴含丰富的想象成分，“比喻”的成分多于实证，三个部分/结构间复杂多变的相互关系为文学阐释开辟了极大的空间，所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青睐。

弗洛伊德在阐述自己的心理学原理时，常常诉诸于文学艺术，如恋母情结就直接借自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他对梦境的阐释也借助于现代语言学术语，他本人也偶尔涉猎文学艺术。弗氏的一段名言就是《梦的解析》中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哈姆雷特的论述。他认为，莎氏的这出名剧之所以能打动历代的读者，是由于该剧内容的独特性 ：既然杀父娶母是所有人儿时的梦想，哈姆雷特的命运就是全人类的命运。该剧中有一个莎学专家争论已久的问题：哈姆雷特为什么一再延宕替父报仇？弗氏指出，哈姆雷特绝非优柔寡断之人，在剧中数次表现得极为果断；他之所以对篡权的叔父犹豫不决，是因为其叔父杀了哈父娶了哈母，做了哈姆雷特童年欲望里想做却无法做的事情，因此哈姆雷特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比其叔父高尚多少，使得他没有勇气以“正义”自居。有趣的是，弗氏发现莎士比亚写《哈》剧时刚丧父不久——莎士比亚本人可能也有类似的心理经历！

八年后弗氏在《作家创作和白日梦》里对艺术和艺术创作做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他似乎承认关于艺术的一般见解，即艺术的终极是艺术性，但和形式主义不同，他接着继续追问：艺术性的源头在哪里（Freud，1908：36）？弗洛伊德的提问很聪明：他不仅绕开了自己所不擅长的艺术形式问题，而且把讨论的对象自然地引导到艺术之外他所熟悉的领域。他认为，艺术创作和孩童玩耍（这种玩耍会以其他形式伴随人的一生）的共同之处就是完全倚重想象，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孩童的想象公开、认真；成人的想象则隐蔽且并不期望梦想成真。弗氏把成人的“想象”称为“幻想”（fantasy）或“白日梦”，源自孩童时未获满足的（性）欲望，这个欲望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使他用艺术伪装的方式再次表现这个欲望，从中获得满足感，读者也可以从中汲取各自的快感。对弗洛伊德来说，“诗艺的根本就在于防止我们（读者）产生厌恶感的技巧”（同上，42），即艺术手法的价值就是更好地伪装不道德的欲望，使自我在接受时不会产生排斥，从而强化接受时的快感。

当然弗洛伊德不是文学家，他讨论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学作品，他对心理分析方法在文学阐释中的适用性也把握不准，对文学涉及的心理因素之外的领域更不敢妄加评论，弗氏本人对此一再提及，希望文学界对他不要误解。为了突出心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弗氏至多称之为“比艺术形式的层次更深”，语气中也透出一种因不熟悉艺术形式而产生的无奈。他意识到心理分析的局限，不主张以医学代文学（Trilling，1941：954），倒是时常有些文学评论家非要把弗氏看作文学理论家，然后再评论一番弗氏对文学艺术的所谓“无知”，其实却是在冤枉弗洛伊德。但也确有见解深刻、真正了解弗氏的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便是其中之一。

在《弗洛伊德与文学》里，特里林首先追溯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渊源：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对人物心理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布莱克（William Blake）擅长揭示文明人内心的黑暗面以及农人、儿童甚至野蛮人无拘无束的心理活动；此时兴起的自传体小说专门描述人的过去经历；乔治·桑（George Sand）、雪莱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对“本我”的关注；陀斯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i）与诺瓦利斯（Novalis）写死亡欲望和乖戾心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艾略特常写梦境等，只是他们都没有弗洛伊德理论那么专业化，那么高度概括。特里林认为，弗氏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深层心理因素和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但他却把很难证实的理论过于简单地等同于现实，这是他的失误。在《艺术与神经病》中，特里林认为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畸形发展、拜金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都处于精神亢奋的异常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可以产生奇迹，也会造成破坏。但是，作家不是精神病人，文学作品也不是麻醉剂。梦与诗的最大区别是：诗人可以控制自己的白日梦，精神病患者则控制不了自己的幻觉。幻觉人人皆有，但要高超地表达幻觉只能靠把握、运用精神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艺术家的天赋，而艺术天赋决不会来自精神病。艺术家的幻想是清醒的，而疯子的幻想则是病态的（Trilling，1941：952；1945：960－964）。

传统的文学精神分析主要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如人格理论，性心理理论）应用于文本分析。试举两例。《年轻人布朗》是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之作。“年轻人”（young）的字面含义是心地纯洁，不谙人间罪恶，布朗正是这样一个公认的好人。然而这只是他多重人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狂乱的情欲。布朗妻子菲思的粉红色丝带是这种双重性的一个很好的象征：粉红色是白与红的混合色，白色是冷色，代表女性的纯洁和柔情；暖色的红色则代表男性情欲的冲动；而丝带的飘扬象征布朗内心的本我挣脱束缚满足冲动的渴望。在魔鬼的诱使下，布朗于日落前一步步离开象征道德习俗的村庄（超我）迈向黑森林（本我）的深处去参加魔鬼集会。魔鬼的蛇形手杖也是象征物：“蛇”不仅是圣经中隐喻暗示的堕落，而且还是男性性象征，魔鬼用手杖指引布朗则是在唤醒他被压抑的情欲。虽然布朗最后幡然醒悟回到了村庄，但抑郁寡欢，仿佛变了一个人。实际上这是人格异常的表现：获得解脱的“本我”如果再次被“超我”强行压制，便会产生精神症状。霍桑生活的新英格兰清教盛行，小说揭示的也是加尔文教的“原罪”说：人生来有罪，只有终生忏悔才有可能获救，而弗洛伊德理论可以使这个主题更加突现。《太阳照样升起》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斗牛描写也可供心理分析。斗牛的描写十分精彩，场面十分壮观，但斗牛士和牛的对峙、周旋，双方有节奏的交互往来，直至斗牛士把剑插入牛体，达到兴奋的高潮，所有这些无不包含性的意蕴。斗牛爱好者大都是怀有强烈激情的男人，观看斗牛是本我（死亡欲、施虐欲、征服欲）的极好宣泄，性力（libido）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五十年代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名著《蝇王》中有一幕描写流落在孤岛的文明儿童追杀野猪，与以上斗牛场面异曲同工。以上两部小说分别作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受到冲击，本我失去有效遏制，人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怀疑、失望、绝望的情绪蔓延，人格失调而无法正常运作，这就是弗洛伊德分析方法对两部小说的揭示。

以上对文本的精神分析自然有牵强之感，尤其是如果落入人格结构或俄狄浦斯情结的俗套，便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但不可否认，使用心理分析确实可以读出新意，有助于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以上分析中还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来自于弗氏数十年的实验室观察和实证，已经形成一门“系统的知识”。科学、理性是弗氏建立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石。弗氏和俄苏形式主义者一样在追求“story”（本事）背后的“plot”（情节） ；和形式主义者追求“形式的科学”、结构主义家追求“符号的科学”一样，弗洛伊德追求的是“心理的科学”（Eagleton，1985：151；Trilling，1941：949，951；Jefferson & Robey，1986：150）。弗洛伊德研究心理学的方式比较特殊，所以科学性在他身上的体现也较为特殊，但他也许并不是有些人所称的“非理性主义者”——他生活在一个思维混乱、狂人当道的年代，遏制非理性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弗洛伊德对人类文明和文化进步贡献巨大。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说明人类本性中存在有“自我完善”的本能，相反，人和动物的心理机制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说少数人确有自我完善的冲动，并做出过骄人的业绩，这也是对本能冲动的压制所致，而不是本能的产物（Freud，1955：42）。如果说哥白尼十六世纪初打破了地心说，达尔文十九世纪中叶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在物种起源上并无二致，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则把人的“心理”等同于动物的心理，对人的妄自尊大进行了更加无情的剖视（debunk）。

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说过：“我们的文明乃是建基于对本能的压制上的”。但是，弗洛伊德绝不是要人们张扬“动物性”，绝不是要否定人们向善的努力。尽管弗氏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他却不是悲观主义者。弗氏反对的不是文明（超我）本身，而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方式：对本我不恰当地压制，导致各种文明病的出现（《性爱与文明》，265－279）。他一直弘扬的是“自我”，相信自我有足够的协调能力，使人格健康发展，主张恰当地操纵“非分”的欲望，促使其升华以推动文明的发展 。

尽管弗洛伊德的用心良苦，现代人仍然对他的学说持有保留。一方面当代精神病学已经发现弗氏理论多有失误，另一方面弗氏去世之后的社会现实告诉人们要慎重对待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直接用于精神病的诊断、治疗。但冷酷的现实却使人们对这种治疗手段保持高度的戒心：不论是希特勒法西斯，还是当代西方社会，精神病的诊治有时变成一种权力工具和政治迫害手段。因此有些后现代主义主张精神病的诊断须格外谨慎，是否患有精神病必须由非精神病医生组成的社区“陪诊团”来做出，这么做的理论依据是：精神病的甄别标准并非是某个人“发现”的客观先在物（by Nature），而是人为阐释的结果（by Culture），如果滥用则无异于精神压制（Eagleton，1985：161） 。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很快被“嫁接”到纷纷涌现的新批评理论上，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新”精神分析理论；操持传统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家虽然不乏其人，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虽然仍然主导着大学文学批评课堂，但毋庸置疑，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弗洛伊德理论。霍兰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算是“新潮理论”，但它们的理论地位已经得到确立，成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部分。

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或许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他介于传统精神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之间：他一方面吸收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ego psychology），发展出文学互动阅读理论（transactive reading），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后结构主义阅读理论十分接近；但同时他对解构主义等后学理论怀有戒心，不赞成过分夸大文本性和语言的作用。如果说弗洛伊德关心的是人类的普遍心理，霍兰德关注的则是读者阅读时的心理状态，即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情感反应是如何产生的 。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不同是，霍兰德对心理思维（mind）关注的同时，对生理大脑（brain）同样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六十年代曾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接受过精神分析的专业训练，七十年代创办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心理研究院”，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大脑》一书的第一章，他从大脑生理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控制论等现代前沿科学出发，对大脑的生理结构进行了非常专业的探讨。

最能代表霍兰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或许是他根据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而发展出的一套读者心理反应理论，即“防卫-期待-幻想-改造”（defence-expectation-fantasy-transformation，简称DEFT机制）。霍兰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性格”，他称之为“永恒的性格核心”（unchanging core of personality）或“特征主调”（identity theme），其运作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征不断重复自身”。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经历、行为、思想可以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是此人“特征主调”的投射 。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文学阅读行为的特点是读者-文本的互动过程，其“特征主调”的复制遵循的是一套特殊的心理学模式，即“DEFT”：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前都带有自己独特的期待（欲望、幻想、恐惧等），阅读时会下意识地力图在文本中发现与之对应的相似期待，发现之后便会用各自的心理防御机制对这些期待进行抵御、改造，从而可以“合法”地使恐惧消除，欲望得到满足，把由幻想引发的不安、内疚、负罪感转化成“完整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审美体验，道德情操和心智经验”，获得愉悦的感受（Holland，1975：30；1984：123－127）。这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且毋庸置疑，霍兰德成功地把超我，自我和本我“移植”到文学阅读行为上，为文本阐释提供了一个心理学模型。

作为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家，霍兰德在美国的地位固然无人可比，但他却是位生不逢时的人，因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影响委实太大。霍兰德和弗洛伊德一样，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自我”上；弗洛伊德在研究生涯的初期曾提出过“本我心理学”（关注“无意识”），但不久就转向了“自我心理学”（关注自我“ego”）。但在三十年代后期弗洛伊德去世前后，拉康却重新关注起无意识，并且在上世纪中叶形成巨大影响。

拉康把索绪尔、雅各布森和弗洛伊德结合在一起。索绪尔认为思维先于语言，语言介入对混沌的思维进行梳理，然后和思维一一对应；弗洛伊德也认为无意识先在于语言，是本能的集合体。拉康则认为无意识和语言同时出现，是语言对欲望进行结构化的结果。弗洛伊德曾用“凝缩/置换（condensation/displacement）”这样的语言学词汇来表述梦幻的运作和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方式，拉康则借用雅各布森的“转喻/隐喻”，分别表示欲望这个能指和欲望实现这个所指的运作方式（即延续性“continu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转喻中因存在“或缺”（lack）而导致能指沿所指不断延伸，隐喻中则以表层意义（所指）指代深层遭压抑的意义（能指）来显示欲望，逐渐接近无意识。所以拉康说无意识的结构犹如语言（Jefferson & Robey，1986：122）。

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由性力驱动的心理现象，健康人通过欲望与欲望满足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但拉康认为欲望代表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但由于俄狄浦斯阶段以及“镜子阶段”（mirror stage）使人产生心理断裂，所以人永远无法满足欲望，无法达到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拉康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儿童经过俄狄浦斯三阶段（seduction/primal/castration）之后进入社会：诱惑阶段（受到欲望物母亲的性吸引）；醒悟阶段（看见母亲和父亲性交）；阉割阶段（父亲代表的“法”禁止儿童性亲近母亲）。拉康把俄狄浦斯的三阶段对应于心理的三个“域”（need/demand/desire），形成了拉康式的心理发展三阶段（Real/Imaginary/Symbolic）。儿童把欲望压进无意识，移往“他物”（即主体无意识里的纯粹能指），而由于这个他物/所指永远不可能获得，因此欲望的无法满足造成心理断裂。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心理层面上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拉康则在语言层面上理解它。

拉康的这个观点在《镜子阶段》中表达得很清楚。此文写于1936年，1949年修改后重新发表。镜子（亦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儿童（十八个月前）物我（母/我）不分。儿童带有自恋性地欣赏镜中自己的身体，表明自我开始出现并发展。但儿童的认识其实是误识，其欲望的投射也是误投。父亲出现时，儿童的两极世界变成三极世界，此时儿童开始获得语言，通过话语来界定自己。语言有转喻作用，词语（能指）代物（所指），但不相等于所代之物。儿童在不断延宕的转喻链中追寻不断逃脱的欲望物。儿童的能指符号中，男性生殖器（phallus）是“共相”（universal）超验能指；它指的不是性器官，而是“转喻存在”，表明或缺与不在场，即欲望的永不可达 。从隐喻的角度看，镜前的儿童近似于能指，镜像则类似所指，此时的能/所指如索绪尔所言一一对应，也如隐喻一般相互没有排斥。语言出现后差异随之而来，意义由差异决定，儿童在家中的身份也由他和父母的差异而定。这就是拉康所谓的象征期：儿童必须承担先定的社会、性别角色。这个时候，隐喻的镜像变成转喻的语言。能指在所指链的不断滑动等于由或缺引起的欲望活动，而终极所指则永远遭到压抑。

拉康本人对文艺批评的贡献十分有限，但由于他对语言的创造性理解，所以他的理论意义非同寻常。在拉康看来，文本首先是欲望话语，因此批评家关注的不是占有作者之意，而是自己搜寻到的意义。“现实主义”作家关注的只是内容本身，故事情节是自足的 。这里文学文本类似法律文件或科学报告，不显示其中的事实是怎么得来的，其中排除了什么，为什么要排除，选取的内容为什么要如此排列等等。所以，现实主义恰如拉康的自我：靠强行掩盖自身生成过程而生存（Eagleton，1985：170）。“现代主义”则把文本的书写过程作为内容，“展示技法”以便读者对文本建构现实的方式进行批判。这里所指（意义）是能指（技法）的产物，而不是先于能指存在。

拉康式文艺批评关注的对象是文本中由能指链决定的欲望结构。拉康个人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喜好比弗洛伊德更大，但是两人都对小说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在利用某一文本来对一切文本的本质予以说明，用结构精神分析来描绘所有文本的运作机制。他对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爱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窃信案》所作的文本分析就旨在说明：小说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使意识产生秩序的象征域的运作方式一样。

坡说的是一封信双重被窃的故事。此信（或许是封情书）最早寄给王后，王后在阅信时国王和大臣突然进门，为了掩饰她若无其事地把信反过来放在桌上，不料被大臣识破，于是找个机会当面拿走此信，用另一封无关紧要的信取而代之。王后遂求助于巴黎警察局长。局长仔细搜查了大臣的寓所和大臣本人，但一无所获，只好求助于著名的私人侦探杜邦。杜邦推算大臣和王后一样会把信放在某个最显眼的地方，以此欺骗“现实主义者”，后来果然在壁炉边看似随意放置的一个纸板夹里发现了它。他设法取走信交给王后，并在原处放了另一封信取而代之。

拉康感兴趣的是坡故事中的重复结构：两次“窃”信（大臣和杜邦）、三种目光（视而不见、自以为是、洞察一切）、三种人物（分别代表纯客观性、纯主观性、深谙能指规律）和三个“交”信的时刻（王后、大臣二杜邦）。如两次窃信里人物角色的变换：第一次窃信时国王蒙在鼓里，王后自以为得计，大臣一则从中识破一切。第二次窃信时，警察局长一无所知（类似于国王），大臣二犯了和王后相同的错误（自以为得计），杜邦则如大臣一那样洞察一切。这里国王和警察局长代表纯客观性（自以为明了一切），王后和大臣二象征纯主观性（自以为知晓内情），只有大臣一和杜邦知道信（能指）的阐释有多种。因此双关词“letter”（信或文字）是小说的真正主题。信在故事中的遭遇犹如能指在现实中的遭遇：王后、警察局长、大臣二等人的结构位置相当于现实中相信能指所指直接对应的人们；能指里蕴含他们的欲望，而他们本人尚没有意识到；这和精神病人一样，症状被多次置换，病人却不会意识到。杜邦相当于精神病医生，帮助病人（王后）去除心病。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文学阅读也一样：文本相当于信，无所不知的作者相当于国王和警察局长，自信的读者相当于王后和大臣二，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则是杜邦，只有他才可以解读蕴含着我们的欲望、存在于不断的修辞置换中的那封“信”（Jefferson & Robey 1986：128）。

和《窃信案》相似的一部中国作品就是电影《天下无贼》。“信”在这里成了包裹有六万元人民币的“钱包”，钱包一直被超级“现实主义者”傻根紧紧抱在怀里（能指被牢牢地固定），自以为万无一失（“俺就不信邪”），殊不知在他不知不觉中已经四处滑动（sliding），兜了一个大圈子（circulating），经历了四次易手。“贼”王薄曾经讥讽他：“我看你这双眼，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抠出来吧！”但是和《窃信案》不一样，电影里却没有杜邦式的全知全能的人物：精明老道的贼首胡黎和王薄不时失手（相信了固定的所指），“自信”的王丽更显得“天真”，即使基本上掌控局势的警察也有“失窃”和“搞不明白”之时。“钱包”在这里成了蕴含欲望的文本，存在于不断的修辞置换之中。如果说，“窃信”有“政治”后果（掌控王后），“天下无贼”的后果就更加严重：天下无贼的现实只能存在于傻根的睡梦里，而且要付出王薄的生命。降魔杵在固定了钱包/能指的同时，也带来了死亡。

拉康的阅读方法值得一提。他指出：坡的“purloined”乃英语“pur”（拉丁pro）和古法语“loigner/longé/loing”的叠加，意为“并列”/“放在边上”/“误放”，喻送信的路途被拉长、信件遭到延误（prolonged，purloined的辞源）；法语中“ lettre en souffrance ”含有邮寄中路径搞错的邮件、被搁置的信件，还有“ souffrance ”（受难）之意。而“ longe ”原意“to put far off or away”，故引申出“偷窃”。所以“purloined”至少集下列意义于一身：并列放置（偷梁换柱）、长久搁置（旅途遥远）、误放（有意为之）、失去（寻找）、难受。这种阅读方法似曾相识：德里达和米勒使用的解构主义阅读方法几乎和拉康如出一辙 。拉康的写作方式很特别，是因为他把追求连贯意义的传统语言称为前弗洛伊德幻想，而自己则完全模仿无意识语言：语言游戏，双关语，逻辑断裂等，旨在显示梦境和无意识不断变换的结构，表明语言和思维的内在相关性和等同性，因此他的著述非常艰涩。有评论家认为，拉康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重写了弗洛伊德。其实，拉康的话语出现在后学之前，所以情况正好相反，应当是后结构主义用拉康的话语塑造了自己。如果说弗洛伊德用人格理论对人及人类文明进行了剖视，拉康则把解剖更深入一步：语言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工具造成了人的思维障碍，导致人的心理分裂。弗洛伊德还是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本我过去的地方，就是自我将来的领地”（“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用“自我”来统治无意识的“本我”；但是拉康却“解构”了弗洛伊德：独立自在的“自我”根本不存在，它只是语言的表象，尽管拉康的类似于无意识的语言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回事。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曾经用“笛卡儿式怀疑”确定了人的绝对存在（“我思故我在”），现在拉康则用“拉康心理学”对毋庸置疑的人提出了质疑，因为人在思维时决不会完全存在，从某个角度说，也许是“我在不思处，我思我不在”（I am not where I think，and I think where I am not）（Eagleton 1985：170）。

意识的结构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是现代心理分析理论的创立者，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人类大脑的思维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创立了一整套描述性术语，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得到应用。以下几篇短文选自弗洛伊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清晰地描述了他对意识结构的独特理解，题目由编者所加。请注意两个心理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背后的基本理论，同时请记住产生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社会背景。

意识，无意识，前意识

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来自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至今尚无法解释或描述它，这个事实就是意识。可是，如果有人说起意识，我们根据自己最隐秘的个人经验会立刻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许多人，不论是心理学界的学者还是界外人，都满足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意识才是心理活动，心理学要做的就是在意识这个现象中区分出认知、感觉、智力过程和意志。但是，人们通常也承认，这些意识过程不能形成各自完整而又相互联结的序列，所以也没有办法来提出这种假定：伴随心理过程的还有身体或躯体活动过程，而且这种过程公认要比心理过程更完整，因为有些躯体活动伴有与心理过程相似的意识活动，另外一些则没有。所以把心理学的重点放到这些躯体过程上，从躯体活动中观察心理活动的实质，并力图对意识活动过程做出一些新的评价，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大多数哲学家以及另外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宣称：把心理活动看作是无意识的，这个说法自相矛盾。

但是，心理分析必须肯定的恰好就是这一点，它是心理分析的第二个基本假设。这一假设把前人当作躯体附属过程解释为本质上是心理的，并且暂时忽略意识的属性。

在这个无意识方面，我们马上就会做出一个重要的区分。有些过程很容易变成有意识的，后来可能不再有意识了，但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再次成为有意识的：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些过程可以再现或回忆起来。这提醒我们，总的说来意识是种非常让人捉摸不定的状态。有意识的东西只是暂时有意识。如果我们的知觉对此不能加以肯定，那么出现矛盾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加以解释：知觉的刺激能持续一定时间，所以在此过程中，对刺激的知觉可以一再出现。整个观点可以很容易地从我们对于智力活动有意识的知觉上看出来。智力过程的确可以持续，但是也很容易瞬息即逝。因此任何以这种方式活动的、可以轻易地从无意识状态转换为有意识状态的无意识，都可以更好地描述为“能进入意识的”，或是前意识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任何心理过程，哪怕是最复杂的心理过程，都能在某些情况下一直保持前意识状态，尽管这些心理过程一般总要像我们所说的，向前挤入意识中。有些其他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材料并不会这样易于进入意识之中，但是这些也必须照前面说过的方式推论、揭示、解释近意识形式。正是为这种材料，我们才保留了无意识这一名称。

这样我们赋予心理过程以三种品质：它们或是有意识的，或是前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把这种材料划分成具有这些品质的三大类，这种划分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我们已经看到，不需要我们的介入，前意识的材料会变成意识的材料；无意识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努力，会变成有意识，虽然在转变过程中我们会有这种印象：要不断克服常常是很强的抗拒力。我们试图在别人身上这么做时不应忘记，我们有意识地填充他的知觉间隔——我们提供给他一套结构——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提到的那种无意识材料变为他身上意识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实际情况是：那些材料以两种样式呈现在他心中，第一种样式存在于他刚刚接受的那种有意识的再建构中，第二种存在于原来无意识的状态。

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是一种混沌状态，一锅沸腾的激情。我们设想，本我与躯体过程直接接触，从躯体过程中接受种种本能需求，并使这些需求在心理上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说不出这种接触发生在哪一个次层次上。这些本能给本我注入精力，但是本我既没有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一种使本能需求按照快乐原则得到满足的冲动。逻辑律，尤其是矛盾律，在本我的过程中无效。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并存，并不彼此中和或相互排斥，至多就是在强大的效益压力之下，以调和的形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各自的能量。在本我中没有类似于否定的东西，哲学家曾断言，时间与空间是我们的心理行为必须具备的形式，但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本我。本我中没有对应于时间观念的东西，没有对时间流逝的承认，而且时间的流逝不会造成心理过程的改变（这件事情很特别，有待于哲学家给予适当的考虑），有些意向冲动从未超过本我，有些印象被压抑到本我之中，这些冲动甚至印象实际上都是长存不灭的，可以保存整整几十年，只是看上去好像新近才产生的一样。通过分析它们上升到意识层面，这时也只能认出它们属于过去，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无法释放能量，分析疗法的大部分疗效揭示的就是这个事实。

被压抑的东西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我常想，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是相关的理论却远远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这个理论好像使我们得以探讨某些确实非常深奥的道理。但是我本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仅到此为止。

当然，本我完全不懂什么有价值，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叫道德。与快乐原则紧密相连的效益因素，你也可以叫它数量因素，支配着本我的一切活动。本能积蓄寻求发泄，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容。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的确似乎和心理其他区域里所见到的能量处于不同的状态。这些能量必定更富有流动性、更易于释放，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那些转移作用和压缩作用，这些是本我所特有的，而且与发泄物的属性完全无关。

至于自我的特性，因为它既不同于本我，也有别于超我，所以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自我和心理器官最表层部分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知觉-意识系统，自我的特性就更容易讲清楚。知觉-意识系统指向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的种种知觉之间起中介作用，并且在系统发生作用的时候在系统中产生意识现象。它是整个接受器官的感觉器，不但感受来自外界的刺激，而且也感受出自心理内部的刺激。这样理解自我几乎不会出差错：自我是本我的一个部分，其由于靠近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对它施加影响，因而受到改变，这个部分的作用也是接受刺激，保护机体免受刺激影响，犹如围在活性物质粒子四周的那层皮质层一样。对自我说来，它与外部世界的这种关系有决定性意义。对本我说来，自我承担了代表外部世界并因此保护本我的任务，因为本我只顾盲目地满足自己的本能，完全不顾外部的压倒性力量，如果没有自我的保护，就难免毁灭的命运。自我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必须细心观察外部世界，在自己知觉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存外部世界的真实图像，此外，自我还要借助现实检测，把由内在刺激的影响而造成的因素从外部世界的图像中予以剔除。自我代表本我，控制通向能动性之路，但是它又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拖延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记忆中储存的剩余经验。以这种方式，自我推翻了在本我的活动中主宰一切的快乐原则，并且代之以现实原则，后者可以提供更大的安全和更大的成功。

有句谚语说，一仆不能同侍二主。可怜的自我碰到的事情更难办，它要服侍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还要尽力调和这三位主人的吩咐和要求。这些要求总是各不相同，而且常常像是水火不相容；无怪自我常因无法应付而让步，这三个暴虐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当我们看到自我尽力满足全部三位主人，或者更恰当地说，同时服从全部三位主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惋惜把自我人格化，并使它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它感到自己受到三方面的包围，遭到三重危险的威胁。受到的压力过大时，自我的反应就是增加焦虑感。自我产生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本来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是自我也希望为本我忠实服务，与本我维持好关系，使自己给本我留下好印象，把本我的力比多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在调解本我和现实的过程中，自我常常被迫用自己前意识中的理由来遮掩本我无意识的指令，以便掩饰本我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即使本我顽固坚持不肯调和，自我也要用圆滑的手腕对现实表现出一些虚情假意。另一方面，自我的每个举止都受到严厉的超我的监视，超我手中握有行为准则，不考虑外部世界和本我有没有任何困难。如果这些准则没有被遵守，超我就要惩罚自我，手段是让自我产生紧张感，表现为自卑感和愧疚感。在本我的驱使下，超我的包围中，现实的拒绝里，在这种种压力之下，自我奋力应付自己的经济学任务，削减里里外外交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力量和影响，使之达成某种协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叹：“生活真是不容易呀！”当自我被迫承认自己的弱点时，它会突然爆发出焦虑：面临外部世界时表现为现实焦虑，面临超我时表现为规范焦虑，面临本我激情的力量时则表现为精神焦虑。

我向你们解释心理人格的内部结构关系时，曾用一个简单的图形加以描述，现在我重新绘出这一图形 。

你们可以看到，超我是怎样往下进入到本我之内。作为恋母情结的继承者，超我毕竟和本我有密切联系。它比自我离开知觉系统更远。本我通过自我这个中介才能应付外部世界，至少如本图形所示。要说这个图形有多正确，现在当然还为时过早。我自己知道，这个图形有一方面不正确。无意识和本我所占的空间和自我或前意识所占的空间相比，理应要大得多。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的想象中纠正这一点。

这篇叙述肯定让人精疲力竭，或许讲述得也不够生动，不过，在结束之前，我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想到把人格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的时候，切忌把这种划分想象为政治地理上那种人为划出的泾渭分明的界线。构图或原始绘画中见到的那样的线条轮廓，是不能恰当地描绘心理特征的；我们需要的是每个色彩区域逐渐相互伸展相互融合，就像现代绘画中表现的那样。划分开来之后，一定要允许划分开来的区域能重新汇拢到一起。第一次尝试描绘人类心理这种如此难以捉摸的东西，不要过于挑剔。这些区分的程度很可能因人而异，甚至各个区域的功能本身可能也有变化，有时还可能还会出现衰退情况。对于那些最不稳定的区分，从系统发生学的观点看就是最近的区分，即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区分，情况似乎更是如此。精神病也能造成同样的情况，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另外也不难想象，施用某些神秘术，也会使心理不同区域间的正常关系受到扰乱，导致例如知觉系统能够触及到自我的深层及本我中的关系，这些关系本来是知觉系统无法接近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否能使人掌握最终真相，并从中大获益处，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同样，我们必须承认，用心理分折进行疾病治疗，采用的仍然是极为相似的处理方法。因为治疗的目的是要加强自我，使它更能摆脱超我的影响，扩大它的视野，扩大它的组织，以便从本我那里夺取新的地盘。本我过去的地方，就是自我将来的领地。

力比多

力比多是来自于情感理论的一个术语，借以称呼那些和“爱”所能包括的东西有关系的本能能量，在此视作一个巨大的量，虽然目前无法进行实际衡量。我们所说的爱其核心自然包括以两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并且这是通常人们所指的爱，也是诗人所讴歌的爱。这个词泛指任何情况下都拥有“爱”这个名字的内涵；但是我们并没有从这个词得出爱，而是对父母和孩子的爱、友谊和对整个人类的爱，还有对具体物体和抽象思想的热爱。我们的理由在于这一事实，即精神分析研究显示，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种本能冲动的表达；在两性关系中，这些冲动强制性地导向两性结合，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从这个方向转移开或者被阻止实现这一目标，虽然总是保存了足够的原质以使它们的身份可以被识别，如渴望亲近或自我牺牲这样的特征。

于是精神分析学根据它们的来源将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将这一术语视作一种侮辱，并出于报复，把精神分析学斥之为“泛性论”。把性当作有损或有辱人的本性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为文雅的称谓“厄洛斯”和“情爱”。我自己本来一开始也可以这么做，并因而会免除许多人的反对。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不想向怯懦屈服。谁都分辨不出这条路通到哪里为止，先是语言让步，然后逐渐地一步步做出实质性屈服。我以为以性为耻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希腊词“厄洛斯”虽可削弱侮慢，翻译成德语最终还是 Liebe （爱）；最后，知道如何等待的人不必做出让步。

本能的保存属性

讨论到这里，我们无法避开一点怀疑，即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某种痕迹，某种本能的或许还有一般有机生命的一个普遍特征的痕迹。到目前为止这一痕迹还没有被清楚地加以认识或至少没有明确地强调过。 那么，本能似乎就是一种内在于有机生命的激励恢复到早先状态的动力 ，生命体在外界干扰力量的压力下已被迫放弃这种早先的状态；就是说这是一种有机灵活性，或换句话说，是有机生命的一种内在惯性的表达。

这种本能观让我们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已习惯于把它看作一种推动变化与发展的因素，现在却被要求在它们身上去发现一种恰恰相反的东西——表述的是生命体的保存属性。另一方面，我们很快想到了动物的例子，这些例子似乎证明了本能是由历史决定的这个观点。比如，某些鱼在产卵季节要进行艰难的迁徙，为了将卵产于远离它们习惯栖息地的特殊水域。在许多生物学家看来，这些鱼所做的只是在寻找它们的类属以前居住过的地方，但随时间的推移后来另择他处了。人们相信，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鸟类的迁徙飞行，但是很快我们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寻找例证了。我们想到，要证明存在一种有机的重复冲动，给人印象最深的证据就在于遗传现象和胚胎学事实。我们看到，一个生命体的胚芽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迫重复产生出它的所有形式结构，即使只是短暂的、简化了的重复，而不是以最简洁的路径发展到最终形态。这种行为只是在非常小的程度上源于机械的原因，因此也不可忽略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同样，一个器官丧失后，再重新长出一个完全相似的器官，这种力量也一直延伸到动物王国……一切本能都倾向于将事物恢复到早期的状态。

……如果生命的目标是事物从未达到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与本能的保存性本质相矛盾。相反，那肯定是事物的一种 旧 状态，一种初始状态，生命体在某个时刻离开了这种状态，而后又沿着它的发展所遵循的蜿蜒道路，努力返回这种状态。每一个生命体因为 内在的 原因而死亡，因而再次变成无机体。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视作一条毫无例外的道路，那么我们会被迫说“ 所有生命的目的就是死亡 ”；回顾历史，我们会被迫说“无生命事物的存在先于有生命事物”。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类身上有一种倾向完美的本能在起作用，放弃这样一种想法也许很难。这种本能使人类发展到现在这样高的思想成就和道德水平，并有可能使人类继续发展成为超人。然而我并不相信存在这种内在的本能，我也看不出这种仁慈的幻想以后如何保持下去。在我看来，人类目前的发展所需要的解释与动物的没有什么不同。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对完美的孜孜追求，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本能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被压抑的本能永远不会停止追求完全的满足，包括在对一种原始满足感的重复。没有任何代替物或反应物，没有任何升华，可以消除受压抑的本能持续的紧张状态。所 要求 的满足快感和实际 获得 的满足快感之间量的差别，形成了驱动因素，不容许停滞在已经达到的位置，而是，用诗人的话说，“ ungebändigt immer vorwärts dringt ”。 通向完全满足的向后之路总是被保持压抑的抵制力量所阻碍。因此，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朝着依然能自由生长的方向发展，虽然没有结束这一过程或能够达到既定目标的希望。

（张金良　译）

关键词

意识/无意识/前意识（conscious/unconscious/preconscious）

本我/自我/超我（id/ego/superego）

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

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

力比多（libido）

泛性论（pan-sexualism）

本能（instinct）

关键引文

1. 这一研究方法是否能使人掌握最终真相，并从中大获益处，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同样，我们必须承认，用心理分折进行疾病治疗，采用的仍然是极为相似的处理方法。因为治疗的目的是要加强自我，使它更能摆脱超我的影响，扩大它的视野，扩大它的组织，以便从本我那里夺取新的地盘。本我过去的地方，就是自我将来的领地。

2. 于是精神分析学根据它们的来源将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将这一术语视作一种侮辱，并出于报复，把精神分析学斥之为“泛性论”。把性当作有损或有辱人的本性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为文雅的称谓“厄洛斯”和“情爱”。我自己本来一开始也可以这么做，并因而会免除许多人的反对。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不想向怯懦屈服。谁都分辨不出这条路通到哪里为止，先是语言让步，然后逐渐地一步步做出实质性屈服。我以为以性为耻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3. 本能似乎就是一种内在于有机生命的激励恢复到早先状态的动力 ，生命体在外界干扰力量的压力下已被迫放弃这种早先的状态；就是说这是一种有机灵活性，或换句话说，是有机生命的一种内在惯性的表达。

4.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类身上有一种倾向完美的本能在起作用，放弃这样一种想法也许很难。这种本能使人类发展到现在这样高的思想成就和道德水平，并有可能使人类继续发展成为超人。然而我并不相信存在这种内在的本能，我也看不出这种仁慈的幻想以后如何保持下去。

5. 在我看来，人类目前的发展所需要的解释与动物的没有什么不同。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对完美的孜孜追求，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本能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讨论题

1. 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者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

2. 弗洛伊德的第二个心理结构（本我、自我、超我）与第一个心理结构有多少重合与差异？仔细研究弗洛伊德的插图，看一下与他的描绘是否吻合。

3. 讨论这两个心理结构（尤其是第二个结构）对文本阐释会产生什么意义。

4. 你认为弗洛伊德在宣扬“泛性论”吗？为什么？

5. 为什么弗洛伊德似乎对人类文明的看法并不十分正面？你认为文明的进步是压抑本性造成的吗？

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

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是在《梦的解析》（1899年）中提出的，指的是两个希腊神话故事：忒拜英雄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了父亲娶了母亲；与之相似的是，伊莱克特拉帮助弟弟杀死了淫乱的母亲。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孩子不能顺利度过这一精神阶段，便会发生一种“婴儿期精神病”，成为孩子成年之后患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委。超我也产生于克服俄狄浦斯情节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的精神取得的最重要的社会成就。

我们强调性冲动精神的一面，而忽略或希望暂时忘记基本的肉体或“感官”要求的时候，我们便提到“爱”。大约在母亲成为爱的对象的时候，精神压抑已经在孩子身上开始了，并使他认识不到自己性目标的某些部分。与选择母亲作为爱的对象相联系的，就是包含在“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称谓下的所有东西，在用精神分析解释精神病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精神分析招致反对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

精神病患者经常受到负罪感的折磨，而这种负罪感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便是俄狄浦斯情结，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对处于性潜伏期之前、性对象选择阶段的孩子进行直接观察会让我们发现什么呢？噢，我们会很容易看到这个小男子汉想独自拥有他的母亲。他发现父亲挡了他的路。当父亲竟敢抚爱他的母亲的时候，他变得躁动不安；父亲离开或不在的时候，他流露出满足之情。他经常直接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向母亲许诺要娶她；这与俄狄浦斯的行为似无多少可比之处，但事实上已经足够了；二者的核心是相同的。也在这个时期同一个孩子在其他情况下会对父亲表示出很深的情感，这种观察经常使我们感到困惑。但是这种相反的——或者，用个更好的说法， 矛盾的 ——感情状态，在成年人身上会产生冲突，而在孩子身上则可以得到容忍并长期共存，再以后它们则在无意识中永远共同存在。有人或许会极力反对，认为小孩子的行为是出于自我中心的动机，并不能说明是一种情欲情结；母亲照顾孩子的所有需要，因此她不应再为别人操心，这是孩子所关心的。这种看法也十分正确；但人们很快就清楚了：正如在相似的、从属的情况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兴趣只是提供了爱的冲动发挥作用的场合。如果孩子最强烈地公开对母亲表示出性好奇心，晚上想和她一起睡觉，她穿衣时坚持和她一起呆在房间里，甚至身体尝试做出引诱行为，正如母亲经常观察到、经常笑着讲述的那样，这种对她的依恋之爱的本质就变得毋庸置疑了。另外，不应忘记，母亲以同样的方式满足女儿所有的需要，却不会产生这种结果；并且父亲经常急切地和她竞争男孩子，却不会成功，无法赢得母亲在他心中那样的重要性。简言之，这种情况下任何批评都不应忽视性的偏爱这一因素。从孩子自私的角度来看，如果只能容忍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为他服务，那简直就太愚蠢了。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只描述了男孩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在小女孩身上，情况是相同的，只是有一些必然的相反之处。她执著地爱着父亲，想要摆脱多余的母亲并取代她的地位，她过早地表现出撒娇献媚和成年女性的技巧，这一切在一个小女孩身上构成了一幅特别可爱的画面，可以使我们忘记其严肃性和以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再说一点，多数情况下，在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里，父母们自己遵循性吸引的原则，在唤醒孩子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父亲通过一些温柔的表示，明显地显示出对小女儿的偏爱，母亲则对儿子也是如此。但即使这种因素也不能足够地怀疑幼儿俄狄浦斯情结的自发性本质。其他孩子出生后，俄狄浦斯情结扩大而成为家庭情结。由于自我利益而导致的伤害使俄狄浦斯情结再次受到强化，使儿童对新出生的弟妹产生反感，产生再次清除他们的坚定愿望。儿童表达对弟妹的憎恨情感通常比表达与父母情结相关的情感要直率得多。如果这种愿望获得了满足，并且没过多长时间死亡结束了家里的那个多余的孩子的生命，后面的分析会说明这个死亡对儿童而言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虽然它不见得留存他的记忆中。由于另外一个孩子的诞生，原来的孩子被迫退至第二位，从而第一次几乎彻底与母亲分离，他发现很难原谅母亲对他的冷落；我们称之为成年人心中的那种深深的痛苦在他的心中被激起，并经常成为产生一种永久的疏离感的基础。上文已提到过，性好奇及其产生的所有后果通常都与这些经历有关。随着新的弟弟妹妹的长大，这个孩子对他们的态度经历了最重要的转化。他的妹妹可能代替不忠的母亲而成为他的性爱对象；如果有几个兄弟竞争一个小妹妹的欢心，便会出现恶意竞争，这种竞争在幼儿园里就已经存在，它对以后的人生很重要。小女孩则会将哥哥视作代替父亲的人，因为父亲不再用小时候那样的温柔来对待她；或者她将小妹妹视作她的孩子，以此来实现她为父亲生孩子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对孩子进行直接观察，并考虑到对童年清晰的记忆，不受任何分析的影响，会发现这些甚或更多类似的情况。其中，你还会由此推测，孩子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非常重要，每一部传记都要考虑这一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给人以启示的、如此容易得到的想法，你不会不想到科学理论对禁止乱伦的解释，而且想到时禁不住会暗自发笑。为了这一目的，人们提出过多少说法！我们被告知，因为从童年起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性吸引就被从异性家庭成员身上引开；或者，反对近亲繁殖的生物倾向在头脑中有着与乱伦相同的恐惧！因此人们完全忽略了，如果存在一些可靠的反对乱伦诱惑的自然障碍，那么就不需要严格的法律和习俗的禁止了。但情况恰好相反。人类第一个性对象的选择通常是乱伦性的，指向男人们的母亲和姐妹，因此需要有最严厉的措施来禁止这种幼儿一直怀有的倾向成为现实。……神话会告诉你，男人们虽然表面上对乱伦深恶痛绝，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的神这么做；你或许知道自古以来与姐妹乱伦的婚姻被规定为国王的神圣责任（如埃及的法老和秘鲁的印加人）；因此它带有特权的性质，普通人是不被允许的。

与母亲乱伦是俄狄浦斯所犯罪行之一，另一个是杀父。顺便说一句，这是图腾崇拜——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宗教制度所谴责的两个大罪。现在让我们从对孩子的直接观察转向对已患神经疾病的成年人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分析还会对俄狄浦斯情结得出什么认识？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这种情结正如神话叙述的那样展现出来；人们会看到，这些精神病患者中的每个人自己就是俄狄浦斯，或换句话说，在对这种情结的反应上成了哈姆雷特。确切地说，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描述是一个放大了的、着重强调的幼儿期素描版；对父亲的仇恨和希望他死的愿望不再是模糊的想法，对母亲的爱表现为把她当作女人去占有她。我们是否真的应将这种不道德行为和深深的感情归因于年幼的童年，还是这种分析引入了另外的因素从而欺骗了我们？找到一个答案并不难。任何人，即便是历史学家，每次描述过去的事情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他无意中将现在和中间时代的观念赋予了过去的时代，因而歪曲了事实。对精神病患者来说，这种回顾是否完全是无意的甚至都让人怀疑；我们会在下面说到，这么做是有动机的，我们必须对返回遥远的过去的“逆向幻想”的整个主题进行研究。我们很快也发现，对父亲的仇恨被后来出现的许多动机和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加强了，针对母亲的性欲表现形式似与孩子的本性格格不入。但如果努力通过“逆向幻想”和在后来的生活中产生的动机来解释整个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这种婴儿期的核心，虽有或多或少的增加，但保持完好无损，对孩子进行直接观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已被确立，但我们所面对的俄狄浦斯情结背后的临床事实现在在实际中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青春期，性本能第一次表现了它的旺盛需求，那个古老的熟悉的乱伦话题又一次被提起，又一次受到力比多的激励。婴儿期的性对象选择只不过像是游戏中一次无力的冒险，但它却为青春期的性对象选择确立了方向。这一次一股非常强烈的情感之流开始出现，流向俄狄浦斯情结或对俄狄浦斯情结做出反应；然而，因为这些情感在心理上的前兆已经令人无法接受，所以大部分的这些情感必须处于意识之外。从青春期开始，人必须致力于 摆脱父母的束缚 这项巨大的任务；只有当他完成了这一分离，他才不再是个孩子，才因而成为社会的一员。对儿子来说，这项工作包括把对母亲的力比多欲望转移开，以便利用这些欲望在现实中寻找一个外在的爱的对象；如果他对父亲存有敌意，这项工作还包括使自己与父亲和解，或者，如果婴儿期的反叛最终导致向父亲屈服，那么现在需要摆脱父亲的控制。每一个男人都要完成这些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完成得并不理想，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心理上和在社会上很少令人满意。对精神病人来说，与父母的分离根本没有完成；儿子整个一生都屈从于父亲，无法将他的力比多转移至新的性对象。对女孩来说，女儿的命运可能是相同的。在此意义上，俄狄浦斯情结完全有理由被视为精神病的核心。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忽略。俄狄浦斯的母亲兼妻子不会使我们白白地想到梦。你们还记得我们释梦的结果吗？有多少次形成梦的愿望在本质上是性变态的和乱伦性的，或显露出对亲密的和深爱的亲人出乎意外的敌意？然后，我们并没有解释这些邪恶的情感企图的来源。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了。它们是力比多的性情，是力比多对性对象的投射，它们属于幼儿早期，在意识生活中早就被放弃了，但是在晚上它们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依然有活动能力。但是，因为不仅精神病患者，而是所有人都做过这种变态的、乱伦性的和谋杀性的梦，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今天正常的人也经历过俄狄浦斯情结的性变态和性对象投射；这是正常的心理发展；只不过，精神病人以一种夸大的和夸张的形式展示了正常人梦中也能找到的东西。

（张金良　译）

关键词

俄狄浦斯/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

厄勒克特拉/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

精神病（neurosis）

负罪感（sense of guilt）

家庭情结（family complex）

性好奇（sexual curiosity）

禁止乱伦（prohibition of incest）

图腾崇拜（totemism）

精神病患者（neurotics）

青春期（puberty）

关键引文

1. 与选择母亲作为爱的对象相联系的，就是包含在“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称谓下的所有东西，在用精神分析解释精神病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精神分析招致反对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

2. 由于自我利益而导致的伤害使俄狄浦斯情结再次受到强化，使儿童对新出生的弟妹产生反感，产生再次清除他们的坚定愿望。儿童表达对弟妹的憎恨情感通常比表达与父母情结相关的情感要直率得多。

3. 对精神病人来说，与父母的分离根本没有完成；儿子整个一生都屈从于父亲，无法将他的力比多转移至新的性对象。对女孩来说，女儿的命运可能是相同的。在此意义上，俄狄浦斯情结完全有理由被视为精神病的核心。

4. 与母亲乱伦是俄狄浦斯所犯罪行之一，另一个是杀父。顺便说一句，这是图腾崇拜——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宗教制度所谴责的两个大罪。现在让我们从对孩子的直接观察转向对已患神经疾病的成年人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分析还会对俄狄浦斯情结得出什么认识？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这种情结正如神话叙述的那样展现出来；人们会看到，这些精神病患者中的每个人自己就是俄狄浦斯，或换句话说，在对这种情结的反应上成了哈姆雷特。

5. 但是，因为不仅精神病患者，而是所有人都做过这种变态的、乱伦性的和谋杀性的梦，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今天正常的人也经历过俄狄浦斯情结的性变态和性对象投射；这是正常的心理发展；只不过，精神病人以一种夸大的和夸张的形式展示了正常人梦中也能找到的东西。

讨论题

1. 古希腊神话为什么对弗洛伊德有特别的意义？神话是隐喻，根据神话引申出来的阐释也只能是隐喻，我们应当这么看待俄狄浦斯情结吗？

2. 根据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会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发育？

3. 你对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家庭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4. 很多人说弗洛伊德满口胡言，他的学说更像“故事”而不像科学，你同意吗？为什么？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

对弗洛伊德而言，梦就是经过伪装的愿望获得满足的表达形式。正如精神病症状一样，梦是欲望与禁律在精神上妥协的产物：欲望已经变了样，禁律也予以放行。换句话说，梦的显在内容（那些记得住讲得出的梦的内容）掩盖了潜在的意义。《梦的解析》为揭开梦的伪装提供了阐释方法。弗洛伊德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不是个文学批评家，但他不断地引用艺术作品来解释和支持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主义能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下面的这些描述。

如果《俄狄浦斯王》在现代读者和戏迷的心中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当时的希腊人，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和人的意志间的冲突，而在于用来展示这个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我们的心中必定存在一种声音，要去承认《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威力；尽管同时我们还会谴责说，现在的《女祖先》或其他命运悲剧中呈现的情境是任意的虚构。而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确实存在一个主题，它解释了这种内心声音的威严宣告。俄狄浦斯的命运感动我们之处，就在于它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还在我们降生之前，神明便把给他的那种诅咒也施加给了我们。我们可能都注定把我们的母亲作为第一次性冲动的对象，并把父亲作为第一次暴力和憎恨冲动的对象。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了这一点。俄狄浦斯王杀父拉依俄斯娶母依俄卡斯达，不过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们童年愿望的满足。但是我们比他幸运，没有患上精神神经症，因为自童年起，我们已经成功地收起对母亲的冲动，并逐渐忘掉对父亲的忌妒。我们从童年起满足欲望的对象身上撤回了这些原始欲望，竭力加以抑制，从孩童起我们的心理就在压抑这些欲望。当诗人通过自己的探究揭示了俄狄浦斯的罪恶时，他就迫使我们注意我们自己的内在自我，那里同样的冲动仍然存在，只是受到压抑。

索福克勒斯的这部悲剧明白无误地涉及到这一事实：俄狄浦斯的传说源自远古时代人们的梦，它的内容是儿童首次性冲动在与父母关系上引发的痛苦和紊乱。伊俄卡斯达安慰当时为神谕所困却又不知底细的俄狄浦斯，她认为她经常看到的那个梦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许多年轻人在梦中梦到

是自己母亲的配偶，但对此不介意的人

仍过着安定的生活。

许多人做过与母亲性交的梦，古今一样常见，而这些人谈起此事感到义愤和惊讶。可以想象，这正是悲剧的关键，也是对父亲死亡之梦的说明。俄狄浦斯的传说就是对这两种典型的梦的幻想性反应，正是这样的梦，出现在成人睡眠中，便会让人产生厌恶感，因此传说的内容必定要包含恐怖和自我惩罚。此梦最后呈现出的形式，是这一素材在二次加工后留下的难以辨认的面目，它力图使这一素材服务于神学目的。用这个素材来调和神的无上权力与人类的责任心，和使用其他类似素材一样，以失败告终。

另一个伟大的文学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根植在与《俄狄浦斯王》同样的土壤中。但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时代的所有差异都体现在精神生活上，人类感情生活受到的压抑随时间的发展，体现在对同一素材的不同处理上。在《俄狄浦斯王》中，儿童的基本幻想都像梦中一样暴露无遗并完全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它仍旧压抑着，我们需要像从神经病人中发现事实一样，只有通过之前的抑制效应才能获知它的存在。在更近代的这部戏剧中，主人公性格一直令人完全不可捉摸，这一点是悲剧惊人效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部剧着力于描写哈姆雷特在完成复仇使命时的犹豫不决，原剧本并未道明这种犹疑的原因或动机，解释它的种种尝试也一直不成功。由歌德首先提出而且目前仍然十分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哈姆雷特代表了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行动能力由于过度的智力活动而瘫痪：“带着苍白的思考面孔的病人。”另一种理论认为，诗人力图刻画一种病态的、优柔寡断的、濒临精神衰弱边缘的性格。然而，剧作的情节表明，哈姆雷特绝非蓄意被表现为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人物。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看见了他的决断：一次在盛怒之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毯后面的偷听者；另一次，他蓄意地甚至狡猾地把两位别有企图的廷臣打发到了阴曹地府，展现了文艺复兴王子的全部尊权 。那么，是什么在禁锢着他使他无法完成父王鬼魂赋予他的使命呢？这里的解释是，那便是这项任务的特殊性质。哈姆雷特能够做出一切，就是不能对这个男人施以复仇，因为这个男人杀其父王并占据了父亲的位置，从而向其表明实现了哈姆雷特本人童年时被压抑的欲望。因而，驱使他施予报复的仇恨被自我责备和良心疑虑所取代，良心告诉他，他与要去惩罚的谋杀者相差无几。这里，我已道出了潜藏于主人公心灵潜意识中的思想。如果有人打算称哈姆雷特为歇斯底里病人，那么我只能承认这就是从我的解释中做出的推论……正如各种神经症状像梦本身一样可以给出多种解释，甚至只有经过多种解释才能变得明白易懂，因此每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定产生于诗人心灵中的多个动机和多个冲动，并且必须容许有多种解释。这里我试图解释的只是诗人心灵中最深层的动机。

（张金良　译）

关键词

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

冲动（impulse）

神谕（oracle）

犹豫不决（hesitation）

希腊悲剧（Greek tragedy）

梦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dream）

哈姆雷特（hamlet）

关键引文

1. 如果《俄狄浦斯王》在现代读者和戏迷的心中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当时的希腊人，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和人的意志间的冲突，而在于用来展示这个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

2. 俄狄浦斯的命运感动我们之处，就在于它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还在我们降生之前，神明便把给他的那种诅咒也施加给了我们。我们可能都注定把我们的母亲作为第一次性冲动的对象，并把父亲作为第一次暴力和憎恨冲动的对象。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了这一点。

3. 那么，是什么在禁锢着他使他无法完成父王鬼魂赋予他的使命呢？这里的解释是，那便是这项任务的特殊性质。哈姆雷特能够做出一切，就是不能对这个男人施以复仇，因为这个男人杀其父王并占据了父亲的位置，从而向其表明实现了哈姆雷特本人童年时被压抑的欲望。

4. 正如各种神经症状像梦本身一样可以给出多种解释，甚至只有经过多种解释才能变得明白易懂，因此每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定产生于诗人心灵中的多个动机和多个冲动，并且必须容许有多种解释。这里我试图解释的只是诗人心灵中最深层的动机。

讨论题

1. 弗洛伊德对梦的阐释和他关于心理结构的论述有什么关联？

2. 有人批评弗洛伊德把戏剧《哈姆雷特》的意义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过于牵强，你同意吗？

3. 弗洛伊德发现的《哈姆雷特》中的“特殊性质”有普适性吗？你认为弗洛伊德这一套文本阐释方法可以用到其他文本研读中吗？

4. 如果其他的作品经过弗洛伊德的阐释，都成了一个个的《哈姆雷特》或者俄狄浦斯情结，你觉得是不是太单调了一点？

作家与白日梦 （弗洛伊德）

这是弗洛伊德在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谈论艺术与文学的著名文章。弗洛伊德并不擅长艺术，更不懂得如何探讨艺术性，于是他扬长避短，选择了艺术的 源头 。弗洛伊德当然不是第一个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柏拉图就认为文学想象来自神所引发的灵感。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想象则来自幻想或白日梦，用来满足遭到压抑而无法实现的愿望。艺术白日梦不同于“天真的”白日梦，区别在于艺术形式，在于“诗学用以克服嫌恶感的基本技巧”。因为“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来自于我们头脑中紧张感的释放”。

我们这些外行人总是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正像主教向阿里奥斯托 提出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作家这个怪人究竟从什么地方获得素材？又如何设法利用这些素材给我们留下如此的深刻印象，并且在我们心中激发起那些或许我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的感情。如果我们问作家本人，他也不能向我们提供解释，即使做出解释也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我们的兴趣只会变得更浓厚。即使我们十分清楚地洞察到作家选择素材的决定性因素，洞察到创造文艺形式这门艺术的本质，即使我们知道这一切， 我们 也不会成为作家，但这丝毫不会减弱我们的兴趣。

如果我们至少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身上发现某种类似写作的活动，那该有多好！对这一活动进行一番考察，将使我们有望开始对作家的创作进行解释。而且确实，我们对其可能性是抱有一些希望的。毕竟，作家们喜欢缩小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常常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其内心都是诗人，要到最后一个人死去，诗人才会消亡。

难道我们不应当追溯到童年时代去寻找这种想象性活动的最初踪迹吗？孩子最喜爱、最为之着迷的是玩耍或游戏。每一个玩耍中的孩子都创造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或精确地说，按照他喜欢的新的方式重新安排他的世界里的事物。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这个玩耍的孩子就像一个作家吗？如果认为他没有认真对待那个世界，那就错了；相反，他对待他的游戏非常认真，并且在那上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游戏的对立面不是“认真”，而是“真”。尽管孩子对自己的游戏世界倾注了那么多的感情，但他可以很好地将其与现实区别开来；而且他总是喜欢将想象出来的物体和情形与现实世界中的可视实物相联系。这种联系恰是孩子的“游戏”和“幻想”的区别之所在。

作家所作的正像玩耍中的孩子。他创造了一个受到他认真对待的幻想世界，也就是说，他对此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同时又严格地把这个世界同现实世界分割开来。语言保持了孩子的游戏与诗人的创作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将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写作形式命名为 Spiel （“游戏”），这些写作形式要求联系到具体可触事物，并且能够得到再现。语言中还讲到了 Lustpiel 或 Trauerspiel （“喜剧”或“悲剧”），并把那些再现这种形式的人描绘为Schauspieler（“做游戏的人”或“演员”）。然而，作家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的非现实性对他的艺术技巧却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许多东西如果是真的，就无乐趣可言了；而在幻想的游戏中，则能给人以快感；许多令人激动的事情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在作家的作品上演时，就可以成为听众和观众快乐的源泉。

还有一种考虑需要我们在现实和游戏的对比上面再逗留一会儿。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不再玩耍的时候，在他以一种适当的认真态度努力对生活现实想象了几十年之后，某一天他或许会发现自己头脑中重新拆除了现实与游戏的对比。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以回想一下童年时代玩游戏时的那种认真样子，并且通过将今天表面上严肃的工作等同于童年的游戏，他可以抛掉生活强加给他的太重的负担，收获由幽默带来的快感。

随着人们长大，他们停止了玩耍，并且他们似乎放弃了那种在玩耍中获得快乐的享受。但是任何了解人类心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说再没有比放弃他曾经历过的快感更难的事了。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会放弃任何事情：我们只是用另一件事情来替代它。表面看上去是放弃了，实际是用了一种替代物。同理，成长中的孩子不再玩耍时，放弃的只是与实际物体的联系；他现在不是 玩耍 而是 幻想 。他建造空中楼阁，做起所谓的白日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时在生活中构造幻想。这个事实长久地被人们忽视，它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与孩子的玩耍相比，人们的幻想更不容易被观察到。诚然，孩子自己玩耍或为了游戏的缘故而与其他的孩子组成一个封闭的心理圈子；但是即使他不在大人们面前玩游戏，他也不会故意背着他们玩。相反，成年人却为自己的幻想而羞愧，并把它们在别人面前隐藏起来。他将幻想作为最隐秘的财产而珍视，并且通常宁愿坦白自己的罪过，也不愿把他的幻想告诉别人。结果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相信自己是唯一发明这种幻想的人，却不知道这种创造在其他人当中也很普遍。玩耍的人和幻想的人，其行为的不同可由这两种行为的不同动机来加以说明，而这两种动机事实上是互补的。

孩子的玩耍决定于他的希望：事实上决定于仅仅一个希望——一个有助于他成长的希望，那就是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假装“成年人”，并且在游戏中模仿他所了解的成年人的生活。他没有理由掩藏这一希望。成年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人们并不期望他继续玩耍或幻想，而是要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另一方面，一些使他产生幻想的希望本质上是必须要隐藏的。因此，他为自己的幻想的幼稚和不被允许而感到羞愧。

但是，你会问，既然人们如此为他们的幻想保守秘密，那么关于幻想我们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呀？噢，有一位女神，事实上，不是男性神灵，即必要女神，分配给这类人一项任务，即讲述什么使他们遭受痛苦，什么给他们带来幸福。这些人是神经病患者，除了别的东西外，还被迫向医生讲述他们的幻想，他们希望医生用心理疗法治愈他们的疾病。这是我们的知识最好的来源，从那时起我们就发现很有理由认为，我们的病人告诉我们的东西，也是我们可以从健康人那里听到的。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幻想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幻想，只有不满足的人才幻想。幻想的动力是无法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对令人不满的一种现实的纠正。这些激发幻想的欲望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所处的情况而不同；但是它们自然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或者是野心勃勃的抱负，有助于提高主体的人格；或者是爱欲。在年轻女性身上，爱欲几乎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她们的抱负通常都被她们的爱欲所吞并。在年轻男性身上，以自我为中心的、雄心勃勃的抱负和爱欲同样明显。但是，我们不会强调这两种倾向的相互对立，而是宁愿强调它们经常结合为一体这一事实。正如在许多圣坛装饰画上，捐赠者的画像要在绘画的角落里才能看到一样，在大多数雄心勃勃的幻想中，我们只有在某个角落里才能发现那位女士，幻想者做出的所有英雄业绩都是为了她，他所得到的战利品都放置在她的脚下。正如你所看到的，这里有足够强大的动机来隐藏幻想：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只被允许有最低限度的爱欲，而年轻男性不得不学会压抑他们从童年时被宠爱的日子里带来的对个人的过多关注，以便能在一个充满了具有同样强烈要求的个人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不能不谈幻想与梦的关系。我们晚间做的梦就是这样的一些幻想，我们可以从梦的阐释中加以证明。语言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在很早以前就把制造不确实的幻想命名为 白日梦 ，进而解决了什么是梦的实质性质这个问题。虽然如此，如果我们做的梦的意义对我们而言通常却朦胧晦涩，那是因为夜间我们心中产生一些我们为之感到羞愧的欲望，必须在我们面前隐藏起这些欲望，因此它们受到压抑，被推进无意识中。这样一些被压抑的欲望只有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才被允许获得表达。当科学研究成功地阐明了 梦的扭曲 这一因素的时候，便不再难以理解晚间的梦和白日梦一样都是愿望的满足，我们都如此了解的幻想。

关于幻想就谈这么多了。现在谈一下作家。我们是否可以真的将作家与“光天化日下的做梦者”相比较，将他的创作与白日梦相比较呢？这里我们必须首先谈谈这二者的最初区别。我们必须区别两类作家：一类作家，像古代史诗和悲剧作家一样，创作素材取自现成的材料；另一类作家则似乎创造自己的素材。我们要讨论的是后一类作家，并且为了比较起见，我们将撇开那些被批评家推崇备至的作家，而去讨论那些不太自负的小说家、传奇作家和短篇小说家。这类作家虽然得不到批评界的青睐，却有着范围最广、热情最高的男女读者群。关于这些小说家的创作，有一个特点尤其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引起我们兴趣的主人公，为了赢得我们对这位主人公的同情作家们运用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并似乎至他于某位特殊神明的护佑之下。如果在故事的某一章的结尾处，主人公失去知觉，身受重伤流血不止的话，那么在下一章开头部分肯定会发现他正得到精心护理，并正在康复中；如果第一卷的结尾他所乘坐的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正在沉没，那么第二卷开头肯定就会有他奇迹般获救——如果没有这一获救，故事就无法发展下去。我带着一种安全感随着主人公历经重重险境，这种安全感就像现实生活中一位英雄纵身跳入水中营救溺水者，或为了猛攻敌人的炮兵连而不惜冒着炮火前进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感一样。这是一种真正的英雄气概，我们的一位最优秀的作家用一句无可比拟的话对这种气概进行了表述，“我不会出事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不会受到伤害的特征很有启迪性，透过它我仿佛能够迅速地认出那位威严的自我陛下，那位在每一个白日梦和每一个故事中都出现的英雄。

（张金良　译）

关键词

作家（creative writer）

童年时代（childhood）

游戏/幻想（play/fantasy）

抱负/爱欲（ambitious/erotic wishes）

梦的扭曲（dream distortion）

白日梦（daydream）

抱负/爱欲（ambitious wish/erotic wish）

关键引文

1. 我们这些外行人总是十分好奇地想知道……作家这个怪人究竟从什么地方获得素材，又如何设法利用这些素材给我们留下如此的深刻印象，并且在我们心中激发起那些或许我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的感情。如果我们问作家本人，他也不能向我们提供解释，即使做出解释也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我们的兴趣只会变得更浓厚。

2. 作家所作的正像玩耍中的孩子。他创造了一个受到他认真对待的幻想世界，也就是说，他对此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同时又严格地把这个世界同现实世界分割开来。

3. 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会放弃任何事情：我们只是用另一件事情来替代它。表面看上去是放弃了，实际是用了一种替代物。同理，成长中的孩子不再玩耍时，放弃的只是与实际物体的联系；他现在不是玩耍而是幻想。他建造空中楼阁，做起所谓的白日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时在生活中构造幻想。这个事实长久地被人们忽视，它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4. ……我们的病人告诉我们的东西，也是我们可以从健康人那里听到的。

5. 幻想的动力是无法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对令人不满的一种现实的纠正。这些激发幻想的欲望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所处的情况而不同；但是它们自然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或者是野心勃勃的抱负，有助于提高主体的人格；或者是爱欲。在年轻女性身上，爱欲几乎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她们的抱负通常都被她们的爱欲所吞并。在年轻男性身上，以自我为中心的、雄心勃勃的抱负和爱欲同样明显。

讨论题

1. 弗洛伊德如何用幻想或者游戏来证明文学的独特性？和现实主义者有什么异同？

2. 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的白日梦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3. 你认为“实现未满足的（弗洛伊德式的）欲望”适用于所有文学创作吗？

4. 下页右上图是电影《爱德华大夫》中的一个镜头：一扇扇越来越深的门被打开，象征精神病人心中的“死结”被一个个解开，最后一缕阳光投射进黑暗的房间，象征病人回归“自然”。你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吗？

弗洛伊德与文学 （特里林）

莱昂耐尔·特里林（1905－1975）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文字老道，见解深刻，语言却十分流畅、优美，且深入浅出，深得大众的喜爱。他说：“‘文字批评’来源于希腊词汇，意为判断。批评家所做的不仅仅是评判文学作品，他的评判作用包含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中”。特里林的文学批评以深入的理解能力和非凡的分析能力见长。如他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评既富有远见又说理透彻。《弗洛伊德与文学》（1941）阐明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弗洛伊德概念，指出对弗洛伊德的一些常见的误解，批评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些缺点。这篇文章既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的理论讨论，又有小品文似的亲密、轻松、深邃，透露出特里林文学批评的魅力。

然而，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关于精神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不论其对与错）认为精神总是通过选择和评估帮助创造现实。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观点。依据这一观点，现实是可塑的，是受人创造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系列按实际情况去应对的境况。但是与此并存的另一个观点来自于弗洛伊德临床实践的各种假设；这种观点认为精神应对的现实是相当固定和静止的，完全是“给定的”，而不是（借用杜威的话）“认定的”。弗洛伊德在认识论方面的言论中坚持这第二种观点，但我们很难看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希望精神病病人去接受的现实毕竟是“认定的”而不是“给定的”。这是社会生活和价值的现实，是由人的精神和意志构想并维持的。爱情、道德、荣誉、尊敬——这些都构成了被创造的现实。如果我们称艺术为幻象，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自我的大多数活动和满足都称为幻象；而弗洛伊德本人自然没有这么做的意思。

一方面是梦和精神病，另一方面是艺术，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显然，它们是有某些共同点的；没有一个诗人或批评家会否认无意识过程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它们也都具有幻想的成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当查尔斯·兰姆在为真正的天才精神必定健全这一论点辩护时，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诗人是醒着做梦的。他能控制自己的主题，而不是为其所左右” 。

这是整个区别之所在：诗人把握自己的幻想，而被幻想所左右恰恰是精神病的标志。兰姆还阐述了进一步的区别。论及诗人与现实（他称其为自然）的关系时，他说：“诗人情意缱绻地忠实于那位女王，即使当他在表面上看来大有背叛她的样子的时候”：艺术的幻想意在达到与现实的关系更亲近、更真实的目的。雅克·巴赞讨论弗洛伊德时既善意又一针见血， 他说得好：“艺术与 做梦 之间的美妙的类比导致他做出艺术与 睡眠 这样错误的类比。不过，艺术作品与梦的区别恰恰就在于： 艺术作品把外界现实考虑在内，从而将我们带回到外界现实之中去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几乎完全是享乐主义的，他的这一看法使他无法看出上面这一点。

弗洛伊德当然也知道必须将艺术家与精神病人区别开来。他告诉我们艺术家与精神病人是不同的，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从想象世界中找到回去的路，“并重新在现实中获得一个稳稳的立足点”。不过，照他的意思看来似乎艺术家只有在中止艺术活动时才去应对现实。至少有一次，当他在讨论艺术应对现实时，他真的是指成功的艺术家所能获得的酬劳。他并不否认艺术的功能和用途：它在减轻精神紧张方面具有疗效；为了使人们接受他们为了文化而做出的牺牲，它可以充当“替代性满足”从而服务于文化目的；它有助于让社会成员共享宝贵的感情经验并使人们时刻记住自己的文化理想。我们中有些人会认为艺术的功效还不止于此，但即便是这些作用对于一种“麻醉剂”而言已是很了不起的了。

我一开头就说弗洛伊德的学说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艺术的见解，但我一直所做的只是努力说明弗洛伊德的艺术观是不恰当的。那么，它的启发意义是否或许就在于将那种分析方法应用于特定的艺术作品或艺术家本人？我看不是这样，而且说句公道话，弗洛伊德本人确实曾经意识到精神分析运用于艺术方面的限度及局限，尽管他在实践中并非始终服从前者或承认后者。

例如，弗洛伊德无意侵犯艺术家的主权。他并不希望我们读了他的关于达·芬奇的专题论文之后说“岩石中的玛利亚”是同性恋、自恋绘画的出色代表作。他既主张在研究工作中“精神病学家不应迁就作者”，他也主张“作家不要迁就精神病学家”，他警告后者不要“把一切庸俗化”，不要用临床上的“基本上没有用处的、笨拙的专门术语”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即使在声称美感或许来源于性欲的同时，他也承认精神分析“对美的发言权相对其他方面要少”。他坦言在理论上对艺术形式谈不出所以然，所以只限于讨论艺术的内容。他不考虑语气、感情、风格以部分之间的相互修饰限定。他说：

外行人可能对于（精神）分析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因为必须承认，分析根本没有说清外行人或许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它既不能阐明艺术天赋的本质，又不能解释艺术家的工作方法——艺术技巧。

那么，这种分析方法能做些什么呢？两件事：一是解释艺术作品的“内在意义”，二是解释艺术家作为人的气质。

那么，如果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观点，又不接受他使用自己的分析方法，那么他对我们理解艺术和实践艺术又有些什么贡献呢？我认为，他的贡献大大超过他的错误；贡献是最主要的。这种贡献并不在于他关于艺术的某些具体言论，而是蕴涵在他关于精神的整个观念中。

因为在所有研究精神的体系中，弗洛伊德心理学是唯一主张诗歌是精神构成所固有的。事实上，在弗洛伊德看来，就其大多数倾向而言，精神恰恰就是诗歌创作的器官。这确实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它似乎把无意识精神的运转等同于诗歌本身了，忘记了在无意识精神与完成的诗歌之间还有社会意向和精神对形式的有意识控制。然而这种说法至少可以与那个被普遍表述或暗示的观点相抗衡，即认为事实恰恰相反，诗歌是对精神的正确轨道的一种有益的偏离。

弗洛伊德不仅还诗歌以自然面目，还发现诗歌就像一个拓荒定居者，他把诗歌看作一种思想方法。他多次力图证明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诗歌在征服现实方面是不可靠的和无效的。但是在建造他本人的学说时，他又不得不使用它。在讨论精神的构造结构时，他带有几分挑战的意味道歉说，他使用的关于空间关系的隐喻实在是非常不确切的，因为精神绝不是个空间的东西。然而除了隐喻又无从理解这一困难的概念。早在十八世纪维柯就谈到过文化早期阶段语言的隐喻性和形象性；在科学时代，我们怎么会仍旧使用比喻形式来感觉和思想，怎么会创立精神分析这样一种转义、隐喻及其变异形式——提喻和换喻的学说，这一切只有靠弗洛伊德去发现了。

弗洛伊德还说明了精神某部分的作用可以如何不受逻辑制约，不过还是受着目的的指引和意向的控制。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逻辑正是产生于这种指引和控制的。因为无意识精神可以离开句法联词而起作用，而句法联词恰恰就是逻辑的根本。无意识精神不承认什么“因为”、“所以”、“但是”。诸如相似、一致、共同之类的概念是通过压缩各成分成为统一整体而在梦中形象地加以表现的。无意识精神在与意识的斗争中总是从一般转向具体，总是发现可触知的细枝末节比高度的抽象来得称心些。弗洛伊德在精神的组织中找到了艺术得以造成其效果的机制，如意义的压缩、重点的转移等等。

（张金良　译）

关键词

给定的/认定的现实（given/taken reality）

替代性满足（substitute gratification）

限度及局限性（limits and limitations）

精神的体系（mental systems）

隐喻（metaphor）

关键引文

1. 一方面是梦和精神病，另一方面是艺术，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显然，它们是有某些共同点的；没有一个诗人或批评家会否认无意识过程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它们也都具有幻想的成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当查尔斯·兰姆在为真正的天才精神必定健全这一论点辩护时，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诗人是醒着做梦的。他能控制自己的主题，而不是为其所左右”。

2. 外行人可能对于（精神）分析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因为必须承认，分析根本没有说清外行人或许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它既不能阐明艺术天赋的本质，又不能解释艺术家的工作方法——艺术技巧。

那么，这种分析方法能做些什么呢？两件事：一是解释艺术作品的“内在意义”，二是解释艺术家作为人的气质。

3. 我认为，他的贡献大大超过他的错误；贡献是最主要的。这种贡献并不在于他关于艺术的某些具体言论，而是蕴涵在他关于精神的整个观念中。

4. 因为在所有研究精神的体系中，弗洛伊德心理学是唯一主张诗歌是精神构成所固有的。

讨论题

1. 按特里林的说法，当代评论家对弗洛伊德产生过哪些误读和误解？

2.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理论长处和局限性是什么？你同意特里林的看法吗？

3. 讨论特里林的批评方法：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

4. 评论下面这段引文：“……诗人是醒着做梦的。他能控制自己的主题，而不是为其所左右”。

镜子阶段 （拉康）

雅克·拉康（1901－1981）开始学习心理学时，弗洛伊德的观点已经得到公认。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推动弗洛伊德进入法国，自己则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做执业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1953年他定期在巴黎大学主持精神分析学研讨会，之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名度。和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哲学、诗学研究一样，拉康强调了语言的作用，把它作为无意识心理的一面镜子，努力将语言研究的成果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他的主要成就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再阐述。人类心理的发展被拉康分作三个阶段：镜子阶段，想象阶段和象征阶段，三个阶段都以语言为前提。下文选自《精神分析经验中显示出来的镜子阶段对我的功能形成的影响》（1949，初稿写于1936年），探讨孩子（主体）如何在镜子（客体）中发现自己的形象，并在这二者的关系中发展成为现代心理人。

镜子阶段的概念是我十三年前在上届学会上提出的，现在在法国会员们的实践中已经或多或少得到了承认。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在这儿，尤其是在今天，重新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因为，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经历的，这个概念能令人明察我的形成。这种经历使我们对抗那些由 我 思（ Cogito ）直接产生的任何哲学 。

在座诸位中大概有人记得，这个概念起源于比较心理学所阐明的人类行为的一个特点。在某个年龄段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儿童虽然在操作性智慧上还比不上黑猩猩，但已能在镜子中辨认自己的映像。对“啊哈，真奇妙”的启发性模仿颇能说明此辨认的存在。科勒将其视作对情境认识的表述，是智力行为的关键一步 。

对一只猴子来说，一旦明了了镜子映像是虚的，这个行为也就到头了。而它却会在孩子身上立即引发一连串的姿势反应，在这些姿势中他体验到镜中映像的种种动作与所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种虚的复合体与它重现的现实——他的身体、他周围的人与物的关系。

自鲍德温以来我们已知道 ，这样的事在孩子六个月大以后就会发生。它的重复发生常常引起我对婴儿在镜子前那种令人吃惊的现象进行沉思。这时的婴儿尚不能行走，甚或站不稳，靠人扶持或用学步车支撑，却会在一阵欣快的动作中力图摆脱支撑他的羁绊，并保持一种稍微前倾的姿态，以便感受镜中形象瞬间留下的印象 。

据我观察，一直到十八个月，婴儿的这种行为都含有我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表现了一种迄今还有争议的力比多活力论，也体现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意义本体论结构，这种本体论结构与我们对妄想症认识的思考是一致的。

我们只需将镜子阶段理解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 身份认同过程 （这一术语的完全意义来自于分析），即主体在认定一个镜像之后自身所起的变化——在分析理论中使用的一个古老术语“无意识意象” [2] 足以表明他注定要受到这种阶段-效果的影响。

一个尚不能行走、倚母待哺的 婴儿 [3] ，高兴地认定了镜中自己的形象，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 我 这个概念以一种原始的形式突然产生。此后，在与他者相认同的相互关系中， 我 才被客观化；并且也是在此以后，语言才给 我 恢复了在普遍意义上的主体功能。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形式归入已知的类别，则可将它称之为“理念之我”，在这个意义上它代表的也是所有次要认同过程的根源。这个术语里包含了力比多正常化的诸功用。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形式在自我被社会决定之前就将其作用放置在了一条虚构的导向中，这条导向对个人而言总是必不可少的，或者确切地说，无论他多么成功地运用辨证综合法解决了 我 与现实的不协调，这条途径只是渐近地结合到主体的生成中。

事实是，主体获得的身体的完整形式仅仅是一种 格式塔 ，主体靠这种身体的完整形式在幻想中期待自己力量的成熟，也就是说，是一种外延形式，当然更具构成性而非被构成，但是在主体看来这种形式首先拥有确定它大小的对比性和使之颠覆的对称性，这些与主体感觉到的使他产生活力的剧烈活动形成对比。因此，这种格式塔格式塔的通过它出现的两个方面，既象征 我 在精神上的永恒性，同时也预构了它对目的的疏远；它依然包含一些联系，连接 我 和人自我投射的形象，连接 我 和支配 我 的幻象，或连接 我 和这种幻想自发的运动，在这里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关系中，他自己制造的世界趋向于获得完满。其孕育性应该被认为和物种联系在一起，虽然它的原动方式依然几乎无法辨识。

确实，对于 无意识意象 来说——我们有幸在日常经验中和在符号效用的阴影中看到这些意象被掩藏的轮廓——镜像似乎就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如果我们从 自身躯体的意象 在幻觉或梦境中表现的镜面形态出发的话，不管这关系到自己的特征甚至缺陷或者其客观-投射，还是假如我们注意到镜子在主体 相似物 的出现中的作用，而在这样的出现中异质的心理现实被呈现出来。

我自己也指出过，在将人的认识以妄想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辨证关系中，为什么人关于欲望力量范围的知识比动物的更独立自足，还指出过为什么人的知识是在这“点滴的事实”中被决定的，不满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将此视作它的局限性。这些思考使我在镜子阶段（甚至先于社会辩证关系）表现出的攫取空间的企图中看到人在自然现实中的机体不足对人的影响——就所能赋予“自然”一词以任何意义而言。

因此，我将镜子阶段的功能视作 意象 功能的一个特殊例。这个功能表现在建立起机体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内在世界（ Innerwelt ）与周围世界（ Umwelt ）之间的关系。

但在人身上，这种与自然的关系由于机体内在的某种断裂而被改变了，这种断裂是新生儿最初几个月内的不适和行动不协调的症状表露出来的原生不和。金字塔形体系在构造上的不完全以及残存的某些母体体液，这两种客观观念肯定了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人身上存在一种真正的特别的早产性 。

顺便指出，值得一提的是，胚胎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称之为 产后胎期症状 ，它确定了中枢神经的所谓高等器官的普遍存在，尤其是皮层高等器官的普遍存在，心理外科手术使我们将这种普遍存在视为肌体内部器官的镜子。

这个发展被体验为时间的辨证过程，它将个体的形成决定性地投射到历史中。 镜像阶段 是一出戏剧，其内在冲突从不足迅速发展为期待状态，对于受空间身份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制造了从支离破碎的身体形象到我称之为矫形形式的身体完整形式等一系列幻想——最后，发展到建立起异化身份的纹章这个假设，这个假设以其确定的结构展示出主体的全部精神发展。由此，打破了内在世界的圆周而进入到周围世界，导致自我确认的无穷化解。

我已把“支离破碎的躯体”这个术语引入到我们的理论参考系统里去了。当分析活动遭遇到了个人身上某种程度的咄咄逼人的分解力量时，这种支离破碎的躯体就经常会出现在梦中。那时它是以断裂的肢体或外观形态学中那些器官的形式出现的，它们在内部倾轧中长出翅膀生出胳膊，在富于幻想的杰洛姆·鲍希 的画笔下，这些形象已经固定下来，从十五世纪到现代人想象的巅峰完全一样。然而，这个支离破碎的躯体形式还在机体层面显现出来，出现的形式是那些“脆弱”的线条，表现在精神分裂、痉挛和歇斯底里症状上。

与此相关，在梦中 我 的形成是以营垒或竞技场来象征的——里面的竞技场和边墙，四面围着沼泽和碎石地，把竞技场划分成争斗的两个阵营，主体陷在争夺遥远而高耸的内心城堡的斗争中，这内心城堡的形式（有时也出现在同样的场景中）以惊人的方式象征了原始本能。同样，在精神方面我们在这儿看到加固了的建造结构得到了实现。这些结构的隐喻意义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就像是来自症状本身，目的是为了指明倒错、孤立、重复、删除和移位等强迫性精神症的机制。

但是，如果我们只倚仗这些主观假设，无论我们在多小的程度上使它们摆脱经验条件的限制（这种条件使我们把它们看作带有语言技术的性质），那么我们的理论尝试就会被指责为陷入难以理解的绝对主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现有假设中，依客观证据为基础，努力 寻找象征性还 原法的指导性纲要。

这个纲要在 自我防御 中建立起一套遗传学秩序，这符合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她大作的第一部分中表达的愿望 。与经常能听到的偏见不同，这个秩序将歇斯底里的压抑及其回复置于比固念倒错及其隔绝过程更远古的阶段。而后者又作为妄想疏离的开端，开始于自映的 我 逐渐进入社会的 我 。

通过与相似者的 意象 和原生嫉妒的发生相认同，镜子阶段开始了一个辨证过程，……把 我 与社会各种复杂情景联系在一起，镜子阶段也就最终结束了。

就是这个时刻，人类所有知识通过他者的欲望决定性地被归并，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在抽象对等关系中构造它的对象物，并使“我”成为这样一个机构，对它来说所有的本能冲动都是种危险，即使这冲动符合自然的成熟过程——人身上的这种成熟，其正常化从此取决于文化的帮助，就像俄狄浦斯情结在性欲对象中的情况那样。

（张金良译）

关键词

无意识意象（ imago ）

镜中形象（mirror-image）

模仿（mimicry）

格式塔（ Gestalt ）

内在世界/外在世界（Innenwelt/Umwelt）

早产性（prematurity of birth）

精神症（neurosis）

象征性还原（symbolic reduction）

关键引文

1. 据我观察，一直到18个月，婴儿的这种行为都含有我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表现了一种迄今还有争议的力比多活力论，也体现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意义本体论结构。这种本体论结构与我们对妄想症认识的思考是一致的。

2. 一个尚不能行走、倚母待哺的 婴儿 ，高兴地认定了镜中自己的形象，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 我 这个概念以一种原始的形式突然产生。此后，在与他者相认同的相互关系中， 我 才被客观化；并且也是在此以后，语言才给 我 恢复了在普遍意义上的主体功能。

3. 因此，这种格式塔——通过它出现的两个方面，既象征 我 在精神上的永恒性，同时也预构了它对目的的疏远；它依然包含一些联系，连接 我 和人自我投射的形象，连接 我 和支配 我 的幻象，或连接 我 和这种幻想自发的运动，在这里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关系中，他自己制造的世界趋向于获得完满。格式塔的孕育性应该被认为和物种联系在一起，虽然它的原动方式依然几乎无法辨识。

4. 镜像阶段 是一出戏剧，其内在冲突从不足迅速发展为期待状态——对于受空间身份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制造了从支离破碎的身体形象到我称之为矫形形式的身体完整形式等一系列幻想——最后，发展到建立起异化身份的纹章这个假设，这个假设以其确定的结构展示出主体的全部精神发展。由此，打破了内在世界的圆周而进入到周围世界，导致自我确认的无穷化解。

5. 通过与相似者的 意象 和原生嫉妒的发生相认同，镜子阶段开始了一个辨证过程，……把 我 与在社会何种复杂情景联系在一起，镜子阶段也就最终结束了。

讨论题

1. 拉康和弗洛伊德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2. 在拉康看来，镜像阶段在人的心理发展中起什么作用？为什么？

3. 从上文中能否看出，拉康心理分析对文学研究有什么意义？镜像和文艺批评有什么联系？

4. 女性主义者一般比较认同拉康的心理分析，而批评弗洛伊德。为什么？

阅读书目

Bettelheim, Bruno. Freud and Man's Soul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Black, Stephen A. “On Reading Psychoanalytically.” College English . Vol. 39, No.3, Nov. 1977

Freud, Sigmund（1908）.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 In David Lodge

－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 Vol. XVIII, 1920

－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49

－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61

Fromm, Erich. Psychoanalyse und Ethik . Stuttgart: Diana Verlag, 1954

Holland, Norman N. 5 Readers Reading .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P, 1975

－ “Unity, Identity, Text, Self”, in Jane P. Tompkins e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84

－ The Brain of Robert Frost ,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88

Masters, William H. etc. Human Sexuality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2

Trilling, Lionel. “Art and Neurosis.” In Hazard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Wright, Elizabeth. Psychoanalytical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1984

刘艳：《中国的“俄狄浦斯情结”——周萍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2

倪海：《论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及其贡献》，《学术论坛》2002/10

时晓丽：《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8/3

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像理论”》，《国外文学》1996/3

张翔：《能指的游戏——拉康语言/精神分析学中的“意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5

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福建论坛》2004/10

[1] 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哲学家，“差异”哲学的倡导者，其（博士论文为《差异与重复》，（ Difference and Repitition ，1968），并对文学多有涉及，如《普鲁斯特和符号》（ Marcel Proust and Signs ，1964），而《受虐症》（ Masochism ，1967）则认为，受虐不是通常所说的施虐的颠倒，而是一种新的逻辑，以逃避主体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点表明他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不同。1969年他结识加塔里，此后两人合作三本书，最知名的是《反俄狄浦斯》（ 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72）和《千座高原》（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0），对传统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新阐释。1980年之后他改变了研究风格，研究绘画、影视，写作专题论文。

加塔里（Pierre Félix Guattari），1930－1992，法国心理学家，和德律兹同是1968年学潮的积极参与者。他攻读哲学和药学，从事过临床心理分析，五六十年代参加过拉康的心理分析讲习班，写出《心理分析和超越性》（ Psychoanalysis and Transversality ，1972）。他还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后来转而进行政治研究。与德律兹相比，精神分析领域的贡献无疑大多来自加塔里，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和体系所作的心理分析，但在哲学层面上则德律兹的贡献更多。两人对文学研究和阅读并没有太多的涉猎，但是对文艺理论的影响则十分巨大。

[2] 即拉丁词“ imago ”，精神分析术语，指儿童对父母等形成的理想形象。

[3] 这里的“婴儿”用的是拉丁词“ infans ”，原义是“不会说话的”，即在语言行为发生之前。 Qbye5fj9JU0Mx3Ip8TnTFJ/J8/AeohohEVCGizZbYAOKy9aAbd4dMcPOCU6AVu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