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其中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文科学的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之前，西方人文科学学科数量有限，学科领域比较狭窄，学科涵盖面不广，学科之间相互影响不大。进入二十世纪后，人文研究愈加活跃，新的学科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不断趋深趋广，各种流派此起彼伏，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学术思想的发展愈发呈现多元化。

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文艺批评理论，它在上个世纪之交时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西方文艺批评自古希腊罗马开始至十九世纪已经绵延了两千余年，虽然在不同时期人文思潮的影响下，伴随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出现过各种样式的批评实践，提出过形形色色的批评观点，其中不乏大量的真知灼见，但总体来看，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批评尚称不上是文学批评“理论”，因为这些文学批评实践在阐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方法论意识等方面远远无法和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相提并论。

了解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了解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学艺术，因为正如评论家常说的，文学是人学，最能反映人的精神和时代特征；而了解二十世纪西方的人文思潮，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首先，文艺批评理论是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因此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是对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总结，也是对现当代西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可以基本掌握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其次，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文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当代西方人文思潮流派纷呈，理论触角涉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当代批评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兼容并蓄人文思潮在各个领域中所做的思考，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甚至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研究在批评理论中也有所反映。此外，现当代批评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和社会实际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纵观上个世纪批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它和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靠近，和现实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只是这种结合表现得越来越复杂。

最后，现当代批评理论的关注对象已经和所谓的“终极关怀”离得越来越远，和眼前的生活细节越来越近。当然，文学的“终极关怀”问题依然存在，评论家们仍时时会讨论诸如文学的起源、写作的源泉、作品的意义、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但他们现在似乎更加关心文学阅读中的具体问题，如作品的道德倾向，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遭遇，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问题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几个特点虽然是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近期的显在表现，但其酝酿、产生、发展却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二十世纪初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崭露头角时，以上的大部分特征就已经初露端倪，只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充分的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更加实事求是地回顾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的各个流派和理论家，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法、观念进行更加客观地重新评估。

本书论述的“文艺批评理论”，指的是欧美文艺理论界对西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所进行的理论阐述。这里先简要地界定一下“理论”（theory）、“批评”（criticism）和“美学”（aesthetics）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美学”主要指对文学艺术进行的哲学思考，其思辨性最强，观照范围最广，除文学艺术之外，还包括建筑、音乐、服饰等。“批评”指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的评论，尤其指对具体作品进行赏析性评论。“理论”在今天则专指自俄苏形式主义起的西方文艺文化批评，尤其指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它和西方其他人文思潮联系密切，理论性、体系性强，往往以流派的形式出现 。如果说三十年前人们还可以把“理论”认定是为评论家阐释文学名著服务的“佣人的佣人”，把它泛泛地解释为“某种对文学研究实践的思考”或对“现存文学研究实践的挑战”，今日则很难给批评理论划个简单的范围。正如当代美国批评家卡勒所言：“（批评理论）并不只是‘文学理论’，因为它很多有意思的著述并不明显地论述文学。它也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它既包括黑格尔、尼采、汉斯乔治·伽达默尔，也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欧文·戈夫曼和雅克·拉康。如果可以把文本理解为‘用语言表达的一切’，则它或许可以被称为‘文本理论’。但是最方便的称谓莫过于‘理论’这个最简单的指称了。”（Culler 1983：7—8）这是因为，今日的批评理论已经成为一门单独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交叉于人文研究的多个领域之中，常常既涉及又有别于或跨越某个特定领域，有其独立的地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身份。

本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批评可以宽泛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古典主义阶段，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直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这里的“古典”指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一整套文艺创作、欣赏原则和价值判断依据，这些原则和依据被后来的思想家所承袭，一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准绳，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这里面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自然”指的是“理性”、“和谐”、“有序”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遵循一定的运作规则，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柏拉图称之为“形式” 。其次，外部世界的千变万化都是这个世界本质即“形式”的反映，而艺术又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既然艺术是对“形式”的间接反映，在反映过程中就不免会有所扭曲，所以古典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最高要求就是必须“客观再现”模仿对象，尽可能揭示模仿对象包含的真实与本质。虽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后的两千年中批评家对古典主义多有发展，但一直恪守古典主义模仿论的圭臬。需要指出，古典主义的“模仿”（imitate）和这个词现在的含义略有不同：它虽然含有“忠实复制”的意思，但不等于亦步亦趋原样照搬，因为“形式”虽然永恒，但并不显在，对它的再现需要模仿者去思考去创造，正如人们现在对“真理”的理解和追求一样，需要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但总的说来，古典时期的文化要求个人服从权威，“忠实性”是第一要素，不论这个权威表现在国家政治上，还是宗教信仰上或伦理道德上，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个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亚里斯多德认为，成功的艺术模仿除了模仿行为本身以外，还依赖于艺术家本人的艺术天赋，但古典时期的艺术作品为了体现内容大于形式的原则，基本上是整体大于枝节，情节大于人物，对人本身及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给予重视。西方文艺批评的第二个阶段是后古典主义时期，明显特点就是把关怀的对象移到了人本身。文艺复兴及新古典主义时期把古典主义对形式（Form）的追求从万物转到了人：如果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他的优秀品质，充分发挥他的所有潜质，最大限度地展现他的个人特点，这就是宇宙“形式”在他身上的表现。艺术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催化促进作用，帮助个人品质“形式”化（formative）并使之“成形”。这个时期古典戒律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但个人在表现方面更加自由，个人对社会文化可以施加更加大的影响，个人本身（如人的心理、行为、感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由于人的社会经历对人心理自我的形成至关重要，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引起批评家的注意。这种对个人情感、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重视在浪漫主义时期达到顶点，艺术上则表现为对独特性、创造性、主观性的追求，强调人对社会的感受。由于科学主义的兴起，人们对权威的盲从有所减少，而更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更注重对不同事物的具体细节进行观察研究，因此对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问题也更感兴趣。新古典主义后期（十八、十九世纪）的艺术研究对历史因素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如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Culture and Anarchy ）中就把文学批评的范围延伸到“文化”，即和思维相对应的一切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法国思想家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认为作品是大脑对社会时尚的记录，提出文学的三要素（即race, surroundings, epoch）以说明作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 Bate 1970: 466—472, 501—507）。这个时期文艺批评的特点首先是批评实践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研究方法越来越系统化，批评语言越来越“专业”化。

批评多元化，研究系统化、专业化正是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明显的特征。世纪初自然科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其影响迅速波及到人文研究，科学主义很快在批评理论方面得到显现。不论是早期的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还是稍后的心理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都公开宣称要建立文学批评这门“科学” 。这些批评流派的显著特点也是精于分析，注重实证，讲究推理，形成的观点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并且有完整的理论框架所支撑。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思维的“语言学转向”。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世纪初开现代语言学先河，几乎同时，批评理论也把文学的本体存在方式确定为文学语言，并以此作为研究的中心。语言学转向在二十世纪中期文学结构主义中发展到顶点，此后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声称要跨出“语言的牢房”，但实际上仍然坚持着语言这个中心，只不过改变了形式罢了。二十世纪后期的批评理论其显著特点就是把文艺批评引向文化批评。这种倾向较为明显地开始于六十年代的读者批评 ，文学批评理论由此开始迅速转向文化批评理论，近来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性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同性恋批评等批评理论几乎变成了泛文化批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现象结合得更加紧密。最后，文艺批评理论在二十世纪已经完成了它的体制化过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批评理论不再是文学、文化研究的异己或者附庸，也不再可有可无，而是大学、研究所里人文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当然，“批评”理论得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范围的文化革命，在破旧立新的氛围中发展壮大。八十年代之后的西方社会全面右转，保守主义“回潮”，逐渐占据主导，批评理论也是今非昔比，理论界悲观气氛浓厚，为它的出路担忧者大有人在。但是批评理论毕竟已经完成了体制化，在大学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抛开批评理论就无法开展真正有深度的“批评”，这一点仍然是当今西方学界的普遍共识。批评理论的这种不可替代的地位也算是它的又一个特点，至少目前还是如此。

阅读书目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Sturrock, John. Structuralism . London: Paladin Grafton Books, 1986

Wellek, René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 Penguin Books, 1986

朱刚：《从SCT看二十世纪美国批评理论的走向》，《英美文学论丛》（第2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朱刚　刘雪岚：《琳达·哈钦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Ec/xVQXI/mcYv9/NqPn8PvWo0szgPg9gmAuSGg9w2/5WB7IPjPKIMfL63wQno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