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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篇开始就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2页）
“文之为德”的“德”字，一般理解为功用，但是接下来后文并非谈文章功用的问题。《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德”，即指“本性”。“文之为德”的“德”，也可以理解为本性。这一段是在谈文之本性，渊源于道。第一句是谈文与天地并生，自有天地即有文，其意是在赞叹文的本性之伟大。自天地始判，就有了“文”，天上日月的光辉、地上山川的风景，都是“道之文”，是自然本身具有的文采。人与天地并立而三，是万物中最具有智慧的，明乎仁、义、礼、智、信，居于天地之中，感应天地之动，而有了思想感情，需要通过语言和文字以显明。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天地间的动、植万物，不须自外的雕饰，皆自然而然地拥有美丽的形色、悦耳的声音，更何况为“天地之心”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文”呢？
这里，刘勰把人类的文章和自然的文采等同起来，正如鲁迅所批评的，“其说汗漫，不可审理”（《汉文学史纲要》），但这正是古人特别是六朝“儒道合流”时期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将人类的社会现象、名教法则的源头追溯至天地自然，人类的一切现象只要源于自然、合乎自然，便是合理的。刘勰这一段里的“自然之道”，按字面意思解释即自然而然的道理。这可能受到郭象的“独化”论的影响。郭象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是“自然”“无主”的，不是任何外因的结果。他注《庄子》说：“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齐物论注》）“生者亦独化而生耳。”（《知北游注》）刘勰论天文、地文和人文的产生，没有归结于“道”或其他什么本体，而是认为“文”之出现是自然而然的，这未尝不是受郭象“独化”论的启发。
接着，刘勰转而专论“人文”。初庖牺氏作《易》之八卦显现神明，《河图》《洛书》彰显神理；后“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尚书》《诗经》中记载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代的文明；后“夫子继圣，独秀前哲”，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熔钧《六经》”，彰显天地大道辉光，使天下百姓文明开化。自上古的圣人至孔子，都是本源于“道心”“神理”，仰观天文变化的运数，确立人类的纲纪法度，创立经典，教化百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天地之道和人类的常理通过圣人的文章彰显出来，圣人通过文章以显明天地和人类之道。圣人作的经典，因为蕴含着大道，故而能够鼓动天下，发生远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