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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在当时，文坛巨擘沈约“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至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其“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文理》）。鲁迅先生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诗论题记》）也就是说，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中看，刘勰的《文心雕龙》堪与西方文论的奠基作——亚里士多德之《诗学》相媲美。
然而关于这部巨著的作者刘勰和成书过程，我们知之甚少。《梁书》和《南史》的“文学列传”都有《刘勰传》，但语焉不详。二史本传均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西晋太康元年，分琅琊置东莞郡，莒为其属县，故址在今山东莒县。但永嘉丧乱，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南下，东晋时在南徐州侨置南东莞郡，郡治京口（今镇江）。所以刘勰一族祖籍为东莞莒县，自东晋时就寓居京口。《梁书》本传载：“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南史》本传删去此句，只载：“父尚，越骑校尉。”刘尚事迹虽已不可考，然越骑校尉秩为比二千石，仅次于刺史，在晋宋时期多由宗室、士族大姓和有军功者担任，如西晋时宗室成都王司马颖，太原士族王浑、王浚、王峤，都担任过越骑校尉一职。晋宋嬗代以后，出自素族的武人刘裕掌握了政权，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传统的世族大姓如琅琊王氏、阳夏谢氏的地位有所下降，而辅弼刘裕建立江山的武人家族迅速崛起。刘勰曾祖辈刘穆之（刘秀之的从叔）在刘裕举义后不久即投奔受署，辅弼刘裕成就大业；伯祖刘秀之在宋文帝、武帝时期屡建军功。在刘宋时期，东莞刘氏凭借军功跻身于强族大姓，可谓之强宗，不同于东晋时期的传统士族。因此说刘勰出身于庶族寒门，恐怕不可信。
二史本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东莞刘氏虽在刘宋一朝颇为显赫，然到萧齐时陡然衰落，如穆之、秀之叔侄在刘宋时先后为丹阳尹，刘秀之被征为左仆射，卒后赠侍中、司空，权贵盛矣，而到了刘秀之的孙子刘俊时，“齐受禅，国除”（《宋书·刘秀之传》），就不再承袭爵位了。同样，刘勰的父亲刘尚曾做过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位不低；但刘勰年幼时父亲去世了，萧齐代宋时，刘勰约十四五岁，父亲死得早，加之失去袭爵的机会，因此而“家贫”。他笃志好学，试图“学优则仕”，干禄从政，立身扬名。刘勰的这种身世经历，在《文心雕龙》里有鲜明的反映。
一方面，刘勰具有建功立业、扬名不朽的强烈愿望。如《程器》篇曰：“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244页）
君子应该具有实际才干，等待时机。撰写文章，应能够规划国家大事；担负重任，应该是栋梁之材。仕途不顺，就修养品德，以文章传世；仕途通达，就应当抓住时机建立功业。《诸子》篇曰：“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79页）君子活着世上，担心美名盛德不能彰显。只有才华卓越的人，方能通过文章流传后世，让他的英名远扬，如日月高悬。
另一方面，刘勰对于达官贵士在文化上享有特权表示了愤慨。如《史传》篇曰：“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76页）地位高贵的家族，即使出了个平庸的人，也极力地夸赞吹捧；而困顿失意的人，即使有美好的品德，也常遭人嘲笑，不受重视。《程器》篇慨叹“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243页）。将相因为地位高，若人品有些瑕疵，容易被宽容；文士往往职位卑下，因此多遭嘲讽。这些话都典型地反映出一个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强宗大姓之文士的心态。
刘勰的生年，史书无确切的记载。但是在《文心雕龙·序志》里他说“齿在逾立”，“搦笔和墨，乃始论文”（246页）。“逾立”，即刚刚过而立之年，三十多岁，因此若能确定《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就可以逆推刘勰的生年。因为刘勰后半生已入梁代，各种《文心雕龙》版本都署“梁通事舍人刘勰著”“梁东莞刘勰彦和著”或“梁刘勰撰”等等。但这并非说明《文心雕龙》撰于梁代。清人刘毓崧《通谊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曰：
《文心雕龙》一书，自来皆题梁刘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则多弗深考。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观于《时序》篇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录（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按，“遐”疑当作“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指东昏也。
和帝（501—502）是萧齐的最后一个皇帝，刘毓崧考证《文心雕龙》约撰于501年。虽然学界关于《文心雕龙》成书时间还有其他各种说法，但刘毓崧的考证较为可信，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范文澜先生依据刘毓崧的结论考定刘勰的生年“当在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前后。约三十三四岁时，乃感梦而撰《文心雕龙》”，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合；到和帝元年（501）时成书。
刘勰在撰著《文心雕龙》之前，约从二十三四岁起，在南京定林寺居处十余年，整理佛经。《梁书》本传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南史》本传无“积十余年”等字。当时寺庙藏书甚富，刘勰后来能够“弥纶群言”而撰著《文心雕龙》，大约就是得益于此时期在寺庙中广泛涉猎，能够“积学以储宝”。
那么这十余年整理佛经的经历，对于刘勰撰著《文心雕龙》有怎样的影响呢？过去的学者很少谈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如明人王惟俭序曰：“乃篇什所及，仅‘般若’之一语；援引虽博，罔祇陀之杂言。”
意谓《文心雕龙》虽然援引广博，但除了“般若”一词外，并未引用佛学语言，没有受到佛学的多大影响。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考察《文心雕龙》中的佛学痕迹，但过分强调佛学对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影响，甚至提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是建筑在佛学的根基之上”，认为《文心雕龙》的“道”的内涵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显然是不符合《文心雕龙》之实际的。在撰写《文心雕龙》时，刘勰的人生观、社会观、经学观，其“原道”“徵圣”“宗经”乃至整个文学理论体系，都是确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然，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是援道入儒，援佛入道，儒、道、佛三家既互相冲突，又互相调和。刘勰论“道”，将“道”自然化，述玄学的有无论，引“般若之绝境”（《论说》篇），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声律”“虚静”也是当时佛经翻译所面对与讨论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佛经中找出只言片语来对应，但是刘勰的文学理论是根基于儒家学说和文论思想的，并没有受到佛学太大的影响。佛学之影响《文心雕龙》，不是表现在文学理论体系和具体观念上，而是表现在刘勰撰著《文心雕龙》的思维方法、阐述问题的方式上。《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的系统，追源溯流、释名章义的思维方法，条分缕析、圆通绵密的论述方法，应该得益于校定佛经、撰写佛学论文和碑铭所得到的思维锻炼（除了帮助僧祐编订佛经外，刘勰还撰写过《灭惑论》《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朱东润先生在《论刘勰》一文里论及刘勰《文心雕龙》与佛教思想的关系，颇为中肯：
刘勰不但是接触到佛教思想，而且是接受了佛教思想的。不过在他的时候，所谓佛教思想和后来一般人所称的佛教思想有所不同。达摩至建康在梁大通元年（527），其时刘勰已死，所以他没有接触到禅宗。禅宗未来以前，南朝人言佛，主要重在谈玄。此一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大量输入佛教经典，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清谈和玄学思想相结合，佛教的发展方向，全属于名理的，其宗教的色彩甚淡。刘勰所接触的佛教思想，属于这一个范畴。明了了这一点，那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用的某些辞汇，以及他写书时的条理细致、认识周密，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刘勰撰成《文心雕龙》后，未为时人所称许。“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沈约是“当世辞宗”，在齐梁之际最为贵盛。而刘勰已是落魄，只能采取这种卑贱的方式自我推销。刘勰在《知音》篇里感慨：“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35页）他幸而得到了沈约的赏识，算是遇着了知音。沈约在当时执文坛之牛耳，王筠、刘显、刘孺等许多文人都是由于他的推重而享盛名的。刘勰于梁武帝天监初，起家奉朝请。杨明照先生说：“隐侯（沈约谥号）盖与有力焉。”
沈约不仅称许刘勰的这部著作，可能还提携刘勰步入仕途。
后来，刘勰在梁朝先后做过中军临川王宏记室（掌章表书记文檄）、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州）令，政有清绩，实践了他“奉时以骋绩”的抱负。晚年的刘勰有两件事值得提出来：
一是皈依佛门。他曾上表言南北二郊祭祀应该用蔬果代替牺牲，被朝廷采纳；后受敕再入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完成整理佛经的任务后，他请求出家，意志坚定，得到了梁武帝的恩准，出家后没到一年就去世了。刘勰卒年已不可考。范文澜考证卒于普通元、二年（520、521），年五十六七岁。
二是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梁书·庾於陵传》：“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一朝天子一朝臣，东莞刘氏凭借武功在刘宋时崛起，在萧齐时失势衰落，至梁代齐祚后，起用东莞刘氏像刘勰这样有文才的人，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梁书》本传曰：“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迁步兵校尉后，“兼舍人如故”。《梁书·昭明太子传》说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萧统爱好文学之士，身边的文学侍从有殷芸、陆倕、王筠、王锡、到洽、刘孝绰、庾肩吾、张缅等，也包括刘勰。萧统编纂《文选》的年代现虽无法确考，但学界普遍认为编纂于刘勰去世的普通二年（521）之后，刘勰并未参与《文选》的编纂。但既然刘勰深受萧统的赏爱，那么他的《文心雕龙》在萧统及其文学侍从中流传也是可能的，因此对于萧统编纂《文选》应当有一定的影响。杨明照先生说：“选楼所选者，往往与《文心》之‘选文定篇’合；是《文选》一书，或亦受有舍人之影响也。”
《文选》所选作品共分三十八类，《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提到的文体有三十三类，二者大多数是相同的；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评述的诗文，大部分都入选《文选》，是具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什。具体的文学思想也有相近之处，如刘勰和萧统都重视儒家思想，重视抒情、写景和状物之作，都主张文质彬彬，重视辞采之美。
但是《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学观念上也是有差异的。《文心雕龙》除了论列诗文外，广泛涉及经、子、史；而《文选》专录单篇的诗文，收入史书少量“论赞”类作品。刘勰论作家重视“成务”才能，论文章重视经世功能，萧统则强调“以能文为本”（《文选序》）；刘勰对于宋、齐作家较少提及，而《文选》大量收入宋、齐甚至梁代的作家作品。因此需要对照阅读，以鉴别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