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同一辈学习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并从事相关的教学或科研工作的中国学者当中，我大概是为数不多的较为关注“民俗研究”的人之一，因此，当有机会选编这部文集时，自然就希望让它能够反映出我的学术风格。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书名：《乡土生活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

理所当然地，作为两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首先是需要我们在它们各自的文脉中分别去认真地学习的，但是，把它们联系起来思考问题，也有我“自以为是”的一些理由。文化人类学原本是以“异域”为原点的，它对“他者”的“异文化”深感兴趣和好奇，往往是在与本土或母语文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发现问题、发现差别、发现不同于本文化的各种“异议”。文化人类学者经常试图通过对大量的异文化之个性特征的揭示，去探索人类文化的普世性原理；另一方面，他们也常在自己的社会里讲述异文化的故事，此种在本土或母语文化中的“异议申述”，自然也有很重要的价值。例如，可以使本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得以拓展，满足本文化的优越感或者相反地将本文化相对化等等。比较而言，民俗学的基本原点则是“故乡”，民俗学者对本土或祖国文化的研究，经常需要面对文化的地方性或地域性特点。民俗学在各个国家的发生与成长，大都与其国家的工业化、都市化等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们离开了故乡，因此，他们经常很自然地就会流露出对于乡土民间的怀旧乡愁。民俗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有一种观点或倾向，亦即往往是在怀旧保守的情怀中对现代化持怀疑的态度，它也经常因此种立场而遭受到一些批评。民俗学者几乎是本能地会在“故乡”和“祖国”之间发现或建构起各种隐喻性转换及象征性关联。但民俗学者若要明确地理解乡土民间或祖国传统的文化，也是非常地需要具备能够将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予以“比较”的方法论。显而易见，我们如果把“异域”和“故乡”视为是一对相互关联、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范畴，那么，也就不难觉察到，在文化人类学“异域”原点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本土、家乡、本国、本文化的影子；而在民俗学之“故乡”原点的背后，也总是隐含着异国他乡或外地、他者的视角。基于上述浅显的分析，“家乡人类学”在中国与民俗学的相互遭遇并互有感染，很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求学人生中受到几位导师的影响，也是促使我形成此种学术倾向或风格的缘由之一。我的博士课程指导教授杨堃先生，他本人既是民族学者，又是民俗学者；杨先生曾推荐我参加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民俗学会并把我介绍给钟敬文教授，钟先生在老一辈中国民俗学者中是最为重视文化人类学视野对于民俗研究之意义的学者之一，因此，他曾对我和同事在“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寄予过厚望。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费孝通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和留校任教期间，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研究，他对自己家乡的挚爱，还有他开创的“家乡人类学”等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的求学之路。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赴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那里的“民族学/民俗学课程”把两个专业并置而联合在一起，使得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均受益匪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缘际会，我也不断地从中学习、摸索，并逐渐养成了从文化人类学视野出发去尝试做一点民俗研究的学术趣向。再后来，即便赴海外任教，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民俗的研究，反倒还增添了一点比较文化的视野。就这样，自己不仅在学问上更加理解了“异域与故乡”这一命题的意义，而且也更为经常地体验到了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往来奔波于“异域”与“故乡”之间的那种漂泊感。

文化人类学较为注重对成为其对象的异域社会或族群他者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行尽可能细致的观察，它所理解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民俗学更是把“生活文化”（民俗）的整体作为其最基本的课题，两者之间的研究路径及方法等固然是各有千秋，但它们对于生活方式及生活文化的把握及理解却有许多彼此相通之处，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相互参鉴、相得益彰的。记得费孝通教授曾经说过，我们其实每天都是生活在“田野”之中的，关键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有没有此种觉悟。人类学业已发展出来一套深入“异域”日常生活的田野工作方法；而民俗学也是需要能够跳出“故乡”的生活场景并将其陌生化、对象化的立场和方法，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奔走于“异域”与“故乡”之间，兼顾地学习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这两个领域的学问知识，正是促使我们能够对自己身在其中的生活文化进行反思性研究并有所“发现”的捷径之一。

本书所收录的大部分论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对于生活文化及其深层潜在的“文法”、逻辑或其意蕴的尝试性探索。我把它们大体上分为三编。第一编的主题是“日常的知识”。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冠婚丧祭等纷杂多样的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实和现象的背后，渗透着民间大众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知识不仅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文脉”，其中自有“文法”与逻辑存在，同时，它们还为普罗民众的寻常人生提供并不断地“再生产”着富于智慧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日益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碰撞、交流与融会。深入探寻日常生活中的知识体系及其“文法”和逻辑，从而达到对生活文化及其变迁趋向的理解，正是我作为研究者的学术目标之一。七篇论文，相继讨论了汉人社会文化中“生”与“熟”这一对民俗分类范畴及其广泛的适用性、丽江纳西族民间的医药知识及其“文法”的逻辑结构、以“四大门”为代表的民俗宗教的生成原理及其“行好”的乡土伦理和对于疾病的“虚”“实”分类、蕴含在传统吉祥图案之象征寓意中的一般民众的人生观与幸福观、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民俗艺术是怎样被当地的民众生产和消费的等学术性课题；与此同时，我从自己的田野调查实践及体验出发，探讨了人类学者和访谈对象的“民俗知识”之间展开对话交流的意义以及由此导致学术成长的可能性。

第二编的主题为“生活的时空”。我们的日常生活始终是遵循着文化时空的框架或轨道而运行的。看似抽象和纯粹的时间和空间，其实从来都是“文化的”，都被文化所形塑；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编制和配置、运用，向来就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秩序。文化的时间编制和文化的空间建构，不仅能够体现出此文化之有别于他文化的独特性，而且，透过时空观念的形成与变迁，我们还可以感知到社会文化清晰的脉动。六篇论文，分别而又具体地阐述了有关“时间”的民俗与文化传统及其变迁的走向、当代中国节庆体系的突出特点和需要整合的必要性、中国社会之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汉民族对多维度文化空间的想象以及不同文化空间之间通过“桥场”枢纽而构成的相互转换关系、其功能旨在建构文化空间的（阴宅和阳宅）建筑仪式的程序和意义、村落生活世界的空间结构原理及其各种象征寓意的生成与变迁等学术性课题；进一步还对古村镇之日常生活的价值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得以“再发现”的缘由和时代背景等作出了一些说明。

第三编的主题为“文化的实践”。在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波及下，在由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民文化”不断推展并介入到全社会各个基层角落的格局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会有哪些变化或反应？传统的民俗生活与文化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国民日常的生活文化何以能够并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自律性？日常生活文化的价值及意蕴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国家又应该怎样去尊重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善待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才能有助于促成丰富多样与和谐共生的文化共同体？第三编主要是试图从文化人类学之“实践”的观点出发，对上述诸多问题有所回应。六篇论文，依次分别地归纳、论述及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服饰生活的演化进程以及围绕着“民族服装”的认知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各种动态、部分传统的民俗文化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如何在大众的“革命”实践中发生了变通性的适应、国家的法制建设和乡间民俗及渗透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当中的法文化传统（习惯法）之间的关系与可能性、国家现行的宗教分类体系和宗教政策与以日常生活实践为特点的民俗宗教（含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及其改善的必要性、以多元一体格局为特征的多民族中国的民俗学应该在学术实践方面具有怎样的特点、如何才能将传统的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以便维系其持久的生命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及实践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之“文化观”的更新和文化政策的转型可能会产生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等学术性的课题。

上述各编的分主题虽说是各有侧重，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涵盖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去探索或揭示生活文化（民俗）的意蕴这一类的学术尝试之中。同时，在选编本书所收论文的篇目时，我还希望它们多少能够反映出与学术研究有关的几点个人信念：

一是我希望不断地扩展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解释力。基于缜密的田野工作之成果的大量积累，文化人类学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事象的解释力已有较大增强，但自不待言，依然是有很多值得拓展的空间。而在与文化人类学相比较时，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课题往往显得较为陈旧，学术视野也不够开阔。我特别地期待能够借重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及其“异议申述”的特长来刺激民俗研究，希望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能够拥有更多新的课题意识，并对民众生活文化的现实及其深层意蕴能够有更多、更深的介入性解释和揭示。例如，对于类似“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民俗文化现象之类的课题，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其实都是可以有所作为、都能提供一些独到的见解或解释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具备了全新的课题意识和是否拥有足够博大的学术胸怀。

二是和上述扩展解释力的学术努力相关联，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在当前的中国，我以为，尤其还应该有能力、有勇气对涉及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涉及国民生活方式及生活文化变迁的各种政策及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等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包括批评在内的各种见解或主张，亦即发挥其作为社会评论及文化批评之功能。包括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在内，中国社会与文化目前正处在激烈的变迁进程之中，我以为，尤其在它们和国家某些社会及文化政策发生密切关联的场景或情形下，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都应该基于各自独立的学术研究立场，积极地发挥其评论甚或是政策批评的能力与职责。例如，关于鞭炮之禁放与解禁的反复，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或地方立法机关在相关的立法过程中，曾完全无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可能的建议，应该说教训是深刻的；但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对此类现实的社会及文化问题较少做扎实、严谨的研究，自然也就没能大声疾呼地提出各自基于其学术依据的主张。

三是在我看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专业学术论文对于日常生活文化或某些民俗事象的各种细节不厌其烦地予以描述或例证，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两门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关于日常生活及其意义的学问，因此，也都具有颇为关注日常生活之细节的特长，它们都试图透过生活事象的细枝末节去探索文化的深层意蕴。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由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民族志—民俗志作品远不够丰富和专业，尤其对生活文化及民俗事象的详细调查报告为数有限，因此，在某些情形下，相关专业的学术论文也就不得不兼备民族志—民俗志资料记录的某些功能了。部分地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或许还有本人多少曾受到日本民俗学追求资料翔实之风格的一点影响，书中所收录的部分论文可能在有些读者看来会显得冗长或琐碎。在此，谨作如上说明。

收入本书的学术论文，大体上是在过去近二十年间相继完成的。多年以来，我一直努力着希望能够逐渐地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对于自己确定的学术取向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动摇。本书中有若干较早时期的学术观点和见解，曾在相关的课题领域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或曾引起过学术界同行的注意，但现在读来，仍不免为当年的幼稚而汗颜。要把写作缘起不尽相同、课题的学术文脉也并不完全一致的多篇论文编成一本文集，其实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我在这里无法对每一篇论文的具体背景均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而自己的课题意识、学术理念和主要关注的具体问题等，这些年来也多少都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但无论如何，选编本书使我得以反观和反思自己追寻学问的心路历程，对我以后的学术成长自有好处；与此同时，我当然也由衷地希望本书能对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朋友有一定的参鉴价值，并诚挚地期待各位方家的批评。

周星
2010年5月
写于爱知大学丰桥校区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