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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康乃尔大学的著名教授，以国际研究为特长。曾发表诸多论文和专著，比如像1972年出版的《革命时期的加瓦》，1990年出版的《权力：在印度尼西亚探求政治文化》都是他的代表作。不过真正引起跨学科注意的还是他在1983年初版，在1991年又重订再版的《想象社区——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的思考》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和再版引起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学者的广泛注意。因为它震撼了学者们的心灵，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曾经研究过的领域或准备研究的领域加以深刻的反思。我们为什么爱一个民族而恨另一个民族，为什么我们会对祖国有那么深厚的情感，这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一种文化的发明？这些激动人心的问题被安德森明确地提出来并给予了一种解答，这种解答刺激了诸多学者的真正反省。
实际上，在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在我们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有合法性的价值观念就要属民族观念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民族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从学理上加以思考的。正是这种对民族概念本身的麻木，才出现了安德森所说的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理论和思想的大家。这或许是安德森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他已经明确地感受到所谓民族性（nationality），或者各种各样的其他名称，如民族和民族主义等都是某种特殊文化的产物。要理解它们我们便要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它们的含义究竟是怎样通过时间而发生改变的，以及看一看为什么它们在今天还具有这样深厚的情感上的合法性（emotional legitimacy）。
安德森认为，在18世纪末，这些文化的产物是许多不连续的历史动力混合后的自然凝结。而这一旦被创造出来，便成了“标准的元件”（modular），能够加以移植，从不同的自我意识等级移植到社会的广大领域。而安德森最想要详加阐述的便是，为什么这种特殊的文化产物会引起这样深刻的社会变动。
安德森首先从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政治社区——并被想象成既是内在受限制的，周时也是拥有独立主权的。之所以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因为，甚至对于最小的民族的成员来说，他们从来就不认识大多数他们自己的成员，从来也没有遇到过那些人，或者说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然而，极为奇怪的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却都活着一个他们是共同一体的印象（the image of their communion）。
对民族主义深有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吉尔纳（Ernest Gellner）曾断言：“民族主义并非是唤醒民族的自我意识：它是要发明并不存在的民族。”安德森则认为，这一论点的不足是在于吉尔纳急于要表明民族主义是在错误呈现下的虚构，他把“发明”融入到了“捏造”和“谎言”之中，而不是“想象”和“创造”之中。在这种方式中他隐含了“真正的”社区是存在的，并且能够与民族有益地加以并置。但是安德森恰是反对这一点，他果敢地说所有大于面对面接触的初级村庄的社区（甚至于包括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区分社会并非是依赖于它们的“虚假与真实”，而是靠它们从中被想象出来的那种方式。比如，加瓦人的村民总会知道他们是与他们从未见到过的人有着联系，但对这些联系的想象是特殊性的，像无限的可扩展的亲属和顾客的网络一样。直到最近，在加瓦人的语言中还没有意指抽象“社会”的语汇。我们今天可以把法国ancien regime中的贵族看做是一个阶级，但这只是非常晚近才以这种方式被想象出来的。
之所以说，所想象出来的民族是“被限定的”是因为，即使是他们中最大的民族（也许要包括十几亿的人口）也都要有一个边界。被想象成是有“主权的”，那是因为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在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摧毁了神授等级王国的合法性的年代里产生的。每个民族都有一个自己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人民应当是自由的，作为民族代表的国家也应当是有对这一区域有管辖的主权的。最后，之所以被想象成是一个“社区”，这是因为，忽略掉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实际的不平等和剥削，民族内部的关系总是被构想成一种和睦共处的同志式的关系。
正是上述三点的结合使得在过去的两个世纪的年代里，数以百万的人情愿为这一有限的想象物抛头颅洒热血成为可能。当然，这些人的死亡使我们立刻都要面对安德森向我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是什么使得这样一种历史的想象物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要想有答案，只有重新思考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
18世纪的欧洲不仅标明的是民族主义的开始，同时也是宗教形式的思维（religious modes of thought）的终结。这可以从下属两种相关的文化体系的演变中反映出来，这两种欧洲的文化体系即是指宗教社区（religious community）和王国（dynastic realm）。对于这两种体系来说，在其鼎盛时期，它们的地位都是无须怀疑的，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非常类似于今天的民族性的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而，研究是什么给予了这些文化体系以自明的正确性以及它们关键性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或许是极为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像汉字一样，阿拉伯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创造了一种社区。这种由神圣的语言连接起来的经典社区有一点是与根据现代民族所想象出来的社区有所不同的。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就是，旧的社区对于他们的语言有着一种独特的神圣性的信任，因此，才会有对伙伴的信任。
这种宗教上想象出来的社区的权威与至高无上，在中世纪晚期之后便逐渐消失了。对于这种消失的原因可有多种，安德森强调了下面的两点：首先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探险，这主要是使西方人在非西方的领土上扩展了文化和地理的视野，这必然会导致对人类生活诸多可能形式的观念上的改变。其次就是作为神圣语言本身的逐渐降格。布洛克（Maurice Block）在《封建社会》（ Feudal Society ）一书中曾注意到“拉丁语不仅仅是一种教学用的语言，而且也是唯一的一门被教授的语言”。但是，到了16世纪，这些情况却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印刷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费博里和马丁（Febvre & Martin）的估计认为，在1500年以前，有77％的图书还是用拉丁文来印刷的（这无疑意味着有23％已经用本土的语言来印刷了）。1501年在巴黎印刷的八十八本书中仅有八本是用法文来印刷的，到了1575年之后大部分的书籍就都是以法文印刷的。总之拉丁语的霸权逐渐消失殆尽了。差不多到了1640年之后，用拉丁文印刷的书籍便越来越少了，而用当地的语言印刷的书籍则越来越多，印刷业不再是一种国际化的产业。简言之，拉丁语的衰落为一个较大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旧的神圣的语言所整合起来的神圣社区逐渐地被瓦解和分割掉了。
现在我们转到对王国的讨论。安德森在书中提醒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在欧洲，那些旧的君主国的扩张靠的并不仅仅是战争，而且还要靠婚姻的政治，这种方式与今天的运作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复杂的纳妾制度对于王国的整合和团结是极为重要的。晚到1914年，王朝国家构成了世界政治体系主要成员，但应该注意的是许多曾达到过高贵民族的王国后来都逐渐衰落了。
只是孤立地认为想象出来的民族社区成长起来并进而取代了宗教社区和王国，这是一种短视。在神圣社区、语言和宗教的衰落之后，在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因素而使得“思考”民族成为可能。安德森接下来以时间观念的演变来进一步说明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可能。现代钟表的记时方法导致了本雅明（Benjamin）意义上的时间的虚空，这种时间的虚空对于想象出来的民族社区的产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只要看18世纪欧洲的最先出现的两种想象形式，即小说和报纸便可看出端倪。这两种形式提供了“再次呈现”（re-presenting）那种想象出来的社区的民族的途径。
先看旧式流行小说的结构，安德森叙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说情节：A有一位妻子B和一位情妇C，C后来又有了一位情人D。这些片段以时间顺序有如下的排列：
时间I：A与B争吵，C与D做爱；时间II：A打电话给C，B去购物，D赌博；时间III；D在一酒吧喝酒，A在家与B进餐，C做了一个噩梦。
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序列中，A与D从未相见，确实，只要C的把戏玩得精妙，那么他们这两个情敌就相互都不会意识到各自的存在。这里的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把A和D实际地连接在一起了？这里含有两个现代的概念：第一个是说他们都是被嵌入到社会当中的。这些社会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实体，社会的成员（A和D）可以擦肩而过从无必要相识，但还是通过某种方式联结在一起。第二，是A和D都嵌入在无所不知的读者的头脑当中。只有他们像上帝一样观看着A打电话给C，B去购物以及D在同时赌博。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同一时刻的钟点下完成的，但是对行动者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是意识不到相互的存在，这表明了在由作者所具有的读者的头脑中所变幻出来的这一想象世界的小说性。
一个社会有机体通过同质的刻度时间在运行着，可以说，这样一种虚空的时间观念是民族观念的精确类比，这也被想象成为一种沿着历史进程前进的稳固的共同体。一个美国人从不会遇见甚至知道众多美国人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名字，他们或许并没有在某一时刻那些人在干什么的观念，但他们却有完全的信心相信另外那些人的稳定的、匿名的以及同时发生的活动。
作为现代文化工业一部分的报纸究竟在我们想象出来的社区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报纸上的本不关联的事件为什么可以并置在一起呢？它们之间的联结究竟是什么？显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独立发生的，行动者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也不知道其他的人现在在干什么。这种选裁和并置的武断表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被想象出来的。这种联系有两个间接相关的来源。第一个联系就是对应的年历。作为最重要的象征标志的报头的日期提供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联结，这种联结就是虚空的时间，即一直走着的同质的钟表。在这一时间中，“世界”在坚定地向前迈步。第二个想象出来的联系的来源就是作为书籍的一种形式的报纸与市场之间的联结。在一种相当特殊的意义上来说，书籍可以说是第一种现代形式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的商品。对于像棉纱、砖和糖这类早期的工业产品来说，这些商品都是通过数学的量来加以计算的，一磅糖仅仅是一种量，是一种方便的重量单位但并不是客体本身。而书籍则是一种独特的，自足的客体，可以精确地进行大批量的再生产。一磅糖紧跟着就是两磅糖，但是每一本书都有它卓然飘逸的自足性。而报纸也不过是书籍的另类的形式，这种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使得人们可以把报纸当成虚构小说一样进行最精确的同时消费（想象性的消费），看报纸要有一定的时间，这便有晨报和晚报之分，并且要只看今天的新报纸而不看昨天的过期的旧报纸（这与糖形成对照，吃糖并没有时间的限制；它可能会变坏，但并不会过期）。对于这种大众仪式的意义（黑格尔曾观察认为报纸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晨祷的替代品）本身是两难的。因为它本身显然是私性的，是头脑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又都明确地知道它所操弄的仪式是数以万计的其他人所同时也在扮演的事情，对于他们的存在他是坚信不疑的，但对于他们的认同却没有什么认识。进一步说，这种仪式通过年历在日复一日地重复，从未间断过。读者在明晰地知道别的人也在同自己消费一模一样的报纸之后，便更坚定了那种想象出来的世界是根基于日常生活的世界当中的，这一点从报纸上是清晰可见的。
在安德森看来，想象的民族的产生是与三个古老的文化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公理性支配地位的丧失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就是某种共同的书写语言提供了达到本体论真实的可能的便利，精确地说是因为它就是那种真实的一部分。正是这种观念才使得基督教徒、伊斯兰教的信奉者等的跨大陆的团结成为可能。第二点就是相信社会是由一个处于中心并高高在上的君主所统辖的，君主是与其他的人相分离开的，是由宇宙的天意所支配的。第三点就是时间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宇宙观和历史是不能够相互区分的，世界和人的起源实质上是同一的。综合起来看，这些观念将人的生活牢固地建构在事物本质之上，并给予日常生活的存在以一定的意义。而这三点的衰落又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的。
首先，资本主义对使用当地的语言来印刷书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革命性的作用，它提供了三个动力，其中有两个是直接对民族意识的出现发生了作用。第一点，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拉丁语本身的改变。现在的拉丁文追求的是在写法上越来越像意大利文，因而也就逐渐地从教会和日常生活当中脱离出去。照这种方式它便要求一种与中世纪时代的教堂式的拉丁语极不相同的神秘特性。过去的拉丁语并不神秘是因为它的对象或风格，但也仅仅是因为它作为教本的地位。第二点就是宗教改革的影响，宗教改革同时对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成功颇具贡献。马丁·路德成为第一位以他个人的名字销售他的“新书”的作家。第三点是通过有权势的、占据核心统治地位的君主在地理上的对一种地方语言在行政上的扩展。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中世纪西欧，拉丁语普遍盛行的时代，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这种普遍性。因此，在西方的皇帝倒台之后，西欧政治的分裂就意味着没有哪种主权可以让拉丁语成为一个国家之唯一的语言，因此拉丁语的宗教权威从来就没有一种真正的政治上的权威。
印刷语言在建构民族意识上主要有三种独特的方式：首先是它创造了说共同国语的统一的交换和交往的领域。说不同地方话的人发现他们之间很难交流，只有借助印刷和纸才能达到理解，逐渐地在他们特殊的语言领地的这些人是属于一个团体的，读者群通过印刷品而达成联系，形成最初级的民族想象的社区。其次，印刷资本主义给予了一种新的对语言的固定，这种语言是在长期的古老民族观念建构的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第三点是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旧式的行政语言的有力量的语言形式。
总之，在对于根本上存在有差异的人类的语言给予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的结合之后便有了产生一种新型想象社区的可能，这是现代民族的基本形态。很明显的是，在今天几乎所有自我构想的民族，包括民族国家在内都有自己“民族的印刷语言”，其中有许多民族是用这种共同的语言，但也有其他的民族中的很少一部分的人使用民族语言来交流和写作。
在《想象出来的社区》第一版中，安德森写到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新的国家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中，存在一种真心实意的、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通过大众传媒、教育系统和行政制约来灌输一种系统化的甚至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接下来的假定就认为，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世界中的官方的民族主义是直接依赖于十九世纪欧洲的王国的模型来加以塑造。但安德森在以后的思考中改变了这一观点，并认为上述的观点是草率的和漂在上面的，正确的是要找寻殖民政府的想象物。人口统计、地图和博物馆这三种制度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就被发明出来了，但在改头换面成为殖民性质的东西之后而进入到机器再生产的时代。这三种制度合在一起深深影响了殖民国家想象它的领土的方式。安德森以东亚的殖民过程来说明了他的论点。
首先来看人口统计。最近，社会学家查尔斯·赫斯曼（Charles Hirschman）在对马来西亚的英国殖民时期的人口统计的分析得出两条原则，一条是，随着殖民时期的延长，人口统计的概念就变得更可看见和极为种族化，相反作为人口统计分类的一项重要指标的宗教认同则逐渐消失了；第二条原则就是，总体上来说，大的种族的范畴被保留下来甚至在独立之后被集中起来，但到现在又被分成马来亚人、中国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四类。通过殖民国家的分类所想象的这些认同在殖民政府侵入之后很快得到了具体化。另外，人们还注意到，人口统计的制作者对于包罗万象和清晰富有热情。人口统计的假象就是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且仅有一个极为清晰的位置。与人口统计一样，西式的地图根基于一种整体的分类。另外一项重要功能是画出民族共同体的边界，而这种边界的轮廓又反过来帮助人们把一个民族想象出来。在博物馆里，特别是民族的博物馆里，那种器物的展示实际上对一种民族社区的想象更具有直观的意义。各种器物武断地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在一起，并暗示这就是历史。
安德森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在他的书中，通过他的历史叙述颠覆了一个人们曾经信以为真的公理。这个公理的逻辑就是一个群体形构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形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拥有自己的主权，在这一主权的庇护下形成一个民族社区，一个和睦相处的共同体。但安德森反复地告诫我们：这个社区是被一个时代想象出来的，这种虚构的想象在真实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