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社会取向自我

问题的提出

自从美国的心理学先驱William James将自我划分为作为主观的我（I）及作为客观的我（Me）之后，心理学对于自我的研究就一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但这些研究大多是由西方人用西方的被试做出来的，因而所得的结论也是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的色彩。许多人也认识到有关自我的研究结果特别适合于美国白人，特别是中产阶层人的性格特征。而特别适切于中国人自己的自我形态的研究更多的是人类学家的比较研究，而不是心理学家的研究。

我国台湾学者余安邦和杨国枢曾对中国人的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vitation）有过深入的本土化的研究，并由此建构了适合用来解释中国人自己的成就动机的理论框架。他们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便是：Mcclelland等人（1953）的研究所认同的成就动机“深富西方白人社会（尤其是欧美白人中产阶层）的文化价值与色彩”。他们把这种成就动机称之为个我取向成就动机（individual-oriented achievement），而把中国人的成就动机称之为社会取向成就动机（social-oriented achievement）。这里，我们的一个疑问便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的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呢？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成就动机，它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上述二位学者未能给予明确回答的问题。我的观点认为是社会取向自我（social-oriented self）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而社会取向自我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形态。

文化与自我：个我取向自我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这种影响很早就被Carl Jung（1936）发现并称之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而Alfred Adler（1935）虽然未能明确地指出文化对自我的影响，但是他却看到了文化对于我们自身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并且认为每一个个体都发展出一种使他的思想和行为保持内在一致和相对于他人为独特的生活风格（stgle of life），这样的一种生活风格明显的是因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而现代社会的心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对于文化与自我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Marsella，Devos，& Hsu，1985；Gergen，1968;Triands，1989；Geersz，1975；Holland，& Qlinn，1987;Lykes，1985; Sampson，1985；1988；1989；Shweder & Levine，1984；Smith，1985；Meisz，Rothbaum，& Blackburn，1984;White & Kirkpatrick，1985;Markus & Kitayama，1991）。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影响自我的形态。大体归纳起来，存在有两种文化，一种是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特色的西方文化。一种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特色的东方文化（Triandis，1989；Sampson，1988；Hsu，1981）。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自我是一种相互独立的、自我充盈的（self-contained）和自律的（automous）自我，这种自我所表现出来的是：（1）由一个独特的内在属性（如，特质、能力、动机和价值观）的完形（confirguation）组成，（2）而行为主要就是这些属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Geertz，1975；Sampson，1988；1989；Shweder & Levine，1984）；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自我，有人（Markus，& Kitayama，1991）称之为相互依赖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而中国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自我更多的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Hsu，1981）。

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方文化下的自我形态。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中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把人塑造成了相互独立的个体，而每一个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去发现以及表现属于自己特性（Johnson，1985；Marsella et al，1985;Miller，1988；Shweder & Bourne，1984）。为了达成这样的一种寻求独立的文化目标，西方人实际上是参照自己内在的思想、情感以及活动的目录表（repertoire）而不是参照他人的思想、情感以及活动的目录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赋予这种行为以意义的。我们这里可以引用Geertz（1975）的一段话来说明在此种文化影响之下的自我形态是怎样的。Geertz认为西方文化把人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独特的，在动机和认知上或多或少是整合在一起的整体，是觉知，情绪，判断和行动的动力中心，这些方面相互组织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卓然的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既与其他这样的整体相对立又与社会和自然的背景相对立”。从这段话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西方人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并把自我与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对立起来的那种自我形态。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立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自我形态称之为个我取向的自我（individual-oriented self）。

Markus和Kitayma（1991）曾用图1的模式来代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自我形态。其中，图中最大的圆圈代表一个人的自我，小的圆圈代表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其他人（others）。圆圈中的数目不等的×代表自我或他人的各个方面。有的时候大圆圈与小圆圈之间会相交，在相交处用一个×来代表，这表明自我与他人处在某种关系之中。在自我这个圆圈内却不在两个圆相交处的×代表自我所知觉到的不依赖于他人的某个方面。在图1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自我与他（她）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圆圈与圆圈之间没有相交），甚至个人与自己的父母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二者之间绝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而且，代表自我的这个圆圈以一条实线把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别人是不会随便闯入进来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正是代表了西方文化的那种特别看重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和整体性的倾向（Johnson，1985；Sampson，1985，1988，1989；Waterman，1981）。

西方人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特色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Hsu，1981）。从美国人传统民宅的建筑上，我们便能窥见一斑。美国人的传统民宅建筑没有高墙深院。他们的房屋周围只用矮树或低矮的木栅栏把自己的宅院与外界分割开来，外面的人可以直接看到宅院的全貌。但是，他们的屋内却没有外面那样的开放，父母与孩子是分开来住的，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门。父母进入到孩子的房间去或是孩子到父母的房间去都要敲门，得到允许后方可进入。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是西方人的那种从古希腊文化时期就有的崇尚自我权力的不容侵犯性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西方人的文化追求的是自我满足，自我愉悦。就拿养宠物来说，西方人养狗（特别是宠物狗）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寂寞，愉悦身心，绝没有中国人自始至终的那种纯功利性的看家护院的目的。现代中国人时髦养宠物狗，这是学着西方人的样子去做，但却不是我们文化中固有的东西，是舶来品。

另外，我们可以从Maslow（1962）有关人的需求层次的模式观看到西方人的那种追求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风尚（见图2）。

也许有人会说，从图2中来看，其中归属和爱的那一层需求不就说明西方人有社会取向的自我存在吗？要弄清楚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Maslow（1970）所提出的实现这些需求的先决条件是什么。Maslow（1970）认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先决条件包括“自由地进行交谈，自由地做自己想要做又不有碍于他人的事情，自由地表现自己，自由地去调查和寻求信息，在群体当中，自由地保护自己，自由地捍卫正义，公平和诚实”。这段话说得很明白，一旦离开西方文化中的那种对个人自由的执著追求，这样的一种需求层次的模式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正如R．M．Ryckman（1985）所说的：“没有这些自由，连对这些需求的基本满足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上面的那样一种需求层次的模式完全是一种西方文化中的个我取向自我的一种投射，所以说离开文化背景来谈人的需求层次的问题是会有失偏颇的。

文化与自我：社会取向自我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详细地研究一下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的自我形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许多人的研究（Kondo，1982；Devos，1985；Hsu，1985；Miller，1988；Shweder & Bourne，1984）都表明东方人的自我形态与西方人的自我形态是对立的。西方人的自我是相互独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律的；而东方人在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自我是彼此相互依赖的，以社会为中心的，他律的（Markus & Kitayama，1991）。与图1相对应，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自我形态可以用图3来表示。从图3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个我取向自我有着明显差异的自我形态，我们称之为社会取向自我（social-oriensed self）。这样的一种模式可以用来恰当地解释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在图3中，自我这一大圆圈与其他的圆圈之间都是相互交叉的，这表明了自我与他人之间是处在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之中。与图1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所知觉到的不依赖于他人的属性就少得很多，我们更多的是依赖父母，依赖兄弟姐妹，依赖朋友和同事。我们平时的俗语中常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其中一个“靠”字就概括了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实质。因而中国人极讲“人情与面子”（Hu，1944;Hwang，1987）。我们为某一个陌生人办事总是想到是看在某某人或某某关系人的面子上，或是同乡，或是邻居，或是父母辈的朋友的后代，诸如此类的人情关系使我们的自我陷入到各种各样的关系网中，一旦我们为某人做了此人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别人就会欠了我们的人情，我们也会预期欠了我们人情的人是会给我们以回报的。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模式。我国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1988）曾对此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所提出的中国人人情关系法则揭示了中国人人际互动的本质。总体而言，中国人惯常于相互依赖，这种人际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既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互帮互助，集思广益，中国俗语中“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大体说的就是这种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但这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相互推卸责任，造成无端的内耗，俗语：“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正反映的是这种人际关系的消极方面。

中国人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的，这样一种关系网的确立影响了中国人自我形态的养成。父母的养育之恩要求做子女的要终生予以回报，这是一种亲情关系，是中国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亲密的一层关系；为了能够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我们还要与许多其他的人打交道，我们要为朋友办事，反过来朋友们也会为我们帮忙；我们要为邻居们，朋友们以及同事们的婚丧嫁娶随份子，忙前忙后，因为我们知道以后当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境下邻居们也会帮助我们。这样的关系网的建立是与我们的年龄同步发展起来的。从小的时候起，我们中的每一个就进入到社会的交往中去，我们随父母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学会了待人接物的礼节。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领悟到家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一旦离开了家，自己就会感到害怕。因而，我们学会了先考虑到家人的利益，然后想到的是社会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再之后想到的是社会上与我们无关系的人，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网中的“差序格局”（Fei，1948；Hsu，1953，Nakamura，1964）在我们差不多懂事起就已明了在心，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人际互动的图式（schema）。我们的自我也随之转向了以社会为中心而不是以个我为中心。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图3。图3中的自我是以一条虚线把自我与他人分割开来。这表明社会取向自我时刻都在准备着与他人建立起关系，有了这种关系，我们才会感受到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在我们传统的民宅建筑上多少也能够反映出这样的一种形态（Hst，1981）。中国人传统的民宅建筑是四合院式的。院门面南而开，四周有高墙把自家与外界分割开来，外面所看到的只是民宅的房顶。走进院门，有面墙将外面人的视线挡住，以防在院门敞开的时候，过路人直视院内的事情。院内正房是面南而居中的，左右为厢房，正房为长辈们住，东西厢房为成家的儿孙们居住。孩子一般都住在父母的房内，一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孩子们自打懂事起就要听父母讲授家规，孩子若有言行触犯家规之处就会受到责罚。孩子们因此逐渐学会了从家庭规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一己之见来考虑问题；在这期间，父母也会教孩一些做人的道理，目的是让孩子尽早地适应社会。孩子在这样的一种四合院式的民宅中学到了长幼有序，天地人伦的规矩，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四合院，再把从父辈承继下来的规矩传给自己的后代，如此周而复始。

那么，不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崇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家庭规矩的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自我一定是以社会取向为核心的自我形态。而这样的一种自我形态，其需求的层次也一定是不同于Maslow（1962）所提出的个我取向的需求层次的模式。那么，中国人的社会取向自我的需求层次的模式又是什么样的呢？Edwin C．Nevis（1987）曾对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了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适合于中国人的需求层次的模式（见图4）。我们这里先不必去管此模式是否能够完全代表中国人的需求层次，但这确确实实反映了中国人的社会取向自我所可能表现出来的需求层次。

不仅仅是中国人有着社会取向的自我形态，其他属东方文化范围内（特别是日本）的国家也有相似的研究结果。对日本人的自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日本社会中，自我与他人之间是关联着的（connectedness）（Kondo，1982）；在日本人的有关自我的体验中，许多人都报告说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相互依赖的感受（Sampson，1988）；而Lebra（1976）对日本人的自我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至此，我们似乎应当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自我是一种社会取向的自我形态；而恰恰是这样一种自我形态决定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至少是不同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人的那种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

结论

在我们下结论之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形成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自我形态？许多人都试图从中国传统的一元论哲学中寻找答案（Bond，1986；Philips，1976；Roland，1988，Sass，1988）。这种一元论哲学的一种核心观点即是认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坚持认为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Galtung（1981）也认为，在许多非西方的文化中都坚持有基本要素的不可再分性的观点，这其中包括自我与他人，个人与情境之间的不可分性；而Moore（1967）和Northrop（1964）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之后也都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一种把问题或情境的组成部分整合成和使之和谐地成为一个整体的倾向。因而，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人，如果把他从一个较大的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这个人就不能被称之为完整的人，而我们对这样一个并不完整的人的理解也一定是会失于偏颇的（Phillips，1976；Shweder，1984）。这样的一种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的观点与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对立，心身对立的观点是非常的不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会有以上两种自我形态的原因所在。由此我们也多少可以窥视到文化影响自我的真实性和方向性。

通过我们的研究表明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塑造的是一种个我取向的自我形态。这样的一种形态强调的是自我的相互独立性，自我中心，自律和自我实现；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特别是中国和日本）所塑造的是一种社会取向的自我形态。这样的一种形态强调的是自我的相互依赖性，社会中心，他律和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自我实现。我们无意指出究竟是那一种自我形态是好的，那一种自我形态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如果离开了文化的传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我们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人，因其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有着不同于西方人的自我形态，而这样的一种自我形态也决定了中国人有着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种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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