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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南端面向海外的自由港，二战后的香港除了面临复杂错综的政治生态之外，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因为移民潮的接续涌动，带来了香港社会突出的人口重构，促使香港城市结构在短期内发生激烈变化，为战后香港的经济转型、工业发展带来了契机，同时也为香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市场空间。
一、难民文化
当时香港社会最重要和最显性的标志，是多批瞬间暴涨的移民／难民人口。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前，香港人口一直只是缓慢地增长。在抗战爆发前夕，香港本地人口仅有80多万，在1941年因为难民大量涌入后增加到180万人，旋即香港沦陷后至日本宣布投降，香港人口又因为逃难而骤减为50万。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内战暴发，大批内地人为求稳定的生存空间再次南下香港。在众多南下香港的人群中，尽管有部分人士出于政治需要而赴港，包括左派进步人士和右派国民党军政文化人员等，但毕竟是少数，其他绝大多数都是真正逃避战争和政治纷争的普通百姓，且数目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949年，香港就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一次性增加了近80万人。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溃逃台湾后，很多有钱有权的人以及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再次潮涌南迁。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54年年底，香港总人口已达250万人，新移民人数相当于当时香港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
空前大幅度的人口激增，短时间内导致香港社会人口结构的颠覆性巨变，也使得香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而在大量的主流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资金富足的上海权贵和富商之外，大部分都是生活困窘、流离失所的难民，因此50年代的香港，实际上又可以称为“难民城市”。这样的现实状况，也为香港社会带来了战后突出的难民空间问题，并且突出地展现为边缘身份、北望神州的移民文化特质。
1．边缘身份，疏离心态
面对香港的原住民，任何一个新移民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自身边缘身份的特征。原因在于，尽管这些新移民已经身处香港社会中，但从内地跨越地理空间来到特异的香港后，他们一下子无法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归属，从而实质上是游离于香港社会之外的，面临着身份重建和社会地位重构的严重问题。
具体来说，50年代初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在周边的生活环境、语言习惯、社会变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小说家李辉英这样描述道：“一切都很陌生，眼花缭乱，就像一个坠身大海的人那样，欲求抓到一股草芥，好使自己得到拯救，但只感觉四野茫茫，迎接你的将是不知伊于胡底的死亡。”新移民不仅面临着陌生的粤语、拥挤的住宿等全新的，甚至无所适从的社会生存环境，还要直面物化的资本主义商业体制，接受从属性的殖民地政治境遇，面对迥异于内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经受着远离家乡父老的孤独，遭遇香港社会与香港人的“他者”视阈。正如一位美国文化研究者所言：“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习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股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到了一种对于家国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鱼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地与痛苦一起涌来。”
从外至内地游离于香港社会的人生体验，促使绝大多数新移民产生了彷徨、迷茫等鲜明的疏离心态，主体上“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若即若离的困境”。
面对移居异地的无可回避的边缘身份，面对日常经验割裂的生存困境和疏离心态，香港新移民必须在与殖民化、商业化、西方化等香港经验的冲突中，找寻身份重建的可能空间。
2．身份重建，北望神州
心理学认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往往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或对比中，才能获得有意义的辨识。面对物欲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商业环境，怀着理想奔赴香港的新移民无法从容地接受现实的价值失衡和心灵痛苦，他们的身份重建在香港想象陷落之后，更多地指向了母体的“他者”，即熟悉的内地和传统的过去。因为身份的建构，不是自然生成的，而必须因循不同的历史积淀、文化塑造和社会诉求。
绝大多数移民都对战前内地的生活非常熟悉，充满了怀念和追忆，也有着无可置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战争的爆发或政治纷争迫使他们被放逐到香港之后，陌生的一切带来了漂泊孤独、迷茫失望。对他们来说，家和根还在内地，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流浪异乡只不过是暂时的，不久的未来还会回到那温馨的故土。
当时无论是电影人还是普通百姓，他们所持的与香港疏离和“难民”、“过客”的情感取向，使之“对中国政治不敢谈、不懂谈”，但因为多年生活于内地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中国社会现实，他们拥有的更多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和成长经验，因此“心灵深处仍有一个寄碇的地方，就是在中国的根”，也就是真正的“家”，从而普遍认同大陆母体和中华民族文化。正因为这种“过客”的心态和大陆是“家”的概念，促使新移民在身份重建的过程中明显地认同中原，无法克制北望神州的思想，心之所向是内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形成了冷战时期香港独特的社会文化。直到70年代香港社会本土意识明确确立以后，才实质性地改变了香港电影的银幕文化取向。
3．电影文化，国语空间
上述香港移民文化特质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电影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一方面，除了部分本土的粤语电影人之外，当时香港影坛的众多电影人多来自战前的“中国电影之都”—上海，无论是朱石麟、李萍倩等左派电影人，还是张善琨、屠光启、岳枫、马徐维邦等右派电影人，他们多成长于内地，受教于内地，成名于内地。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来到香港，他们都怀有背井离乡的漂泊与孤独之感，对于中国母体和大陆家乡抱有特殊而深刻的感情。面对物质化、商业化的香港，他们的跨界身份认同同样存在着困惑与焦虑，也同样呈现出回望神州的精神意念。这些内在的心理文化积淀，在其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等创作手段中自然地流露与典型地呈现出来。在当时创作的众多电影中，很多电影或直接或间接描写南下香港的难民生活，同时将内地与“家”和归宿的概念联系起来，比如描写一群流浪香港、历经磨难的杂技艺人最终选择北上新中国的朱石麟电影《江湖儿女》（1952），以及聚焦一对夫妻南下香港谋生、最终高兴地北上的岳枫电影《南来雁》（1950）等。南来影人这样的文化心态和创作实践，促使当时的香港电影银幕涌现出“北望神州”的文化热潮。
另一方面，当时绝大多数的南下新移民普遍生活水平非常低，娱乐方式比较单调，对广受香港本地人欢迎的地方戏曲粤剧、电台广播节目等难以接受，而对当时价格最低廉、传播最普及的电影娱乐颇有兴趣。观众的现实需要，为电影文化带来了独特的发展契机。
绝大多数南下的新移民的主要日常用语是国语，无法看懂、听懂当时的粤语电影，这为国语电影文化的发展开拓了新思路，也为香港国语电影的放映开创了充足的市场空间，还为南下国语电影人带来了发展事业的机遇，使其得以在陌生的香港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场域。而近200万新移民对国语电影和中原文化的渴望与支持，正好成为国语电影兴盛的土壤。
《江湖儿女》海报
就当时而言，电影投资的成本不很高，几万或十几万港币就能拍电影，而且制作周期比较短，发行时可以卖给本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多个海外市场，电影收益率普遍很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片商都乐于投资电影。国语电影的兴盛，在整体上带动了战后香港电影工业的复苏和日渐辉煌。
二、香港文化政策
如果说移民社会的结构和移民文化的存在，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香港电影创作和接受的前提的话，那么英殖民境遇下特立独行的香港文化政策，则对战后香港电影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并创造了良好且宽松的社会空间。所谓“文化政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为了迎合某些文化需求，通过该时期可以取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最优化调动，因而制订的有益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预的或不干预的行动的总和”。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地区来说，文化政策的实施都具有宏观的指导功能，对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社会实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英国国会最初给予的定位是“香港对英国的价值主要是作为一个贸易中心……英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在使中共政府默许英国继续留在香港的基础上”，“从长远考虑，我们应力图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站住脚”。
英国更多的是将香港视为对华贸易的交通中介，而且面对左右政治势力角力以及美国势力渗透的复杂历史环境，维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政治管治则是次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英殖民政府管辖下的香港，政治上主要采取中立平衡的政策，只要不涉及暴力，便尽量保障各方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落实在文化艺术上，则是50年代完全实施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消极不干预”政策，既不干预，也不资助。
即便60年代初以后发展为“积极不干预”政策，但本质上都是力求“行政吸纳政治”的自由放任政策，殖民政府没有总体的文化政策和目标，也不以文化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各阶层，只要不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各种文化形式都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政府不鼓励也不压制。这样的殖民当局被戏称为“小政府”，这种文化政策也被学界称之为“没有政策的文化政策”。
当然，追根究底的话，当时香港殖民当局实施的文化政策并非完全“自由”和“不干预”，而是在政治和道德审查上设有一定的底线，认为政治题材敏感的电影比淫秽、暴力等因素更可能危害香港社会的安定，并随时保有法律和行政上的压制和控制权力。1953年港英当局颁布《电影检查规例》，规定所有打算在香港放映的影片，不管本土或海外制作都必须送交电影审核委员会审理，影片拷贝、海报、剧照、广告文字等所有资料都必须接受审查；电影中禁止出现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领导人、政治集会或旗帜等。不仅如此，影片如果需要删减，那么剪下来的那些胶片都要送到港英当局指定的地方存放，直到影片上映完毕才允许取回。这样就杜绝了影片上映时重接删减片断的可能，实现了完全把控政治审查实效的目的。
相比而言，在美国政府强力支持台湾的政治背景下，港英殖民当局基本上认为背后有新中国支持的左派，比台湾支持的右派对香港统治权更具有威胁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左派的文化压制和政治迫害都更为厉害，不平等事件屡次发生。比如1950年因有媒体报导“据合众社的电报说，香港的制片商，几无例外地处于共党的操纵之下”
，香港政府新闻处特别召开座谈会，要求制片商把剧本送审，并规定不许拍“共产片”，新中国的影片也不能放映。于是，1950年的电影审查中被禁止的影片差不多全是内地影片和苏联影片，其中包括《毛主席在莫斯科》等，但台湾生产的《反攻大陆》却被轻易许可放映。1958年，香港政府审查即将在港上映的台湾纪录片《今日宝岛—台湾》和《自由阵线之声》，片中屡次出现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蒋介石头像以及“反攻大陆”之类的口号等，竟然都能通过；相反，尽管1949年英国就已经承认新中国，但是殖民当局一直以来根本不允许电影中出现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歌、毛泽东等领导人头像，审查时控制得格外严格。不仅如此，英殖民当局还对左派人士实行高压统治和人身迫害，舆论压制也一直存在。比如1952年1月10日，殖民当局拘捕并驱逐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齐闻韶、杨华、马国亮、沈寂、狄梵等左派进步电影工作者出境，5天后白沉、蒋伟等进步人士也相继被递解出境。甚至对于一般的市民，凡是到出售国货的公司、油麻地普庆戏院等跟左派有关的地方，或者是公开阅读《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人，都会遭遇到当时港英政府特务的跟踪调查。正如一直负责直接领导香港左派电影的廖一原回忆的那样：“电影内容只要稍涉民族意识，港英就会要求删减。”根据1958年邵氏公司刊物《南国电影》的报道，1953年至1958年期间共有72部新中国影片被殖民当局禁止在港上映，其他允许上映的影片中，有26部被要求大幅删减，而同时期被禁或被删减的台湾电影却相对少很多。此外，在1967年的“反英国抗暴事件”中，还将“长城”、“凤凰”和“新联”的多名负责人和编导演创作骨干抓捕入狱，由此可见港英政府所谓的“消极不干预”文化政策背后的政治阴谋。
尽管整体上港英政府放任自流的文化政策颇显消极，而且政治操作上也明显有所倾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没有具体方向和内容的文化政策，在行政干预、政治管辖很少的情况下，营造了一种多元政治形态下比较自由和宽松的电影创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