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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升级和苏联政治势力的逐渐壮大，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4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台以“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为核心的冷战政策，并逐步在1949年成立的西方国家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力推行，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包围和遏制。与此同时，苏联在1947-1949年陆续推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和友好结盟，全面应战和强烈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封锁。从此，两极分立、严重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开始形成。
在严峻的世界形势下，香港因为独特的殖民地身份，成为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角力对抗的前沿阵地。对于英国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主要的价值在于对华贸易的中转站和踏脚石，英殖民政府表面立足香港，实际是着眼中国内地。在1949年中国内地政权更迭的初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且对港政策不明，英国自知香港前途命运尚未可知。为确保英国的经济贸易利益，1950年英国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在1950年1月正式承认新中国，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西方国家。因此，英国势力在香港陷入了两大阵营夹缝的尴尬境地，香港也成为了冷战时期两极势力短兵相接的重要场域。
为了避免得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为了避免得罪关乎其香港管辖权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英国政府在不危及自身香港管辖权的前提下，采取了听任事态发展的消极统治政策，从而促使香港成为冷战时期“海峡两岸三地里唯一的‘公共空间’，也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空间，可以不受国家机器的控制”。
也就是说，当时的香港英殖民政府不但允许存在多元政治势力，也许可多种力量的相互抗衡，只要不影响到英国的根本利益和香港社会的稳定即可。在如此生态环境下，香港成为了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政治生存空间。
一、新中国政府对港政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事实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上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成为了中国唯一可以“通向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是中国对外的“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也是“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基于这样的政治考量，也基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经济现状和吸收外汇、争取外资的现实需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第一代领导人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明确了暂不收回香港、日后再协商解决的主导政策。“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的一条辫子，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在“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对此，1997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社会文化司编辑的《香港问题读本》也有明确说明：“新中国面临着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和包围，在这种形势下，维持香港当时的地位，有利于安定香港人心，有利于同英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开辟一条联系西方的通道，这对打破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面对有美国势力撑腰的国民党力量在香港的强烈政治反扑，1958年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八字方针，指导长期负责香港工作的陈毅和廖承志充分把握香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影响，更好地进行新中国对外推广的工作。
落实在社会文化政策上，“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的理念被广泛推行，并且在文学、电影、戏剧等多领域内贯彻实施，巧妙推动进步意识的宣传渗透攻势。具体到电影，则是紧扣中央对港政策方针，全面启动进步电影的创作和推广。当时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奔赴香港推动电影创作的夏衍、蔡楚声、 司马文森、刘琼、 朱石麟、沈寂等众多进步电影人，在1950年后参与创立或改组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简称“长城”）、凤凰影业公司（简称“凤凰”）和新联影业公司（简称“新联”），成功开拓此后香港左派电影十多年的兴盛局面。之后经过“文革”十年的致命打击，80年代初“长城”、“凤凰”、“新联”等公司又合并成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简称“银都”），在新形势下审时度势、灵活反应，努力拓展香港左派电影新格局。半个多世纪以来，电影一直是香港人重要的娱乐形式。作为其最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左派电影成功地浓缩了一段独特的社会历史，始终坚持“立足香港、背靠内地、面向海外”的方针，拍摄了众多风格多样、寓教于乐的爱国进步电影，实现了独特的意识形态表达功能。
从“长城”、“凤凰”、“新联”到“银都”的建立与成长，始终得到了内地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一方面，周恩来、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广电部和其他中央各部委都给予了莫大的关怀和指导，香港进步电影人也多次北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比如1957年毛泽东曾亲自接见“长城长公主”夏梦，并偕同邓小平与之亲切合影。更可贵的是，内地政府倾心体察香港实情，在内地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过程中，中央对港文化政策一再强调“要警惕左、要防止右”的辩证策略，根本不要求高举红旗、高喊革命口号的僵化表达，而是反复强调要以香港民众的接受习惯来进行文艺创作。应对香港商业环境下的观众接受和殖民政府的审查限制，领导电影创作的香港左派核心人物多次表达了反对电影跟风政治和直接宣教的观点，提倡“制作一些对世道人心无害有益的东西，与其调子放高而不能畅所欲言，不如调子放低而做一点启蒙教育工作……有良心的电影工作者只要不制作使人民精神堕落的影片，提供一些清纯、健康、鼓励人民向上的精神食粮，也就对得住自己的艺术良心了”。
不仅如此，当时的部分领导人还以实际的创作行动来支持香港进步电影的发展，比如60年代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亲自创作，将改编完成的巴金名著《憩园》剧本交予“凤凰”拍摄成电影《故园春梦》。另外一方面，为支持左派电影的市场收益，在1950年7月内地政府颁布的《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的许可范畴内，《绝代佳人》、《寸草心》、《一年之计》、《新寡》、《男大当婚》、《抢新郎》、《王老虎添丁》、《雷雨》等众多进步影片由指定的南方影业公司引入内地上映。“文革”之后，内地政府还积极推动香港进步电影人北上风景名胜实景拍摄，促进两地的合作拍摄，为香港左派电影增加新的市场收益点和社会影响力。
这样的电影政策，对于香港左派电影的实践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左派电影“导人向上、向善”的主要制片方针，开掘了左派电影多元创作、多线发行、多渠道推广的发展格局，比较成功地在商业电影框架内实现了进步意识形态的传达，并且巧妙地迎接了反共文艺和美元文化的政治挑衅，在香港银幕的光影之间成功开展了数十年“光与暗的作战，善与恶的交锋”
。
二、台湾当局对港政策：把握有利形势，实施反共策略
1949年以后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50年代初面临着政权体制的重建和被美国盟友放弃而政治无着的危机，尽管后来朝鲜战争的爆发帮助其重获美国的支持，但是反攻大陆和防止苏联支持下的大陆军队攻台的忧虑一直存在。因此，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制订的最大政治任务就是“反共”。
对台湾来说，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既是一个突围大陆封锁、潜入中原的重要通道，又是对外联络美国、英国等西方势力的重要窗口，更是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拉拢的重要场域。基于这些政治的考量，国民党也将香港全面纳入了反共策略的文武框架中。“武”的方面，直接挑动袭击左派进步人士的1956年“双十节暴动”等社会事件；“文”的方面，则是刻意利用文学、艺术等文化手段“反共”。作为社会文化形式之一的电影，也自然成为了台湾政治宣导的重要工具。整体上来说，国民党当局坚持实施了“争取自由影人，安抚海外民心，防堵大陆赤色电影流入”的海外电影政策。
为了达到政治上拉拢香港和英殖民地政府的目的，台湾对于香港电影主要采取了政治褒奖、经济利诱等手段。
政治上，台湾以高规格的接待和鲜明的政策倾斜，竭力拉拢香港影人。1953年10月香港右派影人张善琨、王元龙等到台湾参加“双十节”庆典并参与劳军，不仅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而且得到了一定的褒奖。1955年，右派电影人黄卓汉率领“自由影业”到台湾拍摄《山地姑娘》、《马车夫之恋》等影片，受到了当时主管电影创作的蒋经国的亲切接见，蒋经国还托其转告香港制片界人士“如果香港拍片有困难可到台湾来，他一定全力支持”。
60年代，蒋介石多次亲切会见时任“自由总会”主席的王豪、副主席童月娟等人，垂询和勉励相关电影创作。这一策略直接影响到后来李翰祥到台湾创办“国联”以及“国联”最后债务的结清。
1954年，王元龙、张善琨、胡晋康、黄卓汉、王豪、严幼祥、白光等香港右派影人筹组“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1957年改组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1996年更名为“香港电影戏剧总会有限公司”，1999年改名为“港澳电影戏剧总会有限公司”，每次更名皆因应时势变化），公开表态转向国民党，标榜竭诚拥护台湾当局，并宣称旨在团结自由影人，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在幕后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政府有关方面把握着有利的形势，争取香港自由影人，领导和组织他们，终于成立港九电影戏剧界自由总会……展开领导自由电影界的工作，并成为香港电影界和中华民国政府有关方面沟通关系的桥梁”，“只要是不投共的影人和公司，或是投共而悔过自新的，一律都为他们广开欢迎之门”。
为有利于“自由总会”推进政治拉拢的工作，台湾当局在1955年颁布《附匪电影事业及附匪电影从业人员审定办法》，赋予“自由总会”入台把关人、看门人的角色和权力，使之“成为台北当局驻港审核市场准入的机构，隶属台湾新闻局。它负责核查香港影片主创人员的政治身份，非其会员，其影片禁入台湾！除非作出‘以行动来拥护中华民国，倾向自由，和香港左派公司和影人，划清了界线’的政治表态”
。简言之，凡是要进入台湾市场的香港电影和影人，都必须到“自由总会”登记，并核发证明书或资格证书。而对于违反此规定的香港电影人，则采取惩罚措施。比如著名导演李翰祥因为到内地拍摄《垂帘听政》等影片，被“自由总会”取消会籍，台湾要求其必须写悔过书才能重返台湾市场，而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未写，所以拖至近20年后在著名导演李行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才获准解禁。著名导演张彻也曾遭遇被要求写悔过书的相似经历。80年代，林子祥、缪骞人两位演员因为参演“银都”出品、许鞍华导演的影片《投奔怒海》，还被迫在国民党在香港所办的《香港时报》上发表“悔过声明”。
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是香港国语电影最具经济收益保障的电影市场，因此取得台湾市场准入证书，对于香港大多数影人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对当时香港左派电影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市场准入为筹码的反共斗争，刻意推进了左、右派撕裂的香港影坛格局的形成。
经济方面，台湾更是向香港右派电影界大方示好，多层面推进市场利诱措施。1955年台湾通过底片抵押进口办法加大开放市场，方便香港影人来台拍摄影片；1958年颁布《“国产”电影事业辅导方案》，不仅直接鼓励海外影人直接来台，并颁布多项优惠补贴措施，更重要的是突出了“港片视同‘国产片’”的要义，对香港右派电影最大限度地开放了台湾市场空间，其后更引发了一段时期内港片逐渐垄断台湾市场的局面。除了政策层面的市场利诱之外，台湾还给予相应的电影公司以直接的经济支持，比如1954年永华公司老板李祖永因运作困难来到台湾求助，国民党当局答应给予50万元贷款，并派遣台湾“中央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戴安国赴港清理债务，帮助李祖永度过资金短缺、公司险被拍卖的困境，以此达到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
三、美国对港政策：美元金援，反共反华
二战后对苏联全力发动冷战的美国，基于其遏制苏联发展的政治目的，也基于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直以自我炮制的一套说辞作为政策依据，即“邪恶的共产主义控制了东方”，对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充满了敌视，将新中国视为反共产主义圣战的眼中钉。“许多美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种莫名其妙的看法：中国和苏联正在共同实施征服‘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阴谋。”
其后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抗美援朝，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的经济封锁加剧了，同时文化遏制、政治监听等政策也更加明显了。
为了配合反共宣传和所谓“民主、自由”的推广，以及巩固自身在东南亚的统治势力，美国想方设法阻碍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大举推动反华反共的文化策略。在香港，美国利用成立的“友联研究所”和“救难总会”（后来改名为“亚洲基金会”），以驻港领事馆和新闻处为中介，开展大规模活动，撒出大把的美元钞票，招揽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幕后策划出版了《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等多种报刊，而且资助成立了自由出版社、高原出版社等机构。由此，通过文学、报刊媒介等途径，美国强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反共意识的推广，对香港社会和普通大众开展起推崇西化、强烈反共的宣传。因为美元是绿色的，所以这种美国金援的反共文化活动，又被戏称为“绿背文化”。
在这一波“绿背文化”潮流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电影业自然也在美国政府着力的范围之内。1952年，香港媒体出版人张国兴获得了当时主要承担亚洲文化战略部署任务的美国自由亚洲协会和福特基金会（有学者称“亚洲基金会”）的大量资金的支持，实际背后支持力量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后两年时间内，张国兴陆续创办了亚洲通讯社、亚洲出版社、亚洲画报等文化机构，其基本目标是“端赖自由文化之弘扬，及倡导作者凭其自由意志发挥理想，结合有志同仁，兼向海内外各方奔走呼吁……与共党在海外之文化宣传及统战势力相颉颃”，其主要任务是“竖立反共人员挺身报导之英勇榜样；提高流亡知识分子之政治醒觉；充实反共自由文艺的内容密度；促进台湾与香港之间之文化交流”。
之后张国兴于1953年7月再获高额资助，在香港创办了亚洲影业有限公司。在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53-1960年期间，亚洲影业有限公司多采用动人情节、伦理叙事、悲情策略、写实路线，在香港殖民当局文化政策允许的范畴内推出了《传统》（1954）、《满庭芳》（1955）、《半下流社会》（1955）、《长巷》（1956）、《擦鞋童》（1958）等多部或隐性或显性的反共电影，在大银幕上助推美国反华政治诉求。
其中反共意识比较典型的，是根据赵兹藩原著小说改编、易文编剧、屠光启导演的影片《半下流社会》。影片开头的旁白出现了“成千上万中国大陆上的人民，为了反抗极权，为了追求自由，颠沛流亡，投奔到这里（香港）来”，片中插曲《念故乡》更是以“豺狼”作为隐喻，强烈地表达反共意识，歌词是“念故乡，遍地是荒灾；吃不饱，穿不暖，百姓苦难当；望故乡，到处有豺狼；秋风紧，秋意深，何日回故乡；回故乡，一起回故乡；把豺狼一扫光，重整破田庄；回故乡，流浪在他方，寂寞又凄凉；忘不掉，遍地是豺狼”。拍摄于1960年的《第十一戒》也是一部鲜明的反共影片，主要讲述一个美国大学生深受女共产党员的影响，后来幡然醒悟、坚决反共的故事。不过，由于当年香港、台湾都“恐共”，发布过禁止影片出现毛泽东、红旗、共产党党徽等政治审查规定，《第十一戒》没能够在港台地区上映，而只在美国公映过。
此外，在那个美国横行霸权的时期，美国还在50年代初展开对新中国的经济禁运措施，明确规定禁止向中国内地输入战略物资和重要工业原料，电影胶片和冲印电影所需的药剂等物资也属禁运之列，并且为了防止经香港转运内地，规定香港也是禁运之地。这样的措施，给香港的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给左派电影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事实上，正因为英国政府的左右逢源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香港成为众多政治势力争斗的角力场。一方面，新中国政府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坚持保有香港的合法主权，而且两者都许诺暂时搁置主权要求。再加上美国势力的渗入，多方势力不同程度地出现在香港，暗地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和斗争。也正因为这些多元政治势力的并存，香港无法避免复杂的社会政治角力，成为了冷战时期名副其实的多元意识形态之城，这极大地影响到香港社会文化的发展。